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史述,史识
时间：2021-02-19 07:59:0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
一卷史书在握，读什么?至少三项：史料、史述与史识。这就像造房子：史料是建材；史述是建构；史识便是驱动著者治史的卓见或创意。史识是史著之魂，因为选何资料入史，如何述此史料，皆受制于史家的眼光与价值取向。这个“眼光与价值取向”，即史识。故亦可说，与“史料”、“史述”这对专业概念相比，“史识”是更具精神意味的关键词，它有超学科性。
这大概就是笔者格外期盼《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1910—2010)》(下简称《图史》)，早日问世的缘由。北大不仅仅属于北大。百年中国只有一个煌煌北大。自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北大，1917年蔡元培主政北大迄今，北大红楼的每声呐喊，1952年后未名湖的每道波折，都曾撞击现代中国的敏感心弦。若就一所大学，晚近百年来，与其民族国家命运的荣辱与共而言，恐怕世界上没有一家学府能与北大媲美。而1910年就分科独立的“中国文门”即后来的北大中文系，又偏偏屡次在此历史舞台编导重头戏。正是在这点上，假如说北大是标志现代中国文化起源的重大符号，那么，北大中文系可谓“符号中的符号”。也因此，《图史》之魅力，与其说是源自中文同仁为其“学系品格”(即“系格”)的首次史学叙事；毋宁说，它是在更遥深的视野，激活了海内外读者对北大的文化记忆与传说。这是笔者从《图史》读出的第一“史识”。
一座学府，若无口传数代乃至播撒社会的美丽传说，也就无所谓魅力。这既是大学之高贵所诱发的民间想象，也是北大师生与国人在价值认同层面所呈示的文化共享。《图史》所以值得一读，且颇多回味，是首先在这方面用力不浅。具体而论，即能以文献钩沉来丰润学界记忆，以翔实考辨来校勘坊间传说。
(二)
北大在国史上的最大荣耀，莫过于五四。学界大体认同周策纵说有两个五四：一是1916年《新青年》杂志为精神前驱的“五四启蒙”；二是1919年北大学子为组织核心的“五四示威”。前者是文化史事件，因为它直接启动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后者是政治史事件，长年来被统编教材宣示为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开端。
先说前者。似乎学界皆知自1917年1月陈独秀受聘北大文科学长，北大实质上已成“五四新文化”的策源地，而包括胡适、刘半农、转玄同、刘文典、鲁迅、周作人在内的《新青年》同仁，不仅皆执教北大，而且他们本就是中文系师资，就在本系开课，比如钱玄同讲古代音韵学，刘文典讲“温李诗”，鲁迅讲中国小说史，周作人讲民俗学等。但很少人知道1917年秋任北大教授、主讲中国哲学史的胡适，竟曾两度出任中文系主任：一是在1931—1937年任北大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二是在1946—1948年任北大校长，再度兼任中文系主任。这就一下夯实了北大中文系在“新文化”营垒的中坚地位。这纯然印证了《图史》的文献功夫。
见证《图史》的文献功力的另一实例，有涉傅斯年(1896—1950)。学界对傅不陌生。现代文学史教程追述“五四新文化”，不会不提北大新潮社，而1918年该社第一发起人即傅。1919年5月4日因巴黎和会爆发了学生示威(史称“五四运动”)，其领袖便是傅斯年与新潮社同仁罗家伦：罗起草学生游行《宣言》，傅则任现场总指挥。多少年来，学界仅模糊记得傅、罗叱咤风云时尚系北大学子。《图史》核实罗当年就读外文系，傅则被确认是国文系(中文系前身)1916级本科。亦即傅发起新潮社时是大二(22岁)，领导“五四运动”时是大三(23岁)。“自古英雄出少年”，信然。
耐人寻味处，还有《图史》把傅列入“100位知名校友”录，其简历为：“历史学家，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其中“中央研究院”和“国立台湾大学”这对番号，未被例行带引号，看似平淡，实属不易。这表明，《图史》不仅恪守实事实说的史述规则，且始示雄跨海峡的“文化中国”意识。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之垂范隐约可鉴矣。
由此再回到胡适。《图史》专设“系主任胡适”章节，此当说明著者胸无芥蒂，笔未避讳。然其史述“来龙”尚可，“去脉”不足，恐亦事实。毕竟胡适不是小人物。无论作为两度主掌中文系的资深前任，还是与陈独秀联袂揭开“新文学”序幕的启蒙巨匠，《图史》皆有责任对胡适1948年冬诀别北大后的履历，略作交代。既然承恩在前，理当善待于后。孝道久弛，然公道犹存。尤其是胡适最后倒下，是倒在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演讲现场，亦算是在海峡彼岸，为中国的科学文化鞠躬尽瘁。若补上这一笔，则不论对北大先贤，还是对《图史》著述，亦算有始有终，慎终若始了。
