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与清史鸦片战争观的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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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近代史鸦片战争观，清史鸦片战争观，调适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5—0056—04
在新中国中学历史课程内容演变史上，鸦片战争乃必选史实。关于鸦片战争的历史定位，史学界和中学历史教学界都一致认定它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自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为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但是，从清史角度看，鸦片战争发生于道光二十年的晚清时代，它又是清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为清史鸦片战争观。近代史鸦片战争观强调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而淡化了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清史鸦片战争观重视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而淡化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举目时下的中学鸦片战争史教学，近代史鸦片战争观如观烛照，而清史鸦片战争观则晦暗不明。因此，恰当地调适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化中学鸦片战争史教学大有裨益。
一、近代史鸦片战争观聚焦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而易淡化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
(一)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由来
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抗日救亡时期。当时，空前的民族危亡促使一批史学家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重心转向了揭示帝国主义侵华与中国人民的抵抗史，以增强团结御侮的民族凝聚力。于是，鸦片战争就从一般性历史事件转变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蒋廷黼、陈恭禄、李平心等史学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都从鸦片战争写起，认为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近代反侵略的历史。其中，李平心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发端，理由很简单。鸦片战争是中国开始为国际资本主义浪潮所袭击，引起社会内部变化的一个重大关键；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道路，引发了社会各方面的巨大转变。
与史学研究相比，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学鸦片战争史教学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当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并未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是，鸦片战争作为反抗西方侵略的历史起点的看法日益彰显。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持的理论方法虽然与前述史学家不同，但是，在鸦片战争的历史定位上却表现出趋同性。20世纪30年代以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著作中反复申明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历史地位。他认为，中国近代史就是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它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史学界和中学历史教学界普遍接受了毛泽东关于鸦片战争历史定位的看法，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也就从民国时期的一种史学观点上升为国家和政府的意志，相沿至今而成不易之论。
(二)近代史鸦片战争观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却淡化了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主流内涵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抵抗。新中国成立以后，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主导内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1912年，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首次使用“半封建的农业国家”来说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1915年，列宁又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中首次提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来说明近代中国的国际地位。此时，“半殖民地”和“半封建”还是两个相互分离的不同概念。1926年，随着国民大革命运动的高涨，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第一次将两者联为一个完整的新概念，即“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以此概括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此后，这一概念就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普遍认同和沿用。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从六个方面系统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后来，毛泽东的“两半论”就成为新中国近代史学研究和中学历史教学“两半论”的基本立足点。
