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战国时代，龙行何方？

上篇:新战国时代已经来临

程亚文(中国军事科学院):今天请两位探讨一下时代问题。伊拉克战争之后，我觉得这个问题变得日益重要，不能认识到我们现在是处在什么样的时代，对这个时代的特征、趋势有一个好的把握，我们也就不可能对这个世界做出合理的回应。总体来说，我有个感觉，当下这个世界很像中国2000年前的战国时代，也很像一战之前的近现代欧洲那种大国林立的状态。我想把它定名为“新战国时代”。 我是从两个方面来把它与战国时代作比照。其一，如同在存在着一个超级强国秦的同时，还并立着其他6个强国——齐、楚、燕、韩、赵、魏一样，今天的美国也是一个超级强国，但它又并不能在任何方面都独霸天下，世界上还有法、德、俄、中、印、日等大国，它们和美国之间并没有构成“君臣”关系，相反，与美国的合纵之策相比，这些大国间的连横，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和之后，都呈现出了明朗化的趋势。其二，战国时代是天下混战，秦想一统天下、形成“单极”，6国则各谋自立、期望“多极”，两种愿望、两种追求相互牵扯、彼此竞争，整体来说天下无稳定秩序，今天也很类似，两极格局瓦解了、旧世界秩序崩溃了，但新世界秩序十余年来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大国们都在竞争着要去按自己意志建立世界新秩序，整个世界因此总体表现为两种意志间的较量，孰胜孰负现在还很不好说。

郭树永(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博士):我基本同意亚文兄所说的“新战国时代”的概念。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战国时代，主要是因为，目前大国关系中具备了明显的多极特征，而且这种多极具有一定的互动性。不论从一两年前由中俄参加的上海合 作组织的制度化进程，还是几个月前伊拉克战争前后的欧美抵牾，以及几天前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握手，都似乎更加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为了避免人们对“新战国时代”这个概念产生无限的联想，我们有必要将之加有界定。否则，这个概念就没有生命力。

根据我的理解，“新战国时代”的提法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是战国时代是一个多极时代。这亚文兄已经说得很清楚。二是“新战国时代”是一个“战”的时代。13年间仅大国参与的高技术战争就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令人目不暇接，战事之频较冷战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战争状态的真正含义，不仅仅在于经常发生战争，而更重要的是经常有可能卷入战争，许多国家都不知道战争何时会降临。当前国家间政治中这种普遍拥有的不安全感，是国际政治中“战争状态”化的重要体现，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

程亚文: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许多人都成了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以为旧秩序崩溃了，新的“民主自由”大同世界马上就会到来，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乐观主义没有多少意义。我们更多是看到了历史中循环而不是“进步”的一面。然而同时我又在思考另一问题，当我们认为今天人类政治在全球层面进入战国时代的时候，它是否意味着人类生活又一次简单地向以往复归，而毫无“进步”可言呢？也就是说，21世纪初的人类政治生活，与过去时代相比到底有没有一些改变，特别是在善良的方面？

郭树永: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有一个历史的视野。要真正把握“新战国时代”的本质，还不能漏掉它的第三层含义，即这是一个“新”的战国时代。现实中的战国时代与我们历史眼界中的战国时代，不能同日而语了。2500年前的古代中国真的称得上典型的丛林生活，完全是虎狼当道的时代，一个诸侯国为了国家利益，把发动战争、吞并小国当做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在现代，即使我们正视美国军国主义泛滥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美国还不至于消灭一个主权国家，美国还在战争前一个多月力争使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支持其战争合法性，美国在战争之后努力缔造中东和平路线以图“谢罪”。美国还必须认真面对一个怨声载道的世界，还必须修补自己的国际形象。从整个世界长河来看，国家间关系正在走出狼虎化的丛林世界。因此，“新战国时代”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时代观，而是理想主义化了的现实主义。我们正在走入一个完全不同于狼虎丛林的新战国时代。

房宁(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从美国的全球战略来说，新战国时代实际上也是新帝国时代。1999年我们提出了后殖民主义时代即将来临。当时认为“后殖民主义”似乎不太准确，但也没有想出更恰当的表达。现在很多人用新帝国主义这个词，这个词很好。新帝国主义就是对殖民主义的否定之否定。1999年我们分析，它有三大政策，现在看来基本上是如此，事实证实了。这三大政策就是:经济接管、政治代理和军事控制。

