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文联生活的困境与突围

摘 要：桂西北作家红日的中篇小说集《同意报销》真实描写了我国基层文联组织的生活现状，集中反映了文联办事的艰难过程和尴尬局面。小说在艺术上表现出故事真实感人、人物形象鲜明、叙事灵活多变、语言机智幽默等特征。

关键词：红日；《同意报销》；基层文联；现实写照

红日被认为是广西作家群中最接地气的作家之一，也是桂西北作家群中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坚持底层写作的姿态，其小说创作多取材于当下的生活现实，讲述社会普通人物的不幸遭遇。故事真实曲折，人物形象鲜明，幽默风趣的叙事背后隐藏着对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怀，流露出对某些社会领域生活的批判与思考。前不久红日出版的中篇小说集《同意报销》继承了他一贯的底层写作风格，以某市文联的工作为线索，集中反映了市文联办事的艰难过程和尴尬局面，同时也间接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面，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该小说在艺术上具有故事真实感人、人物形象鲜明、叙事灵活多变、语言机智幽默等特征。

一

社会历史批评认为，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这种反映离不开作家特定的时代背景、生活经历和思想观念等。反过来，文学通过读者的广泛阅读，对作品所塑造艺术形象产生共鸣，而对社会也产生了间接的影响。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来看红日的小说集《同意报销》，可以为我们认识文联生活提供一个重要的窗口，揭示文本故事背后的秘密。文联作为我国的一个带有官方性质的组织机构，其不仅历史悠久，系统分布广大，而且在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协调、服务功能，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人们对于文联机构却了解不多，甚至存在一些误解与偏见。红日的《同意报销》被称为“文联三部曲”，包含三个独立的中篇小说《报废》《报销》《报道》，分别是一辆报废不了的车、一笔报销不了的钱、一条总修不好的路。不管是换车、还债，还是修路，真实地描写了我国基层文联组织的生活现状，集中反映了文联工作中的许多不为人知的困难与辛酸故事，为我们客观审视我国的文联工作提供了一个真实的生活画面。

《报废》写李乃高因为官场失意来到市文联当主席，他欲成就一番事业却踌躇满志，就连想报废一辆破旧的羚羊轿车也困难重重。因为没到达到使用十年的时间规定，他只能走其他的非正常渠道。在一次交流中，县文联谭主席因为同情李乃高的遭遇，主动借车给他使用，但还是被有关部门揭发批评。最后在一次车祸事故中市文联的司机小黄严重受伤，小车也被交警部门强制报废。《报销》中的H市文联主席张富有是一位出色的画家，他在文联当家很不容易，每年办公经费有限，却要办理大量的日常工作事务。甚至文联要报销必要的办公经费也迟迟不能如愿，只能给老板打欠条，靠借债维持文联的日常运转度日。结果遭到老板的催债，张富有为逃避债权人的追债而不敢去办公室上班，显得十分尴尬而又无可奈何。最后，通过荣厅长的出面帮忙才解决了长期拖欠的文联报账经费问题。《报道》记叙我国当前的扶贫工作。在市政府委派扶贫任务之时，市文联负责对接偏僻穷困的龙骨村，但是文联每年只有两万多元的办公经费，显得势单力薄和无能为力。文联残疾员工小文同志主动去负责撰写新闻报道扶贫的事情，结果上演了一个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悲剧故事。小文同志因报道了村长缺钱买炸药修路而自制炸药的事情，结果却事与愿违，他自己和龙骨村长反而被公安警察关押了十多天。在扶贫与维稳之间体现了政府工作的自相矛盾与荒诞性，其背后的代价与无奈则由村民们物来承担。

