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收入分配和文化改革
时间：2021-03-20 07:55:5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作为一种被动选择，经济转型是一种经济运行状态转向另一种经济运行状态。经济转型的实质是维持旧的收入分配格局，其转型的手段主要是技术创新或制度改革。在改革阻力较大的经济体系中，逐步放开文化管制是一种比较现实的折中方案。
[关键词]经济转型；收入分配；文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F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3）07-0038-03
一、经济转型的实质是维持旧的收入分配格局
2012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过渡。统计数据也已证实我国经济潜在的增长率已有所下降。因此，“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运行的主旋律应当是：在保持适度平稳增长的前提下，大力调整经济结构，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同时有效抑制通货膨胀的出现，为经济的转型升级保持一个适宜的价格环境。
从概念上看，经济转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根本变化。经济转型的根本原因是原先的经济分配格局无法维持，其实质是要通过一定的整合途径，维护旧的收入（资源）分配格局。
在中国，随着土地改革和国企改革的推进，基层经济个体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各类产品的产量也在不断增加。但在权力分配为主导的体系下，众多的大众化产品无法通过交换流通到大众手上，只能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渠道销往国外，换回外汇，再换回权力体系所需要的、国内无法生产的国外产品和服务。
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短暂繁荣是因为我们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相对廉价的资源。但是，随着投资比例的不断提高，出口国外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和低档产品日益饱和，这种投资的效率必然越来越低。而资源的短缺和环境的恶化也让出口驱动难以为继。拉动大众消化低档产品以使经济体系顺利循环成为政府部门不得不面临的严峻的现实问题。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前三季度，在“三驾马车”共同拉动GDP增至7.7%中，投资对于GDP的贡献率是50.5%，拉动GDP增长3.9%；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为-5.5%，下拉GDP增长0.4%；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是55%，拉动GDP增长4.2%。而在最终消费中，需要区分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35%左右，与世界平均值61%相比显得很低。
二、维持旧的收入分配格局的途径选择
（一）发展整合资源的技术
以技术创新的方式来整合资源，使基层大众和权力精英（或资本精英）都获得更多资源，是维持旧分配格局的一大途径。典型的如工业革命，这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当欧洲的资本和技术与落后地区的原材料和劳动力相结合时，世界生产率被极大地提高了。事实上，世界工业生产在1860-1890年间增加了3倍，在1860-1913年间增加了7倍。世界贸易的价值从1851年的6.41亿英镑上升到1880年的30.24亿英镑、1900年的40.45亿英镑和1913年的78.4亿英镑。
正是技术的创新，使得这些发达国家在维护旧的分配格局时有了充分的资源支撑基础。于是，主流经济学家都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归结为技术进步。如现代创新理论的提出者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而这需要作为“市场灵魂”的企业家去实现；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正是起因于创新过程的非连续性和非均衡性，不同的创新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由此形成时间各异的经济发展周期，大致可分为1787-1842年的产业革命时代、1842-1897年的蒸汽和钢铁时代和1898年以后的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时代。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索罗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罗默、卢卡斯等人也都支持和发展了类似观点。
与资本的灵活性相比，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更多地压制了基层经济个体的创造性，而且不给予基层经济个体创新技术所需的合适资源，除非这种技术可以更好地促进权力或资源的集中。所以，通过技术创新来改善和维护旧的资源分配格局，在高度集权的体系中，很难有实质上的发展或突破。
（二）完善整合资源的制度
现实中，不管是资本还是权力，都是通过不平等的交换获得了资源集中。一旦资源扩张的速度无法满足资本扩张或权力扩张的需求时，所谓的经济结构矛盾就首先显露出来。与技术决定论不同的是，制度决定论认为，需要对旧的分配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以激发基层经济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维护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凡勃伦认为，制度实际上就是人们的思想习惯，只要分配体系是稳定的，控制资本或权力的有闲阶级就缺乏改革的动力，被剥削的赤贫阶级往往迫于生计，颠沛流离，没有闲暇去学习、吸纳新的思想与社会习惯，与有闲阶级一样因循守旧，这就使得社会更趋向于保守。有闲阶级只追求利益和炫耀财富，而工业体制要求勤劳、合作和技术改进，这两者的矛盾限制了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
