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
时间：2020-03-28 07:58:0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引论：“文学性”如何作为问题
有关“文学性”问题的讨论自90 年代后期迄今，一直成为文学研究界的一个重要议题。这一议题涉及文学社会位置的“边缘化”、文学的社会批判力的削弱，也包括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兴起导致研究界对文学研究方式、乃至对现当代文学学科体制和知识生产体系的自我反省等。这些问题的提出，显然与近30 余年来文学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直接相关。在80 年代，围绕着文学的自律性、文学的社会功能以及文学实践的具体方式等问题，产生过比90 年代激烈得多也热闹得多的争论(甚至可以说，这几乎是80年代文化变革的中心议题) ，不过，90 年代以来的文学性讨论却具有着不同于80年代的内涵。换句话说，当前研究界有关“文学性”问题的讨论，正是以对80 年代的文学实践的历史反省和自我批判作为前提的。
德国理论家比格尔在《先锋派理论》中曾用“体系内批判”和“自我批判”这两个范畴区分不同层次的批判工作。他认为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否有着对“艺术体制”的自觉，前者是在“体制内”发生，而后者则跳出了艺术体制而着眼于对“体制”自身的批判。借用比格尔这两个范畴，大致可以说，80 年代的文学争论是一种文学体制的“体系内批判”，是各种不同的文学观念之间的冲突；而90 年代迄今的“文学性”讨论，则可以说是文学体制的“自我批判”。比格尔如此定义“艺术体制”：“既指生产性和分配性的机制，也指流行于一个特定的时期、决定着作品接受的关于艺术的思想。”他同时概括道：“艺术发展的总体性只有在自我批判的阶段才能清楚地表现出来”，“自我批判是以批判所指向的社会构成或社会子系统的完全进化出它自身的、独特的特性为条件的”。他的更富于洞见的观点在他关于文学艺术进行“自我批判”的可能性的历史条件的界定。他认为，如果我们承认文学艺术有着自身的相对自律性领域，那么就不能简单地以社会整体的判断来代替对文学自我批判的历史条件的判断。照这样说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90 年代的文学危机仅仅是“商业化大潮”的冲击、市场体制运行的结果。比格尔首先认为有必要区分“艺术作为一个体制(它按照自律的原理在起作用) 与单个作品的内容”，进而认为“艺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是依赖于体制的框架(将艺术从完成社会功能的要求解放出来) 与单个作品所可能具有的政治内容之间的张力关系而生存的”。进行艺术的自我批判，“只有在内容也失去它们的政治性质，以及艺术除了成为艺术之外其他什么也不是时，才是可能的”[1] (P87 - 94) 。
较为详细地介绍比格尔有关先锋派的理论，对于我们观照和讨论“文学性”问题或许是相当有必要的，因为目前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解事实上仍处在某种含混状态。表现之一，是有关“文学性”问题的提出以“文学丧失了介入社会能力”作为分析对象，但相关的理论批判却仅仅止于对“纯文学”观念的挖掘（1）。而文学的自律体制，大致可以说在80 年代后期便已经确立“， 但在这个体制中，具有彻底的政治性的内容仍在起着作用”[2] (P93) 。导致文学在90 年代“失效”和“失势”的原因，并不在于“纯文学”观念自身，而在于“纯文学”(或“纯艺术”) 的体制与具体作品内容的政治性之间的“张力关系”的消失。因此，如若将90 年代的文学问题诊断为“纯文学”观念的束缚，无疑是开错了药方。比格尔的先锋派理论值得重视的理由之二，是他提醒我们，在当前的历史处境下，我们应当以怎样更为恰当的方式讨论文学性问题。可以说，文学乃至文学研究的“危机”和“无效性”几乎成为讨论者的某种“共识”。在这种情形下，坚持“文学性”或否弃“文学性”无疑只是一种表态性的价值判断，或不过是以一种“文学性”去争议另一种“文学性”，这种讨论仍旧停留于80 年代那种“体系内批判”的水准。真正有效的研究或许应当是将相关的讨论提升到对文学(研究) 的“自我批判”的层次上来，因为90 年代以来的文学处境正显示其已经具备了进行自我批判的历史条件。如同马克思理论所昭示的：“为了实现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就必须首先存在着无产阶级。由于无产阶级的出现才使人们认识到，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3] (P89)同样，我们可以说：为了实现对文学(研究) 的自我批判，就必须首先对那些仍内在地制约着我们认知和理解文学的“文学体制”进行一种自觉的历史清理。只有跳出这一体制，“纯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才能被认知。