(三)
有关1949—1978年间的北大传说，海内外也流布甚广。此传说不纯属美丽，其中有梦想也有屈辱，有激情也有荒唐。这些断断续续刻在世间口碑上的苍茫国史，真伪莫辨，却又几乎融为数代知识者的共同生命记忆，挥不去，亦磨不灭。《图史》追述如上30年的第五章《五六十年代及院系调整时期》与第六章《“文革”时期》所以耐读，根子是在：它以确凿的史料，不甘遮蔽的史述，回应了万千读者心底那颗忧伤了半世纪多的“北大情结”。
比如笔者心头就曾悬两件有涉北大中文系的疑案，一是1955级“红色文学史”，二是1970年鲤鱼洲“干校”，渴望《图史》能给说法。《图史》果然未负吾望，一一道出本相。
用今日学院派的眼光打量“红色文学史”现象，几近匪夷所思。中国文学史，若从孔子删定《诗经》始，历经楚辞、两汉魏晋骈散、唐诗、宋词、元曲，再至明清小说，少说两千余年。其古籍汇积浩瀚如烟海。一班青衿弱冠，若无名师指点、提携，哪怕一个个皓首穷经，到头来也只是折腾而已。学术最忌搞运动、大呼隆。然生逢1958年举国“大跃进”的中文系1955级学生(也有一些青年师资)，偏豪气万丈，“只用了暑期及其后不到两个月时间”，突击编写了两卷本70多万字的《中国文学史》。因其封面为红色，观点又极“革命”，主张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作主线，且奉民间文学为文学史主流，故称为“红色文学史”。交由国家级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8年9月推出。出版如此神速，或许也是那年代才敢玩的奇迹。近乎魔术。然魔术终究不是学术。曾几何时，连中文系自己也看不过去，遂让游国恩、林庚、吴组缃等原挨“红色文学史”批判的教授，转而参与指导原书的修改，“篇幅由原来70多万字拓展为120万字，两卷本变为四卷本，‘红皮书’变为‘黄皮书’。”事态才算平息。堂堂北大竞生此荒诞，《图史》当不可不记。
《图史》所实录的“鲤鱼洲事件”，因字字皆亲历者血泪凝成，故读后不由悚然。“鲤鱼洲是鄱阳湖的一处围堰，是趁冬季枯水季节围湖造田开辟出来的，原本是劳改农场。据说地址是当时中央办公厅一位负责人亲自选
的。该负责同志认为江西省推荐的地点过于便利，不利于知识分子改造，故而选定了血吸虫病高发区、方圆七十里没有村子的鲤鱼洲。”这是《图史》为正文所附的一个脚注。没想到眼含敌意的权力意志，还真能邪到反人性。接下来的恐怖，便是让军事化建制的中文系(与校医院、图书馆系整编为“第七连”，此属“北大江西分校”前身)，以青春、生命为代价，去亲证何谓悲剧与惨剧。这就是：在用半年时间干农活，半年时间讲“延安讲话”、鲁迅、“样板戏”、批“四条汉子”的日子里，不断有师生病倒。“1971年6月江西分校查出有二百多人染上血吸虫病，此外化肥厂的236名北大职工有157人查出血吸虫病。清华大学农场三干多人则共计有一千多人染病。7月20日校党委决定：撤销鲤鱼洲北大试验农场。”叹掩埋在鲤鱼洲的北大冤魂再也唤不回。
(四)
无须说，有关北大的传说，其主角皆有活生生的原型人物：比如从民主广场走来的北大圣女林昭；又如在“文革”大起大落的政客聂元梓与谢静宜；更有为中国学术留下大师级实绩，或虽有大师级潜质，却因故未成为“大学者”的教授。或许后者的平生故事，更具史训意蕴。
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北大中文系几近星汉璀璨。《图史》欣悦地追述了1954年后的中文系，实由清华、燕京、北大、中大四校资深名师荟萃而成。其中，王力的汉语语言学本属中大；高名凯的语言学、林庚的楚辞研究来自燕京；吴组缃的小说研究、王瑶的现代文学史学则原系清华。30年风云过去，心神稍定，学界发现：有的已留下名垂史册的大师级业绩。比如王力《古代汉语》、旃国恩《中国文学史》；也有人如王瑶至80年代初，其声望亦如日中天，荣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任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评议组成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首任主编，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副主任等。然其内心却未必踏实。尤其1986年后，王瑶不时与其弟子私议，北大同仁谁有可能成为“大学者”?其弟子诧异他议论时，脸上分明有掩饰不住的苍凉与悲悯。
《图史》旨在通览北大中文百年，当无暇刻画王瑶的瞬间表情，更难以沉潜到心理发生学水平，去深入体悟且解析此表情所蕴藉的心史密码。这有点强人所难。然无此文化层的发生学意识，又不免影响对王瑶的学术业绩与学术思想的整体史述。
王瑶一生著述，拟可用“三史”来概括其贡献。
