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话语权竞争：中国公共外交的顶层设计

[关键词]国际话语权；公共外交；顶层设计

[摘要]在国际话语权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世界，中国在话语权问题上仍存在着多重困局。着眼于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唯有对中国公共外交体系的构建从多个方面进行精巧的顶层设计，方能更好地实现、维护和拓展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4-0062-09

在中共十八大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将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这一提法在历届党代会报告这种纲领性文件中尚属首次，因而预示着公共外交有望成为今后拓展中国外交新局面的一个重要“抓手”。而迈入新世纪伊始，风起云涌的国际形势正上演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冷战已毕而冷战思维未清、恐怖主义沉渣泛起甚嚣尘上、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公共危机流毒天下等等，整个世界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最为复杂的经济大动荡、社会大发展、体系大变革、格局大调整之中。当此情境之下，国际话语权上的争夺较量愈加迫切地呼唤公共外交能有更大作为。

一、话语权的基本理念

从语义的层面来看，“话语权”这一概念内含有两个基本语素，即“话语”和“权”。进一步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话语权”一词是一种偏正结构，“话语”是限定词，而“权”则是中心词，包含有权利（right）与权力（power）的双重内涵。话语、权利、权力等基本概念早就为人们所广泛使用，但将“话语权”明确作为一种理念提出并融入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却是新近的现象。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上的“语言转向”引发了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科领域对于语言问题的关注与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话语”（dis-course）概念正式进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对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建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并深受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1926-1984）话语权力理论的影响。从话语中发现权力本质，或将话语作为权力来源理解，话语权理念从其思想渊源上明显可以看出福柯“话语即权力”这一著名命题投射的影子。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次演说中最早提出“话语即权力”的观点，在福柯看来，“一切事物都可以归结为两样东西：权力和话语（知识）”。话语与权力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话语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即所谓话语权。

当然，对于话语权的观念认知并不只限于福柯一人，有国内的研究者将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的话语权观大体分为三大流派：一派是以福柯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学派的话语权观，他们拒斥本质主义的、元叙事的、主体性的、罗各斯中心主义的话语权，关注个体的、碎片化的话语权；一派是以葛兰西（Antonio Gramsd）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话语权观，他们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持批评态度，或主张争夺话语权，或倡导话语民主权；一派是以萨义德（Edward W.Said）等人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的话语权观，他们深受后现代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反对帝国主义或强势群体的话语霸权，主张平等包容，消解西方话语霸权，认为弱势群体也要发出自己真实的话语。这三大流派之间或相互承接、或相互批判，砥砺融通，极大地丰富与拓展了话语权理论。

话语权具有话语权利和话语权力的双重内涵，话语的权利表达的是对话语运用的“资格”和“好处”，话语的权力则表达的是对话语支配的“能力”和“程度”。较之话语权利，话语权力无疑才是话语权的关键内核。根据“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话语一般具有以下三项功能：第一，话语是情景性权力的载体，能在人与人之间分配权力，因而具有塑造社会关系的功能；第二，话语是结构性权力的载体，能够蜕化成习惯、惯例和制度，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第三，话语为权力的根基进行辩护时，就将涉及意义的建构和真理的生产，超越话语的简单“工具性”而强调其复合“功能性”。以此来看，话语权并不是指一国的语言（language）被作为外语的普及程度，而是指通过话语（dis—course）所包含的概念、逻辑、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力。许多西方强国非常注重积极创设一种能在事实上保证领导国或社会的领导阶级持续的主宰的国际秩序，试图通过谋求话语霸权而将自己的价值观、政治制度、经济影响力渗透到其他弱小之国，以便使自己的国家意志得到更大范围的体现。相形之下，在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过程中，不少弱国在“话语霸权”面前处于“失语”、“无言”状态的现象并不鲜见。

从国家层面看，话语权与国家实力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决非哪个国家的实力弱就一定没有话语权。“当今世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其所在国家的国力也都不是很强，但说出话来也很有人听，这也为我们提供了话语权和国力并无必然联系的佐证。”同此一理，也并非哪个国家的实力强就理所当然地拥有话语权，这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困扰。