现在在韩国、拉丁美洲很多国家已经丧失了经济主权，由美国的代理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接管了很多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权，尤其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之后。

在政治上，他们在扶植代理人。美国人用武力占领阿富汗。阿富汗有了自己的总统。阿富汗的总统很值得同情，他号称是阿富汗人民的领袖，是阿富汗总统，但是在阿富汗青年中找不出多少可靠的人保护自己，结果居然还要美国大兵给他当保镖。

军事的控制，首先就是解除武装。美国人现在经常不说清楚。严格意义上的解除武装指的是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不知美国人现在是有意还是口误，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先生经常讲就是解除武装。根据我们的判断，将来美国的目标就是要解除别国的国防军的武装，只能有维持治安的武装，就像日本当年在中国搞的汉奸军队。

美国这样做是有理论体系的。在伊拉克战前，布什总统说美国需要绝对的安全，不受任何威胁。美国要获得绝对的安全，这在逻辑上意味着除了它以外，别人不能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要存在，就是有危险的，只能是有相对的安全。对于绝对安全的观念，中国人并不陌生。中国历史上就曾经有人追求过绝对的安全，秦灭六国以后追求绝对的安全，尽收天下兵器。美国的绝对安全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征服全球的意味。这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逻辑。

中篇:中国需要调整国际政治思维

郭树永:我们必须思考清楚一点，这种新战国时代的国际格局对中国国家安全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的韬光养晦错了吗？中国因为战国时代更加不安全了吗？伊拉克战争无疑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但它反映了哪一种方向？ 新战国时代的安全意义，是否就意味着更加不安全了呢？6年前，我曾说多极时代比单极、两极时代更加有安全感，同时也指出，目前的多国均势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均势了，它受到国际法、国际机制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大国认同变迁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伊拉克战争说明了多极时代吗？如果说当代条件下单极时代与多极时代的过渡，伊拉克战争反映了单极力量的一种反抗。

房宁:俄罗斯人这次在伊拉克战争中有个很好的说法，他们说这次不仅是对萨达姆的考验，也是对世界的考验，对大国的考验，对大国结盟能力的考验。坦率地说，我认为从伊拉克战争中，我们中国人应该反思三个问题:第一，我们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时代，这是总的前提性的问题;第二应当反思我们的策略，就是韬光养晦问题。韬光养晦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时候是个正确的抉择，尽管那时候国际格局已经在开始变化，但变化并没有如此之剧烈，如此之深刻，如此之广泛，特别是它没有近在眼前;第三，就是发展经济与国防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伊拉克的战争给世界各国都上了一课，所有美国宣布的流氓国家、邪恶轴心国，都在吸取教训。萨达姆政权之所以垮台，伊拉克被美国占领，恰恰不是因为它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是正好相反的原因。朝鲜已经指出，伊拉克自毁长城，自己削减军备。在美国开战的前几天，伊拉克还在销毁自己的导弹，真是很可悲。现在大家都明白了，没有任何余地，没有任何选择，该做什么就要抓紧了。

伊朗启动了自己的核反应堆，朝鲜退出了核不扩散条约，都属于美国侵略伊拉克引起的连带反应。美国现在对俄罗斯、中国这样的大国，还比较客气，但美国人自己其实很清楚，真正能够威胁美国绝对安全并不是那些“流氓”小国。现在俄罗斯、法国、德国、中国都意识到了美国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但都在韬光养晦。能够韬光养晦最好，但是问题是，如果大家都希望自己韬光养晦，希望别人能为自己抗御风寒，为自己火中取栗，恐怕这正是美国所最希望看到的。

