电影《血战台儿庄》拍摄的台前幕后

《血战台儿庄》是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反映抗战时期国民党军正面战场抗战的影片。这部集纪实性、文献性、史诗性风格于一身的作品，真实再现了抗日战争史中重要的一页，生动地记录了国民党军爱国官兵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塑造了一批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形象。影片一经上映便受到了各方好评，并对打破海峡两岸坚冰起了重要作用。那么，电影《血战台儿庄》是如何诞生的，它的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八一电影制片厂对拍摄《血战台儿庄》这样的题材顾虑重重，广西电影制片厂主动找上门来

1981年，文化部共青团组织负责人田军利看了《李宗仁回忆录》中有关台儿庄战役的描写后，被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军民抗击日军那不屈不挠的英雄主义气概和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他想，如果能将这场战役搬上银幕，将对青少年的教育产生重大意义。于是，他找到好友费林军商量此事。费林军当时是电子工业部电视录像室编导，他也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想法。两人遂决定联手创作一部反映台儿庄战役的电影文学剧本。

众所周知，台儿庄战役是李宗仁指挥的。然而，两位作者在创作中却将剧中主人公投射在张自忠身上。个中原因不仅是因为张自忠的事迹具有很强的戏剧性，更因为中共对张自忠的评价一向是很高的。与其他国民党军将领相比，张自忠没有参加过与共产党军队的内战。张自忠牺牲后，中共中央在延安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尽忠报国”的挽词。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还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因此，以张自忠为剧中主人公在政治上不会有任何问题，将来拍成电影，审片也容易通过。

尽管确定张自忠为剧中的主人公，但田军利和费林军在创作中还是非常注重反映台儿庄战役的真实情形。为此，他俩查阅了大量资料，并走访了许多当年参加或者目击台儿庄战役的人。1982年，电影文学剧本《血战台儿庄》定稿，并于1983年在《八一电影》第4期上发表。作品一问世，便受到各方关注。曾任电影《地道战》摄影的八一电影制片厂老导演杨光远看了这部作品后，很是喜欢，当即向八一电影制片厂领导建议将这部作品搬上银幕。

当时，宣传国民党抗战事迹尚属敏感话题，教科书上对此也是只字未提，拍摄这样一部影片会不会有什么麻烦，八一电影制片厂领导顾虑重重。厂领导迟迟没有回音，杨光远只得耐着性子等待机会。198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日纪念馆第一次展出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抗战部分。同年8月25日的《人民日报》也刊载了《台儿庄光照人间》的文章。这意味着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贬斥的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得到了官方的承认。这对杨光远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更坚定了他拍摄台儿庄战役的决心。

杨光远说:“我要拍《血战台儿庄》，也就是想通过银幕展现我们中华民族史诗般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是民族自强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台儿庄会战，在我国八年抗战中，是一场特别能激扬民族精神的大战。当‘左’的阴云被春风驱散，我和两位青年作者以当代意识重新审视这一重大战役时，我们为其中所包含的丰富内涵所激动不已。国民党竟然也打过像平型关战役一样辉煌的胜仗。我们越研究这场战役，越觉得它值得搬上银幕。”

然而，任凭杨光远如何争取，八一电影制片厂领导对拍摄台儿庄战役这样的题材依然有所顾虑。正当杨光远苦恼时，时任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的陈敦德主动找上门来，请他去广西完成这一影片的拍摄。陈敦德之所以找杨光远到广西拍台儿庄战役并非偶然，是想为老一辈电影艺术家成荫了却一桩“未了的心愿”。

那是1965年，为欢迎李宗仁从海外归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在宴会上，周恩来亲自给电影界人士敬酒，并对著名导演、时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的成荫说:“成荫同志，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成电影。一是1938年李先生指挥国民党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成荫曾拍过电影《南征北战》、《万水千山》等，在电影界以拍摄军事题材片而闻名。周恩来有此嘱托，拍摄一部反映台儿庄战役的作品自然也是他的首选了。