从国际层面看，话语权与国际环境是密切相连的，国际话语权通常“主要表现在有国际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或非公开场合自由传播或表达与国家利益及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相关的立场和主张，其反映对国际事务、国际事件的定义权、对各种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订权以及对是非曲直的评议权、裁判权”，体现了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知情、表达和参与的权利运用。纵观历史、环视世界，跨过21世纪门槛的国际话语权竞争较量呈现出了不同以往的诸多新趋势、新特点：第一，国际话语权竞争已进入战略领域，成为决定国家能否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已从战略理念变成了战略现实；第二，国际话语权竞争的议题、内容不断更新、升级，涉及领域越来越广泛；第三，世界各国争夺国际话语权优势的投入力度越来越大，使用的技术手段和装备也越来越先进；最后，在国际话语权竞争角力中，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争斗更加阵线分明。

二、国际话语权竞争呼唤中国公共外交

（一）国际话语权竞争的总体态势

国际话语权作为话语权的延伸，国家对其的重视程度经历了一个颇为复杂的演变过程。20世纪，“话语权”只不过是作为宣传战、心理战和外交谈判的附属物，开始步入战略视野。到了21世纪，“话语权”的战略竞争，已构成影响国家实力和国际竞争的重要变量，逐步发展成为国际战略竞争一个新的制高点。同时，国际话语权还体现着一国的政治操作能力和理念贡献能力，形成国家软实力的要素之一。

在当今世界，国际话语权的“分配”状况是极不平衡的。整体上看，以欧美为主体的西方占据着明显的主流和强势地位，美国甚至拥有话语霸权，这似乎反映了作为一种“软实力”的话语权与硬实力的权力分配状况的一致性。

从较浅的一个层面看，单以国际传播领域而言，国际舆论的话语主导权依然掌控在美英等少数发达国家手中。目前传播于世界大部分地区80%～90%的新闻资讯，几乎都由西方主流通讯社所垄断。即以美国这一窗口观之，美国人口仅占世界人口总数的5%，却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与制作，每年向别国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达30万小时。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垄断，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电视节目有60%—80%的栏目内容来自美国；而在美国自己的电视中，外国节目的占有率只有1.2%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尽管使用华语者占到世界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但国际上以华语为传播符号的信息量却只占总量的5%左右，国际话语权处于明显的弱势，这“与目前中国大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华人的政治经济地位都严重不相称”，成为中国综合国力的一只跛脚、国家安全的一大软肋。

从更深的一个层面看，不单是英语及英语媒体在目前的国际语境中仍居于毋庸置疑的强势地位，当今主流的国际话语及其概念亦大多是由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家或研究者率先提出来的。从近的说，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民主化第三波”、“霸权稳定论”以及“软实力”、“巧实力”，等等；从远的说，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等。作为西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表达工具的西方话语随之散布天涯海角，形成一种覆盖全球的“西方话语霸权”。这种西方话语霸权并不单纯意味着对其他非西方国家表达权的剥夺，而是指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影响力上的压倒性优势大肆打压广大发展中国家被感知或被接受的可能性空间。

除了商品、资本、技术、设备等这些外在物质基础方面的优势外，西方在国际话语权角逐中的优势还表现在因其长期掌控国际政治经济主导权而获得的设定国际话语议题和内容等内在能力方面。议题设置与话语应用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西方的国际话语权优势及其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权，进而对于议题的评判标准及裁决标准，西方也就不免几乎顺理成章地拥有“一犬吠日，众犬吠声”的压倒优势。裹挟创造工业文明所获取的胜势，西方积极谋求以自身为样板来打造世界，力图通过霸权话语将西方精神传播全球。对此，著名学者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在成名巨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写道：“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较之于其他文明，西方文明可能更是如此”。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霸权话语至少造成了三个重要的后果：第一个后果是假象替代真实；第二个后果是制造幻觉；第三个重要后果是制造等级。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强势，在许多公开场合动辄以“代言者”的身份出现，使得西方话语体系俨然成为世界的“流行话语”；而广大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则呈现出一种显而易见的话语权缺失态势：“传不出去、传出去的被歪曲，采不进来、采进来的靠不住”。尽管2001年突发的国际恐怖主义事件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等给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较大的冲击，但国际话语权总体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尚不具备与其日趋走高的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

