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书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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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心象

——序《李成敦煌风光摄影作品》

许多到过敦煌的外地朋友对我说：“那里太伟大、太崇高了，我的灵魂得到了一次彻底的净化，真不想再回来。”我相信，这是他们的肺腑之言。进入敦煌，你一次次地被随处可见的人文景观和自然造化所震撼，你的想象力和语言都变得极其脆弱，你只能心潮澎湃地感受：敦，大也；煌，盛也。你的灵魂只能倾听、沐浴、充实。西部有一句朴实但不同凡响的俗语：“活了3000年不死，死了3000年不倒，倒了3000年不烂，这就是9000年的胡杨树。”经历了9000年沧桑岁月的胡杨树还是胡杨树，它没有像只活了百年的古树成“精”。如果你是一棵胡杨树，伫立在瀚海大漠中，感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观，守望雅丹地貌鬼斧神工的奇崛，默对阳关、玉门关、汉长城的执着，顶礼膜拜莫高窟艺术世界的浩瀚，或倾听白马塔、月牙泉、渥洼池的美丽传说，这样过9000年，再过9000年，你的灵魂也不会感到孤寂。

敦煌是中国古代西域的门户，她以博大沉雄的气度和开放自信的胸怀包容一切，创造一切，这使敦煌文化艺术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选择敦煌作为会流地并非偶然，乃是缘。敦煌能使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艺术脱胎换骨，并赋予新的、更加强大的生命力。莫高窟的开窟之祖乐僔之所以产生创造的灵感和激情，是因为他受到敦煌自然风光——三危佛光的启悟，而莫高窟的创造历史延续千年，难道不是敦煌的灵地给人以超绝的智慧和执着的信念吗？

当看到李成寄来他拍摄的几百幅敦煌风光摄影作品时，我虔敬地读，激动地读。我又超越了一回。李成是敦煌人，在敦煌文化的沐浴中做人、做事、搞艺术。他不但用镜头，更是用心、用情、用智慧去触摸古关、古城。由于工作的便利和他个人的热情，他曾多次到阳关、玉门关、雅丹地貌、莫高窟等地感悟，可以说，这些全面、真实、艺术地反映敦煌风光的作品，源自于他对敦煌的深情，以及真知、真觉、真感，皆李成眼中之象、心中之象。

我想，品读这些敦煌风光摄影作品的朋友与我一样，都会由衷地感谢李成做的这件善事。

2000年7月19日

以自己的艺术方式朝圣敦煌

10年前，我任教兰州师专中文系，在由美术系举办的师生画展中看到一幅大写意人物画，被那西北“花儿”般的狂野率性和绵绵韵味吸引，在画作前驻足许久。后来与作者阎莉偶然相识，发现我们居然是邻居，她不但画画，还剪纸。我谈了对她画作的感受。她如同羞涩的猫，不自在地说：“梦彤画得要比我好。”

我迷茫。她进一步解释，说王梦彤是她爱人，现为徐州画院专职画家。

我首次知道在灿若星河的艺术园林中有这么一位年轻画家。

其后，陆陆续续，我读了王梦彤不同时期的作品，感受到他喷薄欲出的艺术生机和深沉大气的文化魅力。

早期画，1999年创作的《岁月留痕》和《天籁》，还有一些零星小品，感觉是与很多画家一样，像精神饱满的小公马，徜徉在辽阔丰美的艺术大草原，左顾右盼，胃口极好，看见啥草都想吃一口。他们信心十足，不拘一格，争着抢着呈现自己的状态。可是，无论主观愿望如何，作品透露出的信息却是迷茫和犹豫。王梦彤的迷茫，不在技法，而在于如何处理思想上的沉重包袱，如何表现陇东高原的黄土地及其映象。生活在西北高原的人，对黄土地既恨又爱，恨它圣徒般的默默忍受，爱它教主般的宽厚仁慈；恨它无动于衷的寡淡，爱它无牵无挂的博大。这些复杂情愫沁入世世代代高原人的骨子里，内化为一种禀性，外显为陇东方言、民歌、习俗、饮食等，也在王梦彤《融冬》、《守望》、《朗日留云》、《朗日流云》等画作中若隐若现。尤其是2000年创作的《朗日留云》，充分表现了他内心的犹豫、狂躁、彷徨和痉挛。陇东高原是史前文化的孕育地，又是周秦文化的摇篮和繁衍地，更是峥嵘岁月里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激烈碰撞地和沟通交融地。陇东高原地理环境特殊，任何文化，无论如何激烈、如何张扬，到这里都像几百万年前的黄土那样沉淀下来。黄帝问道，在崆峒山就止步；不窋西行，到庆阳就扎根。生机勃勃的丝绸之路绵延近2000年，也只是从陇东穿插而过，并没有将陇东文化圈撕开一个裂口。王梦彤作为出生、求学、探索、工作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思想剧烈变迁时期的年轻画家，传统文化、古老情感、商品经济、环境污染、价值观错位乃至五花八门、纷至沓来的美术思潮和流变，等等，形成黄河壶口瀑布那样迅猛强劲的重磅冲荡力，轰轰隆隆地冲向其内心。他一方面像河水努力摆脱河岸那样焦灼地挣扎，试图将陇东的贫瘠、封闭、保守等惰性印象彻底洗清；另一方面，又像盘古那样，抡起斧头，开拓自己的精神家园。王梦彤生在静宁，学在西安，游历徐州、江南，这种纠结状态反映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如《兄弟》、《七彩滑轮》、《青春舞台》、《铁人王进喜》等。