《同意报销》中记叙的故事都具有中国元素与特色，体现了我国当下基层文联办事的异常艰难情况。《报废》描写了陈旧的规章制度而导致文联报废公车的困难。市文联使用市里最破烂的一部羚羊小车，使用不到八年时间就面临着提前报废的问题，而市里对公车使用年限有明确的十年时间规定，所以只能通过其他的办法来解决小车报废的问题。于是文联领导们想通过申请办文艺刊物《苦楝树》的方式来获得经费支持，他们派人先后去民政局、编制办、市质检等部门反映情况，甚至拉拢市质检部门的催德昌局长加入文联的摄影协会通过了车辆质检报告，也没有解决买新车的问题。从文联李乃高主席到普通员工，在求人办事的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显得十分的尴尬与无奈。《报销》则集中反映了我国基层文联办公经费的严不足与工作的艰难。H市文联一年报销几万元的办公经费导致入不敷出，文联常常是靠打欠条、借钱才能维持日常工作的运作。文联主席张富有有时只能口头承诺先消费办事然后再付款给业主，但是年底过去了还没法履行承诺，结果被邢老板们逼债还钱，这种情况令人难以想象。《报道》则暴露了扶贫工作中文联的尴尬处境。市文联没有物质、金钱，只能发挥文学写作特长，派小文同志去贫困村负责新闻报道的工作，在那里他发现了扶贫过程中的种种奇怪与不幸现象，让人感慨与同情于贫困农村的落后面貌与生存的现实困境。

基层文联工作之所以这么困难，原因在于它是一个不被重视的“空心衙门”。市文联作为一个处级单位，人员多达十几个人，按理说也应该有一辆像样的专车，但是长期以来却是市直机关中唯一没有小车的单位。后来尽管买了一辆羚羊轿车，但因为需要经常到地方去进行调研，联络各级文艺工作者，因此很快便面临着被报废的问题，但是迟迟不能解决报废的问题。市文联虽然属于市里直属的处级单位，但它却没有实质的权力与决策权，没有财权、物权、人权，也没有什么收费、罚款、拨款等其它收入，工作起来自然会遇到很多的阻力。权力决定物质，物质決定意识，在当前我国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之下，决定了文联组织是一个远离政府核心权力的部门，是一个难以有所作为的地方。这三件事情如果在市里其他部门和单位，如市委宣传部、组织部、财政局、人事局等核心部门，解决起来或许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在文联这样经费极其拮据的“前列腺”部门，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一般人可能认为文联负责文艺上的组织领导与协调服务工作，比较容易也很有面子。但是基层文联工作开展起来并不容易，其人员少而任务繁重，经费少而显得力不从心。文联职员们只能靠工资收入维持基本的生活，多数只能以业余的艺术创作来聊以自慰、安度余生。一方面，承担着发展文学艺术事业的重大责任，文联机构从领导到职员们多进行文艺创作，大力发展和繁荣地方的文艺事业。另一方面，政府的文件规定又相对死板，显得灵活性不足，不能说对公用车使用年限的规定错误，但是潜规则与条条框框限制多，直接导致了市文联办事的乏力与效益的落后。在某些政府官员看来，文联是一帮失意的文人墨客的“避难所”，仕途上不顺利和难以有所作为，因此到这里来自我安慰或安度晚年，更不用说要实现远大的政治理想与抱负了。这是文联艺术家们的个人精神理想与现实物质贫乏的落差所在，也是文联美好愿望与现实处境困难的矛盾所在。

小说在更大范围内也反映了当前官场中不光彩的一面。在文联想报废旧车、报账经费和扶贫的过程中，涉及到许多的职能部门，它们本应该有所作为，按照规章制度为市文联排忧解难，但是由于领导们对文联组织或抱有偏见，或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官本位的思想，结果使得市文联部门办事时四处碰壁，举步维艰。这里不时有看人办事、因人而异等潜规则，作为文联机构的普通职员，文人们经常要面临着如何抉择，如何权衡去迎合领导的个人爱好问题，以求得问题的解决。结果机关算尽还是没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弄出一大堆的笑话和失误，弄得疲惫不堪而贻笑大方。可见这样的政治生态离我们提倡的法治、公平、正义等现代社会还有一定的距离，而要解决好这些问题也非易事，需要包括文联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与公民的共同努力。

