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谢国故址应在今湖南江永

摘要：周宣王封申伯于谢而建立的谢国在何处，自来众说不一，没有定论，近年来历史地理学界已认定谢国故址是在河南省南阳市，这是错误的。根据《诗经》中的《黍苗》《崧高》《甘棠》三篇及明代《永明周氏族谱》的记载，可以断定谢国故址是在湖南省江永县，其都城就是江永县的上甘棠村。

关键词：申伯；谢国；谢水：上甘棠村；江永女书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0)04-0084-06

周宣王七年(公元前821年)，周宣王封其元舅申伯于谢，建立了谢国。

一、从《诗经》看古谢国的大致方位

根据《诗经》中《黍苗》《崧高》二篇的记载，我们可以断定谢国故址不可能是在南阳

《诗经》三百篇中，与周宣王封申伯于谢这一历史事件有关的有《黍苗》《崧高》《甘棠》三篇。《黍苗》是周宣王命召穆公(召虎)前往谢国主持勘定疆界、营建城邑等事宜时，从行者所作。《崧高》是宣王于郧(今陕西省眉县。本文中所有历史地名所对应的今地，均根据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为申伯饯行时，尹吉甫所作。《甘棠》是谢国人民为怀念召穆公对谢国的恩德而作，炙黍苗》《崧高净《甘棠》三篇中的召伯都是指召穆公(召虎)。《黍苗》和喀崧高净的全文如下：

黍苗 艽艽黍苗，阴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劳之， 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 我徒我御，我师我旅，我行既集，盖云归处[ 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则宁。

崧高

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

畫畫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

王命中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营，有傚其城，寝庙既成，既成藐藐，王锡申伯，四牡躪轎，钩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迈，王饯于郧。申伯还南，谢于诚归，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以峙其粮，式遄其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谢，徒御哗咩。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显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宪，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

我们注意到，表示方位的“南”字在《黍苗》和《崧高》中曾反复多次出现，如“悠悠南行，召伯劳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登是南邦，世执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我图尔居，莫如南土”；“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还南，谢于诚归”等。这表明谢国应是位于遥远的南方，不可能是在地处中原的南阳市境内。

西周时的都城在镐(今陕西长安县西北)，周宣王为申伯饯行之地为郧，《黍苗》和《崧高》中表示方位的“南”字只可能是相对于镐或郧而言，从地图上可见，南阳乃是位于镐或郡的东南偏东方向。粗略地说，则可以认为是位于镐或郡的东方。因此，谢国故址当然不可能是在南阳，

我们也注意到，对《黍苗》和《崧高》中多次出现的“南”字，某些学者是以“谢”是“周之南国…‘周之南土”来解释的。如在《毛诗正义·崧高》，毛亨传曰：“谢，周之南国也。”朱熹《诗集传·崧高》注曰：“谢，在今邓州南阳县，周之南土也。”这似乎意味着“南国”“南土”只不过是一地域概念，不一定真正是位于镐京以南。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试问，对诗中的“悠悠南行，召伯劳之”，又应如何解释呢?

从《黍苗》和《崧高》中的“悠悠南行，召伯劳之”“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等可知，宣王是命召穆公(召虎)前往谢国主持勘定疆界及营建城邑等事宜。召穆公是什么样人呢?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厉王暴虐，又不听召穆公规谏，后来国人因不堪忍受而暴动，攻厉王，厉王逃亡奔彘(晋国地，今山西省霍县)。暴动者欲杀厉王太子静(周宣王)，太子静当时尚年幼，匿于召穆公家，暴动者乃围召穆公家以索要太子。由于暴动者并不认识太子，召穆公乃以己子代太子，召穆公牺牲了自己儿子的生命才使太子得免于死。这比人们熟知的“赵氏孤儿”事件还要早几百年。周厉王逃亡至彘后，是召穆公、周定公二相共同主持朝政，史学界称这段时期为共和行政时期(《竹书纪年》对共和行政时期的说法与《史记·周本纪》不同：是共国的国君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因而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公元前828年)，周厉王病死于彘，这时太子静仍在召穆公家，已成年，召穆公、周定公二相乃共立之为王，这就是周宣王。周宣王在召穆公、周定公二相辅佐下，励精图治，终于实现了中兴大业。又据《竹书纪年》及《诗经，江汉》记载，周宣王六年，召穆公曾帅师伐淮夷。