有些画家很难突破这类颈瓶，原地踏步，徘徊不前，或在无聊中消磨时日，或沦为画商、画奴、画匠，或者干脆改弦易辙，做稻粱谋。画家离开画，随波逐流，随遇而安，随行就市，没有什么不好。王梦彤的创作走向何处，并不构成好莱坞电影中常见的扣人心弦的悬念。

这个阶段，王梦彤从徐州画院调入甘肃画院。我隐约感觉到，这是义无反顾的回归，是大智大勇的直面相对。我们曾有过几次小聚，都泛泛的，不够深入。

2012年，甘肃省实施“朝圣敦煌·甘肃画院美术创作工程”。王梦彤参加，专门到敦煌体验生活。回来后，几次对我说，有很多想法，想读书。期间，我也看了他的《朝圣·敦煌日记》。2012年12月28日，甘肃画院在甘肃美术馆举办“朝圣敦煌2012莫高窟·观摩汇报展”，我被这些“朝圣者”整体呈现的艺术状态所震撼。可以说，他们这一步迈得非常扎实，令人鼓舞。我所熟悉的画家们都有了新的面貌。而王梦彤脱胎换骨般的蜕变尤其令人吃惊。他成功地完成了艺术穿越，他走到洞口，看见了亮光。尽管大多数作品意临敦煌壁画，但构图、笔意、情调、气象都让人刮目相看。曾经笼罩心头的犹疑、苦闷、彷徨等灰色情绪一扫而空，呈现在画面中的，完全是单纯、自信、从容、洒脱、饱满。

我欣喜地对阎莉说：“现在，王梦彤确实比你画得好多了。”

“乐莫乐兮新相知。”我真正认识了王梦彤。漫漫求索中，梦彤与艺术没有擦肩而过；茫茫人海中，我与梦彤没有擦肩而过。

回望这10多年，我们淡然往来，各行其道，2012年即将结束，作为朋友的王梦彤以其艺术魅力给了美术界以巨大惊喜。我们交流时，梦彤多次谈到想沉下心来多读些书，多创作一些作品。这昭示，梦彤的探索还在继续。我相信，他能够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他的朝圣之旅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绚丽。

我在一篇文章谈到自己存在状态时说：“我非常清楚，自己就像西部大地上的红柳、骆驼刺、甘草之类植物，为了生存，必须把根深深地扎在地层中，否则，就会渴死，或被大风吹跑，迷失。”

现在，也送给梦彤，共勉。

2012年12月30日初稿

2013年11月14日再稿

跋涉，在英雄的土地

——徐永盛散文集《梦里水乡》随感

多年来，我以写作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有时候，却突发奇想，想创作巨幅油画，想拍摄气贯长虹的电影，想到深山老林中慢慢体味自然的韵味。最近几年，“非分之想”具体了：想拍摄一部MV，以赵小钧作曲的《莲花》为主题音乐，让一位腿部残疾、面带微笑的少女虔诚地在腾格里沙漠中跋涉。这些形象和音乐常常在脑海里徘徊。在这个理应现实的年龄，我为何会产生这些想法？或许是西部文化人对生存、对创作、对理想与现实冲突的一种潜在反映，一种难以言表的深度焦虑，一种对故土爱之深、恨之切的守望。

近期，读了武威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总监徐永盛抒情散文集《梦里水乡》，这种感觉尤为强烈。

