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述评
时间：2020-04-24 07:53:2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通过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促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成为目前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手段。劳动收入份额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正成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议题和理论学界的研究热点。本文从物质资本积累、总需求、生产率和收入差距等四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以明确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一、劳动收入份额影响与资本积累
劳动收入占比问题在古典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新凯恩斯主义学者卡尔多、帕西内蒂及琼·罗宾逊，以及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就劳动收入份额对资本积累的影响进行过阐述。马克思也从资本积累和经济危机的角度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李嘉图观点。对现代经济发展理论有着深远影响的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把整个社会看作由地主、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三个阶级构成。他认为，地主以地租形式从土地生产物中拿去的部分并没有投入生产过程，而是被全部消费掉；相反，资本家所得利润的绝大部分会被储蓄起来进行投资，以增加就业和扩充生产。据此，李嘉图得出结论，地租阻碍生产和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沉重负担。李嘉图重点强调的是高地租损害资本家的利益，降低企业的积累率，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同时，李嘉图又采用边际土地的方法（被定义为不产生地租的土地），把地主抽象出去，得到纯利润，进一步把整个社会简化为只有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并引入生存工资理论，推导出利润和工资之间存在反向变动关系的结论，即“付给工人的劳动成果越大，利润率的份额越小，反之亦然”。在李嘉图看来，土地资源既定，增加劳动投入会使这种劳动的边际产量递减，造成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上升，但是工资必须总是足以购买农产品的某个固定数量不能低于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水平，最终导致每单位增加值中工资份额不断上升，利润份额不断下降；同时，土地的边际产品下降使地租出现并不断提高，结果，利润份额随着工资份额和地租的增加不断下降。随着利润减少，资本的供给和需求枯竭，具体表现为，资本家“剩余”份额的降低将减少储蓄的来源，利润率的降低同时使企业投资动机下降。
2、哈罗德—多马模型。哈罗德—多马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作为出发点，在经济增长模型中直接引入储蓄变量。得出结论：经济过程是由投资行为引导的，经济增长率（Gw）取决于储蓄率（s）和资本产出率（v=K/Y），即Gw=；为了提高增长率，就要提高储蓄率，并把储蓄转化为投资，或者降低资本产出率。在假定资本和劳动不可替代，资本—产出比率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储蓄或资本的形成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经济增长能力依赖于该经济的储蓄能力。这一模型强调储蓄和资本积累的作用，认为不断增加储蓄，维持投资持续增加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从而将经济增长理论推向“唯资本论”的方向。哈罗德—多马模型并没有直接论及劳动收入份额对储蓄和资本积累的影响，但根据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储蓄和资本积累与资本收入同向变动、与劳动收入反向变动。
3、新剑桥学派观点。在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础上，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卡尔多（Kaldor）、帕西内蒂（Pasinetti）和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等进一步发展了凯恩斯的思想，首次把收入分配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将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研究，指出需要通过降低拉动收入份额保持储蓄不断增加。卡尔多认为，既然社会的收入是在各个阶级之间分配的，其中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固定不变的储蓄倾向，那么，收入分配中利润和工资的比例关系就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储蓄水平，从而决定着积累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要达到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求有一定的积累率提供资金保障，从而需要相应比例的收入分配关系。因此，经济增长速度和积累率也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卡尔多把整个社会成员划分为工人和资本家两个阶级，且假定资本家的储蓄倾向高于工人的储蓄倾向。