召穆公是历经厉王、共和行政、宣王三代的元老重臣，这样的元老重臣前往谢国，当然只可能是从当时的都城镐京出发，如果谢国是在今天的南阳市境内，召穆公当然应向东行。但是，《黍苗》中清清楚楚记载着的却是：“悠悠南行，召伯劳之。”应如何解释出现的这一矛盾呢?唯一可能的正确回答就是：谢国故址不可能是在南阳。

根据《诗经》中《黍苗》《崧高》二篇的记载，可以断定：谢国是在距镐或郡都很遥远的南方，不可能在今天的南阳市境內。

二、对《古谢邑故址应在今南阳县境》

一文的质疑

历史地理学界认定谢国故址是在南阳的主要依据，是《水经注·比水》中关于谢城、谢水的一段记述，但实际上这所谓的谢城、谢水根本就不存在，乃是郦道元牵强附会杜撰出来的。

历史地理学界认定谢国故址是在南阳有什么依据呢?我们从光明日报1991年12月18日以《中国谢氏源流讨论会在南阳召开》为题的报道、谭其骧教授在这次讨论会上发表的论文《古谢邑故址应在今南阳县境》中找到了答案，知道历史地理学界所依据的是《荆州记》及《水经注》中的有关记载，我们查阅了《荆州记》和《水经注》中的有关内容。

《荆州记》作者为南北朝时刘宋末年的盛弘之，全书已散佚，今只有辑本。我们现在知道的有关内容是根据南北朝时梁代刘昭为《后汉书，郡国志。南阳郡》中的棘阳县所作的注：“《荆州记》曰：‘(棘阳)东北百里有谢城。”这过于简略，只有寥寥的七个字，很难据以考察论证。且即使棘阳东北百里确有谢城，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历史上曾经名为郑城(今安徽颍上县)、吴城(今山西平陆县北)的，却并不是郑。国、吴国故址。既然盛弘之和刘昭都没有说这个“谢城”就是谢国故址，我们今天也就不应瞎猜疑了，可见，历史地理学界认定谢国故址是在南阳的主要依据，就是《水经注》中的有关记载了。

《水经注》作者为北魏时的郦道元。下面是《水经注，比水净中关于谢城、谢水部分的摘录：

比水又西南流，谢水注之。水出谢城北，其源微小，至城渐大，城西回侧水，申伯之都邑，《诗》所谓“申伯番番，既入于谢”者也，世祖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于丹为谢阳侯(守敬按：见后汉书樊宏传作射阳，注弓]此作射水、射阳，而以临淮之射阳为远。盖射、谢相通用，射水即谢水，射阳即谢阳也。)，印其国也。然则是水即谢水也。高岸下深，浚流徐平，时人目之为淳潜水，城戍又以滓潛为目，非也，其城之西，旧棘阳县治，故亦谓之棘阳城也。谢水又东南径新都县，左注比水。又西南流。径新都县故城西，王莽更之曰新林，《郡国志》以为新野之东乡，故新都者也。