二

作家多写自己的经历，或者带有自传的色彩，红日也不例外。他长时间在文联组织工作，担任地级市文联主席多年，亲身经历了文联工作中的很多事情，亲眼目睹了文联工作中的種种困难，也了解地方政府各部门的运作情况。红日多年构思写成的小说集《同意报销》明显带有其的生活经历，塑造了文联机构中的许多文人形象。其中，文联主席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他们或者在官场上失意、得罪上级领导而来到文联安度余生，或者因为和市领导的“特殊照顾”而来到文联工作，这就决定他们相对卑微的地位与弱小的社会能量。于是，文联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与遭遇可想而知。作为市文联主席，看起来很风光，也算是一个处级干部。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为没有足够财政的有力支持，很多事情都难以落实操办。正如作者红日所说的那样：“我真知我的能耐或者能力是那样的微小，但是我愿意倾尽我的蚂蚁之力而为之奋斗。”文联生活长时间以来处于清贫状态，而文人们也甘于默默奉献，这是文联组织的客观现状。关键的问题在于文联如何给自己定位与突围，如果要想干出一番事业来，非得发奋自强、与时俱进，努力改变自己不可，这样才能改变社会特别是一些官员对文联的陈旧看法。

不可否认，文联在现实中是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与桥梁作用，为当地的文化艺术事业做出了许多积极的贡献。特别是文联主席，通过个人卓越的领导能力可以做出很多积极的事情。小说中的几个市文联主席都用心良苦，表现出色。他们深感担子的沉重和责任重大，很爱文联的这个家，珍惜自己的工作，并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正如作者红日一样，为了追求自己热爱的文学艺术，他放弃了一些重要的行政领导职位，这种执着的精神难能可贵，令人敬佩。不仅如此，作者对青年作家的成长也十分关心与扶持，他把经过多方努力得来的换车经费用来出版 “21世纪河池本土作家文丛”，圆了这些二十多位青年作家们的梦想。红日说：“尽管是这样一个家，但我无怨无悔，我爱我家痴心不改。这个家穷是穷点，苦是苦点，但穷中有趣，苦中有乐。”这是一位市文联领导对文联工作的无限热爱与真诚负责的态度。

小说的文联领导多取材于文联生活的典型事例，并且表现出文人们特别是文联主席良好的思想品质。如《报废》中的李乃高高因为官场失意来到市文联工作，他关心并努力做好文联各方面的工作。虽然因为办公经费的拮据而多次遇到尴尬的场面，但他却坚持知识分子的本色与品质，还鼓励与安慰同事小文同志说：“作为文人，我们要有文人的胸怀，要有文人的情怀。” 小说《报销》中的H市文联主席张富有是出色的画家，受制于有限的办公经费，他只能靠借债过日子，甚至找替身签字以躲避还债务。《报道》中的文联主席陈真味搞喜剧创作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但文联每年两万多元的办公经费同样使他左右为难、一筹莫展。面对市政府委派的扶贫工作任务，他主动承担责任并让小文同志去报道扶贫龙骨村的新闻故事。然而，作为一个体制内的机构，文联的工作是受到政府限制的，而文联主席是一种官位，免不了受到体制内相应的束缚。李乃高、张富有、陈有味等人都无法摆脱身份去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他们只能在体制的框架内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难以突破和超越体制的局限性，这是文联工作的现实困境和难以突围的症结所在。

小说集的叙述者都是普通的文联职员，他们饱经风霜或者命运多舛，但是对工作却十分热爱与认真负责。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体现了作者对基层社会和弱势群体的关心与同情。小说中的许多事件直接源于作者真实的生活遭遇，如《报废》描写报废羚羊轿车的事情，和作者的经历如出一辙，这是作者红日善于观察社会和提炼生活的结果。小说集不仅直面文联现实生活，故事真实感人，而且叙事手法灵活多变。在叙事结构上，三个中篇小说既可独立又相互联系、联成一块，围绕基层文联的矛盾问题来展开叙事。《报废》《报销》使用第三人称手法，故事显得客观真实。其中《报销》的叙述者没有出场，而《报道》则用第一人称写法，用回忆的方式倒叙十年前的故事：“十年前报道那个扶贫英雄的作者名叫文丕。那个文丕就是我。”然后让读者跟随者作者的节奏去展开故事，穿插事件，显得扑朔迷离，跌宕起伏，并突出了事件的悲剧性和神秘色彩。

