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政治·丁玲

一

丁玲凭借《莎菲女士的日记》登上文坛，是以鲜明的女性主义与个性主义姿态亮相的。但在其后的道路上，丁玲并没有成为一名女性主义与个性主义作家，而是逐渐泯灭自己的女性与个性色彩，成为一名党的文艺工作者，政治比文学更加主导着她的命运。

丁玲对革命的最初向往来自于瞿秋白。丁玲和胡也频革命的领路人是冯雪峰。丁玲走向革命有点接近于当时流行的革命加恋爱的模式。丁玲当时深爱着冯雪峰，她之所以成为左翼作家，与其说是受到革命的吸引，不如说是受到地下党员冯雪峰的吸引。简单地说，就是爱吾爱之所爱。对于视爱情为生命的女性来说，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冯雪峰不仅是丁玲革命的领路人，而且是丁玲革命的推动者。丁玲的政治生涯很大程度上是与冯雪峰休戚与共的。丁玲的革命从发生起就带着女性的特征，并贯穿始终。

南京三年是丁玲为革命付出的代价，更沉重的是她为这代价所付出的代价。这段历史几乎是丁玲终身的魔咒。有没有叛节？这是一个硬性的问题。没有证据证明丁玲叛节，可这还是成为丁玲“莫须有”的政治疑点，以及屡次挨整时的政治把柄，她几乎用了一生的时间来洗清。为什么还要和导致自己失去自由的冯达同居？这是一个软性的问题。丁玲的回答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到底还是一个人，总还留有那么一点点人的自然而然的求生愿望。”（丁玲：《魍魉世界·风雪人间——丁玲的回忆》）这是多么女性化的一个回答，说明她在政治上依然不成熟。“不成功便成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中国人对待俘虏的态度始终是负面的。被软禁三年而未成仁的丁玲，充其量是一个俘虏，而不是叛徒，可是在革命者眼里，俘虏和叛徒又相差多少呢？

三年后，丁玲结束被囚生活，向冯雪峰哭诉自己的委屈和痛苦，得到的是冯雪峰冷峻的批评：“你怎么感到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受罪？你应该想到，有许许多多人都同你一样在受罪：整个革命在这几年里也同你一道，一样受着罪咧。”（丁玲：《魍魉世界·风雪人间——丁玲的回忆》）在私情与革命之间，男人和女人的取舍往往是截然相反的。对于女人来说，私情几乎总是大于革命；对于男人来说，革命几乎总是大于私情。冯雪峰批评丁玲只有私情，没有革命，这个批评很男性化。但是，严厉的爱也许更容易让女人臣服，爱一个人就愿意为他所改变，爱一个人就愿意成为他希望的样子，这就是女人。爱自有其无法抵抗的权力意志。

丁玲选择去苏区是必然的。首先，胡也频牺牲时，丁玲已经提出过去苏区，这是实现她五年前的愿望。其次，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三年，以此举来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贞不渝，来消除不利于她的种种捕风捉影的传说，无疑是非常有必要的。再次，去苏区，参加革命，就意味着与冯雪峰走在同一条路上，有哪个女人不愿意与爱同行呢？

丁玲刚到保安，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出面为她举行了一个规格极高的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几乎所有留在保安的重要领导人物都出席了。到保安后不久，丁玲应约和毛泽东单独会见。丁玲向毛泽东建议把已经在陕北的文化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文艺协会，以推动根据地文艺创作。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并当面指名要丁玲担任文艺协会主任。丁玲是被当作知识分子奔赴革命圣地的一面旗帜、一个典型来树立的。丁玲在政治上的起点太高了，她的政治热情一下子膨胀得非常饱满，这是她日后势难回头的重要原因。如果只是派一个组织科长出面接待一下，安排一个不起眼的工作，丁玲日后也不至于这么难以找准自己的位置。从此，丁玲对自我的角色认知就发生了背离和错乱，有两个她在交替出现，且时不时地相互打架：一个是性情的丁玲，一个是政治化的丁玲；一个是本来的丁玲，一个是改造中的丁玲。树丁玲为旗帜和典型，对党来说是一种错爱，对承蒙错爱的丁玲来说，也未必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不久，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迁到延安。毛泽东又点将让丁玲回延安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真正实现了她的当红军的愿望（尹骐：《丁玲在延安的“洗礼”》）。丁玲的到来，的确在延安引起过一阵兴奋，也为延安带来了新鲜的刺激感，对她感兴趣者大有人在。丁玲身上具有一种不同于延安的异质，一种延安人尚未领略过的传奇色彩，这足以引起某种微妙的猎奇心理。丁玲曾经受到老革命们的青睐，他们相互有过好感。丁玲甚至差一点成为某一位老革命家的夫人——尽管在老革命家们的传记里，找不到关于她的一笔。猎奇过后，是审美的疲劳，是兴趣的锐减，那个好感期持续得并不长。所以，丁玲最后选择了陈明。

