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北京《大公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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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是一张老报纸,1902年创刊于天津。它曾经数易其主。创办人是天主教徒、满洲正红旗人英敛之。他思想开明,支持变法维新,敢于议论时政,报纸办得很有生气。英敛之退隐后,1916年报纸转到天津大粮商王郅隆手里,后来成为皖系军阀的喉舌。皖系失败后,报纸萎靡不振,不得人心,终于办不下去。1926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接办,组成“新记公司大公报”,直到1949年解放。解放前夕,《大公报》有沪、津、渝、港四馆。大陆解放后,港馆独立生存,继续经营。渝馆不久即改名为《重庆日报》,成为市委机关报。津馆改名《进步日报》,1953年与沪馆合并为天津《大公报》。1956年北京新馆建成,全部工作人员(包括工厂)迁京,是为北京《大公报》。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被撤销,《大公报》结束了在大陆64年的历史。

新记《大公报》23年是《大公报》的黄金时期,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公报》的发行量,相当于当时重庆其他所有报纸发行量的总和,可见其受各方重视的程度。但是,新记《大公报》在1949年就结束了,在大陆继续下来的是先在天津,后在北京,公私合营性质的《大公报》。她—直存在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前后一共17年。这也是《大公报》历史的一部分。鉴于介绍这一时期《大公报》的资料较少,我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之一,说说北京《大公报》,我想还是有意义的吧。

毛泽东拍板, 《大公报》

合并、 迁京、 定向

北京《大公报》是由沪馆与津馆(解放后改名《进步日报》)合并而成。为什么要合并?这是有缘由的。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无比崇高。中共各地的机关报也享有极高声誉。《大公报》在上海和《进步日报》在天津,都属于综合性报纸,尽管亦步亦趋,向党报学习,终归无法与之竞争。读者笃信党报,而不信任民营报纸的例子很多,我亲自处理过一件很可笑的事情。1950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新华社发了一篇两千字左右的通讯,题目是“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进步日报》刊登了,《人民日报》、《天津日报》也都登了。我们却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大骂《进步日报》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解放了,竟然还称“珠穆朗玛峰”。其实是他无知,“珠穆朗玛”是藏语,“厄菲尔斯峰”才是英国人命名的。他不看新华社电头,也不看其他党报,就大骂我们。真是无知而又偏执。我当时正在报社总编室工作,负责处理读者来信。凭着年轻气盛,复了那位读者一封信,大大教训他一番。结果并无反响,大概他也自觉理亏吧。但这件事说明,部分读者对民营报纸确实怀有歧视心态的事实。

正由于读者对民营报纸信任不足和报纸缺乏特色等原因,《进步日报》和上海《大公报》的发行量与广告收入都一再下降。尤其是上海《大公报》,她原本是总管理处所在,全部员工多达484人,且高层人员多,薪水也较高。在收入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自然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王芸生作为《大公报》的总负责人,为此焦虑万分。经反复考虑,1952年初他上书毛泽东,请求党中央帮助解决报社的困难及去向问题。

不久,王芸生便接到通知,要他到北京去,并受到毛泽东接见。在这次接见中,毛明确三点:一、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为全国性报纸,仍叫《大公报》。二、迁北京出版(在北京新馆建成前,暂在天津出版发行)。三、宣传报道以财经为重点,兼顾国际宣传。这三条,确定了《大公报》的方向,也可以说使她起死回生,免于走上亏损倒闭之路。王芸生担心编采人员不熟习财经业务,承担不起财经宣传的重任。毛泽东鼓励说:“《大公报》人才济济,团结起来,钻进去,三年五年不就熟习了吗?”