红日小说的语言机智幽默，不时运用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给人一种轻松活泼的审美快感。例如《报销》的开头这样描写：“‘同意报销’这四个字并不是所有的领导都能随心所欲地写，也不是所有的领导都写得潇洒自如，下笔如有神。……比如H市文联主席章富有同志，就因为无法写下这四个字已有一个多月没在单位露面了。”这样从题字书法开头，既直奔主题，又设置悬念，引人入胜。又如《报废》中间穿插到：“这样吧！为了尽量不占篇幅，我作这样一个简要的表述。我替单位草拟第一份买车报告的时候是三十多岁，上面终于落实给我们单位这辆‘羚羊’时，我已经五十多岁了。”突出了文联要购买一辆轿车的时间之长与困难之大，这种语言表达具有戏剧化的效果，幽默中彰显出小人物的无耐与无力。另外，小说的比喻丰富，增加了语言的形象性与生动性。如《报废》开头比喻文联像“前列腺炎”部门，好多次提到其中的病症与为难之处。小说还强调市文联的小车，其排量跟我们文联的能量一样小。“要买一辆新车，对我们单位来说，那是相当于柬埔寨造航母了。”比喻的运用减少了叙述的平淡无力，增添了语言表达自身的活力与魅力。

三

小说反映的基层文联生活的困境给我们带来不少的思考。文联作为承担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专业人民团体，在我国具有鲜明的统战作用与意识形态色彩，它确实集中了文学艺术界的精英人才，在我国的文艺事业的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各级政府特别是不少省级政府高度重视文联工作，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和奖励政策，鼓励艺术家们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积极扶持青年作家新人等，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随着文联的社会贡献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其地位也在逐步确立与提高。相比之下，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没有文联组织，他们成立的类似机构是文艺出版家协会组织，主要是进行维权活动，帮助艺术家们出版著作并维护他们的一些正常权益等。另一方面，在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文联组织表现出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与突出问题，难以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少地方的基层文联实际的人员超额，如《报废》中市文联超编人员众多，在编6人却有18人吃财政饭。另外，受制于政府管理机制的滞后，牵涉到各个文化管理与职能部门太多，导致文联无法有效提高工作效率与服务水平等。因此，文联组织要主动转型才能成功突围，首先要明确自身的社会定位于服務职能，进一步加大改革的力度与服务的能力，才能得到社会与政府更多的认可与支持。文联组织只有精简机构才能提高办事效率，并逐步改善员工的生活水平。同时要理顺好和其他党委政府文化管理部门如宣传部、文化局等组织的关系，改变文联系统相对落后的管理方式，才能提高自身的办事效益，更好地服务好我国不断发展繁荣的文艺事业，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文联的困境由来已久，要突围则必须把危机转变为机遇，同时得加强沟通与减少误解。十年前河北省作家康志良曾创作了长篇小说《文联主席》，从正面塑造了一个勇于捍卫民族文化、具有崇高精神境界的文联主席盛丹青形象，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文联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如艺术家们面临着市场经济转型、金钱诱惑和生存的压力等。小说出版后曾引起人们对文联生活的高度关注与热议。相比之下，红日的《同意报销》则对文联生活作了百科式的反映，其中心与主题明确，侧重反映了基层文联的困难与困境，让人们更多地了解文联的真实状况，减少对文联组织机构的误解，这是很好的文学创作题材，也是一件大有裨益的工作。红日曾说：“因为社会上有很多人不了解文联的情况，不懂得文联是干什么的，更不懂得我们文联尝过的酸甜苦辣。因为工作性质和职能的不到位，文联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完全引起社会和有关部门根本性的重视。”这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也是作者发自内心的呼吁。倘若读者通过阅读这不小说对我国基层文联有正确的态度，则这部小说可以实现了其社会价值与作用。当然，《同意报销》能否得到读者的广泛认可与接受，还需要时间来说明。

