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博物苑藏陈鸣远制五色紫砂碗
时间：2021-02-06 08:01:3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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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南通博物苑收藏的黄、青、红、紫、白五色五只紫砂大碗，是目前国内外博物馆仅见的带有陈鸣远款识的紫砂碗。与同时期紫砂碗、其他“鸣远”款紫砂器及其款识的比较揭示，五只紫砂碗为陈鸣远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所制作，是研究陈鸣远紫砂工艺的新的标准器。
关键词：陈鸣远 明清紫砂 紫砂碗 款识 南通博物苑
中图分类号：K876.3 文献标识码：A
南通博物苑于20世纪60年代从南通市文物商店购得黄、青、红、紫、白五色紫砂大碗（编号E0035-E0039），碗底皆铭刻清代著名紫砂艺人陈鸣远的字号。由于20世纪中期对宜兴紫砂的研究不够深入，学界和业界对这五只紫砂碗的年代判断也含糊不清。入藏时，之前的流传因年代久远已无法溯源，曾识为后世仿作，暂定为民国作品；1976年5月王志敏先生鉴定为近代；1993年11月江苏省文化厅评审意见为“清早期，康熙—雍正、乾隆早期”，但又备注说“器物太精细了，可能是民初仿陈鸣远的东西”[1]。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宜兴紫砂的学术研究不断深入，特别是1997年“紫泥清韵——陈鸣远陶艺研究学术研讨会”的举办，使得重新探讨这五只紫砂碗的年代、真伪及艺术价值成为可能。
一 五色紫砂碗介绍
五只碗按编号依次定名为：黄色紫砂撇口碗、青色紫砂折沿碗、红色紫砂墩式碗、紫色紫砂墩式碗、白色紫砂撇口碗[2]。
黄色紫砂撇口碗（E0035） 唇口，口部微外撇，腹部漸下收，圈足较高且略外侈。器外壁浅雕一周仰莲纹为主题纹饰，回纹与缠枝卷草作为辅助；内壁光素无纹。碗底竖刻“戬谷堂制时/丙子四月望后/二日也 远”款，下镌“鸣远”圆形篆书朱文印。高8.8、口径20.2、底径10.1厘米（彩插五：1）。
青色紫砂折沿碗（E0036） 口沿较宽且外折，斜腹渐收，圈足外撇。主体纹饰为堆贴的海八怪，口沿外壁饰连珠纹，腹上方饰一圈绞绳纹。内壁光素无纹。碗底竖刻“戬谷堂”、“寉村”款，下镌“陈鸣远”方形篆书朱文印。高7.8、口径19.8、底径9.5厘米（彩插五：2）。
红色紫砂墩式碗（E0037） 口部垂直，圆腹微斜，厚足外撇。碗外壁以二道粗弦纹为饰，弦纹之间饰八宝纹，口沿处饰一圈卷草纹；内壁光素无纹。碗底竖刻“戬谷堂戏作/可发一笑/寉邨”行书款，镌刻“石霞山人”方形篆书朱文印。高8、口径18.7、底径10.1厘米（彩插五：3）。
紫色紫砂墩式碗（E0038） 广口笔直、圆腹厚足。碗外壁饰四条香草螭虎龙，口沿处饰一圈乳钉纹；内壁光素无纹。碗底圈足内镌刻二行行书款“丙子立夏前二日/寉村制于戬谷堂”。未钤印。高8.9、口径19.7、底径12.3厘米（彩插五：4）。
白色紫砂撇口碗（编号E0039） 撇口微外侈，腹部渐下收，圈足大且略外侈。器外壁饰“岁寒三友”，上下界以粗筋线；内壁光素无纹。碗底镌刻“戬谷堂”，并落款“丙子初夏/鸣远作”，下镌“壶隐”方形篆书朱文印。高7.7、口径20、底径12.2厘米（彩插五：5）。
二 相关讨论：年代及真伪