毛泽东一锤定音。1953年起,上海《大公报》迁津与《进步日报》合并,在天津出版,并在北京设立强大的办事处,王芸生等主要负责人都在北京办公。从此,编辑部全体同仁就循着既定方向,奋力前进了。

向财经专业方向进军

旧《大公报》多年来一直是综合性报纸,以文人论政著称。解放后,政治、经济、社会的情况大变。每个编采人员都有个学习、转向的问题。过去记者采访要抓政治、文教、卫生、社会、工商,乃至军事等各方面的新闻。现在不同了,一门心思钻财经。专业编辑分工跑财政部、商业部、外贸部、粮食部、工商行政管理局、供销合作总社等,1961年起又增加了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一句话,李先念副总理领导的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所属的各个部门,都是我们联系的对象。至于财贸办公室,则由报社财经部主任负责联系。编辑、记者都没有到财经院校去接受培训,而是在干中学,或者说一边学习,一边做新闻报道,有时也根据部里的文件或领导人报告写社论。不过不像从前报社“文责自负”,自己写了就发表,而是一定送主管部门或财贸办公室审定罢了。这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情况。50年代后期,由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发文,请所属各部为《大公报》配备“驻部记者”。有的是兼职,主要工作还在部里。有的是专职,编制在报社,经常往部里跑。有什么政策精神、业务措施,及时向报社汇报,同时组织相应的宣传报道。这是对中央机关的做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会或重要城市也都陆续配备地方记者。办法是由中共中央财贸工作部发文,要求各地党委财贸工作部选择适合做记者的干部人选,送经报社审查同意后,就成为《大公报》驻当地的记者。同样编制属报社,党的关系在地方,办公地点就在财贸工作部里头。这样,《大公报》在中央财经机关和各地就都有了“腿”,组织宣传报道就方便多了。当然,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配备的记者水平参差不齐,有的高,有的低一些,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总的说来,这是一支有力的财经宣传队伍。

《大公报》记者跑领导机关,还有一件趣事。报社财经部主任潘静远,是一位写作能手。他经常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联系工作。有一次他正好遇到陈云同志向财办全体人员作报告。中心内容是:国家既要用大量资金搞经济建设,又必须以适当财力安排好人民的经济生活。这是个两难的命题。由于我们国家经济不发达,财力有限,只能在紧张中求得平衡。做财经工作的同志任重道远,绝不能掉以轻心……这篇讲话,论据充分,说理透辟,而且逻辑严密。潘静远根据讲话记录,略加整理,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他加了个“论紧张的平衡”作为标题,拟作为《大公报》的社论发表。他送请财办主管宣传的副主任段云审阅,经段同意后就在报上发表了。陈云同志看到后很不高兴。他说:我这是在内部和同志们交换意见的,谁让你们公开发表了?幸好段云同志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没有给报社和潘静远本人带来什么麻烦。有趣的是,后来潘静远被调到财办工作,一次陈云同志到财办开会,又见到潘静远。由于潘是个大块头,很显眼。陈云同志一见他就很警惕,说“那个胖子怎么又来了?”财办同志向他解释,说潘已调到财办工作,不是《大公报》记者了。陈云同志才没再说什么。

从1953年到1966年,《大公报》作为财经专业报纸,一步一步建立队伍,熟悉业务,基本适应了财经宣传的要求,受到中宣部、国务院财办及有关部门的肯定。

在组织评论与新闻报道之外,报社还开辟了许多适应财经部门职工需要的专栏,如《商品知识》、《生意经》等。文艺副刊《大公园》、《群众文艺》,经常发表财经系统干部、职工的作品,反映他们的生活,并从中培养了一批职工作家。

在理论宣传方面,《大公报》辟有理论版,有一批经常联系的作者。主要是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综合部门的研究人员,包括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农村工作办公室等委办的同志。在组织经济理论宣传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体会,一般说来,请高等院校的老师写文章,往往太虚;请各专业部的同志写文章,又往往太实。而请综合部门的同志写的文章,则比较能够虚实结合,有理有据,鞭辟入里。为了进一步开展经济理论宣传,《大公报》提出创办经济评论专刊,每周一期,经李先念同志转呈毛泽东批准。第一期于1964年3月27日在北京《大公报》第三版刊出,立即受到各方面的关注。英文《北京周报》转载了《发刊词》,此后更经常转载《经济评论》发表的文章。这个周刊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原因是编委会成员皆一时俊杰,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经济组组长梅行、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杨波、国家经委研究室主任马洪、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理论组组长何畏、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邝日安等。他们不仅出谋划策,而且亲自写稿,使这个周刊办得有声有色,为《大公报》增添了光彩。