为调和资源分配的矛盾，制度经济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康芒斯建立了一种政府理论，把政府作为对抗利益集团的调解人和冲突利益集团谈判的场所。他寻求思想开放和进步的企业家、劳工和政府领导者的支持，制订一些办法，通过这些办法，可以找出问题并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在分配技术层面，科斯提出，通过产权界定和减少交易成本，可以促进自由交换，进而使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诺思则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而国家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进而使国家税收最大化。这两者的基本矛盾形成了经济无法持续增长的根源。
现实中，为维持旧的收入分配格局，美国两党国会参议院在2013年1月1日达成妥协议案，该方案的实质是将高收入者的收入转移给低收入者。例如，将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上的个人或年收入4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所承担税率将从35%上调至39.6%；上调遗产税、资本收益税和分红税；取消国会议员薪金上调等。
三、文化改革先行的意义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现有的资源无法继续维持旧的分配格局时，改革收入分配成为经济体制继续运转下去的唯一途径。这种收入分配，要么是向中产阶级或富有阶级获得资源，如向富人多收税或开展反腐败；要么是通过战争、冲突或疾病等来消灭贫困阶级。如果一个经济体系中，权力阶层或资本阶层过于强大，那么，收入分配改革更易陷入僵局，除非有不断增加的外部压力，否则，社会只能寄希望于权力阶层或者资本阶层的“良知发现”。
但这并不意味着局部的改良不存在。一方面，由于契约成本的存在，底层阶级普遍存在“搭便车”的心理而无法有效组织起来；另一方面，权力阶层或资本阶层建立起的自我约束机制，往往存在很高的实际执行成本，这将使原先的制度无法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制度的安排需要和意识形态相结合。
在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中，国家理论说明产权是由国家界定的，产权理论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绩效取决于产权的有效性。但是，这两大理论都没有成功解释如何克服机会主义行为和利他主义行为，从而无法完全阐明制度变迁。因此，诺斯认为，研究制度变迁需要借助一种意识形态理论。作为一种行为方式，意识形态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类似宗教的“世界观”而使他们的决策更经济，使他们的经济行为受到一定的内在准则的制约。
以文艺复兴为例，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运动参与者以“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他们非常不满教会对精神世界的控制，要求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他们赞美人性的完美与崇高，反对宗教的专横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他们主张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提倡发扬人的个性，提倡科学文化知识。其理念重点是“人”及其本能的发挥，是“人”追求真、善、美的动力。该运动对解放思想和破除封建特权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流动性强的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参与分配而不是流动性弱的权力参与分配提供了意识上和舆论上的支持。
四、文化改革先行的取向和途径
文化改革先行的取向其实很简单，就是鼓励百家争鸣。让这种现象自然发展，再逐步对权力体系中的不合理之处进行改善。
与诺斯的建构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相对应，哈耶克提出了演进主义制度变迁观，即让一种制度变迁自然发展，而不是诺斯提出的主观的理性设计。哈耶克坚决反对制度是人为设计的观点。在他看来，由于人类的知识和信息都是非常有限的，人类很难设计出有效的制度。只有自然演进，才能形成好的制度。自然演进的制度可以充分地吸收来自不同主体的信息与知识，避免由于一个中心的存在而导致制度不合理的风险。而要形成自然演进的制度，就必须保证不同的经济主体，特别是个人的自由。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一个新要求。胡锦涛也曾经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提倡人性和民生的文化自然发展，可以真正推动整合资源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也只有先允许一些“不重要的资源”合理流动，才能给不堪重负的权力体系注入新的动力，避免因资源分配不足带来的内部严重冲突。
尼日利亚一向是研究收入分配不公的典型案例。在过去40年里，这个西非大国从全球最富50国跌入世界最穷30国，人均年收入从1000美元降到300美元，社会动荡不定。数据表明，中国已成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改革已成为中国经济体系未来健康运行的唯一选择。
[责任编辑：汤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