从以上这段引文可见，《水经注·比水》中对谢城、谢水的叙述的确很细致、具体，且明确说明这个谢城就是“申伯之都邑”。面对这样具体、细致的记载，人们自然会认为这是真实可信的。也当然会认为，只要找到了这个谢城、谢水在何处，也就找到谢国故址了，Lk水即今河南省西南部的泌阳河及其下游唐河。近年来，也确有某些学者根据《水经注，比水》中关于谢城、谢水的记述，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论证，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在1991年10月由河南省社科院组织召开的“中国谢氏源流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教授在其《古谢邑故址应在今南阳县境》一文中说：“谢水今人考证为即今出南阳汉家乡，其源甚微，东南经金华乡东谢营村，水流增大，又经新野任桥入唐河(比水)之涧河(孙文青《谢城考》、谢增寅《古谢邑今址考》)，宜可信，是则谢邑故址，当在今南阳金华乡之东西谢营村无疑。”

1991年12月18曰的光明日报在以《中国谢氏源流讨论会在南阳召开》为题的报道中也说：“会议期间，专家学者们还专程到南阳县金华乡东谢营村，对其附近的地形地貌、出土文化进行了考察研究，一致认为，谭其骧教授的论断是正确的，即：唐河说始见于宋初的《太平寰宇记》，信阳说始见于南宋《舆地纪胜净，南阳说依据的文献是南朝时的《荆州记》《水经注净，远远早于唐河、信阳说。唐河、信阳二说‘自不可置信’，‘谢邑故址，当在今南阳金华乡之东西谢营村无疑’。考古学、人口学、人类学的研究，也印证了谭老的结论。”

郦道元是一个伟大的地理学家和文学家，他的《水经注》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根据《水经注》的记述而得出“谢邑故址，当在今南阳金华乡之东西谢营村无疑”的结论，却是与根据《黍苗》《菘高》所得出“谢国是在距镐京很遥远的南方，不可能是在今天的南阳市境内”的结论完全矛盾，《水经注》中关于谢城、谢水的记述当然就值得怀疑了，《诗经净是经历秦始皇焚书后仍流传下来的先秦文献，《黍苗》和喀菘高》是关于“周宣王封申伯于谢”这一历史事件的最直接、最原始史料，后世任何文献对“周宣王封申伯于谢”这一历史事件的记述如果与《黍苗》《菘高》的记载有抵牾，当然就不可置信。经多次阅读、分析，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查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共同出版发行《汉语大字典》中的“目”字条：“目”字作力动词有“称、称呼”的意义，作为名词意义之一为“名、名目”。查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汉语大辞典》中的“城戍”条：“城戍，犹城堡。”因此，《水经注分中“时人目之为泞潛水，城戍又以淳潛为目，非也”这段文字，用现代语言来表示，可直译为：“现在，人们都称这条河为泞潛水，这个城堡也是以泞潛为名，这是错误的。”

可见，被郦道元称为谢水、谢城的，其真名乃是滓潛水、淬潛城。当时根本就没有谢水、谢城，而只有淬潛水、泞滑城。

但是，郦道元却说“非也”，他认为当时的人们不应该将这条河、这个城堡称为滓滑水、滓潛城。郦道元的这一反对意见是没有道理的，当时人们都称这条河、这座城为泞滑水、泞潛城，这是客观事实，绝不会由于郦道元说了一声“非也”就能将这一事实更改得了的。

是否泞潛水、泞潛城过去曾经名为谢水、谢城呢?如果是这样，当地人不会都不知道。从“然则是水即谢水也”的语气来看，就连郦道元自己也并不确知这条河过去曾经名为谢水，只不过是猜测而己。他仅仅是以“世祖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为谢阳侯(据《后汉书》，应为射阳侯)，即其国也”为依据，从而作出“然则是水即谢水也”的结论。这显然是牵强附会，谢阳侯(射阳侯)樊丹的封地是否在这里与这条河是否曾经名为谢水，二者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

我们还认为。《水经注》中将“射阳侯”更改为“谢阳侯”是不恰当的。人们要问，郦道元是凭什么理由将“射阳侯”更改为“谢阳侯”呢?杨守敬《水经注疏，比水》对此作了解释：“盖射、谢相通用，射水即谢水，射阳即谢阳也，”这样的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射”与“谢”在上古时是否可通假使用，我们不了解，但是，在《史记》《汉书诤《后汉书》及其他汉代或汉代以后的任何文献中，如果将“射”更改为“谢”，或将“谢”更改为“射”，都必然会使人们不能正确理解原文本义。