（二）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上面临的诸多挑战

作为国际大家庭中历史最为悠久的重要一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阶梯式发展历程：古代中国——无话语权意识时期；近、现代中国——国际话语权被剥夺时期；当代中国——话语权意识觉醒与国际话语权博弈时期。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有着五千年辉煌文明、占世界人口总数五分之一的中华民族，在国际话语权领域，面对的往往是一个不包括自己意见的“世界舆论”，一个动辄在道义上贬损指责中国的“国际社会”，以及一个以“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文明符号为价值要素的话语体系。在西方媒体上，中国的形象不断被意识形态的“红色滤光镜”、种族宗教的“黄色滤光镜”和商业竞争的“绿色滤光镜”折腾得面目全非、扭曲变形。紧随着中国的崛起步伐，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社会对中国责任的高度期待更加凸现，但“在西方主导的这个国际体系中，中国面临着一种困境，即：只有大国的责任，但无国际领导权”。虽然国际话语权意识近年来不断高涨，但是中国在话语权的国际竞争中存在着多重困局，彼此纵横交织、有时互为因果。

第一，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长期处于一种被动地位，恐与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和为贵”、“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有理不在声高”、“酒香不怕巷子深”等等，这些哲思无疑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但换个角度看也或多或少塑造了无为、不争的品格，也就在国际话语权竞争意识上先就缺失了主动性、积极性、进取性。

第二，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一个重要成因是，截至目前中国尚未建立起一套比较系统的、符合本国国情并为世界所广泛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在国际体系转型时期，各种行为体纷纷亮相，国际关系不断分化重组，各种以前被掩盖的矛盾凸显，使得国家间关系的不稳定性和突发性增多。国际环境的复杂程度还不止于此，当下更有一个“崛起的魔咒”时时牵绊着中国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为了尽可能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用来壮大自身，中国不得不保持无与伦比的战略忍耐力，恪守“韬光养晦”，不逞“口舌之利”，尽可能减避来自某些国家的各种疑忌、抹黑、纠缠、纷争。在此情形之下，中国亟需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核心价值体系并高效能动地对外进行宣示，以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理解乃至支持、追随，稳中有升地推进中国的国家话语权。

第三，中国在对外建构国家形象上目前还存在着不少主观的羁绊与客观的掣肘。一般而言，国家形象的建设是一种话语的建构过程，往往是本国自我话语描述与他国话语描述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现阶段，中国的国家形象建设最主要的症结即是存在着三个不一致性：一是中国媒体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与外国媒体描绘的中国国家形象之间的不一致性；二是真实的中国国家形象与传媒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之间的不一致性；三是中国期望产生的国家形象与国际社会实际感知的中国国家形象之间的不一致性。这种落差的产生，究其成因乃是主客观两个方面使然。从主观方面来看，中国对外传播国家形象实际上涉及“建构”与“解构”两个平行、独立、相联但不一定因果相成的过程。对于中国来说，关键是要建立新形象、树立新观念，即“建构”的部分；对于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公众来说，则是要打破旧印象、拆除旧观念，即“解构”的部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后者较之于前者，往往是最艰难漫长、最无法掌控、最令人沮丧的过程，毕竟“这种旧印象通过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心口相传，已经根深蒂固，而这些偏见、陋见、成见的核心，又往往与国家的政治信仰、宗教氛围、文化传统、国家定位等社会因素息息相关。要让所有这些叠加的印象在一代人之内改变，谈何容易”。而从客观方面来看，中国的公共外交无论是理念上还是实践上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德、法、英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尚未能充分发挥其强劲的能动效用。在既往的外交运作中，中国在争夺国际话语权时面临的一个最大尴尬是“中国声音”的国际公信力还不够强。个中原因固然十分错综复杂，但“最重要的仍在于长期以来我们重宣传，轻传播；重舆论导向，轻新闻规律，不能真正做到用事实说话”。

综而观之，尽管经过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的飞速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当世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但在很多重要领域仍然缺少话语权、缺少议程设置权、缺少对现有游戏规则的再解释权。国际话语权上的“寡语”甚至“失语”状况既是当前中国外交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正是中国公共外交所以亟需大力推进的外部生态。作为一种新的外交形式，公共外交内容的丰富度、方式的灵活度以及效果的持久度之于国际话语权的能动增效作用日益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中外有识之士的青睐与推崇，已然发展成为国际话语权竞技场上的一柄利器。对于处在后发位置的中国而言，承载着抢夺国际话语权重大使命的中国公共外交体系构建亟需配套一个比较完备的经过冷静观察、审慎思考、精心筹划的顶层设计。