2008年初夏，我与永盛偶然认识。通常情况下，这种相逢就永远定格在历史中。我是一介文人，与他们没有业务上的必然联系。两个月后，我与陕西省书画家郭钧西老兄正在闲聊，他打电话过来。当时，已经夜半，下着大雨。我问他住在哪里。他说了宾馆名字，距我们不远。我说你过来，聊天吧。他说已经洗完澡了。我说那有什么关系。

不大工夫，永盛就到了。他光脚穿皮鞋。我笑说你待朋友真心实意，但这样到底不雅观。就到楼下买了一双袜子，让他穿上，然后开聊。

这个不值得一提的偶发事件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以后就不断互通信息。2010年夏天，我到武威地区考察文化遗址，知道他公务繁忙，就没打扰，赴民勤前才告知。放下电话不到一刻钟，他就和朋友驾车疾驰而来。问清楚我的考察目的，二话没说，坚持要送我到民勤。他还邀请一位漂亮女士同行。路上，永盛一边忙着给我介绍民勤古长城和青土湖，一边用武威话同女士斗嘴，像两小无猜的孩童。武威话我能听懂一些，但他语速一快，我就迷茫了。路过黄羊河水库，下车拍照时我对永盛说：“进沙漠很幸苦，你邀请女士凑什么热闹？”

永盛哈哈大笑：“那是我老婆！”

“那你怎么不介绍？”我问。

他理直气壮说：“还作家呢，连这都看不出来！”

于是，大家都轻松了。

根据我的经验，衡量一个人，有三个标准：其一是如何对待父母兄弟；其二是如何对待妻子、孩子；其三是如何对待朋友。近些年，报端、坊间常见亲人失和、夫妻反目、多年朋友因鸡毛蒜皮的事恶语相加之类不美事件。每次听闻，我都莫名难受。我总认为，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人类基本的情感应该不会褪色。

民勤之行，与永盛及其妻相处大半天，考察完红沙梁乡三角城、连城、青土湖，他们又陪我到古浪，聊到半夜，才返回武威。永盛与他的妻子谈笑，像两小无猜的稚气伙伴，像牛郎、织女七夕甜蜜相会，像一对边嬉闹边在烽火台下吃草的小黄羊，真情实意，融洽和谐。

永盛能够让他的妻子如此死心塌地相伴相随，完全是他的人格魅力。这位喝祁连山雪水长大的哥们儿，古道热肠，耿直大气。多年来，不管社会如何发展变化，冰雪融水赋予他的秉性和情怀始终没变。他对待父母兄弟、妻子孩子、亲戚朋友，都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自然之心、真诚之心。对待事业，同样如此。他制作新闻片、专题纪录片都很投入，很认真，从来不敷衍，在甘肃电视行业有很好的口碑。他出版过《武威广播电视志》、《广播电视管理简论》、《武威旅游》等多部作品，获过不少省内外的专业奖项和荣誉。与他交往中，常常忘了这些“功绩”。他为人处事如此执着，如此洒脱，有这些成绩自然而然。没有，才奇怪呢。

今年10月初的一个傍晚，永盛来电话，说有重要事情相谈。我们相约在昆仑宾馆见面。他拿出一沓厚厚的文稿，说正在出版散文集，要我写序言。

我欣然答应。这同与他交往一样，轻松，愉快，无遮拦。可是，交情归交情，回家路上，我担心永盛如同刚刚学会扶犁耕地的青年农民，驾驭文字笨拙，让我无话可说。他毕竟依靠影视语言行世。没想到，展卷阅读，竟被他散文集中的章节标题吸引，如《奔跑，在英雄的山脉》、《梦莹冷龙岭》、《青土湖畔的小脚老太》、《醉遇罗什》、《八月走西口》、《我从石羊河走来》等。细读全文，几乎每一个文字都是这位北方汉子的“侠骨柔情”，质朴，生动，有内涵，有韵味，极富地域特色。