在国际宣传方面,投入的力量不如财经宣传那么大。当年也没有条件配备驻国外的记者。但编辑力量比较雄厚,国际部主任、副主任都是业务高手,编辑中也不乏能人。因此国际版编得比较活,也比较丰富。几乎每天都有评论文章,也有国际小品等短文。这是执行中央确定的《大公报》以财经宣传为重点,兼顾国际宣传方针的体现。社长王芸生、副社长李纯青都是日本问题专家,他们有时也写文章,成为国际宣传的亮点之一。

几位老总

这里说的“老总”是泛指北京《大公报》的领导人,包括社长、副社长、总编辑等。毛泽东、周恩来多次讲《大公报》人才济济,老总们更是文章高手,多才多艺。远的如吴、胡、张等不说了,仅就解放以后与《大公报》、《进步日报》有过关系,即短期在这里工作过的报界名人,就有宦乡、杨刚、徐盈、李纯青、孟秋江、张琴南等,他们有的当过主笔,有的当过副社长、总编辑。但为时都不太长,就纷纷另有高就。如宦乡调外交部任西亚非洲司司长,杨刚先调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后来到《人民日报》当副总编辑,徐盈则调到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任副局长,李纯青调外交部,孟秋江调香港《文汇报》任社长,张琴南调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兼民政局局长等等。王芸生先生一直任北京《大公报》社长,沪津两报合并的头几年,他经常过问编辑事务,也常写文章。1957年以后,中央明确王芸生不再参加编委会,专注于修改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部名著。从此他对报纸工作就不再过问了。上述诸公都是新闻界名人,在中国报业史及有关《大公报》的史料上,都不乏介绍。这里我只说说对北京《大公报》影响较大的几位领导人。

王芸生(1901—1980):他是新闻界的耆宿。幼年家贫,只读过几年私塾,13岁到茶叶铺当学徒,20岁到洋人开的木行当学徒工。他好学深思,业余时间刻苦攻读。24岁就开始为报刊写文章,27岁任《天津商报》总编辑。次年因与《大公报》论战,受到《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的赏识,应邀参加《大公报》工作。从此他就与这张报纸生死同心,结下不解之缘。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领导人提出明耻教战方针,指定王芸生收集资料,编写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对日本的屈辱史。这就是后来编就的七卷本、近200万言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缘起。

王芸生以政论著称,他文笔犀利,笔端常带感情。用俞颂华先生的话说:“王芸生的社论立言的长处是在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要说的话。”“他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入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这应当说是切中肯綮之论。他写了许多著名的社论,引起社会很大的反响。如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香港沦于日寇之手。孔祥熙的妻女用极为稀缺的飞机舱位,运洋狗、什物,而许多爱国志士仁人却困在香港,乘不了飞机回重庆。王芸生为此写了社评《拥护政治修明案》,揭露这一事实。昆明、遵义的大学生激于义愤,掀起了“倒孔运动”,蒋介石对此极为震怒。再如他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以河南3000万灾民“大都已深陷在饥饿死亡的地狱”与重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腐败生活对比,激起了广大读者的无比义愤。蒋介石为此勒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以示惩处。当然,他也写过一些政治上错误的文章,如《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诬指八路军近在咫尺,却对国民党军队的挫败不加援手。当夜周恩来就写信列举事实,严加驳斥,等等。

总体来看,王芸生是坚决抗日的,是爱国的,可谓瑕不掩瑜。正因此,党和政府在解放后对他是爱护、器重的。1963年,周总理专门找他谈话,要他花些时间,把《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修订一番,重新出版。王在他的晚年,以带病之身,尽心竭力完成了周总理交付的任务。1980年5月30日,王因肝病逝世。次年,《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最后一卷,即经过补充的第8卷终于出版,完成了他的一大宿愿。