如上文所述，五色大碗的鉴定结果经历了从近代到清早期的认识过程，个中原因是因为陈鸣远标准器不多，考古出土物更是少见。截至目前，考古出土的陈鸣远款紫砂器仅见福建漳浦蓝国威墓一件“丙午仲夏鸣远仿古”紫砂壶[3]，未见出土同类紫砂碗的报告。因此，笔者仅能从目前国内外各大博物馆收藏的部分鸣远款紫砂器，从造型、工艺、款识特征几方面略作比较。
1.造型
五只紫砂碗虽然砂质各不相同，碗形也有所差别，但总体造型敦厚大气，多数采用了凸起的粗棱线作装饰。白色紫砂碗口沿外侧有一圈凹槽，圈足外侧的底部凸起一周，呈现出强烈的时代风格，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康熙朝宜兴胎画珐琅三季花茶碗、三果花茶碗之“口足间有凸凹棱弦纹各一圈”的装饰手法一致[4]（彩插六：1），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陈觐侯款大碗等风格也类似[5]（彩插六：2）。德国德累斯顿茨温格宫陶瓷博物馆（Porzellansammlung，Zwinger，Dresde）收藏的18世纪初紫砂瓶、罐、四方盏等器物上也常见此类口部有一周凹槽或圈足部有一周凸起的特征[6]（彩插六：3）。
2.装饰手法
五只紫砂碗腹部的装饰图案虽然各不相同，但都采用了模印贴花的方法，贴花与碗体粘结处的修坯往往不够细致，肉眼可以看到刮坯的痕迹（彩插六：4）。模印贴花的装饰手法在国内收藏的清初紫砂器中并不流行，但是在海外收藏的清初紫砂器，特别是德国德累斯顿茨温格宫陶瓷博物馆18世纪初收藏的紫砂器中却非常普遍[7]。这种浅浮雕装饰应该是为了迎合清初期欧洲贵族们的品味，而不为追求高雅朴素的中国文人所欣赏。除了雕塑般的视觉效果外，模印贴花的最大好处是节约了紫砂壶的生产时间，降低了生产成本，使得紫砂器在清代早期可以大量地出口欧洲。但同时，千篇一律的装饰图案降低了紫砂器的艺术价值，所以碗上的款识表明，连陈鸣远本人也觉得是“戏作可发一笑”。
3.款识
五只大碗底部都有刻划文字，率性流畅、笔锋尖利、刀法遒劲，应该是制坯完成后刻上的。笔风随意潇洒，落款题字钤印绝不雷同，反映出作者对作品艺术的追求。字体或行或楷，红色紫砂碗底款的行书在传世鸣远作品中少见。三只有“寉村（邨）”刻款，余两只分别为“鸣远”和“远”字款，有“作”、“制”款者各一只；印章分别为“壶隐”、“石霞山人”、“陈鸣远”方印和“鸣远”圆印（彩插六：5）。“寉村（邨）”刻款少见于各大博物馆收藏。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鹤邨”刻款紫砂笔架[8]，但“寉”、“鹤”不同字且笔法差异较大；天津艺术博物馆藏鸣远天鸡壶由于所提诗句或为曹廉让所书，故其“寉邨”刻款也不同于紫砂碗上的刻款[9]（图一）。 “鸣远”和“远”字刻款在传世品中常见，但其“远”字的“走”字底写法独特，皆写作“两点一横捺”，捺中硬折明显，捺尾拖长。横笔划着笔轻、落笔重的特点也很明显，类似的有上海博物馆藏题句四足方壶的“远”字刻款[10]，以及《宜兴陶器图谱》中的陈鸣远海棠式壶拓款和陈鸣远为马衎斋造方壶拓本[11]（图二）。钤印之中，“壶隐”方印见于上海博物馆藏丁卯壶[12]，“石霞山人”方印仅见于《宜兴陶器图谱》海棠式壶拓片[13]，“鸣远”圆印未见著录，为今后研究鸣远印章款提供了新的线索。
综上，这五只紫砂大碗的时代风格基本可以确定为清代初期，造型、工艺均表现出清代初期紫砂器制作的典型特征，与各地博物馆收藏的清初期宜兴紫砂的典型器物存在较多相似之处。这些特征只流行于清代初期，其后由于外销紫砂风格的转变而不再盛行，与器身光素或以粉彩、泥绘为主要装饰特点的乾隆时期风格存在较大差异，更与乾隆之后以壶形见长的嘉庆、道光时期以及盛行仿古或推崇金石风格的晚清民国阶段的风格迥异。结合刻款出现的“丙子”纪年，这五只碗的确切年代应该是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具体到月、日，紫色紫砂碗制坯完成于康熙丙子年立夏（农历四月初四）前二日，即农历四月初二；黄色紫砂碗制坯完成于丙子四月望（农历四月十五）后二日，即农历四月十七日；白色紫砂碗制坯完成于丙子年初夏，即农历四月。按照常理推测，五件大碗的制作先后顺序为农历四月初二制紫色碗，农历四月十七制黄色碗，白色碗为农历四月制成，青色碗未署月份，最后是红色碗。全部作品完成后，制作者刻款“戏作可发一笑”，概以此自谦。