据《史记。项羽本纪)《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及《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载：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曾封项羽的叔父项伯为射阳侯，其封地故址就是现在江苏省宝应县东北的射阳镇。如按《水经注》的作法，既然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封射阳侯的樊丹可以改称为谢阳侯，比这还早二百三十七年封射阳侯的项伯当然也可以改称为谢阳侯了。人们会同意吗?对流经射阳镇附近的射阳河，是否也可仿照《水经注》而依样画葫芦说“然则是水即谢水也”呢?人们会同意吗?

为何郦道元会产生这样的错误呢?郦道元知道在谢国有谢水，知道找到了谢水就是找到了谢国，但当时南北割据，郦道元是北魏人，郦道元对南方水系的了解就不如对北方水系的了解，《水经注》中对“江水”及“江水”以南水系的叙述就较简略。郦道元本可轻易的找到谢国，也就因对“江水”以南水系不熟悉而竟失之交臂。郦道元主观臆测申伯的封地是在射阳侯樊丹的封地淳潛城附近，为了使人们相信射阳侯樊丹的封地就是谢国故址，因而将“射阳侯”更改为“谢阳侯”，

并以此为依据而作出“然则是水即谢水也”的结论，从而将泞潛水、淬潛城更改为谢水、谢城了。

既然《水经注。比水》中所谓的谢水、谢城根本就不存在，乃是郦道元臆造出来的。历史地理学界作出“谢国故址是在南阳市境内”这一结论的依据当然也就不复存在。

三、古谢国故址应在今湖南江永

根据《诗经》中的《甘棠》篇及明代《永明周氏族谱》的记载，可以断定谢国故址是在湖南省江永县，谢国的都城就在江永县的上甘棠村。

(一) 《甘棠》是谢国人民为怀念召穆公(召虎)对谢国的恩德而作

《甘棠》的全文如下：

甘棠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甘棠》的时代背景，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2月出版程俊英撰《诗经译注》中《甘棠》的题解：“周宣王時的召虎，輔助宣王征伐南方的淮夷，颇有功劳。人民作《甘棠》一诗怀念他。”程俊英先生认为嘌甘棠》是人民为怀念召穆公(召虎)而作，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又说召穆公是由于輔助宣王征伐南方的淮夷有功劳而受到怀念，就与《甘棠》的题意不符了，据《竹书纪年》及《诗经，江汉》记载，周宣王六年(公元前822年)，召穆公曾帅师伐淮夷。在这戎马倥偬之际，召穆公怎可能如喀甘棠》中所说，常休憩于这甘棠树旁的草舍呢?可见《甘棠》不可能是征淮夷时所作，其实，只要再认真阅读一下《诗经》中枝黍苗》《崧高》二篇，就可知《甘棠》乃是谢国人民为怀念召穆公而作。

周宣王七年(公元前821年)，宣王封其元舅申伯于谢，建立了谢国。周宣王命召穆公(召虎)前往谢国主持勘定疆界、营建城邑宫室等事宜。可见《甘棠诤应是谢国人民感激怀念召穆公的这一恩德而作。《甘棠》的大意是说，由于召穆公在谢国期间，是居住在这株甘棠树旁的草舍中，谢国人民怀念召穆公的恩德，对这株甘棠树也就倍加爱护，不忍剪伐其枝叶。