《同意报销》紧扣基层文联的生活主题，同时也讲述了文联组织中知识分子令人啼笑皆非的生活。这其中既有文联领导的尴尬与无奈，也有普通职员的品质与骨气，充满了积极豁达的态度。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充满着变幻的节奏与幽默感。作者善于分析小人物的处事策略，剖析他们心酸的生活体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个人和体制的矛盾与危机，体现了作者对超越文联困境现状与突围的思考。小说的叙述者是文联普通的职员，具有知识分子的良知。如《报废》的叙述者是一位参加革命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对文联工作充满了关心与热爱；《报道》中的文丕是一位残疾人，原来是报社记者车祸来到文联（以为文联有钱），他悲剧的命运值得同情，其勇敢的精神值得发扬光大。评论家温存超认为：“红日的小说既有鲜明的社会时代特征，又具有浓重的地域民族文化内涵，叙事灵活机智，体现出一种思想与文化的智慧色彩。”和小说集《说事》相似，《同意报销》同样继承着作者小说创作的紧扣时代特征、地域文化、叙事的灵活机智等风格特点。

小说集《同意报销》既正面反映了中国文联的现实状况与艰难局面，也简介揭示了社会上的一些不良习惯和违规违纪现象。如潘副主席因为写一篇小说得罪了上级领导，从报社副总编辑的位子调到市文联分管创作。尽管中央有文件规定，省级以上支付官员才可以配专车，但是很多地方的小科长也有专车。邢俊卫老板竟然公开有两个老婆而游刃有余，官员吃喝现象较为普遍，而且还有“三陪”现象。邢老板为了讨债强制要挟市文联主席张富有吃饭；公安干警到村子随意抓人，村主任老跛意外死亡；村民阿夕遭遇车祸去医院动手术，结果器官眼角膜被医院给卖掉等等，这些社会丑陋的事件让人觉得似曾相识而又匪夷所思，这些乡村底层人物的命运令人同情。红日曾引用以色列犹太作家大卫·格罗斯曼的名言：“作家的职责是把手指放在伤口上”，并指出：“我是一个受过伤的人，但是，我绝不会把手指放在自己的伤口上，而是放在最底层的那些人的伤口上。这就是我——一个文联主席，又是一名写作者的内心真实道白。”这是作者的良苦用心，也是其一贯坚持的创作态度与良好作风。

当然，小说也并非完美无缺，主要存在的问题是：纪实性过强而穿透力不足，相对缺乏丰富的虚构与想象性，以彰显出独立的审美世界。文学要穿越现实的世俗生活，虚构出一个与现实对抗的非现实性的世界，才能吸引更多的读者去欣赏品读，并构建自身的审美张力于艺术魅力。另外，小说主题明确但批判性略显不足。作为体制内的人物，文联领导们还难以站在一个独立的立场上审视文联自身存在的局限及其原因所在，进而去反思当下的社会现实。文学是对生活的间接暴露与评判，作家要在自己生活经验的基础上表达出对世界的独特感受，流露出鲜明的爱恨情仇等倾向性与思想性，才能给人一种震撼心灵的力量。阅读小说给人一种戏说故事的味道，引人发笑之后似乎文本给读者带来思考和余味还略显不足。

注释

1.红日：《同意报销》，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5年9月版版。

2.潘红日：《新当选的市文联二届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讲话》，《河池文学》2010年第4期。

3.潘红日：《新当选的市文联二届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讲话》，《河池文学》2010年第4期。

4.红日：《同意报销》，第5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5.红日：《同意报销》，第5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6.红日：《同意报销》，第1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7.红日：《同意报销》，第1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8.潘红日：《新当选的市文联二届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讲话》，载《河池文学》2010年第4期。

9.温存超：《时代特征与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机智叙事——红日小说论》，载《边缘地带的解读》，第104页，广西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

1.红日：《同意报销》，第5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基金项目

2018年广西文艺评论基地立项研究课题《从大石山区走出的作家群研究》

作者简介

欧造杰（1977—），男（壮族），广西环江人，河池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理论与批评。

（作者单位：河池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