关于大碗真伪问题，即是否为陈鸣远本人所作。参照目前的标准器尚无法确定，因为即使是蓝国威墓中出土的“鸣远仿古”壶也难以确证为陈鸣远作品，因此只能尝试寻找端倪。首先，陈鸣远的活动时间主要是在康熙时期，特别是康熙中晚期，对此诸多专家有过考证[14]，本文不再赘述，五只碗的相对年代与之完全吻合。其次，五只碗的砂分五色，暗合“五色土”之意。造型装饰各不相同，刻款钤印也注重区别，体现出作者脱俗的艺术追求。虽未吟诗作句，字里行间仍流露出较高的文人素养，绝非一般仿品可比。再次，器作者坐艺之“戬谷堂”，史志虽无记载，但在2004年北京荣宝斋拍卖会上出现过一件清代查士标（款）《山居图轴》，题款为“松韵萧圮竹韵清，山窗深翠午峰晴。道人写罢黄庭帖，独伤闲云懒处行。庚戌夷则写于戬谷堂。查士标”（图三）。査士标的生卒年分别为1615年、1698年，庚戌年为康熙九年（1670年）。这个戬谷堂和大碗上的戬谷堂时代相近，似有关联。坐艺是明清紫砂名家一种常见的活动，买家把壶工请到自己家中专门订制紫砂器，并钤刻买家的堂名斋号。时大彬就曾在宜兴朱萼堂坐艺造壶[15]。这五只碗应该是陈鸣远在戬谷堂为其主人订制之物。最后，宜兴紫砂器中，碗的数量很少，除去两岸故宫的极少量藏品之外，民间可见的只有陈觐侯款大碗，陈鸣远款大碗更是绝无仅有，清代各种紫砂著录也丝毫未有提及。试想，如果早年没有紫砂碗的存在，善于拟古仿古的后代紫砂艺人又如何能够无中生有地创作出这些作品呢？基于以上理由推测，笔者认为这五件大碗应为陈鸣远本人创作。
三 陈鸣远的艺术成就
宜兴紫砂自创烧以来，有明一代时大彬独领风骚，把宜兴紫砂制作工艺和艺术带入文人气息浓厚的艺术品殿堂，开创宜兴紫砂以光素质感、造型线条见长，颇具文人气息的“时大彬”期，宜兴紫砂也完成了从普通商品到工艺品的过渡再到艺术品的跨越。虽然史载徐友泉、陈仲美已经能在胎色、造型变化及象生器形上有所创新[16]，但苦无标准器物参照，二人的作品至今无法确认。
入清以后，真正在紫砂分色、器物造型和象生塑形上独树一帜的非陈鸣远莫属。宜兴紫砂素有“五色土”之称，呈色因各色原料掺和比例、烧成温度、窑炉位置、气氛等因素显现出千变万化的色调。在前辈艺人的经验之上，陈鸣远烧制的五只颜色不同的紫砂大碗，包含了宜兴紫砂最基本的红、紫、黄、青、白等主要色调，也包含了宜兴紫砂矿紫泥、绿泥、朱泥等三种基本原料，让我们通过实物看到了古代紫砂艺人对五色紫砂的理解和诠释。正是有了对紫砂呈色的全面掌握，宜兴紫砂惟妙惟肖的象生塑形艺术的出现才成为可能。紫砂的象生塑形工艺在原料配比、烧成工艺、雕塑工艺等方面相比于单色紫砂器的制作，耗时更多，工序更复杂，烧成更难控制。陈鸣远无疑引领了紫砂象生风气之先，其后三百年，象生紫砂器制作自成门派，绵延至今。也正是由于后代艺人不断仿鸣远之古而作象生器，存世的象生器才难辨新旧。
“海外竞求鸣远碟”[17]，此句赞誉不知何时起流传甚广，却查无出处。鸣远款的紫砂碗仅见南通博物苑收藏的这五只，鸣远碟未见实物；而海外一直未见鸣远碗、碟。五只碗的装饰手法又颇多外销风格，说“海外竞求”亦不为过。那么，陈鸣远是仿其他工匠作品而“戏作”，还是仿外销装饰手法而创作碗碟一类的盛食器具？目前尚无法确定。鸣远所制碗碟虽少，但也可能影响到后代匠人。如故宫博物院收藏陈觐侯、惠逸公款的类似紫砂大碗，造型装饰的风格与本文之鸣远大碗类似。