在彼此的好感期，丁玲写过《彭德怀速写》，充满尊重与敬仰，那是有真情实感才写得出来的。在彼此的好感期，丁玲可以跟毛泽东随便开玩笑，诸如“东宫”、“西宫”、“小朝廷”（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毛泽东与丁玲——陈明访谈录》）之类的，都是可以说的。当政治家有心情开玩笑的时候，知识分子的玩笑是玩笑；当政治家没心情开玩笑的时候，知识分子的玩笑就不是玩笑了。男人哄着女人玩时，女人不能忘记分寸。政治家哄着知识分子玩时，知识分子不能忘记分寸。但女人和知识分子恰恰是不容易把握好分寸的人，一个女知识分子更不消说了。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一旦将权力的拥有者视为知己，知识分子就很容易忘情，进而忘乎所以。如同女人一旦受到男人的恩宠、臣子一旦受到君王的恩宠，就容易倾心，进而恃宠而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失宠，进而挨整。但在当时，毛泽东对丁玲——自己的小女老乡，还是有一种男人对女人的感觉在里面的，这可以说是一种欣赏态度，但比普通的欣赏有着更为丰富而细微的内涵。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容忍她身上那种略嫌放纵的个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内质与外质，如同人的吃辣心理。女人在欣赏自己的男人面前的放纵是享有豁免权的，因此，那个时候的丁玲是放恣飞扬忘乎所以的，就像一个坐在休眠的火山上忘情玩耍的孩子。丁玲到晚年才明白，毛泽东在跟她相处的时候，其实从来没有放弃过政治的眼光。丁玲晚年在北大荒讲述过去与毛泽东相识相处的一些事时，曾经感慨：“过去对一些事情认识，是小孩脾气，幼稚得很。现在体会到自己说话不注意，什么话都说出来。”（陈徒手：《丁玲的北大荒日子》）丁玲亏就亏在跟毛泽东说话太随便。她总以为女人在欣赏自己的男人面前说话随便一点不是问题，可是，人与人之间的感觉不会一成不变的，当有一天不再是男人对女人的那种感觉了，从前的“随便”就成问题了。

从女性的角度看过去，丁玲对江青的到来是不会感到高兴的。丁玲没有去参加毛泽东和江青的婚礼，原因当然是有的——说得出的原因就是丁玲已经借好了马，要到保育院去看女儿。尽管强调了当时的马难借，但，再怎么难借，一匹马的重要性怎么能够跟毛泽东的结婚大事相提并论呢？真正合理的解释是她不想去。在此时此处出现的江青，简直就是一个后来居上、坐收渔利的女人。丁玲写了《三八节有感》，其中有些女性主义的义正辞严的道理，也有一些女人的小牢骚、小怨恨，多少带点女性抱屈赌气的成分。比如，直指“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丁玲：《三八节有感》），就是在跟江青叫板。而之所以敢跟江青叫板，就是对毛泽东还有点恃宠而骄。何其任性！何其危险！幸好在当时的毛泽东眼里，女人的这一种怨尚属可爱。首先，他对她尚存一点好感；其次，男人是乐得看女人争风的。在这种情况下，男人不反对小女人之“小”。丁玲能够在关键时刻与王实味区别对待，这个中因素可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二

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合影时，毛泽东问：“丁玲在哪里呢？照相坐近一点么，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朱鸿召：《丁玲到延安后的思想波澜》)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合影时，毛泽东讽刺地对丁玲说：“女同志坐到中间来吧，免得‘三八’节的时候又要骂娘。”(袁良骏：《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可见，女性或者说女性主义对于革命政权的尖锐而直接的挑战，已经使毛泽东感觉到尴尬，只是尚能按捺得住。毛泽东已经发现，丁玲身上带有令他不以为然的知识分子的种种根性，比如没政治、不驯顺，根本不合乎旗帜和典型的政治需要，难当文艺方面的政治大任，因此，对她开始失望了。

此时丁玲对冯雪峰的感情又怎样呢？仍然是声气相投，但与对毛泽东的仰望相比，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了。如果说丁玲对冯雪峰是月亮向太阳的话，对毛泽东则是葵花向太阳了。因为在后一种情形下，冯雪峰也不可避免地变成“臣子”了。说起来爱情是至高无上的，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至高无上的并非爱情，所以，《枫》中才会有为捍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射杀恋人的男女。在政治的绝对激情面前，爱情算什么呢？