然而正当成荫着手台儿庄战役的拍摄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拍摄计划也随之被束之高阁。这一搁就是近20年，但成荫始终没有忘记周恩来的嘱托。1982年，成荫对来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的陈敦德谈起当年周恩来的嘱托时说:“李宗仁先生是广西人，台儿庄战役时他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希望你将来回广西电影制片厂后能配合我进行这部戏的拍摄。”不幸的是，1984年4月，成荫带着未了的心愿离开了人世。

1985年，陈敦德就任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后，大陆对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抗战的评价也开始回归史实，相关书籍也不断问世。陈敦德感到拍摄台儿庄战役的时机到来了，他向厂领导郑重提出了拍摄台儿庄战役的建议。其实，拍摄这样一部影片，对于广西电影制片厂这样一个实力并不强的小厂来说，并非没有风险。然而，经过一番思量，刚刚拍过《黄土地》、思想比较开放的广西电影制片厂领导还是决定冒一次险。为了拍好台儿庄战役，广西电影制片厂领导派陈敦德北上，请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杨光远前来执导影片的拍摄。

修改后的剧本融纪实性与文献性于一体，剧中人物从总指挥李宗仁到营长，所有重要人物都是真实的

对于广西电影制片厂的邀请，杨光远喜出望外。他当即向陈敦德推荐了由田军利和费林军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血战台儿庄》。不久，广西电影制片厂花3000元从田军利和费林军两位作者那里买下了剧本的拍摄版权。陈敦德读了剧本后，虽然觉得写得不错，但由于该剧本是以张自忠为原型的，主人公并非台儿庄战役的最高指挥者李宗仁，而且张自忠在台儿庄战役中并未像剧中主人公那样壮烈牺牲，如果按此剧本拍摄，不但与历史不符，同时也不能为成荫“还愿”。更重要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拍摄台儿庄战役以李宗仁为主人公不但能提升影片的主题，同时对于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也具有重要意义。

有鉴于此，陈敦德经与杨光远商议，决定将剧本改为以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为主线，并为此请田军利和费林军前来广西改稿。

在改稿过程中，杨光远和陈敦德多次叮嘱两位作者:“影片要真实反映那段历史，主要人物应是李宗仁，而不是张自忠。当然，台儿庄战役是国民党杂牌军的一次大会战，不仅仅是桂军。影片主要写李宗仁，但其他参加这场战役的军队和人物也都要写。我们拍这部电影要求场面真实、人物真实、事件真实。参加这次会战的历史人物如李宗仁、蒋介石、白崇禧、韩复榘、张自忠、池峰城、孙连仲、王铭章等，都需要得到真实的再现;当年在台儿庄浴血奋战的西北军、东北军、川军甚至中央军亦需得到真实的再现;组成会战的临沂、滕县、台儿庄等战役也要得到不同层次的再现。”也就是说，要用当年的真实人物、真实事件、真实细节来表现这个故事。

两位作者根据杨光远和陈敦德的上述构想，重新改写了剧本，并为此召集了多次研讨会，仅修改稿就达17本之多。修改后的剧本融纪实性与文献性于一体，剧中人物从总指挥李宗仁到营长，所有重要人物都是真实的，只有部分小人物虚构，这在当时的故事片中还是不多见的。重新修改后的剧本着力刻画了李宗仁善于用人、运筹帷幄的魄力。同时，台儿庄战役中的种种悲壮动人之笔在剧本中也得到了艺术的体现。

《血战台儿庄》剧本的内容如下: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后，改编了日军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新任司令官一到任，即打算与华北方面军南北夹攻，合围徐州，一举打通津浦线。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也飞抵徐州，部署这一重大战役。他力排众议，大胆起用代人受过、被民众斥为“汉奸”的张自忠为五十九军军长，并接收了川军王铭章部。

1938年3月，日军矶谷师团孤军南下，进犯徐州。李宗仁决定在徐州以北的要塞台儿庄与日军展开大规模会战。他命令孙连仲部、张自忠部、汤恩伯部完成对日军的合围，并炸掉运河浮桥。中国军队破釜沉舟，浴血奋战，歼敌万余人，几百名日军伤残士兵在绝望中剖腹自杀、引火自焚。台儿庄战役大获全胜。