李纯青(1908—1990):生于福建安溪,祖父和父亲都是台湾籍,台海两岸都有家。纯青不愿做日本臣民,拒绝申请台湾籍。他1934年在厦门加入中共,是《大公报》资格最老的党员之一(另一位是杨刚,1930年就入党了)。他曾就读于东京日本大学,攻读社会科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经胡政之用日语面试其口译、笔译能力,被录用为上海《大公报》日文翻译。次年调香港《大公报》,以研究日本问题专家的身份现身新闻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重庆《大公报》任社评委员,每周写3—5篇社评。他学贯中西,思虑周详,言必有据,议论精当。当时国内有一种说法,认为日本军阀穷凶极恶、顽固不化,而日本财阀态度比较温和,可以和他们寻找妥协之路。李纯青从研究日本经济问题入手,阐明财阀与军阀的关系。其实,日本财阀正是军阀的后台,是站在军阀背后大发战争财的大老板。寄希望于日本财阀,无异痴人说梦,与虎谋皮。他的这一观点在《大公报》发表后,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

1948年,他以中共党员身份,做争取王芸生转变的工作,逐步解除了王对共产党的疑虑,并与王先后到了香港,使香港《大公报》的立场转变,和国民党反动派决裂。

李纯青是真正学者型的新闻工作者。他博览群书,中国的经史子集,外国的社科人文书籍,乃至佛学经典无所不读。大公报图书室有一部《恩格斯军事论文集》,据管理人员、老记者张篷舟先生说:全报社借阅过这套书的,只有李纯青一人。

李纯青不仅文章写得多、写得好,而且对一切要在报上发表的文章都有严格要求。1953年沪津两馆合并为天津《大公报》时,他任副社长,住在北京办事处里。所有从北京发往天津的稿件,他都亲自过目,认真修改。刘克林曾说:“李先生把稿子改得体无完肤,惨不忍睹。”这些话不免有些夸张。但文章被李改成“大花脸”的确实不在少数。其做法是删掉原稿文字,而在稿纸的夹缝中另写一套。一位记者写了一篇群众在街头排队购物情景的通讯,开头有近百字的描写。李纯青把它改成8个字:“人们在街头战东风。”此后凡遇稿子被李改得所剩无几时,记者们就会相互调侃说:又“战东风”了。这是一句玩笑话,但也说明许多稿子中都倾注了李纯青的心血。

1954年李被调离《大公报》,做国际宣传的研究工作。其后曾被推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1957年反右运动,他虽未被戴帽,但也遭到错误的打击,从此他封笔20年之久。这是中国新闻界,也是学术界的一个损失。1990年5月20日纯青病逝于北京。遗著已出版的有《笔耕五十年》一书。老《大公报》人、人民出版社著名编辑戴文葆以“沉潜思辨、标新立异”八字评介其人其文,确是中肯之论。纯青为文从不说套话,且每有新意。他对所谓“舆论一律”一说,有自己的看法,认为这是个虚假的命题。言论即公众的意见,即各种不相同的意见。强求一律,必然要压制不同的声音,显然是不对的。这些话言简意赅,发人深省。

杨永直(1917—1994):原为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是张春桥的副手。中央撤销各大区中央局后,上海《解放日报》成为上海市委机关报。杨永直被调到北京《大公报》,担任副社长兼总编辑、党组书记。时为1954年秋。《大公报》的局面太小,永直同志从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来,似乎不很习惯,可能也不愿屈就这样一个没有多少施展天地的职务。因此他虽然到任,但主要精力却在活动调回上海。果然,他不久就如愿以偿,到上海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对《大公报》而言,他可谓席不暇暖,更无从谈有什么政绩了。