我们都由衷地希望能够和美国保持和平共处。但这不是问题，而只是一种愿望。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怎么样能够保持和平共处关系。保持和平共处，就很自然联想到了历史上的外交思想，包括我们在中外历史上的绥靖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绥靖主义作为政策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对手对你的利益欲求是有限还是无限。这是根本问题。在外交斗争中，在国与国的斗争中，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如果对手只寻求有限利益，绥靖主义就不失为一种可以选择的策略。历史上，我国西北部的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地区的野心一般情况下是有限的，它行为方式是游击式的，强掠式的，打一下就回去了，不要住在这个地方，不像美国对伊拉克。

绥靖主义不可能的条件是什么？就是对手对你的企图是无限，不光是要你的钱，也要你的命，要全部地占领你的地方。这种情况下，无论怎么妥协都不行。中国历史上导致绥靖政策失败的都是这种情况。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确认对手和对手的意图。与此相关的还有对手的实力。有人说，弱国无外交。其实这话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这句话，反过来说，强国无外交。因为强国本无须外交，如今天的美国，大不了蛮干就是了。应当说，弱国恰恰要有外交，弱国更需要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保存自己，发展自己。弱国如果一味的妥协、退让，只能加剧困境，加速灭亡。

程亚文:伊拉克战争后的世界确实是在改变中，这种改变可能是本质性的。房宁先生说得好，天不变道亦不变，天变则道亦应变。国际政治的整体生态变了，中国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也变了，就不能不调整国际政治思维，以适应这个变化了的世界。如何调整国际政治思维，我想这两个问题比较重要，一是要增强主动性，二是要致力于建构力量平衡。

这些年来很多人都在说，中国正在“崛起”，什么才是“崛起”？我想不仅意味着中国自身力量的变化，也意味着中国在世界政治生态系统中所应享有的权利、所应扮演的角色和所应负担的权重的变化，中国已经置身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更大的规模上参与世界事务。因应这种变化，中国就不能不在国际上重新定位，不宜继续单调地停留在“韬光养晦”阶段。要逐渐改变过去那种以对外界作出反应为主的外交，而致力于增强主动性，将外交重点由第三世界转向发达国家，对由于全球化趋势和中国的重要性日益增长而产生的问题，发挥更加活跃和更具建设性的作用，以便为中国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条件。

在中国已被纳入世界政治的丛林中后，中国应改变自身国际形象、推行主动外交的另一个关键原因是:目前的世界政治总体态势相比以往已有大幅改变。今天的世界正面临两种趋势和意志间的较量：美国的扩张主义战略传统与世界总体的权力分散化诉求。如同近世以来的欧洲历史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人类政治正面对两种力量间的竞争:以经济、军事为主要内容的硬权力，和以文化、意识形态或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未来世界秩序将在对实力与价值观两种要素的竞争中产生。世界新秩序不仅将是一种新的实力结构，同时也将是一种新文化和价值结构。就实力层面而言，美英等传统海权国家与法德俄中等传统陆权国家之间正面临对立，世界已不存在基于价值共同之上的绝对性实力体系，如海权国家居强则世界将形成单极霸权体系，如陆权国家居强则世界将形成欧洲传统的势力均衡体系。就价值观层面而言，目前尚无明确的国际政治价值观能得到多数大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美国的国际政治理念遭到了世界多数大国和国家的反对。因此，大国间一边展开新一轮合纵连横，一边也在致力于建构新的、具有一定包容力的文化理念与价值观，以作为整合和形成新世界秩序的软性资源。

中国是世界政治生态系统中的大国俱乐部成员。所以，未来中国外交的主动性，应同时考虑如何筹划国家崛起和参与建设世界政治新秩序。中国不宜一味做霸权力量的追随者，而要把推进世界力量间的均衡作为目标。当然，中国也不宜挑头做美国霸权的挑战者。在追随者与挑战者之间，中国最好能取得折中。但是，协调与其他大国间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现在看来是越来越重要了。

下篇:国防现代化——中美和平共处的战略基础

程亚文:在21世纪初叶的相当长时期内，如何理性地展开对美交往，恐怕是不能绕开的问题。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可以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究竟如何来处理中美之间的那些矛盾、冲突和猜疑？这些问题过去存在，未来还会存在，怎么解决，似乎也需要有新的考虑。

