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钱亚新先生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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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钱亚新先生是我国图书馆界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我国图书馆界的一代宗师，以其渊博的学识和丰厚的著述，为我国图书馆界所推崇。先生一生笔耕不辍，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而探索先生学术精义，继承先辈治学精神，弘扬学术，激励后人，是我辈图书馆学人分内职责。本文从分类学、目录学、索引学三方面，就钱亚新先生的学术思想浅谈几点。
[关键词]钱亚新；分类学；目录学；索引学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41（2016）03-0029-05
钱亚新（1903.12.23—1990.1.17），江苏宜兴人，字维东，号东山，是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文献分类学家与教育家。1925年，在杜定友先生的影响下，就读于章太炎先生主办的上海私立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1926年以优秀的成绩考入武昌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1928年毕业。毕业后到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任职。1930年，他回到母校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任职，讲授《索引和索引法》等课程，并担任《文华图书科季刊》副社长[1]；1932年，任上海大厦大学图书馆编目组组长；1933年，任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图书馆主任；1933年任湖南大学图书馆主任；1941年，被聘为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讲师、副教授；1946年，被聘为苏州国立社教学院图博系教授；1950年3月调至南京图书馆工作，历任阅览部主任、采编部主任、辅导部主任、代理馆长等职；1979年7月，被聘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1980年，被选为江苏省图书馆学会理事，任该学会编辑委员会主任和《江苏图书馆学报》主编，在此期间，还兼任了南京大学研究生的指导教师；1983年，被推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和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1985年被聘为安徽大学兼职教授；1986年被聘为南京大学兼职教授。1990年1月17日病逝于南京[2]。
钱亚新先生（以下简称“先生”）学问渊博，著译等身，在从事图书馆工作的60年中，发表了专著约17种，论文166篇，共计200多万字，涉及图书馆学、分类学、目录学、索引法、校勘学、版本学、排检法，以及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等等多个领域，另外还有140多种文稿未曾刊印。他六十年如一日全身心致力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教育和图书馆学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想要尽述先生的学术研究精义实非易事，只能择其精要从分类学、目录学、索引学浅谈几点。
1 对分类学的研究
先生自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对国内外的图书分类法展开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逐一研究了中国史志目录的分类法和近现代的分类法，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冒号分类法》《国际十进分类法》《主题图书分类法》和《杜威十进分类法》等等国外著名的图书分类法，研究这些分类法的发展历程、编纂价值、基本原则、核心思想、结构体系、技术理论和实施方法[3]。先生在图书分类学方面著述共计有30多种（篇）。
1.1 对比研究中外分类法