(二)据上甘棠村明代《永明周氏族谱》的记载，可以断定谢国故址是在湖南省江永县，谢国的都城就在江永县的上甘棠村

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夏层铺镇有个上甘棠村，位于江永县城西南25公里处。据永明县志记载，汉武帝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后置苍梧郡，所辖十县中，有一个谢沐县。谢沐县县治即在上甘棠村。上甘棠村位于谢水和沐水的交汇处，谢沐县当是因此而得名。被称为雌雄二水的两条小河，谢水为雄，因为它源自都庞岭的山之阳(南)，流经雄川村；而沐水则为雌，因为它是源自山之阴(北)地下溶洞中的一口井。谢水和沐水于上甘棠村交汇后叫谢沐河，是南下注入漓江的源头支流之一。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将谢沐并入永阳县，上甘棠村不再是县治所在地。谢沐县建制经多次变更，最后于1956年由永明县改名江永县。谢沐县虽经多次更名成为现在的江永县，但两千多年来上甘棠村的村名和村庄的位置却始终未变。

上甘棠村是一典型的聚族而居的村落。2002年时，上甘棠村有居民453户，人口约1860多人，其中除少数几户外，其余都是周氏族人。据上甘棠村周氏族谱记载，周族始祖周归仁，原籍山东青州府，二世祖崇昌迁湖南宁远。五世祖安时，字朝用，生二子，长子周如镝，次子周如锡。周如镝、周如锡又各生六子、十八子，因名字中均有一个“弘”字，后世称之为“二十四弘”。“二十四弘”的后裔中有不少人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如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就是周如锡的直系子孙。“二十四弘”后裔族人分散各地，在永明县择地落籍的有11弘。其中周如锡之子周弘本的后代于唐太和二年(公元828年)迁居上甘棠村，至今村中周氏族人已繁衍到四十多代了。一千多年来，历经几个朝代，这个家族居住地址始终保持不变。

据上甘棠村明代《永明周氏族谱》记载：“吾甘棠，召公驻节过化之乡。”

关于上甘棠村的风景，村外月陂亭的摩崖石刻上有大量描述。如宋代石刻：“舂陵周氏溪山胜，多少骚人为发扬。我道其间描不尽，一图太极是甘棠。”还有明代的“甘棠八景”诗石刻，更全面描述了上甘棠村的景色。在北头村口小河上，有一座石榫为墩，石板为梁的小石桥，据村里的周氏族谱记载，这桥竟是建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如族谱记载属实。这恐怕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石桥了。村前沿河有长500米，高2，1米的防洪墙，全是用青石垒就，据村里人讲，这道墙比村中的居民更古老。

2007年5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关于公布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的通知”中，已将上甘棠村列入。”

从以上记述可知，上甘棠村周氏家族是在1200年前即已定居于此，周氏家族对上甘棠村及谢沐县的历史沿革当然很清楚了解，上甘棠村明代《永明周氏族谱》中“吾甘棠，召公驻节过化之乡”的记载，当然是可信无疑的。明代《永明周氏族谱》的记载清楚明白说明，召穆公所曾休憩于其旁草舍的甘棠树就在上甘棠村，由此当然可以肯定：谢国的都城就在上甘棠村，谢国就是在今天的江永县境内。上甘棠村位于谢水和沐水的交汇处，谢国的国名“谢”，当然就是因为这里有谢水而得名。

郦道元知道在谢国有谢水，知道找到了谢水就是找到了谢国，为了找到谢国故址而苦苦寻求谢水所在，却没有找到真正的谢水。据《水经注，漓水》：“漓水又西径干乐县界，左合干乐溪口，水出临贺郡之谢沐县南历山，西北流径谢沐县西南，西南流至平乐县东南，左会谢沐众溪，派流凑合，西径干乐南。孙皓割苍梧之境，立以为县，北隶始安。溪水又西南流，注于漓水，谓之平乐水。”郦道元为了找到谢国故址而苦苦寻求谢水所在，却不知这谢水就在其所说的‘‘谢沐众溪”之中，郦道元也就因此而没有找到真正的谢国故址，真可惋惜!真正的谢水正好就在上甘棠村，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进一步证明了“上甘棠村就是谢国都城”这一结论是可信的。

