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唐朝宫廷燕乐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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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纷争不息，各民族由于战乱不断迁徙，社会各方面不断撞击、重新整合。在这种大交流大融合的特定历史时期，各国、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相互汲取，为以后隋唐音乐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隋唐音乐的发展进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传统音乐与各国各民族音乐交融的唐朝宫廷燕乐。
【关键词】隋朝；唐朝；宫廷燕乐；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燕乐”即“宴乐”，指的是宴请宾客时使用的音乐。从用途上看，源于宴饮、娱乐时用的音乐。从音乐样式看，源于各种民间俗乐。而“宫廷燕乐”指的是宫廷宴会中所用的各种音乐，有浓烈的宫廷文化属性。唐朝宫廷燕乐是用于朝廷各种场合的宴会之乐，其内容包括器乐、舞蹈与歌唱，既具有仪式性又具有娱乐性。朝廷宴会是燕乐赖以生存的环境，华乐夷乐并用是其主要特征。[1]
一、唐朝宫廷燕乐来源的多样性
唐朝宫廷燕乐是在南北朝、隋朝音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隋朝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比较特殊，统治时间很短，但毕竟是终结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和完成统一大业的朝代，在很多方面吸收继承了前朝的文化，其中包括音乐文化。正是从隋到唐的一脉相承，使唐朝音乐出现了更高层次的成熟与辉煌。
从隋唐時期的疆域来看。隋朝共历38年，建都于长安。疆域东到东海，南极南海，西至且末，北达五原与东突厥接壤。隋朝崛起于魏晋南北朝长时期的分裂混战局面之后，不仅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对外交流各方面都获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隋朝创立的各项制度，承上启下，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制度体系的基本规模。按照《隋书》的记载，隋朝的“东夷”，主要是指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靺鞨等民族。隋朝的“西戎”，泛指居住在隋朝西部的吐谷浑、党项、高昌以及中西亚地区的康国、安国、石国、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吐火罗、乌那曷、穆国、波斯等。隋文帝建国之始，他们相继进入中原朝贺，受到隋朝的隆重接待和赏赐，并且与中原接壤的高丽、契丹等民族，与隋朝联系相当密切。
唐朝共历290年，建都于长安。疆域东临日本海，西至中亚细亚，北及蒙古，南到印度支那。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不仅承袭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巨大成就，而且承袭并发展了隋朝奠定的制度基础。唐朝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当时，在我国境内的重要少数民族有突厥、回纥、吐蕃、南诏、靺鞨、奚、契丹以及西域各族。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流和互相影响，不仅加强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对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起到了极大地作用。
从隋唐时期的民族融合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少数民族的内迁，出现了民族交往与融合的发展趋势。汉末三国以来，迁入中原的“五胡”“六夷”各族，在北朝末年实现了与汉族的大融合。隋唐时期，随着民族融合的加深，汉族与外族的种族界限日益模糊，从而实现各民族的大融合。当时的少数民族，由于受汉族的经济、文化的影响，不仅在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上，而且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上，都逐步实现汉化。而汉族，不仅吸收了新的血液，而且从少数民族的文化中接受许多生产生活经验，极大地丰富了汉族的经济文化生活。
从隋唐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来看，陆上及海上交通条件大为改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有了较大的发展。商业交通发达，唐朝以长安为中心，设置的驿路贯通全国各地，进一步刺激了对外贸易的发展。陆路交通继续着汉以来的丝绸之路，与中亚及阿拉伯国家紧密联系。坚持兼收并蓄的政策，中外贸易空前繁荣，宗教交流深入广泛，使唐朝中国成为亚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中心，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广泛的各民族交流与融合形成了唐朝独特的风格。唐朝的长安作为当时的世界音乐文化都城，西凉、龟兹、天竺、高丽、扶南、中亚及国内各民族的歌舞汇集于此，各民族音乐文化交流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唐朝音乐。
二、唐朝宫廷燕乐构成的多样性
中国音乐自周朝至隋唐经历日臻成熟的发展期，到达鼎盛的高峰。隋唐新兴的燕乐，是广泛吸收边塞、西域乐曲和中原原有乐曲融合而成的一个新的乐曲体系，燕乐丰富多彩，面貌繁盛，情调丰富，旋律节奏灵活多变。