《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于1941年，是丁玲的夫子自道，也是对那些揪住她的“历史问题”不放的人的反驳和还击。丁玲笔下贞贞的遭遇，无辜如周作人笔下的“长毛嫂嫂”(周作人：《泽泻集·闲话四则》其三，《知堂回忆录》第二五节)而比“长毛嫂嫂”又高出一个革命的段位，理应受到同情与尊重。但是，在以多少带有封建性的农民为主导的革命队伍里，这样的道理是讲不通的，试图做出这样的辩驳都只能激怒某些人。丁玲不服，凭着一股不平之气就那么写了，根本没有考虑后果。《在医院中》除了不合时宜地批判了革命队伍里的落后现实，违背了革命对文艺的实际需要外，还流露了文明的知识者对不文明的工农的优越感。后者在革命队伍里是特别敏感和忌讳的，这是一种潜在的意识形态。

丁玲的不驯顺不仅体现在文章上，还体现在个人生活上，比如，她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与一位小自己十三岁的英俊男演员结婚，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这太大胆、太前卫了，当然会触动某种农民式的男权文化心理，激起一些人对她的强烈的制服欲。如果再联系到丁玲此前的两性关系，这种制服欲会更加强烈。当这些人以辣手和铁腕来整治他们眼中这个又臭又硬的女人时，除了政治上的内驱力之外，可能还有文化上的内驱力——上纲上线一点说，就是性政治。在中国，连武则天这样有才能有实绩的女人都是举国男人历代的大忌，何况一个丁玲！陈寅恪敢于赞美柳如是、陈端生，令人钦佩之处就在这里。

中国是一个毫无女性主义与个性主义文化背景的国度，丁玲此举对于男权文化的挑战，无异于雌鸡打鸣，在雄鸡群中会激起多少不以为然甚至义愤填膺可想而知。延安的政治包含着男权制文化的因子，是男性政治。而延安以后的政治，很大程度上又是延安政治思维的延续。

1937年，丁玲还在与海伦·斯诺的谈话中坦率地承认过对冯雪峰的爱情，尽管他们当时已经成为革命队伍里的同志了。在《悼雪峰》中，丁玲提到：1937年他到延安汇报工作，我们见到了两次。不知道这两次见面与丁玲向海伦·斯诺坦承对冯雪峰的爱情有没有关系。然而，在彼此的个人生活已经相当复杂的情况下，此种爱情却不见得适宜大鸣大放。丁玲的措辞甚至都有可能让革命队伍里的同志不以为然——“伟大的罗曼司”(李辉：《往事苍老》)在那种没有私生活可言的公共政治语境里，丁玲居然敢如此坦然地说出自己的私情，实在太触目惊心了。丁玲女性主义与个性主义的精神质素体现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政治语境里，所闪射出的光芒太刺目太逼人了，她的磊落、坦白和透明无形当中已构成某种令男人忌讳的力量和挑战，男人的豪气、丈夫气在她面前都相形见绌了。

延安整风之后，丁玲开始由一个有个性的女作家向一个有党性的文艺工作者转变。这时候，别人整她，她也整别人。这时候，她不再以一种女性的态度生活、写作和革命了，她开始理性地思考自己在革命队伍里的角色，认真地对待政治问题，自觉地以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此时，丁玲的政治觉悟依然很皮毛，但毕竟是有了。她说，“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作家。”(转引自尹骐：《丁玲在延安的“洗礼”》)丁玲积极地以毛泽东在《讲话》中希望的方式报效着领袖、报效着革命。领袖希望于作家的是“两为”，丁玲就去写《田保霖》。毛泽东立即看到了丁玲的变化，《田保霖》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专门派人送来一封信，请丁玲和欧阳山去吃饭。饭桌上，毛泽东对丁玲写工农兵表示肯定，为丁玲“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武在平：《走上新的文学道路——毛泽东与丁玲》)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还表扬了丁玲。可见，毛泽东依然没有放弃对丁玲的培养。丁玲受到了多大的鼓舞可想而知。从此，丁玲写作的出发点变得非常明确，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版前言中说：“我写书时像一个战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田保霖》是丁玲文学上的一个转折，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的完成，家长满意了，但爱情放弃了。

丁玲创作上的调整是为了挽回政治上的窘迫，是为了报答毛泽东的政治关怀，而并非文学观上的真正转变。丁玲去参加土改，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政治觉悟与文学觉悟的双重体现。但是，丁玲的觉悟并未取代她的本性，这也是知识分子改造艰难之所在。对于人性的改造，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基因，否则，再怎么改造都是夹生的。