对于“两半论”的提法，史学界有两种看法。第一种观点是不同意用“两半论”来概括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曾经出现过“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宗法封建社会”“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等种种提法；又如，在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倾向于使用“半殖民地社会”来界定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不愿意使用“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第二种观点是对“两半论”提出新理解。传统观点一向是从政治上的半殖民地和经济上的半封建来分开论述“两半论”的，新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不能机械地把“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断为两截。
近代中国社会如何定性，学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异中求同，大家的讨论还是具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近代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与传统社会不同的一些大变化、大转折。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社会，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变化，从而形成了“变化”的时代观。例如，李鸿章在1874年的《筹议海防折》提出，中国当时正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此后，“变化”就成为学界对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特征的概括。那么，这种变化始自何端呢?学界的主流观点定于鸦片战争。因为鸦片战争是英国凭借工业革命之力持续地、正面地、大强度地撞击中国的开始，引起了中国社会内部持久地、剧烈地、全面地变革。鸦片战争之前，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俄罗斯等国家虽然已经叩响了中国的大门，但是，这种撞击毕竟是零星的、时断时续的、局部的，它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内部的剧烈变化。总之，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核心在于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质变。
任何史学观点都具有两面性，如果一味地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就会带来历史思维的僵化，形成历史认识的误区。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僵化人为地割裂了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历史学二级学科的分类来看，鸦片战争划分了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也把完整的清史拦腰截断，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属于中国古代史，鸦片战争以后的清史属于中国近代史。第二，从史学研究来看，清史学者与晚清近代史学者各为畛域，清史学者很少关注晚清近代史，晚清近代史学者也很少溯及清代前中期的历史。通史性著作如此，学术论文索引的编排亦如是。第三，从历史教学来看，鸦片战争史教学往往笼统地罗列晚清社会的历史表象，很少深究其渊源性的内在制度根源，缺乏说服力。所以，在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局限性日益固化的情况下，清史鸦片战争观或许可以弥补其不足。
二、清史鸦片战争观重视清史的内在连续性却易淡化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
对于鸦片战争的发生与失败，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一般会强调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外在侵略本性，它虽然迎合了近代屈辱民族情感的宣泄，却遮蔽了对历史内因的理性深
究。实际上，在国内外史学界，从整体清史的角度来探究鸦片战争史的观点也一直不绝于书。其中，美国“哈佛学派”的观点颇具代表性。费正清和邓嗣禹从清朝传统的纳贡制度梳理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世界秩序”观，据此分析鸦片战争发生与失败的深层文化观念原因，并指出这是清朝官僚等级制政治结构在对外政策上的反映。徐中约认为，即使把鸦片战争作为近代的起点，也仍需要熟悉清朝前中期的制度，如果对这些制度不甚了了，就很难理解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的转化。蒋廷黼认为，对于李鸿章提出的近代大变局，需要考察其由来。李文海认为，认识鸦片战争以后晚清社会性质的巨大变化，就不能把晚清史与清朝前中期的历史割裂开来。循此思路，下面对鸦片战争的内因稍加分析。
提及鸦片战争的成因，中学历史教师已经形成一个模式化的分析框架：政治腐败、土地兼并、军备废弛、闭关锁国。试问，这些历史表象背后的历史本因又是什么呢?这恐怕就会涉及清朝统治者的治国策略，其治国策略又会衍生出一系列的制度架构，而这些制度架构又会演化出应对外来冲击的种种历史行为。所以，笔者始终认为，鸦片战争史的教学，如果不能触及清朝最高统治者内心深处的统治思想，仅仅停留在泛化的历史表象，那么，这样的教学难免流于肤浅。
清朝的统治思想离不开所处的内外环境。在清朝前中期，从外部环境看，来自外部的冲击虽有，但持续性和强度都不大。从内部环境看，一是边疆少数民族问题，虽然一度突出，但在恩威并施下也“四夷宾服”；二是占绝大多数的汉族问题，虽然统治者口称“满汉一家”，但内心的防范意识一直没有放松。所以，清朝前中期的统治思想就是“防内”为上，以求政治稳定。为此，牺牲发展也在所不惜。