剧本完成了，摄制组便开始进入了紧张的拍摄。影片开拍之前，适逢80岁高龄的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访华。当年台儿庄战事接近尾声时，伊文思和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曾一起探访台儿庄，用摄影机为中国抗战留下了宝贵的史料。在北京饭店的小会客厅里，伊文思向影片主创人员介绍了自己当年在台儿庄拍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的情况。伊文思关于台儿庄战役的回忆及其所拍纪录片，对于《血战台儿庄》的拍摄无疑起了很好的参考作用。在《血战台儿庄》中，诸如“人梯渡桥”、“运河鏖战”等许多动人场景，都取材于这部纪录片的真实镜头。

作为大陆第一部反映国民党军正面战场重大战役的影片，《血战台儿庄》在拍摄过程中得到各方的大力支持。时任国家电影局局长的石方禹非常关注这部影片的拍摄，并给予了积极指导。八一电影制片厂尽管没有拍成该片，但对广西方面拍摄这部影片仍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不仅同意将杨光远借调给广西电影制片厂，而且还对杨光远点将的各方面主创人员一并放行。作为一部战争片，部队的参与自然也是一个重头戏。时任济南军区政委的迟浩田，为此派出在全军都响当当的优秀部队参加拍摄，使敌我两军拼刺刀的戏，拍得真实感人。导演杨光远对此称赞说:“当时，济南军区步兵营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从济南军区派出来的战士都非常好，他们参与了影片的拍摄。为了节省，在拍摄战争场面时，我们力争少用兵。我用长镜头拍摄，能把200人的部队，拍得感觉像成千上万的人。”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陆的原国民党一些党政军要人对于影片的拍摄也很是支持。当年参加台儿庄战役的国民党军将领郑洞国、郑庭笈、覃异之等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曾给予指导。据杨光远介绍，他去采访郑洞国时，郑洞国一开始不愿接受采访，说你们一拍国民党就是歪戴帽，斜眼，都是反面角色。杨光远推心置腹地对他说:“我是直面历史的，是实事求是的，你放心，我不会歪曲这段历史的。”郑洞国这才放下心来，将自己所知道的台儿庄战役经过，原原本本地讲给杨光远。杨光远还找了台儿庄战役时守卫枣庄地区的原国民党军第九十三军军长李仙洲。当杨光远说明来意后，90岁高龄的李仙洲大为惊讶:“共产党拍台儿庄战役，我还真转不过这个弯来。”杨光远向他保证:“我一定把台儿庄战役拍好。”两人谈了三个多小时。杨光远离开时，李仙洲还将他送到大门口，并且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邵宏来毛遂自荐出演李宗仁，长期担任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看了影片后惊呼:“德公还魂了!”

一部影片的成功与否和演员的选择是密切相关的。由于《血战台儿庄》有着浓厚的纪实色彩，这就要求片中主人公不仅形似，更要神似。经过一番认真的挑选，剧组很快确定了剧中人物的扮演者，由赵恒多出演蒋介石，翟俊杰出演王铭章，初国良出演张自忠，宋广汉出演孙连仲，江化霖出演池峰城，刘春祥出演韩复榘。只是李宗仁这个主角选了很久也没定下。正当杨光远为找不到李宗仁扮演者而伤神时，却收到了青岛话剧团演员邵宏来自荐出演李宗仁的信。邵宏来不但人长得像李宗仁，而且也非常希望能在银幕上塑造李宗仁的形象。杨光远看了来信后，当即邀其前来面谈。杨光远在与邵宏来初次面谈后，就定下了由他来出演李宗仁这一角色。

邵宏来接到出演李宗仁这个角色的任务后，十分兴奋，但由于初次演电影，开始时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尤其担心舞台演员那些习惯会影响人物塑造。杨光远鼓励他说:“你的气质很接近这个人物，你无需表演啊!”果然，放下心理包袱的邵宏来很快进入了角色。为了塑造好李宗仁这个艺术形象，邵宏来翻阅了大量史料，并走访了许多当年与李宗仁有过密切接触的人，细心探究这位儒将的内心世界。