在这一假定条件下，构建了卡尔多关于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型Gw=s/v=(spP/Y+swW/Y)/v。根据这一模型，经济增长(Gw)主要取决于资本家的储蓄倾向(sp)和利润份额(P/Y)。在资本家的储蓄倾向既定、工人的储蓄倾向为零及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利润份额决定投资份额和资本积累能力，经济增长唯一地取决于利润份额，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必要条件是不断提高收入中的利润份额。利润高则增长快，利润低则增长慢。帕西内蒂把卡尔多的研究进一步推进，指出资本积累仅取决于资本家的储蓄倾向，与工人的储蓄倾向没有关系，收入分配向资本家倾斜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4、刘易斯理论。刘易斯同样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资本积累。刘易斯认为，储蓄率提升的过程就是工业化过程。投资的国内来源，一是储蓄，二是信贷。在任何一个经济中，储蓄的主要来源是已分配或未分配利润，利润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所以储蓄和投资只能靠企业家阶级或者资产阶级。基于上述思想，刘易斯假设经济增长是资本积累的函数，他建立了一个只存在传统的自给农业经济和现代资本工业经济的两部门模型。该模型得出结论：在二元经济结构发展模式下，收入不均等是启动和加速二元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可以通过不均等的收入分配使国民收入相对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以加快资本积累，推动二元经济脱离低水平均衡，实现二元经济增长及经济结构的转变。刘易斯的研究进一步指出，要素供求失衡是产生收入分配不均等的基本原因，同时也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条件。在劳动过剩的工业化早期阶段，收入差距将持续扩大，而当劳动成为稀缺的生产要素时，收入分配差距将逐步缩小。刘易斯认为，任何以均等为目的的收入再分配政策都会过早地窒息经济增长，任何试图提高工资的政策都会减少利润、降低储蓄，进而阻碍经济增长。
5、马克思观点。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条件下，生产资料归资本家占有，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迫使资本家为了获得超额利润而提高生产技术，导致资本家把大量资本作为不变资本用来购买机器设备，用于发给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部分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结果是伴随着积累的不断增加，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越来越低，工人阶级陷入相对贫困，甚至绝对贫困。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资本积累过程称为两极的积累：资本家在积累财富，而工人阶级在积累贫困。这一资本积累模式最终使得社会消费需求不足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对生产力和产品的浪费和破坏。这里，马克思重点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中功能收入分配变化的必然趋势，要实现经济增长必须依靠资本积累，积累又源于剩余价值，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收入分配恶化的过程。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种分配模式使生产无限扩大和有效需求无限缩小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最终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障碍。马克思关于危机根源的内在逻辑也在于此：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源于群众的购买力不足；资本收益和劳动报酬的两极分化是群众购买力不足的根本原因。
二、劳动收入份额与总需求
20世纪80年代之后，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由升转降（Blanchard，1997；Berhold et al.，1999；Harrison，2002；Guscina，2006），这一现象使劳动收入份额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一些学者把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与总需求增长联系起来，借助于总需求这一中间变量，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研究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形成“工资驱动型需求”与“利润驱动型需求机制”的思想。由于各国的实际情况不一样，实证结果也不尽相同。
1、理论研究。Dutt（1984）和Amadeo（1986）基于卡莱茨基分配和增长模型中有关生产能力利用率长期可变、收入分配由不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的价格加成决定的假定，对卡莱茨基模型进行拓展。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投资和储蓄决策受分配影响，由于投资函数中产能利用率的加速效应，工资份额上升对总需求具有扩张性的影响。随后，Bhaduri and Marglin（1990）把反映单位劳动力成本增减的利润份额引入投资和储蓄函数，发现在两部门经济条件下，依赖于投资和储蓄对利润份额变化的相对反映，IS曲线的斜率随着利润份额的变化可能为正或者为负。如果投资对利润份额的反应相对弱于储蓄对利润份额的反应，I曲线的斜率为负，说明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起主导作用，并把这种需求增长机制称为“工资驱动型需求机制”。在这种需求机制中，较低的利润份额或者平等的、较高的真实工资率能够扩张总需求并提高产能利用率。反之，如果投资对利润份额的反应强于储蓄对利润份额的反应，I曲线的斜率为正，说明投资需求在总需求中起主导作用，这种需求增长机制被称为“利润驱动型需求机制”。在这种需求机制中，较高的利润份额能够扩张总需求并提高产能利用率。作者最后把利润份额引入净出口函数，考察没有政府经济活动的开放经济条件下利润份额对总需求的影响，得出结论：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越高，越可能是“利润驱动型需求机制”；开放程度越低，越可能是“工资驱动型需求机制”。不过，一个国家的需求机制究竟是利润驱动型还是工资驱动型，最终依赖于实证检验。