一是“学术史”。其标志是1948年脱稿的《中古文学史论》，堪称王瑶这辈子文质俱精的专著。特别是他对“竹林七贤”不得不隐、又不甘于隐的文化心态写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恐至今仍为学界专攻“魏晋风度”者所难以逾越。
二是“学科史”。其标志是1949—1953年间成书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两卷，那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之作。然亦同时开了用《新民主主义论》的政治规训来诠释现代文学史的先河，即在总体上视现代文学史是中共主导的革命史的分支。现代文学史本身所藉结的审美一文化脉络也就被压抑。谁知历史的戏谑后又耍了王瑶。毛泽东不久主张放弃“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要加快进入社会主义，这便让原想以《史稿》来拥戴红色政权的历史合法性的王瑶，转眼有了“问题”。而今再看，此当无损于《史稿》应享有的“学科史”地位。
三是“学术思想史”。其标志是王瑶晚年所申报的国家社科重点课题《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其间提出了极具反思性的“学术史”概念。表面看，此课题旨在通过论述20位不同经历的学者(从王国维到王元化)的治学道路即得失分析，来勾勒百年学术史的一个侧面。然究其质，则是在价值层面，觉悟到学术史本是可作为异质于政治史的独立脉络来爬梳且珍惜的。有此“学术史”概念，不仅可以针砭学界流行的虚无主义狂热，总想“破”字当头，重起炉灶，结果总在低层次上浮动；而且，更重要的是，若真将“学术史”当一回事，这就可能让学人有勇气，更有底气，在一片迥异于历代儒生的生存空间活出纯正，而不再将各色“修齐治平”奉为神圣。可以说，百年中国人文学统意识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再度觉醒，是以王瑶为里程碑的。后王瑶虽不幸病逝于1989年寒秋，未能在生前圆满结题，但其课题所昭示的“学术史”意识，无疑是值得当代中国人文学界铭记的“精神事件”。
可惜《图史》叙述王瑶时，注重了《中古文学史论》和《中国新文学史稿》，对其晚年那个课题申报报告，则漏了。遂使“三史”缩为“二史”。对王瑶学术一思想的史述，缺了一块。
所以不敢轻言史述王瑶的完整性，是因为笔者想把王瑶视作一枚全息隐喻北大百年的人格符号。沧桑百年，有辉煌，也有蹉跎。或许洞悉了昔日蹉跎的历史一人格成因，才可能让明日减少蹉跎，重铸新的辉煌。否则，真怕百年北大为其蹉跎所付的凝重代价，废了。
我们究竟是谁?我们曾在哪里?是什么让我们走到现在?……这是天问，也是自省。
相信《图史》主编能体恤这片良苦。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1)(12)温儒敏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1910—2010)》，10、252、252、84—85、118、119、119、140、141、96—97、106页，北大出版社2010年版。
⑩《图史》对震惊中外的林昭冤案着墨不多，近百字.在117页刊其一帧青春倩影，长辫垂肩，端丽雅秀，胸侧有玫瑰一束。那是“拒绝遗忘”的心香一瓣吗?
(13)陈平原回忆：“王先生也喜欢以是否具备‘大学者的素质’，来品鉴师友乃至晚辈。偶然听他感叹‘某某本来具备成为大学者的素质’时，一脸惋惜与悲悯，颇有代上苍鸣不平的意味。先生当然清醒自己已经达到什么学术境界，也明白自己在多大程序上实现了年轻时的理想。我常常猜想，先生晚年面对众多恭维时的心境：志得意满中，定然不时掠过一丝苍凉。”见《大学者应有的素质》，载《光明日报》1997年2月12日。
(14)《图史》106页这般叙述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1年《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出版，使许多大学开设‘新文学’课程有了依据，该书可谓适逢其时。大受欢迎。同年下半年王瑶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被‘拔白旗’，重点批判.使该书下册的写作(1953年出版)受到干扰。”未提上册“适逢其时”，下册被“拔白旗”的深层背景。“拨白旗”三字，在此拟作文学修辞，而非史述语式。“拔白旗。插红旗”，是1958年颁布的口号，其含义是，拔“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白旗”，插“无产阶级”的“红旗”。王瑶作为与游国恩、林庚、王力、朱光潜一样的北大“白旗”被拨，是1958年的事。见《图史》1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