另外，这五只大碗底部的刻款钤印也很具特点。明代时大彬期几乎都是干支年号加“大彬制”的刻款，少见纪事文字，钤印也只见于北京明代赵西漳墓出土紫砂杯底部的个别文字[18]，而未见艺人钤印。明末清初陈用卿的作品也全为刻款[19]。这五只大碗底部首次出现了纪事文字和艺人钤印，为紫砂器平添了文人气息和书卷味道。
陈鸣远紫砂器因吴骞等文人的推崇，后代多有仿品。仿制的主要品种中，一为壶，二为瓶罐等陈设器，三为象生器。因为可作参照的标准器少之又少，学术界对这类器物的时代、真伪鉴别一直存在争议。期待通过本文的重新认识，所讨论的大碗能为今后的鉴别工作提供新的标准器，碗上的刻款钤印也能成为判别鸣远传器真伪的重要依据。
（文章观点不代表编辑部观点，涉及的年代、真伪等由作者担责。）
[1]南通博物苑保管部档案资料。
[2]陆琴：《古雅流利 敦重古拙——陈鸣远款紫砂碗赏析》，南通博物苑官网之《博物馆研究》板块。[EB/OL][2015-11-06]http：///colunm6/col5/149.html.
[3]王文径：《清蓝国威墓和陈鸣远制紫砂壶》，《东南文化》1991年第3、4期。
[4]廖宝秀：《传统与创新——略论康熙宜兴胎画珐琅茶器》，故宫博物院编《2007年国际紫砂研讨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5]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藏宜兴紫砂》，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第248页。
[6]〔德〕埃娃·施托波：《强人奥古斯塔收藏中的宜兴瓷和德化瓷以及欧洲瓷器的发明》，故宫博物院编《2007年国际紫砂研讨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7]〔法〕帕特里斯·万福莱：《销往欧洲的宜兴茶壶》，西泠印社2015年，第207页。
[8][10]黎淑仪、谢瑞华编：《紫泥清韵——陈鸣远陶艺研究》，上海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7年，第128、156页。
[9]图一中的拓片分别拓自三只紫砂碗，照片截取自天鸡壶。
[11][13]詹勋华编著：《宜兴陶器图谱》，台北南天书局1982年，第211頁。
[12]汪庆正：《陈鸣远紫砂技艺若干问题的探索》，《紫泥清韵——陈鸣远陶艺研究》，同[8]。
[14]陆明华：《试论陈鸣远紫砂陶艺及有关问题》，《紫泥清韵——陈鸣远陶艺研究》，同[8]。
[15]徐鳌润：《许龙文考》，《徐鳌润紫砂陶艺论文集》，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 2008年。
[16]清·吴骞：《阳羡名陶录》，熊寥、熊微编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599、601页。
[17]吴山：《名师名家·陈鸣远条》，吴山主编《宜兴紫砂词典》，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2002年。
[18]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工商大学明代太监墓》，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年，第24页。
[19]南京博物院、城阳艺术文化基金会：《砂壶汇赏》，香港王朝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