2、实证研究。Bowles and Boyer（1995）首先基于Bhaduri and Marglin的理论思想，在功能收入分配变化被假定为外生的条件下，利用单一方程估计方法估计了英、法、德、美、日五国功能收入分配变化对总需求的影响。通过分别考察工资变动对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需求的作用，他们发现，如果不考虑工资变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每一个经济体都显示出工资驱动型需求机制的特征，五国平均的利润和工资收入储蓄倾向的差别是0.46；把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考虑进去后，英国和美国的总需求仍然显示为具有工资驱动性特征，法、德、日三个国家则转变为利润驱动型。
从Bowles and Boyer的工作开始，Bhaduri and Marglin的理论结论逐渐引起对功能收入分配和总需求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Gordon（1995）利用拓展的Bhaduri and Marglin模型，检验了美国收入分配变化对总需求的影响，结果显示美国的需求机制表现为利润驱动型。Naastepad and Storm（2006）把工资或利润驱动模型运用到八个OECD国家，检验发现1960—2000年间，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英国的总需求是工资驱动型，OECD国家平均的利润和工资收入的储蓄倾向相差0.36；日本和美国的总需求则是利润驱动型。基于Bhaduri and Marglin模型，Stockhammer et al.（2007）估计2005年欧洲地区工资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是0.58，利润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是0.16，得出欧洲地区是工资驱动型需求机制的结论。Stockhammer et al.（2007）发现，尽管全球化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收入分配对德国总需求的作用，但是并没有改变德国工资驱动型需求机制的特征。通过检验澳大利亚功能收入分配变化对总需求的影响，Stockhammer and Ederer（2007）指出，在澳大利亚，工资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是0.74、利润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是0.44，所以工资份额下降对澳大利亚的内需有限制性作用，工资份额下降引起的消费需求减少大于投资需求的增加；但因为对净出口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工资份额下降的整体影响使得总需求扩张，不过，如果澳大利亚主要贸易伙伴的工资份额也下降，工资份额下降对澳大利亚的出口促进作用将减弱。Hein and Vogel（2009）运用单一方程及模拟方法，发现从1960年到2005年，法国和德国的增长均是工资驱动型。Hein and Vogel（2007）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考察了同一时期包括澳大利亚、法国、德国、荷兰、英国和美国六国在内的功能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是工资驱动型需求机制，澳大利亚和荷兰是利润驱动型需求机制。在澳大利亚的国内需求是工资驱动，把外贸考虑进来后，变为利润驱动，这与Stockhammer and Ederer的研究结论一致，而荷兰的内需就已经体现出利润驱动型特征。
三、劳动收入份额与生产率
学者们关于劳动收入份额对生产率影响的研究主要从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需求拉动效应和成本推动效应两方面展开。
1、需求拉动效应。凡登考察了一系列国家在工业增长方面的经验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提出了一个市场规律：劳动生产率增长与产出增长间存在一种线性联系，产出每增长10%，劳动生产率增长4.5%。在凡登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做过不少的检验验证，虽然各自的样本不同，但大致上支持这一发现，这种生产率随产出增长而增长的现象被称为“凡登定理”。卡尔多运用凡登定理寻求对美国缓慢增长的解释，并提出了生产率增长的需求驱动机制，成为后凯恩斯主义的分配和增长理论中使技术内生化的一种方法。产出增长对生产率增长的积极影响可以从几下几个方面做出解释：第一，由于产出增长表明规模报酬递增，作为市场膨胀引起的劳动分工深化的结果，平均劳动生产率将会上升。第二，因为不同期的资本包含不同的技术状况，投资在增加总需求和资本储量的同时，还能够使平均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如卡尔多认为技术物化于资本，技术进步体现于资本积累之中；Scott在卡尔多技术内生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通过投资，技术进步既是“显示的”又是“实现的”，投资同时是资本扩张和技术创新的手段。第三，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助于那些在市场容量较大的条件下才能获利的机械设备投入使用，从而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具有促进作用。第四，需求膨胀通过刺激经济活动水平，能够促进经济活动中的“干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