（一）唐朝宫廷燕乐构成的原因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民族、地域、国家之间音乐文化的交流，是亲善友好的，是互相影响和互相促进的，推动了文化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艺术最发达、最繁荣的一个时代，唐朝对外提倡的开放政策，坚持“华夷一体”的观念，对外交往的范围更加广泛，对外来音乐的接受与吸收为唐朝音乐注入新的血液。唐朝内部各民族交往密切，在文化上互相交流融合，为音乐文化增添刚劲、豪爽、热烈和活泼的多民族色彩。唐朝统治者开明的思想，重视对外来音乐的传播和借鉴，并与中原旧有的传统汉乐相融合，最后以宫廷燕乐乐部的形式取得长是发展。
（二）唐朝宫廷燕乐构成的内容
隋朝把各朝代各民族交融的音乐集中起来，用九部乐的形式归入宫廷燕乐系统，为唐朝宫廷燕乐发展奠定基础。唐朝宫廷燕乐在隋乐基础上以传统音乐为主体，吸收了西凉、龟兹等少数民族音乐元素，不但继承了隋代燕乐七部乐和九部乐，而且广泛吸收与融合中亚诸国、乃至印度、越南、朝鲜等国的音乐，形成样式和风格丰富多彩的音乐。
1.唐朝“九部乐”、“十部乐”
隋朝最初建立的宫廷燕乐体系是“七部乐”，每个乐部以不同的国名和地名来命名，内容为收集的魏晋时期流行的民间俗乐和周边各民族以及外国的音乐，以后在此基础上又增设为九部乐。
唐朝初年，宫廷燕乐沿袭隋朝的“九部乐”。到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废除《礼毕》。贞观十四年，创制《燕乐》并列为第一部。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十一月，唐太宗宴请百寮，因统一了高昌，在“九部乐”的基础上增加《高昌乐》，至此以后，成为“十部乐”。参照杜佑《通典》卷一四六的记载 “十部乐”的排列次序为：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和高昌乐。从“十部乐”的编排上看，除《燕乐》和《清乐》外，其余八部都是兄弟民族和外国音乐，故各部乐均有各自的特色。
2.唐朝“坐部伎”、“立部伎”
“坐部伎”、“立部伎”是在唐初九部乐、十部乐的基础上发展创造而成的，是唐朝宫廷保留的乐舞，是在唐太宗至唐玄宗一百多年间（公元627—756年），以中原乐舞为基础，吸收融合了国内各民族和外国乐舞而创作出的众多新型的音乐作品和歌舞节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帝玄宗……分乐为二部：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2]白居易《立部伎》诗说：“太常部伎有等级，堂上者坐堂下立。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鸣。”这样严格的区分，是根据演出的要求，演出时必须遵守的制度。
“坐部伎”、“立部伎”演出节目多为歌颂帝王功绩和粉饰太平景象的创作乐舞，在音乐韵味上仍然保留了“清商乐”、“西凉乐”、“龟兹乐”的主体特色，具有多样化的丰富特色，并把汉族音乐与少数民族音乐以及外国音乐相互结合，形成崭新的风格。
3.唐朝宫廷乐器
唐朝由汉族民间音乐、周边民族和外国音乐相互融合而产生的宫廷燕乐歌舞，为宫廷燕乐伴奏的乐器也随着歌舞艺术的发展而较前朝有所突破，唐朝的乐器汇集了许多外来品种，在宫廷的各个乐部中广泛采用。
唐玄宗时出现“太常四部乐”，即胡部、龟兹部、大鼓部、鼓笛部。各部乐器有：胡部：筝、箜篌、五弦、琵琶、笙、笛、筚篥、拍板、方响、铜钹；龟兹部：羯鼓、腰鼓、鸡篓鼓、笛、筚篥、箫、拍板、方响、铜钹；大鼓部：大鼓；鼓笛部：笛、杖鼓、拍鼓。
很多乐器在诗人的诗歌里有大量反映。如岑参边塞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白居易《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王之涣《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胡琴、琵琶和羌笛都是属于外族乐器，胡琴在当时泛指西北和北方各族的乐器，如箜篌、月琴等。琵琶分为曲颈琵琶和五弦琵琶。曲颈琵琶从波斯传来，中间经过龟兹，又称龟兹琵琶。五弦琵琶从印度传入，简称五弦。李欣《听安万善吹筚篥歌》：“南山截竹为筚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筚篥者，本龟兹国乐也，亦曰悲栗，有类于笳。[3]筚篥从西域龟兹传入，是一种簧管乐器。崔道融《羯鼓》：“华清宫里打撩声，供奉丝簧束手听。”羯鼓由西域传入，是唐朝宫廷中最重要的打击乐器。
三、结语
唐朝疆域辽阔，国富民强，外域文化涌入中原大地，唐朝以广阔的胸襟吸纳外域文化引领时代。唐袭隋制，在继续融合前朝的基础上建立宏大的宫廷音乐体系，唐朝宫廷燕乐就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并成为我国古代音乐发展史上的高峰。统治者对音乐的重视和开明兼收的文化政策对音乐的发展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着眼于文化的吸收继承，主张多民族音乐的并存，广泛吸收各种有利于自己音乐发展的外来因素，同时保持自己音乐的独立性，各种音乐文化的相互促进和共同提升得到良好发展，音乐的融合和艺术的创新得到积极推进。因此，唐乐繁盛这一历史奇迹之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凝聚了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等无数力量的历史成果。一方面充分继承和吸取前代的遗产，从中加以综合、提炼、扬弃；另一方面充分吸纳了当时各民族先进的音乐艺术成果，集中体现为吸收、融合、改编和更造新声等几种形式。这是唐朝能够超越前朝去构筑文化新高峰的重要条件。[4]
注释：
[1]柏红秀.唐代宫廷音樂文艺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3.
[2]杜佑.通典（第146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3：3746.
[3] [唐]段安节撰，元娟莉校注.乐府杂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4）.
[4]李西林.唐代音乐繁荣的演变进程及其历史价值[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8，27（02）.
作者简介：侯佳（1982—），女，河南省邓州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音乐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