丁玲的个性与政治很难兼容，可是，她的个性主义的狂热成分稍一滑动又很容易发展为政治上的野心，这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丁玲的际遇当然有个人的责任，如果她不是试图利用政治来实现个人野心，又怎么会被政治机器轧坏呢？不幸被淹死的往往都是会游泳的人，不会游泳的人反而很少被淹死。丁玲后来在北大荒说“自己是个人主义野心家”(陈徒手：《丁玲的北大荒日子》),虽有被动检讨的成分，但也不全是昧于自我认知。

三

新中国成立时，丁玲也以政权体现者的身份进入北京。带着主人翁的自豪感，丁玲开始在文艺领导岗位上施展其才。这时候，她写得很少，在政治上却非常繁忙和投入，一是忙于文艺领导工作，二是忙于文艺界的派系斗争。此时文艺界的斗争，本质上还是延安整风的延续。

丁玲建国后最重要的盟友是冯雪峰，最重要的敌人是周扬。当冯雪峰也不得志的时候，作为盟友能够给予丁玲的帮助就十分有限了。建国后文艺界得志的是周扬。作为文艺界的政治家，周扬对丁玲的遏制当然是非常有效的。丁玲后半生的命运，就如怨鬼一样，与周扬死死纠结在一起了。冯雪峰与丁玲都是不服周扬的，他们曾经可以与周扬相抗衡，但现在，他们处于下风了，因为他们不如周扬得宠了。这时候的丁玲，对毛泽东可能还是抱有一定幻想的，对男人——尤其是欣赏过自己的男人——抱有幻想是女人的通病。从性情本质上来说，女人与儿童是一致的，她总以为男人会原谅自己，就像大人会原谅孩子。争宠争不过周扬，丁玲不甘心，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对毛泽东依然有着女人对男人的幻想，她不相信毛泽东就这样不待见她了。可是，此时的毛泽东对丁玲已经没有男人对女人的心态了，也可以说，只有政治家的一面，没有男人的一面了。建国后，毛泽东对江青都不过如此了，遑论丁玲。

与周扬相比，丁玲更像个文艺家，太幼稚了，而周扬具备政治家的素质。周扬在已经进入老年痴呆的时候，一听有个什么座谈会都能目光如电(王蒙：《周扬——目光如电》)。在文艺界复杂而残酷的派系斗争中，丁玲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呢？政治是泯灭性别的，政治斗争中没有男女，周扬对丁玲，绝无男性对女性通常会有的那种包容与大度。在政治斗争中，没有好男不跟女斗的软道理，只有你死我活的硬道理。她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单纯的政治对手，与性别无关。即或意识到性别，更多的恐怕也是对于雌鸡打鸣的厌恶与恼火，绝对不会姑息和手软的。身为一名男性政治家，竟连让一个女人低头都做不到，其威力何在！从这个角度讲，周扬对丁玲的斗争，也是男性对女性的政治。

此时的丁玲，对于政治斗争的残酷显然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她仍然抗争，仍然不服帖，她甚至曾经打算“登报声明，公开退出中国作家协会。”（陈徒手：《丁玲的北大荒日子》）二十一世纪才有人敢于去做的事情，丁玲在那么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居然就想到了。她的确太有个性太有锋芒了，而且，她的个性和锋芒无不带着女人的任性。使丁玲在政治上遭殃的，就是她的个性，她在革命队伍里遭遇的冲突，很大程度上不是政治冲突，而是个性冲突。当然，也可以说，个性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因为政治是无所不在的，那个时代的生活已经严重地泛政治化了。丁玲原本就是一个个性张扬的人，不懂得藏愚守拙，不懂得以退为进，她的一生就是在不停地授人以柄，不停地给自己制造麻烦，她实在不适合在东方语境下生存。

在处境开始变得风声鹤唳时，丁玲曾经对代表组织来谈话的刘白羽说：“我过去是满不在乎，实际上是政治幼稚，觉得没关系，这就是没政治。”（陈徒手：《丁玲的北大荒日子》）可见，她意识上还是有一定理性的，只是她的行为不能理性——女性的弱点就在这里。就是在这次谈话中，丁玲突然喃喃地对刘白羽说：“姚蓬子、冯雪峰管我叫冰之，左联同志都叫我丁玲。”（陈徒手：《丁玲的北大荒日子》）这种忆旧让刘白羽大为惊诧。也许她是想区分谁是爱我的人，谁是革我命的人，也许她是想在刘白羽面前唤起什么。可是，都到这个时候了，难道还能指望谁去怜爱她，谁去亲昵地称呼她什么吗？已沦落到这般境地，居然还抱着某种幻想不放，女人的这一种天真的自恋，实在够得上可歌可泣了。