先生指出，不只要深入研究《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以下简称“《中图法》”），对世界流行较广的分类法也应深入研究。有名的分类法各有特点，若不研究《杜威十进分类法》标记符号的体系，类号就不能次序井然；若不研究《国际十进分类法》标记符号中的时代、地域、扩充、关联、并列、体裁、观点等复分号，类号就不能多样而适应使用需要；若不研究《冒号分类法》中冒号的巨大作用，实践中就不能利用组配之法[4]。所以先生曾对比研究中外图书分类法，取长避短。对新中国成立后编制的三部分类法，即《中图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以下简称“《人大法》”）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以下简称“《科图法》”），也曾长期对比研究过，分别从分类体系、复分方法、类目设置、标记符号几个方面分析了它们的异同，他撰写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类表在我国三大图书分类法的比较观》等学术文章，就是进行对比研究的结果。
1.2 对“五分法”结构的研究
先生在研究图书分类学时始终注重顺应发展趋势，把握思想意识，紧抓理论基础，提高治学水平和结合工作实际，提出很多有创造性和建设性的观点，例如，他曾提出虽然各大图书分类法如《人大法》《科图法》《中图法》的编制说明中都可以找到现代图书分类法为什么要分五大部类，并且如此序列的原因和理论依据，但是这些理论依据都只描述了体系，却并没有论及结构。先生以《中图法》为例，创造性地用罗盘表示出“五分法”的结构，罗盘的结构示意图分为三层：第一层包括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类是指导我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也可说是指导著述写作的方向标；第二层，代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类，它们都受第一层的指导和引领，并且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第三层，代表综合科学和综合图书两类，可容纳如未来学、环境科学等，而且可以安排综合性的丛书、百科全书、字典、期刊、年鉴、索引、目录等等[5]。
1.3 推动采用《中图法》
南京图书馆的图书分类原来采用《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以下简称“《中小型法》”），1975年《中图法》出版，先生深思熟虑后，写了《比较、分析、抉择》一文，建议南京图书馆放弃一直使用的《中小型法》，采用《中图法》。于是南京图书馆自此采用《中图法》至今。先生多次提出宣传和推广《中图法》。1985年他曾提出，绝大部分的公共图书馆采用了《中图法》，但一些图书馆，如科学院的、高校的、各个企业的图书馆未能完全接受。《中图法》作为图书分类的先进标准，我们当宣传其优劣之处和使用方法，并以更新更佳的研究成果修改其各方面不足之处，持续向用户报导最新的使用方法，不应等到三五年把所有问题完全解决后才开始使用。
1.4 修订图书分类法
先生指出，类目是构成类表的主要成分，也是图书分类表中的基本单位，它能反映出当下的时代精神、思想意识和学术水平。所以修订图书馆类表时，首先应该研究各大小类目涵义全偏、类名新旧，并且应该做到：第一，引进新类目；第二，舍弃旧类目；第三，辅助参考其他类目。同时注意在进行修订时，不仅要增删各个大小类目的数量、位置、全偏涵义、新旧类名、正误注释、更变类号等，而且要特别重视调整某个专类体系以及其与上下左右各类的关系。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一叶障目，大处着眼；才能做到脚踏实地，小处下手；目标是使《中图法》各大小类目乃至整个系统都能日益完备成熟，使用畅达，以满足当前文献分类上的工作需要，使其充分发挥在现代图书馆事业中应有的作用[6]。
2 对目录学的研究
先生强调，对目录学的研究要有时空观，应博古通今，与时俱进，追本溯源，面向未来。先生认为从事目录学研究，首先要有一种旷观宇宙、纵鉴古今的修养。先生认为目录学是一种指导未来工作的理论，在面向未来问题的时候具有重要的作用。他指出“未来工作”的内涵是：经过一定时期目录工作实践取得经验；再把这些经验加以分析、条理化、综合起来而形成一种理论[7]。
2.1 对古代目录学的研究
先生潜心发掘我国传统的目录学遗产，尤其深入研究郑樵、章学诚等目录学家的生平事迹、治学之术、理论见解和学术价值，为增益我国目录学史料提供了充沛的材料，也借古论今，为现代目录学的深入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
2.1.1 对郑樵的研究。郑樵是我国古代杰出的目录学家，先生深入研究了郑樵的目录学理论体系特别是他所著述的《通志·校雠略》。首先，先生认为，《校雠略》中“比勘篇籍文字同异，而求是正”是一种狭义的概念，书中的“校雠”二字，却是广义的，包括搜集汇总、校订谬误、去伪存真、设官专守、详究编次、编制类目、流传后世等等很多方面的内容。先生认为，《校雠略》乃是一部纲要，集中论述与图书密切相关的各种其他学问[8]。他指出郑樵“记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的思想理论的进一步体现是他的扩大收录范围、兼收图谱和金石的主张，先生认为：“郑樵确信图谱之学是一种实学，不论为学从政，图与书是不能偏废的。”郑樵主张“秦不绝儒学”，先生以此观点出发，指出郑樵认为书籍的亡佚，往往是因为学者未明类例所致，而并非是“秦焚儒书”的原因，正是因为如此，郑樵才重视类例，也一直强调类例的价值。先生通过研究，提出郑樵是因为受益于他30年的读书著述、10年的治书实践，所以才能够为图书分类学创立出自己独到的学术体系。在《校雠略》中，对于《七略》《汉志》《崇文总目》等郑樵曾提出一些批判意见，而后世的学者对此颇多辩难。先生认为，郑樵的观点有其可取之处，但也有偏激之处，而后人对此的辩难，也未必完全正确[9]。