三、中国公共外交体系构建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这一概念原本是系统工程学的一个专门术语，其本义是统筹考虑大型工程项目各层次及各要素，追根溯源，统揽全局，力求在最高层次上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着眼于提高中国掌控的国际话语权份额，未来中国公共外交的体系构建须当从理念、功能、结构、部件、资源五个层面着手加强顶层设计。

（一）理念固化要谋“大战略”

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LiddellHart）于1929年最早提出“大战略”（grand strat—egy）这一概念，在其名著《大战略》中将之视为“一种最高层次的战略，其功用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连同其盟国的所有的军事、政治、经济和精神资源，以达到由其基本政策所规定的战争之政治目标”。而按照中国著名学者时殷弘教授的界定，大战略“就是国家政府的这样一种操作方式或操作规划：自觉地本着全局观念，开发、动员、协调、使用和指导国家的所有政治、军事、经济、技术、外交、思想文化和精神等类资源，争取实现国家的根本目标”。从中可以看出，大战略侧重强调的是某一政治集团、国家或国家联盟综合运用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种资源秉赋来追求其外向性目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广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塑造国家形象与国际地位等较为持久的具有全局性、整体性的策略与谋划。以此来近观公共外交，国际关系民主化、公民社会成熟化等历史潮流使得公共外交作为一种具有强大能动效用的外交新形式必将有更广阔的用武之地，这就要求决不能将之置于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尴尬地位，而应将公共外交纳入一国对外大战略的整体格局之中。中国公共外交尚处于相对落后的追赶阶段，故而有必要对这一理念进行自上而下式的大力推介加以广泛普及，努力使公共外交意识深入人心进而固化成为一种心理自觉。唯有从最高层高度重视、从最高层精心谋划、从最高层带头践行，中国公共外交大战略方能呈现出大视野、大气象、大作派。

（二）功能发挥要循“大思路”

要想“内心强大，身段柔软”的公共外交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锦上添花”、“曲径通幽”的功能，一大内在逻辑是必须确保整个公共外交运作过程中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和完备性，至于以一种外国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出有效信息则是更高一个层次的外交艺术要求。在发挥公共外交能动效用方面，欲图大发展自当遵循“大思路”，必须加快转变各种旧的思想观念。首当其冲的是积极转变政府行政理念，摆脱那种“重硬实力发展，轻软实力建设”的思维陋习的束缚，将公共外交作为一项具备长期战略投资价值的外交新思维，而不宜太过急功近利追求“短平快”。毕竟公共外交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细水长流式的心灵沟通，甚至有时候还可能出现“功在当今，利在后代”、“前人栽树，后人纳凉”的情形，故而要适当放宽利益尺度，讲求“风物长宜放眼量”。同时，要切实转变外交从业观念，克服外交事务上的“关门主义”倾向，摈弃那种认为外交只是专属一小部分职业外交人员来从事的狭隘观点。随着公众知情权意识的不断觉醒，外交早已与百年前盛行的“密室外交”风格大有不同；尤其是在如今这个“人人皆媒体”的自媒体时代，外交舞台更不可能成为从属于一些职能部门和职业人士的禁脔之地。公共外交强调利益共同点，追求最大公约数，因此除了专业外交人员之外，还要充分发挥智库、媒体、公众等其他行为体的主观能动性，力争实现公共外交的成果最大化。此外，要真正转变传统意义上的敌友观念，打破“非敌即友”的零和思想禁锢，始终保有一种健康正常的心态，诚如著名历史学家罗荣渠先生所作的精辟论断，“一个国家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就会丧失吸收外来的现代化因素的动力，就会脱离世界发展的大潮，就会因停滞而落后。但一个国家的开放如果完全受外来因素的支配，就会丧失自己独立选择的能力，它的发展也只能是依附性的发展，达不到预期的结果……因此，如何消除崇洋和排外，建立正常的中外文化交流心态，是目前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双向互动的公共外交过程中，既不要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的狭隘民族主义，亦不要妄自菲薄、崇洋媚外的民族虚无主义。

（三）结构优化要创“大格局”