“防内”统治思想在清朝制度的各个层面都有体现，限于篇幅，也由于鸦片战争与清朝的军事制度直接相关，下面就重点探讨一下“防内”思想在清朝军事制度上的表现，庶几能够窥探鸦片战争失败之内因。
1.“防内”思想使“重文轻武”渐成社会风尚。在清朝前中期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武将的品秩和薪水虽高，却无文官治民理财的实权，文科举成显途，以拉硬弓中试的武将沦为一介鲁莽武夫。督抚将兵，防内治民尚可，一遇强劲外敌则难免纸上谈兵。
2.“防内”思想使清军的治安警察色彩浓重，防外敌的国防军职能淡化。一是以满人为主的八旗监视以汉人为主的绿营，以满防汉。二是把汉人武装的绿营进行分散驻扎，以汉人防汉人。内地绿营主要是镇压叛民、弹压盗匪，沿海绿营主要是缉捕海盗。据茅海建的考证结论，清军营以下部队没有集中驻扎于一处营房的，而是数名、十数名、数十名、最多数百名分散在汛、塘、卡、台等要冲之地。三是分散驻扎的绿营兵出于给养的方便，平时都在家中生活，上班值勤，下班回家。为了供养家眷，许多兵丁都兼职赚钱，开茶室、做买卖、当帮工、修脚、搓澡不一而足，甚至还有走私鸦片的，“兵匪”之名并非空穴来风。
3.“防内”思想使清军的武器研制长期停滞不前。在清军武器装备史上，火器技术的快速提升是在明、清争夺天下之际。当时，明朝聘请西方传教士制造火器，一度重创八旗兵。满洲人迅速仿制明朝火器，火器技术从无到有并快速发展。但是，明朝灭亡以后，大规模战争结束，清朝对火器的改进动力渐失，致使火器技术长期低水平徘徊。一是火器的普及率低。当时英国已处于初步发展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时代。例如，据茅海建估算，就全国范围而言，鸟枪手与刀矛弓箭手的比例大约是5：5。二是火器的使用年限长。据茅海建考证，在一般情况下，鸟枪使用几十年极为平常，有的竟达166年之多。三是火器技术还停留在明清之际的水平，以致有“土枪土炮”之谓。清军的鸟枪发射前须从枪口装填火药，再塞入弹丸，以火绳为点火装置，遇到风雨天则极难点火，存在射程近、射速慢的致命伤。英军枪支的点火装置是摩擦式或撞击式，射速快、射程远。清军的火炮铁质差、炮壁厚而粗糙、难移动瞄准而易炸裂自伤。英军的火炮炮壁薄而内膛光洁、炮身轻易转动利瞄准。清军的火药凭感觉经验配方，以手工作坊生产，杂质高、颗粒粗、大小不一，致使燃烧很不充分，威力小。英军的火药按照科学实验数据配方，以工厂生产，燃烧充分，威力大。
从军事角度看，影响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主要包括将领的指挥、士兵的调集以及武器的配备。据此，清军是文官将兵、士兵分散、武器陈旧。英军远道而来，兵力处于劣势，在鸦片战争初期只有7000人，到战争末期也不过2万人。清军以逸待劳，兵力处于优势，在鸦片战争中曾经动员过10万大军。但是，具体到某一战事，清军的兵力往往与英军持平或处于劣势。这样，战争的结果也就早已注定。
由是观之，晚清鸦片战争的失败与清朝前中期的政治统治策略以及军事制度设计有着直接的内在关联。但是，由于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一统天下，致使中学历史教科书对此未予溯及，极易使中学师生把鸦片战争的失败完全归于英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当然，清史鸦片战争观容易使人们忽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巨变。对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清人并没有感受到近代世界的大变化，而是把败因归于林则徐等个别人的“误国”。清末的主流教科书称鸦片战争为“鸦片烟之战”，认为鸦片战争只不过是欧人东来以后的一个普通历史事件，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并没有多大影响。民国初年，一些历史学家主张以“清初”作为中国近世史的开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和历史教科书也持同论，认为鸦片战争的影响主要是鸦片烟毒的泛滥，尚未认识到鸦片战争的近代转折意义，无法体现中国近代历史的特殊性。
三、历史的延续与变化：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与清史鸦片战争观的调适
从客观历史进程来看，历史是在延续与变化中以曲线形之波浪演进的。历史的延续与变化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是，从历史学的研究来看，历史变化的研究往往是学界的强音，而历史延续的研究则成为低音。钱穆认为，没有变，不成为历史；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张荫麟认为，历史是变动的记录，通史编写要显示出全社会的变化所经诸阶段和每一段之新异的面貌和新异的精神。历史变化之声虽然高亢，但历史延续之音也犹在耳，顾颉刚的历史“层累”说、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都在提示历史延续的重要性。其实，历史变化只是体现了历史的动的方面，在历史变化之下，则是沉潜的历史暗流，它静静而缓慢地流淌，以至于我们常常会忽略其存在。但是，历史变化决不是断崖式的突变，也不是中断式的跃进，而是连续性的渐变，历史的延续就是连接各个变化之间的纽带，也是探究历史变化之故的线索。所以，辩证地处理历史变化与历史延续的关系，是搞好中学鸦片战争教学的史学理论前提。
从中学鸦片战争教学的实际情况来看，近代史鸦片战争观所揭示的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变化早已为大家所熟知，其熟知之甚已经使我们犹如桃花源人，只知鸦片战争属于近代史，而未曾去想鸦片战争还是清史的组成部分，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我们的历史思维，也与新课程提倡的多角度地看待历史问题的初衷相悖。有鉴于此，当前的鸦片战争教学应当重视清史鸦片战争观。
值得指出的是，重视清史鸦片战争观，并不意味着淡化乃至否定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中学历史教学与历史学研究不同，前者重在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而后者在于探究历史的真相。因此，中学师生没有必要去研究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与清史鸦片战争观本身的高下，只要能适当兼顾和调适两者之间的关系，就能够比较全面地看待历史问题了。
[责任编辑：王雅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