掩卷沉思，我觉得这部散文集有三个鲜明特点。

第一，作者笔触所及，不管古尔狼洼、冷龙岭、石羊河、青土湖，还是芦苇花、黄羊、古城等，都是西部特有的文化符号。它们就像当地独特地理、气候、土壤等元素共同滋养的植物、动物一样，都是这个区域的精灵。永盛生于斯，长于斯，后来又从事文化传媒工作，在古凉州大地上常年累月地漫游，对历史掌故、风俗人情了然于心，且酝酿、发酵成为如烈性酒那样纯粹的情感，喷薄而出。例如，长篇大论式的《青土湖畔的小脚老太》，如歌如泣，写“老太”人生际遇，写青土湖变迁，写出了沙漠边缘人群的百年历史。古人论中国诗歌意境，常言“境生于象外”、“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为文何尝不是如此？永盛笔下很多物象，看似不经意，若顺其根系追索下去，则可延伸到遥远的古老岁月中，这是真正的“韵外之致”、地道的“味外之旨”。它们才是文章的灵魂。前不久，听了一位明星式文化学者关于西部文化的演讲，优美，煽情，当时被感染。后来回味，却觉得很空洞，华而不实。相比之下，永盛这些没有刻意雕饰的文字，确如西部大地顽强生长的草籽，粒粒饱满。

第二，文章志虑忠纯，格调崇高。永盛的文章，写给父亲，写给月饼，写给戈多，写给白云彩，写给年俗，写给老院子和母亲……不管抒情对象是什么，他都表达着一种正统的人类基本情感，追忆像恬静黄昏般美丽的温馨，赞美崇高的理想和志趣。他没有故弄玄虚，没有用太多华丽的语言，但这些审美旨趣始终洋溢在字里行间。这与时下以审丑为美、一味追求刺激、猎奇搞怪的恶俗现象拉开了距离，从而显示出不落俗套的孤傲，显示了一种精神品格与人生高度。

第三，作者无意为家乡代言，文章却偶然天成。永盛写作，不为稻梁，不为名利，完全基于一种“当春乃发生”般的原动力。他有了冲动，有了念想，有了思考，有了伤感，有了难以言传的情愫，有了欲罢不能的牵挂，就想通过文字抒发，想追忆，想宣泄。他有真情，直抒胸臆，表达梦想，即便实现不了，也不屈不挠，一直向前跋涉。

作为同在西部天空下生活的文化人，我觉得自己对永盛理解得很透彻。他本质上是在巨大的历史反差和巨大的文明失落中游走的行吟诗人。曾为中国乃至世界重要文化中心的凉州（永盛昵称“日不落帝国”），在漫长历史中有过何等的繁荣与辉煌！皇娘娘台、雷台汉墓、鸠摩罗什塔、西凉乐、凉州词……这些文化符号没有一个是弱的。要说清中国历史，怎么也绕不开凉州。少了凉州，就像壮汉被抽了筋。“安史之乱”之后，丝绸之路逐渐衰落，凉州文明也摆脱不了失落的命运。今昔对比，难免产生“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悲凉。这种悲凉深刻地镌刻在西部大地千千万万生生不息的人们的血脉中，沉淀为西部人的底气，血性、刚烈、柔情、浪漫。这种人文精神不因为贫穷、荒凉而被边缘化或丧失，相反，它像戈壁沙滩上的红柳、骆驼刺一样，在心灵中扎根更深，更远。诗人、作家、艺术家要表达的，也正是这种美丽品格，而不是丑化母邦，或嘲笑西部人在困境中艰难跋涉的姿态。甘肃有句土话：“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们被西部大地滋养，对家乡应该怀有真挚的、绝对的爱和感恩，进而升华为对待人生、对待文字的一种情感。梵高在短暂的艺术生涯中，创作《食土豆者》、《塞纳河滨》、《有妇女在洗衣服的阿尔吊桥》，这样美丽哀伤的作品，每次品读，都令人动容。那是多么深沉的爱啊！他曾两次在咖啡馆和饭馆等地向劳工阶层展出自己的作品。痛苦到极点时，梵高宁愿割掉自己的耳朵也不会伤害他人。西部大地需要梵高这样的人，不管他是艺术家还是种植土豆的农民。

我相信，永盛对母邦大地、对社会人生，也具有这种情怀，因此，他的文字才没有牢骚、抱怨、晦涩、诅咒、暴戾等阴暗的气息。他传递的是一种正能量。

永盛以笔为马，在茫茫历史长河中艰难跋涉。他无意苦争春，却道出了古凉州大地上执着守望着的生灵的内心伤痛与希冀，于是，他成了家乡文化精神的代言人。永盛写作这些文章时或许没那么想过，但他的确做到了。