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邵宏来终于使一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李宗仁跃然银幕。曾长期担任李宗仁秘书、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程思远看了影片后惊呼:“德公(李宗仁字德邻)还魂了!”白崇禧之子、著名作家白先勇看后也连声称赞:“像极了!”正是由于邵宏来在这部影片中的出色表现，后来他相继在《百色起义》、《开国大典》、《决战之后》等多部影片中饰演李宗仁这一角色，成为扮演李宗仁的“专业户”。

邵宏来扮演的李宗仁真实到位，赵恒多扮演的蒋介石也是可圈可点。在影片中，赵恒多凭借多年的演技经验，把蒋介石张扬干练、精明老辣的个性演得很到位，并因此荣获了第十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他对自己在片中的表现也很满意，曾对人说:我在30余部电影、150余部(集)电视剧中饰演过蒋介石，但最满意的，还是1986年的《血战台儿庄》。

作为一部战争大片，群众演员在整部戏中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台儿庄地区的群众为拍摄《血战台儿庄》作出了很大贡献。战争片中，战斗场景的拍摄常常充满了危险与艰辛，《血战台儿庄》自然也不例外。

为了再现当年守城部队破釜沉舟炸断运河浮桥的壮举，摄制组在城区老运河上用一只只小铁船和小木船架设了一座浮桥，上面铺有木板，木板下面和附近水下埋有许多“炸点”。当一队伤兵从桥上撤退之后，炸桥镜头就会出现。在拍摄这场戏时，由于一个小小的失误，浮桥提前被炸。随着一声巨响，冲天的水柱和着乱飞的碎木片惊得现场一阵大乱。扮演伤兵的群众演员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一个个成了落汤鸡，还有人被从天而降的木片划伤了。原先的一切努力就此化为乌有。爆炸过后，一切又重头开始，但谁也没有说一句抱怨的话。

影片中还有一个小孩在遍地尸体的原野上哭泣的镜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光远在回忆拍摄这场戏时感慨地说:“当时鲁西南地区那些群众演员真是太感人了，无条件地帮我们，那种精神是非常让我们感动的。片中的那个孩子，当时年纪小，有时候听不懂大人的指挥，哭的时机总是不对，当时拍了好几条。后来，我就让我们的一位美工扮演一个妇女，躺在孩子身边。孩子老不哭，她就掐他屁股，一掐屁股他就哭了，我们就开机了。后来，这个孩子的母亲就抱着孩子找我们，说:我孩子的屁股怎么都青了?”

《血战台儿庄》不仅注重演员的选择与表演的到位，就连演员使用的武器也是精心准备，力求真实无误。敌我双方使用的枪械与当年一样，士兵的钢盔也很讲究，国民党第五十九军佩戴英式钢盔，汤恩伯部佩戴德式钢盔。而广西电影制片厂为了拍好这部影片更是全员齐上阵，拧成一股绳，没日没夜地干，其敬业精神令人感动。

由于题材过于敏感，因而电影审片会的规格很高，导演杨光远甚至带上了一本《毛主席语录》

作为一部战争片，场面的塑造是极为重要的。为了再现台儿庄战役的真实场景，导演杨光远决定全部采用外景拍摄，没有任何棚内戏。这在许多导演为节省成本将内景当外景拍的情形下，对于实力并不强的广西电影制片厂来说难能可贵。也正因为这样，《血战台儿庄》的场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既有场面的恢宏壮烈，又有催人泪下的细节描述。

拍摄《血战台儿庄》时，由于时过境迁，原来的战斗遗址早已荡然无存。中正门是当年日军进攻台儿庄时首先攻破的城门，清真寺是当年战斗最为胶着的一个地方。为了反映当年真实的激战场面，剧组再造了中正门、清真寺等台儿庄战役的重要场景。如今人们走进台儿庄，大战遗址清晰如昨，这不能不说是影片《血战台儿庄》所立下的一份功劳。