丁玲与周扬之争，说到底是政治之争而不是文艺之争，也可以说是个人意气之争，胜负取决于谁在领袖面前得势的问题。世俗化一点说，政治就是人际关系，其中的吊诡，是难以预料和言传的。它将荒诞、琐屑、蝇营狗苟以崇高、伟大、堂而皇之的形式显现出来，让人哑然失笑的同时又不寒而栗。比如，江青对王光美的政治，就是非常女人化的，最直接的诱因就是王光美出访印尼时太出风头了。

丁玲与周扬，陷入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人际怪圈，注定难以树静风止。把丁玲整得那么惨，有点从肉体上消灭的意思了，周扬也曾于心不忍。在收到丁玲发自北大荒的思想汇报后，周扬批示：“建议作协派同志去看一看这些人，丁身体不好，可设法另外安置，她年（岁）已高，不要勉强劳动。”（陈徒手：《丁玲的北大荒日子》）在二人的斗争史上，这是极为罕见的一次恻隐。周扬的手软也是有限度的，作为政治家的周扬，是不会傻到去上演农夫和蛇的故事的。斗争就是你死我活，偶尔的慈悲并不妨碍周扬将对丁玲的革命进行到底，一直到“文革”结束几年之后，中国作协决定为丁玲复查平反时，周扬还不肯在复查结论上签字。周扬所揪住的，就是丁玲南京三年的历史问题。因此，可以理解丁玲看到中组部为她恢复名誉的通知时，为什么会说：“这下我可以死了……”（王增如：《无奈的涅槃》）丁玲在乎，是因为周扬在乎。人有时候就是为敌人而活着的，这当然是可悲的，但同时也是无可奈何的。丁玲与周扬，变成了两股受制于反作用力的绳子，惯性使他们牢牢地拧在一起，进行着一种自杀式的斗争，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自杀式爆炸，其中所蕴涵的人性的幽暗与逼仄，简直可怖。如果不是遇到周扬这样的政治劲敌，丁玲未必会把政治生活和政治生命看得如此重要。一个人的生活有时候恰恰是由自己的敌人来决定的，这是一个说起来荒唐可笑，行动起来却难以超脱的悖谬。许多人事沧桑，其实就是在受着悖谬的支配。

周扬、丁玲俱往矣，后来人去看这一代，便觉出了其中的荒谬，他们的能量很多都用于相互的消耗了，最后彼此抵消，结果为零。“既生瑜，何生亮”的情形永远是有的，因此，如何避免“他人是地狱”的政治悲剧，便永远是横亘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一道难题。

丁玲其实不懂政治，也不适合搞政治，她只是搅进了一台政治机器，欲罢不能了。丁玲一生的政治，说到底其实是小政治，是人际斗争。政治是男人的，政治的世界就是男人的世界。女人的政治生命是以男人来衡量的，在丁玲的政治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三个男人：冯雪峰、毛泽东和周扬。丁玲在“政治的世界”即“男人的世界”里左冲右突，打拼得很苦。最根本的人格代价，就是个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丧失。

1955年之后，丁玲在政治上彻底栽了跟头。发配到北大荒时，她已经不再是党员，不再是作家，当然也不再是党的文艺工作者了。关到秦城监狱时，丁玲连公民都不是了，政治权利也被剥夺了。但是，丁玲的人格恰恰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转型。至此，她作为一个个性主义与女性主义作家的人格改造终于宣告结束，她身上那种个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因子几乎全部泯灭了，代之以规范的政治型人格。作为一个女性与革命、知识分子与政治关系的人格个案，丁玲的人比她的文更有言说的价值。但是，后人从丁玲身上看到的往往只有政治，没有性别。只看见革命，而看不见男人和女人，这是革命对个体的遮蔽，是意识形态下的盲点。

延安政治既是一种政党政治，也是一种性别政治。男性政治对丁玲女性主义与个性主义的祛魅，既是一种政治改造，也是一种个性改造。政治对女性的改造，本质上也是男权文化对女性性情的改造，以及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柔道与博弈。男性政治对女性异化的结果，体现在丁玲身上，就是个性主义与女性主义对政治与男权制文化的双重就范。对于丁玲来说，更加可悲的是，当其自我的祛魅终于完成的时候，一个女性主义与个性主义对男性政治进行返魅的时代却依稀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