仅此一点，这部散文集的价值就足以称道。毫不夸张地说，永盛在河西走廊东端，在祁连山与腾格里沙漠之间的人文绿色屏障中增添了一棵胡杨树。

感谢他的用情，感谢他的用心。

2013年深秋于兰州

上世纪90年代，我热衷于文学创作，因缘时会，涉猎敦煌题材，一发而不可收拾，连续多年。回想往事，我觉得自己当年像刚学游泳的人，不知深浅，冒然跳进敦煌文化大海，扑腾挣扎无数次，到现在，充其量才能做到不呛水。为什么？敦煌文化博大精深，涉及知识面太广。就好比看到半截芦苇在风中摇曳，煞是好看，走近了，才看清它的生存环境，碱土、蚊蚋、水源，等等。若要寻根搜索，则要穿越到很深、很远的地方——芦苇又名“满地窜”，我曾在小说中构思，让这种生命力极强的植物从汉朝时的楼兰钻入地面，从唐朝时的敦煌露出脑袋。这就是我对敦煌文化的感受。想要写清楚一段历史、一个人，甚至一件服装上的纹饰，都要做大量功课。好比挖矿冶炼。好在我喜欢这个艰苦但却非常陶醉的过程，我心甘情愿花很多时间在学术上下工夫，以便进入创作状态时能够比较自由地发挥。

与其说这是我创作的路子，还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向文学致敬的虔诚姿态。

多年来，我就像“满地窜”，只潜心于自己的探索，很少关注同行。文友李茂锦兄多年前就笔耕敦煌，我们就像来自不同方向的商队，匆匆相遇，又匆匆离开，没有太多实际交流。但他的信息常常能听到，主要是工作变化情况。无论怎样变，都始终坚持写作。至于怎么写，写了些什么，不得而知。

清明刚过，李茂锦兄发来短篇小说集《敦煌故事》书稿，说准备近期出版，让我看看，写些感想。我精神为之一振。

能够沉下心来，持之以恒地写作，其中甘苦滋味，感同身受。

李茂锦兄是地地道道的敦煌人，对故土有着火热的激情和深沉的爱恋。他长期在宣传文化部门工作，数十年来坚持创作敦煌诗词、散文，著述颇丰。近年来又侧重敦煌传奇小说创作，且取得可喜收获。《敦煌故事》是敦煌文学园地的一枚新枝，发在充满勃勃生机的文化春天，正逢其时。这是敦煌本土作家第一部传奇短篇小说集，真是难能可贵。全书以敦煌历史文化为背景，以古今传说和现实生活为素材，通过作者的提炼和升华，犹如一道道原汁原味的敦煌文学套餐，散发着悠悠乡土气息，展现在读者面前。

《敦煌故事》以作者所见、所闻、所感为基础，讲述敦煌故事，传递敦煌声音，展示敦煌风采，弘扬真善美，既有新闻的真实，又有文学的升华，全书分“传奇篇”和“小说篇”两辑，收录敦煌题材传奇故事30篇、风情小说21篇。“传奇篇”中的《莫高窟传奇》将莫高窟得名由来通过三个传说故事娓娓道来，栩栩如生。《唐僧取经敦煌传奇》将唐僧当年取经入阳关、留敦煌、游莫高的民间传说激情演绎，填补了一段唐僧西游与敦煌结缘的逸闻轶事。《敦煌三杰女传奇》将民间口口相传的张氏、李氏、王氏三杰女的传奇故事自然还原，再现了敦煌妇女的高风亮节。“小说篇”中的《敦煌轶事》通过驱赶洋毛子、保卫莫高窟、迁坟让佛地三个故事，表现了敦煌人民保护文物的朴素情怀。另外，《沙山之子》、《儿童团长》、《家风》、《敦煌的哥的故事》、《引哈济党》、《文化志愿者》、《黑狐》诸篇，反映了敦煌人民淳朴的乡土民情、文明风尚和飞天儿女保护生态、绵延文脉的赤子情怀；而《南湖高老庄》、《榆树泉》、《玉门关》、《鸣山大枣》、《香水梨》诸篇，又富于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如果没有浸染本土文化多年的经历，最多只能写到皮毛，很难触及筋骨、心灵。

如果说《敦煌故事》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很正常；值得肯定的是作家的独到探索。面对任何文学作品，要细挑，都能挑出毛病，而那些毛病正是所有文学创作者要努力克服的；而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有可取之处，那正是代表了文学创作人士的成功之处。作家在探索中艰难迈进，即便一小步，也值得庆贺。丝路飞花雨，阳关唱新声。作为文友和读者，我祝愿《敦煌故事》早日面世。希望作者不断从敦煌文化沃土中汲取营养，激发灵感，多出新作。

2015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