《血战台儿庄》不仅善于用激烈的战斗场面来渲染战争的残酷性，同时也善于从细节方面来体现战争的残酷性:死去的日军士兵手里还紧握着妻子的照片，捡起照片的日军军官沉思不语;唯一幸存的孩子在遍野的尸体中孤独地哭泣;眼睛失明的士兵拿起一朵野花，放在鼻前嗅着它的芬芳;战斗间隙，中国军队的老兵用树叶吹响了《绣荷包》……这些镜头使人们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更深的体会。

在以往的电影作品中，国民党军官为鼓舞士气，常以金钱开道，士兵抢钱成为常例，但《血战台儿庄》打破了这一常态。“命都不要了，还要钱干什么!”当军官将钱发给守城的敢死队员时，队员们把银元扔到地上，默默地向敌人阵地出发——57名敢死队员中仅有13人生还!“决以死力拒守，以报国家，以报知遇……”王铭章在川军一二二师几乎全军覆没时口述给上级的电文，以及孙连仲向池峰城下达的死命令:“士兵填完了，你就填进去，你填过了，老子就来填!”无不给人的心灵以极强震撼。

看过《血战台儿庄》的人，对影片的结尾一定印象深刻。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前奏三次响起，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残破的城墙一隅:城头，水边，日军丢弃的坦克旁，成百上千具尸体铺成一条血路，中国军队的灰色军装和侵华日军的黄色军装几乎斑驳难辨;余火还在燃烧，浓烟还在弥漫，一面残缺不全的国民党军旗，飘扬在城墙的最高点……伴随着这些镜头的，还有李宗仁向上级汇报台儿庄战绩的旁白以及发电报的声音。这个旁白与《义勇军进行曲》的音乐浑然一体，使人们对战争的残酷性和中华民族不怕牺牲的精神有了更深的体会。这一长达4分钟的镜头，成为全片收尾的点睛之笔。

其实，《血战台儿庄》剧本结尾描写的是全国人民敲锣打鼓欢庆胜利的场面，但杨光远和剧组人员拍完这个结尾后好像心中有什么东西没有释放似的，总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一个偶然的机会，杨光远在台儿庄政协看到了当年《新华日报》记者陆诒采写的一篇有关台儿庄战役的文章，当他读到“眼前是一幅残垣断壁的景象……到处一片狼藉……”时，心里不禁一亮，何不将这种激战后的壮烈场景作为影片的结尾呢?对于血战的胜利，还有什么比悲壮更有力量，更能打动人心呢?

随着结尾拍摄的完成，影片《血战台儿庄》终于封镜了。忙碌了四个多月的演员们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对于自己演的这部片子充满了信心。然而此时此刻，杨光远的心却绷得更紧了，因为还有重要的一关在等着他:电影局审片。

为了给自己壮行，杨光远前去参加审片会时还特地带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不为别的，只为语录中有这么一段毛泽东评价台儿庄战役的话:“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杨光远事后对人说:“我去参加片子审查，专门带了一本《毛主席语录》。我怕万一有人指责这部片子的主题，就把《毛主席语录》翻开，给他看毛泽东对台儿庄战役的评价。”

由于《血战台儿庄》是大陆拍摄的第一部反映国民党军正面抗战题材的影片，因而此次电影局审片会的规格也是比较高的，中央军委及中央统战部、中宣部、文化部、电影局等各部门的领导都来了。事实证明，杨光远的担心是多余的。审片会上，大家对这部影片的反应出乎意料的好，而且没有提出任何删改意见。一位中央领导在看完影片后，紧紧握住杨光远的手说:“谢谢你拍了这部好影片。”

审片会后，《血战台儿庄》在全国上映，并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都被片中那壮烈的事迹深深地感染了。影片在上海放映时，甚至还出现了观众集体为这些勇士致敬、默哀的动人一幕。

《血战台儿庄》先后荣获第十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最佳化装、最佳烟火奖，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还获得了由中国政府授予的特别奖——“抗战奖”，并被评为新中国“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之一。