袁毓明(1915—1973):原任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总编辑,属于二把手,他上面还有社长。杨永直走后,他接替了《大公报》总编辑、党组书记职务。这是一位从河北小县城走出来的干部,中学学历。但好学,好写作,人又忠厚老实,在解放区报纸工作多年,一步步晋升到中央级报纸总编辑高位,说明他努力上进。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还带点农民的憨厚。他勤于写作,笔耕不辍,爱写点散文、随笔之类的文章,有时也写社论。这样,报纸上就常有他的大作,至少是一篇“报眼”,即在报头旁边那块小地方,可容三四百字的小文章。按购买力算,那时的稿费标准比现在高得多。《人民日报》社论稿费,甲等100元,乙等80元,丙等60元。《大公报》各等递减10元,即甲等90元,乙等70元,丙等50元。至于普通论文、散文、小说的稿费标准,《大公报》规定千字25元、20元、15元不等。“报眼”的文章,一般都是晚上配合新闻写的,没有外稿,同仁不论谁写,每篇10元。袁毓明几乎每天都有文章发表,其稿费是相当可观的。本来多写稿不是坏事。袁毓明的问题在于除了写稿,他不大过问报纸的其他工作。我从不记得他对报纸的宣传工作有过什么比较系统的指示,无论政策思想、宣传思想,乃至业务思想谈点什么问题。他待人诚恳,从不整人,也没有疾言厉色。他是个文人,组织领导能力比较弱。这一点恐怕上级也有所了解,对他的前任、后任的任命,都是副社长、总编辑、党组书记。唯独对他只任命为总编辑、党组书记。要命的是,按当时体制,党组书记就是一把手,就要全面负责,不管你是不是社长或副社长。袁毓明如果不当一把手,有个人在他上面掌舵就好了。可惜没有。到了1957年整风时,群众对他的意见一大堆。他慌了手脚,找骨干分子谈话、诉苦,企求谅解,而又口不择言,说了些不该说的话。这些事被揭露出来,他竟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免除一切职务。平心而论,袁毓明是个老实人。他的缺点是专注于写文章,不抓全面的领导工作。他的长处是工作放手,善于团结人。因此总的说来,报社的工作还是顺利进行的。至于定他为右派,那是冤枉的。他哪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半个多世纪过去,袁毓明的功过是非,现在是看得比较清楚了。

常芝青(1911—1985):袁毓明出事后,中央调他来接任。他是老资格,1935年就加入共产党。解放前曾任《晋绥日报》副总编辑,解放后任重庆《新华日报》社长,是袁毓明的老搭档。在许多方面,他和袁毓明正好相反。他很少写文章,我只记得1958年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时候,他写过一篇《共产主义的一朵红花》的通讯,是访问当时大办人民公社的河北徐水县的“先进事迹”的,还在副刊上写过一篇讲山西梆子的短文。此外就想不起他写过什么了,包括社论在内。但他改稿很认真,尤其是社论,经常看见他趴在桌子上抠社论文字。当时《大公报》的社论,多属财经专业问题。说实在的,常芝青对此也不大熟悉。但他掌握党的方针政策。他看社论,至少在政治上起了把关作用。这是总编辑应当抓的大事。他对《大公报》的一大贡献,是在各部、各省、市、自治区及大城市配备记者。这个主意是他出的,卓有成效。后来好几家中央级报纸仿效这一做法。为了把《大公报》办得更好,常芝青从老《大公报》的一些传统做法中汲取营养,续办“星期论文”就是一条。至于刊登出色的长篇通讯文章,则限于人力,是可望而不可及了。

常芝青对《大公报》的干部素质比较满意。我曾经问他,你当过好几个报社的总编辑,你看《大公报》的干部素质、业务水平怎么样?他不假思索就说,《大公报》强多了,许多编辑都是科班出身,文字功底好,大多是可用之材。但他很注意集权,报社的大事,多由他一人决策,发挥干部的创造性、积极性不够。《大公报》编辑部有两位副总编辑,一是党外人士,访问过延安和毛泽东的老《大公报》人孔昭愷。他是夜班编报的总管,报纸付印的大样也由他签字。其他的事一概不管。常芝青晚上也来,但不盯到最后。另一位副总编也是老《大公报》的,解放前入党的李光诒。常芝青没有明确他分管哪些部门,只是每周替孔昭愷值一天夜班,还负责一些临时性的工作任务,如代表报社参加各种会议之类。常芝青不苟言笑,严而有威。这一点和袁毓明也是一个鲜明对照。袁一向平易近人,他爱和同事下棋,又常悔棋。有一次一位编辑竟为此和他吵起来,他也不以为意。这种事在常芝青身上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常芝青是北京《大公报》任职时间最长的领导,从1957年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公报》被撤销,整整9年时间。他的长处是抓组织领导,能把《大公报》同仁组织起来,依靠中央和地方财贸部门,基本上办成一张相当出色的财经专业报纸。这一点,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待续)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