2.1.2 对章学诚的研究。章学诚是我国另一位做出过杰出贡献的目录学家。先生曾高度赞扬他的学术理论价值，并论述在图书搜集、分类、索引、校勘、编目等环节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目录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先生指出，章氏所著述的《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两者是紧密相关的，章氏的思想精要，是把历史潮流的渐变比作流水，以此寻求“史意”的源流发展。所以必须要发扬优良的会通精神，才能在这种不断变化的、发展的历史观和哲学观之下变通古今，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他学以致用的思想观点。先生曾强调，章氏的思想特征就是以紧密联系、互通有无又不断进化的学以致用的观点和会通的、批判的精神为代表的。先生一方面非常认可章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思想对后来者的价值，同时也指出了他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只以《汉志》为依据对学术思想和学术源流进行辨章考镜，但《汉志》之后至今的1600多年的时间中，我国目录学思想不断发展演进，章氏却没有丝毫论述。因此，先生认为：“我们应扩大‘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范围对象，并合理地辩证地吸取某些理论核心和研究思路，对现代的学术思想和源流加以辨章考镜。”[10]
2.2 对现代目录学的研究
先生曾将现代目录学的内容总结为五项，分别是本体论、方法论、目的论、关系论与发展论。关于“本体论”，先生认为目录学可分“露苗、生长、建立、茁壮（成长）、成熟、分化”六个发展阶段，同时还指明了目录学“本体”“作用”“历妙”“理论”这四个方面的结构方式[11]。“方法论”是指研究目录学使用的学习、实践、讲授、著述等四种方法。在“目的论”里，先生认为为了研究目录学、体现目录的作用，不仅仅要达到“即类求书，因书究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更应该“以学知人，由人论世”和“明辨人事，造福全球”。“关系论”指的是目录学和与之密切相关的血缘学科的关系，各学科的体用关系，文献检索与文献利用的关系。关于“发展论”，先生认为应该总结国内外编制目录的实践经验，深入目录学学术理论的研究，通过各种书目具体实践，全面推动目录学的发展。先生的这些研究成果全面拓展了我国目录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
3 对索引学的研究
先生是我国索引学的奠基者，对索引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先生对索引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索引方面的论著有30余种（篇），他撰写、出版了我国关于索引和索引法的第一部专著《索引和索引法》，系统地论述索引的定义、范围、功用，以及索引的编制原理、编制方法，填补了空白，提出许多创造性的意见，为构建我国索引学奠定基础[12]。他拓展索引研究领域，在杂志索引、书目索引、古籍索引、中国索引学史、索引评论等方面均有卓越贡献。他建议建立索引的规则条例，为全国统一规格、标准化而努力。担任《申报索引》和中国索引学会顾问，积极出谋划策，推进索引事业发展。
3.1 索引溯源
先生认为明万历三年（1575）张士佩所著的《洪武正韵玉键》，因为完全包含了索引的四个基本要素：索取范围、索取对象、排列次序和出处，所以它应该是我国最早有据可查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索引著述[13]。
3.2 索引的定义
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索引的定义是：“将一种书报或一套书报中讨论所及的人名、物名、事名、地名、时名、书名或篇名等分析而组合，用一定的方法排列它们的次序，并表明它们在书报中所在地位的表叫做索引，换言之，索引是一种检查指定范围内的书报所有特项知识的工具。”[14]这样的表述与现在的学术界对索引的定义吻合度已经非常高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对索引的注解都是直接引用先生的定义或者是在先生提出的定义的基础上略作修改而成。先生对于索引的定义，既填补了索引在我国学术定义上的空白，又很符合当时国内图书使用率与日俱增的状况，并且也兼顾到国内文字序列法的特殊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