房宁:我们现在要搞清的问题是中美关系的实质是什么？中美关系的基础又是什么？这两个问题最重要。布什总统说，美国和中国是竞争对手的关系。是句老实话。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是由两国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所决定的。从历史上看，中美曾经是战略伙伴，但不是现在，而是20多年前，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重建中美关系的时候。那时应当说是战略伙伴关系。当年中美很对立，毛主席何等气魄，站在天安门广场上，说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但是，实际上那个时候美国是市场经济，而中国是计划经济。中国是一个独立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我们的资源、市场都是内部解决，自我循环。这和实行市场经济的美国经济没有很直接的矛盾。

但20多年来我们搞的是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我们总说是在转轨、接轨，转什么轨？接什么轨？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从封闭转向开放。结果原来在两条路上跑，现在接到一条道上了。两列对驰的火车终究是撞上的。因为都搞的市场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我们现在全中国人民有个共同的理想，就是富裕起来。这个世界上谁富？当然是美国。可是，地球就这么大，资源就这么多，环境就这么脆弱，必然有个市场竞争的问题。我们要奔小康，要达到中等的生活水平，如果新经济不能彻底地解决资源约束问题，大家都还要争夺石油，那就未必是个双赢的结果了。

程亚文:目前有一种看法流传很广，那就是认为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加强、贸易量提高了，国家之间就不会再有冲突再有战争，简言之，就是“国际贸易和平论”。我们当然不能忽视经济交往在促进人类和平中的作用，没有一定的经济一体化作为基础，国家之间的和平的确难以想象。但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在防止冲突和战争方面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却似乎又不能太乐观，一战与二战之前，那些打仗的国家，它们之间的贸易量也不能说小，经济上的彼此关联也不可说不大，但仗说打就打起来了，这种历史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房宁:中国和美国有贸易关系，而这种贸易关系是中美和平共处的坚实基础，错了！看看美国人是怎样想的，怎样说的。尼克松在1989年东欧剧变以后写了一本书叫《抓住机会》，他专门论述了经济贸易和政治战略的关系。他说:“如果这个问题涉及生命攸关的国家利益，为了取得胜利，一个大国甚至会抛弃最巩固的经济联系。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互相贸易的国家杀死了彼此的几百万公民。”美国是个大国，是个帝国，是个雄心勃勃有战略眼光的国家，它绝不是只会数小钱，不会算大账的国家。它有战略眼光，讲政治、讲大局。

现在是我们建立国家发展战略的时候，中国需要自己的发展战略。中国发展战略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摆正发展经济和国防现代化的关系，就是钱和枪的关系。我们的路子，似乎是先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所以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搞上去，政治就稳定了，精神文明也发展了，道德也进步了，国防也会搞上去。抽象地说这应该是有道理的。但是，发展经济，然后再搞国防，这中间会有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经济发展上去以后，再转化为国防的实力。假如这个过程中断了，我们的前途就不堪设想。

美国的战略与我们的思路正相反。美国认为，综合国力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军事实力，我们却认为综合国力的最突出表现是科教兴国。有了军事实力保护的经济发展是可靠的，必要的时候可以用打断别人的方法使自己获得安全和发展。按中国话说，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对于对手的战略，我们必须要研究，必须应对。从1840年起，中国人就不能以不变应万变了。

伊拉克战争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加速国防现代化是保持中美友好关系的物质基础。现在看，最重要的是加速实现我们国防的现代化，只有具有了反侵略战争的能力，我们才能防止美国用新帝国主义的办法来削平对方。历史一再证明，没有军事保护的经济发展是脆弱的。有了国防现代化的强大保障，我们才有资格、才有本钱去和他人平等交往。

美国是实用主义的国家，奉行实用主义的文化，它眼中只有实力，而且它认为这种实力的集中表现不是GDP，更不是文化兴国，而是军事实力。如果他不能够用炸弹跟你对话，他才能以文明的方式相待，把对手当文明人对待。反过来，如果你没有这个实力，他就认为你是野蛮人，用不着跟你平等对话。所以，中国看来需要集中一段时间发展国防现代化，是为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为小康提供一个安全的保障。记得陈毅元帅曾经说过“要饭的还得有打狗棍”，这是搞两弹一星时讲的话。我们已经是小康之家了，更要养几条大狼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