蒋经国说:“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才是。”

作为大陆第一部反映国民党军正面抗战题材的影片，《血战台儿庄》不仅在大陆引起了强烈反响，而且也引起了港台地区及相关人士的关注。

1985年夏末，李宗仁的儿子李幼邻在美国得知中国大陆正在拍摄台儿庄战役的消息后，心情很是激动，立即赶回祖国先睹为快。一下飞机，他就对前来机场迎接的陈敦德说:“我先不去宾馆，你现在就带我去看《血战台儿庄》。”当时影片尚在后期制作中，陈敦德有些为难地说:“电影正在最后制作之中，音乐还没有最后合成呢。”李幼邻急切地说:“没关系，我就想马上看到。”陈敦德请示国家电影局后，为李幼邻放映了没有音乐剪辑合成的《血战台儿庄》。李幼邻看了还不到十分钟，眼泪就流了下来。

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也敏感地意识到了《血战台儿庄》这部影片在对台工作中的重要意义。他对杨光远说:“谢谢你拍了这部好影片。你这部电影抵我们做好多年统战工作，我一定要把这部片子送到台湾去。”不过，令阎明复没想到的是，还没等他着手做这件事，《血战台儿庄》便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进入了台湾。

《血战台儿庄》继在大陆上映后，又于1986年4月在香港举行了首映式，同样受到了观众的欢迎，票房收入进入前三名。香港报纸评论说，《血战台儿庄》表现出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讴歌了民族魂。台湾“中央通讯社”香港负责人谢忠侯看完影片后，当即给蒋经国打电话说:“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个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名叫《血战台儿庄》，里面出现了先总统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形象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谢忠侯所说片中先“总统”正面形象，其中就包括蒋介石主持王铭章追悼会的情节。王铭章师长牺牲后，蒋介石亲自为其主持追悼会。当时，日本战机飞来扫射轰炸。面对危险，蒋介石临危不乱，发表讲话，神态镇定自若。这场戏实际上也是根据历史档案拍摄的。蒋经国听后立即在电话里对谢忠侯说:“给我找一个拷贝来看看!”

蒋经国既有此要求，谢忠侯便马上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告知此事。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立即就此事向中央作了汇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当即批示:可以将此影片传至台湾。1987年7月，正值卢沟桥事变爆发50周年，全国各地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广西电影制片厂复制了一盘《血战台儿庄》电影拷贝，并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转交给台湾“中央通讯社”香港负责人。

蒋经国收到影片拷贝后，立即组织了国民党中常委全体人员观看。看完影片后，蒋经国若有所思地对大家说:“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才是。”宋美龄对这部影片也十分关注，接连看了两遍。

不久，蒋经国同意开放国民党部队老兵回大陆探亲。这也是海峡两岸隔离多年后，台湾首次开放在台人员回大陆探亲，两岸坚冰开始悄然融化。

蒋经国、宋美龄看过影片后，《血战台儿庄》在台湾上映，并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报刊纷纷载文，对这部影片给予了高度评价。白崇禧的儿子、著名作家白先勇称:“抗日战争八年，是全中国军民，牺牲惨重，抵御外侮，保卫国家的一场民族圣战。这一段20世纪的中国痛史，所有的中国人都应铭记于心，汲取教训。而台儿庄之役，又是八年抗战中最具关键性的一场罕有胜利……理应大书特书，载入史册。”一些国民党军将领也称赞道:“中国共产党有这样的胸怀来拍摄台儿庄大战，真是了不起!”

对于那些在台儿庄战役中壮烈牺牲的将士的亲人们来说，影片《血战台儿庄》对他们心灵的抚慰和震撼也是一言难尽。池峰城的妻子和儿子见到杨光远时激动得几乎要给他下跪，哽咽着说:“池峰城因为后来打过内战，一直没有得到积极的评价，在这部影片中，他被刻画成英雄，我们真是没想到!”杨光远见状也是感慨不已，他说:“我只是个导演，影片能够拍摄并公映，完全来自于共产党客观对待历史的决心，来自于祖国大陆对海峡对岸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