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法等几个大国一般都设有层级较高的专门机构或专业部门全面负责公共外交的整体运作，如美国的美国新闻署、法国的对外文化关系总司；相较之下，中国在外交部里虽然也设有公共外交办公室这样的专业部门，然而其在整个行政层级结构中的地位明显偏低。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在机构形态上主要涉及外交部、文化部、教育部、商务部、国家安全部、总参谋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中央外事办公室以及地方外事办等诸多部门。外交领导形态大体上是沿着“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小组制-归口管理制-分管领导制-部委首长负责制-分管领导制-具体职能司局”这一路径按照归口、分管和首长负责的逻辑构建而成，呈现出一种“伞状放射的层次结构”。而中国外交部公共外交办公室目前只是一个司级机构，其主任由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任，并且其下辖的三个处也均为新闻司的组成部分。不但如此，在如此之多的“涉外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难度可以想见，尤其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可能还会牵涉到其他部门以及地方利益集团。为此，可以考虑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设立一个层级更高的归口管理机制或机构，如由分管教育、文化工作的副总理（或者国务委员）具体来抓全国的公共外交工作，甚至在中国的综合国力更趋强劲、遭逢的国际话语权竞争更趋激烈之际升级到由国家副主席来领衔主管亦不为过。在此前提之下，可以实行“片区管理”制度，根据实际需要对公共外交目标国的选择有所侧重，努力做到“不顾此失彼，而又主次分明”。将美、欧、日、俄等少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话语权较量风向的目标群体排在第一序列，将中国的主要周边国家排在第二序列，再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在第三序列。在向第一序列国家和地区的公众进行公共外交倾斜的同时，也不忽视将对第二、第三序列国家和地区的公共外交活动维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稳定的水平之上。这样既能防止各自为战的“分散主义”公共外交倾向，又能落实公共外交主次梯队配合机制，有助于尽快形成中央政府统一领导、有关各方共同参与的“多声部合唱”的“大公共外交”新格局。

（四）部件升级要下“大手笔”

从国内外公共外交的实践经验来看，尽管政府层面的发动机角色十分重要，但若没有非政府组织层面以及公众层面的组件配合，开动公共外交机器对展现软实力、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增效作用必将大打折扣。对于时常陷入西方舆论漩涡中心的中国而言，还面临着一些特殊的挑战。“作为快速崛起的国家，中国引起了世界的期待和不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造成了世界民众的误解和疑虑；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获得了普遍的接受，但也还有怀疑和担心”。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硬仗，更是一场无法轻易获胜的不对称较量，单凭政府的力量殊难从根本上扭转被动的局面。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联系更趋频密，为了更好地“向世界说明中国，向中国介绍世界”，需要下“大手笔”加紧对公共外交的各个部件进行升级。一方面，从非政府组织层面来说，公共外交“二轨化”是比较可取的方法之一，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大势所趋。通过在政府与公共外交的具体实施机构之间建立一种“保持距离型”的关系，能够增强间接性、淡化官方色彩。如有学者就认为，公民社会发育程度不高、严格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匮乏的中国在开展公共外交上，“作为复合相互依赖纽带的跨国公司就成了不二的选择”。为了使各种非政府组织今后在公共外交中可堪大用、能负重任，需要为非政府组织的成长开辟更大的制度空间，同时也要不断强化非政府组织自身的能力建设。另一方面，从公众层面来说，中国公共外交坚持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加以推进，力图兼顾到国内公众与外国公众，即“在致力于引导外国公众正确认识中国的同时，努力使国内公众更加全面了解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实现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局面”。对内而言，鉴于国内公众越发关注外交事务，民意也出现了多元化倾向，因此要拓宽渠道增强政府部门与国内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为实施公共外交打下良好坚实的国内民意基础；对外而言，能否赢得国外民心关系到公共外交的最终成败，故而在展开公共外交之前要对文化背景迥异的目标公众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把握“内外有别，外外有别”的原则，力争做到有的放矢、因地制宜。此外，在部件升级的过程中，决不能忽视或低估数千万华人华侨海外同胞这一特殊群体的独特作用，而应通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等渠道积极强化以地缘、业缘、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密切联系，深交老朋友，广结新朋友，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热心奉献的正能量。

（五）资源开发要做“大文章”

