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学出发：杨泓先生访谈录（特约专稿）
时间：2020-08-26 07:53:4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杨泓，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门化毕业。1958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8年开始担任《文物》月刊编辑委员会委员。并被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兼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汉唐考古学、中国美术考古、中国古代兵器考古。从1958年起在《考古学报》、《考古》、《文物》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逾300篇。主要学术专著有《中国古兵器论丛》、《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现史》、《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古代兵器通论》、《中国古兵与美术考古论集》等。曾被聘为《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古代兵器》学科主编。
郑岩、刘婕（以下简称郑婕）：杨先生您好，能有机会对您进行这样一次访谈我们感到十分高兴和荣幸。就我们所知，您是一位治学经历十分丰富的学者，在古代兵器考古、汉唐考古、美术考古以及古代家具等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像您这样的一位学者在走上学术道路的过程中肯定有自己独特的经历。我们首先想知道您是怎么开始对历史产生兴趣的？考大学时又为什么会在诸多专业中选择了考古？
杨泓（以下简称杨）：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在北京私立育英学校就读，这是一个教会学校，在解放后被拆成了现在的二十五中、六十五中和灯市口中学三个学校。我上学的时候中学老师的水平是相当高的，就连漆侠先生也在我们中学教过历史，他那个时候在读研究生，顺便到我们那里代课。我们高中一年级的历史课就是他讲。他不是按课本讲，而是按范文澜先生的通史简编那样讲，所以学生们都很爱听。后来还有一位研究蒙古史、女真史的专家金启孮先生在我们那里教语文，还当过我们的班主任。后来任北京师范学院院长的齐世荣先生当时也是那个中学的历史教员。所以当时我在文史方面受到的影响力是很强的。我们那时候考大学不分文理，我大概是我们班唯一的一个没报理工，只报了文科的，这应该是和他们的影响有关。不过，除了历史，我那时对美术也很有兴趣，还曾经把中央美术学院填报为考大学的第一志愿，结果没有考上。第二志愿填写的北大历史系把我录取了，上学以后分专业时才选择了考古。所以我开始进入考古专业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在里面。
郑婕：当时要读北京大学的考古专业不是在报考时决定的吗？
杨：是上了学以后才分的。我们分专业时，第一步是先分历史和考古，如果你一定要学考古就填两个考古，要学历史就填两个历史，当然也可以第一志愿填考古、第二志愿填历史，或第一志愿填历史、第二志愿填考古，填两个历史的人当然是最多的。第二步是分到历史专业的同学再分成中国史、世界史和近代史。当时同学们之中我是填了两个考古的。
郑婕：看来您还是早就对考古有所了解并且发生了兴趣的。
杨：在高中时我曾经读过一本讲史前洞穴绘画的书，就是诸如法国的、西班牙的洞穴，书名和作者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我当时觉得很有意思。还读过一本日本人写的关于史前考古学的书。这两本书都是在中学图书馆里找到的，可能对我填报这个专业有一定的影响。不过我当时要学考古却让北大的老师们有一点为难。因为那个时候人家说干考古要身体好，他们觉得我的身体可能不太好。我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得过一次肺结核。日占的时候医院连药都没有，只能开一些钙片和鱼肝油，而且贵得不得了。除此之外就是让我躺在床上不动，整整躺了一年，最后我很幸运的不知道怎么就好起来了。病好之后我到学校去，学校就让我继续跟着原来的班级上课，虽然休学一年，也没让我留级。课程是怎么跟上的，我现在也记不清了。反正从此以后学校的体育课我都不用上了。再后来在北大就上医疗体育，就是打打拳做做操之类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系里特地安排当时的教研室主任苏秉琦先生和我谈了一次话，具体谈的什么我没有什么印象了，总之谈完之后就允许我学考古了。