(三)江永女书——谢国故址在江永县的又一佐证

在湖南江永县农村中流行一种独特的女性文字，现称为“江永女书”，江永女书在农家妇女中传诵，传女不传男，男性不识，外界也不了解。第一个发现并研究江永女书的男性是1954年在江永县文化馆王作的周硕沂先生，周硕沂先生也就成为男传女书第一人。经多年研究，2002年11月已由岳麓书社出版发行周硕沂编《女书字典》。这种文字没有横、竖笔画，均由点、圈、撇、捺、折5种笔画写成。行文自上而下，走行从右到左。字体不是方块，形体倾斜，略呈菱形，笔画纤细飞扬，自由舒畅，女书文字的写法与原始社会的刻画符号相似，有40多个字形与甲骨文相同或近似。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干、万这Ⅱ3个数词中，除了一个“四”字外，女书文字的写法都与原始社会的刻画符号惊人相似，cI(”l

对于女书的起源，则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女书起源于商周时期或更早。周硕沂、杨仁里等某些学者认为，在19世纪甲骨文被发现之前，江永农家妇女是不可能接触到甲骨文的，女书文字的写法与原始社会的刻画符号或甲骨文惊人相似，说明女书的起源很早。女书应是秦始皇文字改革以后被淘汰了的古文字，是在汉人中通行的文字。在秦统一文字过程中，因为江永县地处偏远，这种文字才得以幸存下来，在漫长的代代相传过程中，终于演变成今天的女书。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女书创始于近代。宫哲兵教授在其哎论江永女书决非先秦古文字》中就认为：女书的单字大部分都是借用和改造汉字而成，被女书借用和改造的汉字，绝大多数不是古汉字，而是今汉字一一楷书，这证明女书不大可能是先秦古文字。楷书是由史前刻划符号、甲骨文发展而宋的，自然有些字形与史前刻划符号、甲骨文相似。女书大量借用了楷书，所以有些字形与史前刻划符号、甲骨文相似是不奇怪的。他还说：“如果说女书在商周时期已经创造出来了，那么这种文字是怎么由北向南推进的呢?经过哪条路线?传播过哪些民族和地域?如果找不到中间环节的证据，那么几千年的时间跨度、几千里的空间跨度，又怎么去加以说明呢?中国是一个重视古文字，又重视修史修志修谱的国家，假如女书是从北到南，流行几千年的一种活文字，在历史上毫无记载，似乎也不大可能。”因此得出结论：“女书不属于先秦古文字，它盛行于清末与民国时期，其发生期不会早于清代。”

经过认真分析，我们认为周硕沂及杨仁里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在19世纪甲骨文被发现之前，江永农家妇女是不可能接触到甲骨文的，女书文字的写法与原始社会的刻画符号或甲骨文惊人相似，说明女书的确起源很早。

宮哲兵教授说，楷书是由史前刻划符号、甲骨文发展而来的，女书大量借用了楷书，所以有些字形与史前刻划符号、甲骨文相似是不奇怪的，不能用来作为女书起源于商周时期的佐证，我们认为，这对少数女书单字来说，或许可以这样解释。但对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这12个数词，女书文字的写法都与原始社会的刻画符号惊人相似，这样的解释就不能使人信服了，

要在远离中原的江永建立谢国，除了要有国家行政人员外，还得有大量从事农耕及手工业生产人员及为保卫国家安全的武装人员。随召穆公来谢国从事营建城邑、宫室的人员，在工程完成后，除部分可能随召穆公返回中原外，其余的一般也要留居谢国。这些人员中除个别外，都携带有妻室子女，可见随申伯来到江永的总人数是很多的，总得以万计。正是这些随申伯来到江永的人员及其家属将中原文字带来江永，经世代相传而演变成现在的江永女书。

江永女书是由申伯在今天的江永建立谢国时带来的中原文字演变形成，这是可信的，对于女书起源的争论，终于有了终极结论。反过来，流行于江永农村的江永女书，也可作为谢国故址的确是在江永的又一佐证。

编辑　颜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