尝试从“自我批判”的高度来重新思考当前的“文学性”议题，必须将80 年代的历史和文化语境纳入思考范围。“文学性”问题从来就不能超越特定的历史语境，尽管文学/政治的争议几乎始终伴随着20世纪中国文学，但是我们今天用以讨论“纯文学”的语汇、观念和思维框架，却都形成于80 年代。大致可以说，80 年代是我们今天有关“文学性”问题的发生期。所谓文学的“内部”与“外部”之分、“让文学回到文学自身”的自律性同时也是政治性的声明、文学的审美特性以及文学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关联等，诸种有关“文学”的知识表述都是在80 年代建构起来的。因此，考察80 年代语境中“纯文学”的知识谱系问题，就并非纯然关乎“历史”或仅仅属于“80 年代”的问题，而正是当下的“文学性”讨论必需的构成部分。
正如目前有关80 年代的越来越深入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80 年代”并非一个单质的、统一的历史时期，而有其异质性和阶段性的历史构成。就“文学性”问题而言，尽管文学的独立性始终是80 年代的一贯诉求，但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了统一的表述，而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大致可以说，80 年代前期，关于“文学”独立内涵的建构始终处在文学/政治的二元结构之中，“文学性”始终是以“反政治”或“非政治”性作为其内涵的，文学的内涵由其所抗衡的政治主题的反面而决定。在这样的意义上，“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朦胧诗”等创作潮流，以及“文学就是人学”、“文学的主体性”等批评范畴，仍旧处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话语体制当中，而并没有形成新的自我表述的话语方式。但到80 年代中后期，以“诗到语言止”和“形式革命”为口号的“先锋小说”、“第三代诗”的出现，表明“纯文学”诉求开始表现其“非政治”的特性。相应地，文学批评和理论领域开始构造文学的“自足性”内涵，而其突出表征，则是一种有关纯粹“文学性”或“审美”的知识谱系开始建构出来。这种关于“纯文学”自身知识谱系和合法性依据的建构，在不同的领域同时展开，既包括当时被称为“诗化哲学”的哲学、美学领域内的批评实践，构造出一种普泛性的审美知识谱系；也包括文学理论领域内对有关文学自身理论谱系的确立；还可纳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构造出一个新的文学经典序列的“重写文学史”思潮。正如福柯理论阐释的那样，知识/权力的基本运作方式主要是依靠设定不同的专业领域来完成的，[4] 而80年代后期在美学、文学理论、文学史领域依靠构造新的知识谱系而进行的专业化研究取向，事实上也可以看作是“纯文学”确立自身地位的具体历史表征。
美学谱系：“诗化哲学”
在80 年代的历史语境中，“让文学回到文学自身”作为一种同义反复的表述方式，曾经有着强烈的政治批判意涵。其所反抗的，是那种“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文学规范，以使文学从特定政治主题的限制中挣脱出来。但是，由于缺乏对“文学自身”内涵更为自觉的历史反省和有效的知识表述，这种关于文学的想像事实上仅仅只是文学/政治二元对立结构中一个“空位”。也就是说，离开了政治主题，“ 文学”无法说明自身。正因为此，在80 年代前期影响最大的两种关于文学的表述——人道主义思潮和主体论——中“， 文学”只能被作为“人学”的同一内涵，陷入彼此关联的循环阐释。但是，1985 年德国哲学家卡西尔《人论》的翻译出版，某种意义上则成了一种新的“人”之表述的转折点，形成了一种被称为“文化哲学”(或称“诗化哲学”) 的美学/哲学理论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这一美学/哲学思潮提供了有关“纯文学”表述的最为坚固的理论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