郑婕：您上学的时候北大考古专业的学习和今天应该还是有些不同吧？
杨：我们上课的时候考古学是这样讲的：考古学概论由夏鼐先生负责，旧石器考古是裴文中先生和贾兰坡先生讲的，新石器考古是安志敏先生，商周考古是郭宝钧先生，秦汉考古是苏秉琦先生——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以为教新石器的必然是苏秉琦，其实不是。魏晋以后到隋唐是宿白先生讲，石窟寺是阎文儒先生讲，古代建筑也是宿白先生讲。人类学和民族志是林耀华先生。考古技术方面全由考古所的先生教，测量是徐智铭，照相是赵铨，绘图是郭义孚，修整是钟少林。考古绘图后来在上世纪60年代才转由已经过世的刘慧达先生来教。另外还有些专题的课，给我们讲古代绘画的是徐邦达先生，讲古文字学的是唐兰先生，讲博物馆学的是傅振伦先生……其他如中国史、世界史、亚洲史及中国近代史都是和当时学历史的人一样学的，我们那个时候考古专业不是像后来一样单独开课，而是在历史系里面和所有学历史的学生一起上的，历史方面的课程学的都一样，再加上专业的课，这和后来的都不一样，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史学的基础可能要好一点。那个时候教中国史的是张政烺先生，还有邓广铭先生、汪篯先生，可能许大龄是当时最年轻的先生。世界史是齐思和、杨人楩、张芝联、胡钟达等先生，亚洲史是周一良先生，上的专题课有翦伯赞先生的秦汉史专题等，所以当时在课程中接触了很多先生。
郑婕：这些都是顶级的专家。
杨：当时北大考古教研室自己的教员还不是很多，只有宿白先生和阎文儒先生，还有几位年青的助教，有吕遵锷和李仰松，到我们快毕业时又由兰州大学调回来一个原来的研究生邹衡，他们三位年青教员还没有给学生讲课的资格。多数时候都是考古所、故宫和其他学校的先生们来讲课。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接触很多先生。虽然他们讲的课和后来那些专门备课、只讲某一个方面的先生们讲的不太一样，但是应该说在北大念书的这一段我们的视野还是很开阔的。另外学校也鼓励我们不断地与考古界的先生接触，1956年开“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也允许学生去旁听，而且在毕业以前我们还参与了编写中国考古学课程的讲义。当时是“大跃进”时期，学生和老师一起参加了编写讲义的工作，指定我写的部分是魏晋南北朝考古。虽然我只是把上宿先生课时所作笔记照抄一遍，但还是很好地巩固了学习成果。
郑婕：这真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学习过程。据我们所知，在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您写了一系列关于魏晋南北朝的文章，最早的是学生时写的那篇讲高句丽壁画墓的文章，后来到考古所又写了关于邓县画像砖墓的年代问题等文章和书评，魏晋南北朝似乎是您的一个贯彻始终的研究主题。您对魏晋南北朝的研究兴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吗？
杨：我写高句丽壁画墓这个题目应该是从大学三年级在宿白先生的指导下开始的。我们到了大学三年级要写学年论文，学考古的十五个同学被分成几个小组，如旧石器、新石器、秦汉等。魏晋南北朝以后的一组只有三个人，即是我、刘勋和孙国璋，这一组的指导老师是宿白先生。当时宿先生给我们三个分别指定了学年论文的题目，指定刘勋做宋代墓葬的题目，让我写高句丽壁画墓，让孙国璋她自己选一个，后来她选择研究俑。那年学年论文完成的情况，其他各组的同学们怎么样我已经不记得了，反正我们这组里面我是完成了的。1957年我们在外面实习，回来后宿先生让我把这篇文章送到《文物参考资料》编辑部，在1958年第4期发表了。我生平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这篇大三的学年论文。这篇论文完全是宿先生指导的，从如何选题，如何找材料、列表格、分析、配图……到怎么写成文章、文章要如何写，都是宿先生仔细讲解后，我照着做的。通过完成这篇论文，宿白先生教会了我写文章，现在过了五十多年了，我还是按照宿先生当年教的那样写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