以一些发达国家为参照物来考察，当前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历程中长期存在着资源投入严重不足的实际困难。不过笔者以为，这一现实羁绊主要还是增量上的“缺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走强，这种捉襟见肘的资源紧张状况有望得到较大的缓解；然而中国公共外交当前面临的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存量上的“失活”，即现有资源并没有得到最为充分合理的开发利用。美国公共外交的一柄利器——富布赖特项目即源自年轻的美国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最富有想象力”的金点子，如今已然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上活动规模最大、涉及人数最多的国际教育文化交流项目之一，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外交影响面和感召力举世瞩目。反观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的海外推出，尽管投入的人、财、物不可谓不多，但其所带来的公共外交效果却并不那么显著，这其中最大的一个症结即在于——焦点信息不清、核心理念不明。无独有偶，被视为中国公共外交活动典范之一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精彩绝伦的开幕式，也被国内外一些舆论批评呈现给外国公众的多是“传统中国”而非“现代中国”的国家形象。结合起来看，中国公共外交在资源开发层面上，必须做好“大文章”：立足于自身蕴藏的丰富无比的软实力资源，加紧有意识有步骤的发掘并加快转化成为强劲的软实力，再藉由灵巧的公共外交来予以彰显“完整中国”之“不只是吸引”。从传统层面看，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充满睿智哲思的理念连同书法、绘画、京剧、功夫、中医药以及传统服饰等共同组成广义上的“中国文化”拼图，这些无与伦比的软实力资源亟待转化为可供公共外交展现的软实力。令人颇为感慨的是，姑且不论将外国文化资源转化充实中国的软实力，就如花木兰、美猴王、功夫、熊猫等一些典型的中国特色题材，竟都已被其他国家先行一步转化成为风靡一时的文艺作品反过来向中国输出其思想文化、价值观念，这些理应激起我们的紧迫感与使命感。从现代层面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余年间，中国外交曾经在对外宣传、文化交流以及民间往来等多个层面做出过浓墨重彩的业绩，历经数度调整变革最终沉淀下来的是一组值得深入挖掘与继续发扬的丰富公共外交理念：“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和谐共处观，“合作共赢”、“予取平衡”的包容发展观，“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互利互让，协商解决”的矛盾处置观，“睦邻、富邻、安邻”的周边关系观，“平等相待，充分尊重”的小国观等。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来考察，中国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壮大可从这诸多“‘观’点”中汲取宝贵的养分。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沉淀与提纯，尽最大努力剔除各种空洞干瘪的宣讲说教，真正凝练出一些既具中华文明底蕴又与国际通识接轨、既折射传统中国特质又反映现代中国风貌的核心价值理念。坦率地讲，这一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有可能并不短暂，也没有多少捷径可走，否则难免事与愿违欲速不达。毕竟中国由古及今的历史跨度极大，其间瑰宝精萃固然不可胜数，却也不乏鱼龙混杂鱼目混珠，不少或实或虚的方面甚至连中国人自己也不一定都能理解得透彻、消化得完全、践行得到位。若是太过急于求成或急功近利地随便抓取几个概念式的东西即囫囵吞枣地加以大肆推广，有时候或许连国内公众都不见得会真心信服，更遑论以此去引导那些几乎没有或即使有也很少中国文化知识背景的外国公众，可以预见其公共外交效果自必是事倍功半，在这方面应该说我们是有过不少深刻教训的。值得一提的是，在盘活现有资源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所创公共外交“产品”的“对象化”问题。以往的中国公共外交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粗糙化、说教化等顽疾，针对不同的目标公众，如何能以一种他们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的形式帮助他们较好地了解甚至更深地理解中国，需要我们不时进行“头脑风暴”式的换位思考。此外，在这个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还可以灵活利用各种国际优势平台、新兴传播媒介来为中国的公共外交造势助力。唯有对中国现有的各种公共外交资源进行最大限度的发掘、整合与凝练、创新，方有可能培育出推动公共外交千帆竞发的“千手观音”。

毋庸置疑，中国公共外交体系的完备构建是一项恢弘庞大、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务必经过极为审慎而又务求精致的多方论证与立体规划。即便“顶层设计”的公共外交体系构建完成，也决不意味着今后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就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事实上，中国公共外交前路仍多艰，正需我辈付出更大的心力！

[责任编辑 刘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