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游民”到左翼作家
时间：2020-04-04 07:56:0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艾芜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最初是由于生存的逼迫，因而稿费问题成为理解他早期创作倾向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当艾芜基于其底层生活经验与左翼理念发生共鸣而成为一个左翼作家后，他的左翼作家的身份意识成了他坚持为底层民众创作的精神动力。艾芜的优点。是他并没有简单地按左翼的理念来创作，而是把左翼的理念与其丰富的人生体验结合起来，从生活的真实展开艺术的想象，写出了体制外的“江湖”与体制内的“阶级”奇特融合的艺术图景，既坚持了左翼的立场。叉表现出了具有个人魅力的艺术风格。
关键词：艾芜；稿费；左翼身份；江湖与阶级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4-0084-04
一、为谋生而成为作家
艾芜开始文学创作并不像有些左翼作家那样是怀着崇高的信仰走上“为革命”的文学道路的，也不是“一登上文坛就受到了左翼文艺阵营的高度重视”这样一句简单的描述就能说明其全部意义的。他成为一个作家，有个人和时代的因素，其中特别不能忽视经济因素的作用。
在成为左翼作家前，艾芜有长达六年的南国流浪与漂泊的经历。1925年夏，21岁的艾芜从四川家乡步行至昆明，开始半工半读的“劳工神圣”之旅，后途经缅甸的八莫、克钦山茅草地、杰沙、曼德里，最后抵达仰光。留滞仰光期间，艾芜主要靠在仰光的华文报纸上写一些散文和诗歌换取稿费勉强度日，写作内容多为漂泊生活见闻和离乡去国、贫困哀愁的情绪抒发。1930年，缅甸农民起义，艾芜发表了一些同情农民的言论，被缅甸当局驱逐回国。艾芜后来谈到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是“为生活所逼，没有法子”。在缅甸他给《仰光日报》投稿是因生活所迫，1931年他来到上海从事文学写作，还是同样的原因。他说：“在香港的拘留所关了一夜，放逐到厦门，后来又转到上海。寻找工作来维持生活的严重问题，又提到我的面前。没有事做，手又痒了起来：又写诗和小说，以及散文，向上海的报纸杂志投去，用作品去敲敲门。”
左翼作家不少都以写作为生，如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由北新书局出版，立刻成为畅销书，再版达六次之多，稿费成了蒋光慈生活的主要来源。洪灵菲、柔石、胡也频、丁玲，包括稍后的萧军和萧红等左翼作家，也都主要以稿费维生。比较起来，艾芜要靠稿费生活，显得更为艰难。在仰光时，他靠微薄的稿费能养活自己，主要因为在华侨社群里文学竞争不太激烈。可是上海那时云集了许多知名作家，要在这里以职业作家的身份生存，其难度可想而知。艾芜写过一篇题为《香港之夜》的散文，投到上海光华书局的《读书月刊》。文章发表后，“写信去要本刊物和稿费，却像石沉大海，得不到回音”。他以《缅甸漫画》为题写了一组散文，描写异国的风俗，投给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青光》。文章陆续刊载，而当他去索要稿费时，因为是无名小卒，就受到了冷遇：“文章登出来了，可是要稿费的时候，却像打发叫花子似的，丢给我一块钱，我当场撕了那张纸票，再也不向《时事新报》投稿了。”后来，《现代文学》发起短篇小说征文，他投去了一篇反映新加坡失业华工艰苦生活的文章，在公布的名单中他列第三，和其他入选者的文章一起编入一本小册子。他去信索取稿酬和小册子，仍是无人理睬。多年以后，艾芜谈到这一段经历时说：“上海的出版商人，就是这样对待一个初学写作者的。我当时也不曾出钱买他们的小册子，至今我也记不起小说的题名了，作为投进大海中的一粒石子算了。”作品发表了却不给稿费，这样的遭遇对于想在上海文坛立足并“以文为生”的艾芜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他后来坦率地说：“有的遭到退稿，有的登了，不给稿费，或者给予最少的稿费。没有灰心，还是写。因为找不到工作，同时，也没有别的本事。”
一个人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有一些机遇。艾芜的经历说明，他之成为一个作家，起初实在是由于没有其他更好的谋生手段。即使遭遇了各种挫折，如退稿，得不到应得的稿费，生活陷入了困境。他还得在写作方面努力。他并非规划好要成为作家才去写作，而是为了生活才走上写作之路的，而且正因为早期人生中遭遇了种种挫折，经常陷于生活的困境，才使他贴近了底层社会，在情感上更接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穷困民众。这种个人经历和情感的倾向，深深地影响了艾芜，也制约了他后来的创作道路。
二、左翼身份与革命理想
在努力寻找进入文坛门路时，有件事给了艾芜一个重要的刺激。他初到上海，经朋友王秉心介绍寄居在泗塘桥的一个农户家中。一天下午，他为隔壁邻居家的老妇人念一封信，信是这位老人在厦门的大女儿写来的，说的是她在纱厂工作期间被坏人骗到厦门为娼，要求家人救助。老太太听后只是痛哭：“饭都吃不起，还拿得出啥钱啊。”艾芜自觉无力相助，但意识到可以把底层民众的生活描写出来，给社会一个提醒。他说：“我曾想过，不能解救属于此类人民的苦难，至少也得用笔描绘出来，引起全国人民的注意，并有所激动。这件事情，由于对上海情形不够深切了解，我一直没有动笔，但却更加催促我去写那些比较熟悉的滇缅边界人民的惨痛生活。”显然，他基于自身的底层生活经验，站在了穷人一边，对他们充满了同情。这种同情心成为他靠近左翼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
在与左翼交往之初，艾芜看重的其实是作家而非“左翼”，但他从朴素的阶级立场出发与左翼的交往却对他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此前作为“游民”的他，现在获得了身份归属，在上海文坛初步立稳了脚跟。1931年艾芜以短篇小说《伙伴》向左翼杂志《北斗》投稿，虽遭退稿，但他却受到邀请参加《北斗》的读者座谈会。在会上，艾芜结识了丁玲、郑伯奇、冯雪峰等人。1932年春，艾芜正式被编入左联小组，获得左翼作家的身份。此时距艾芜有影响的作品《山峡中》1934年3月的发表尚有两年时间，距离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南行记》，散文集《漂泊杂记》等陆续出版时间则更长一些。如果说1935年是艾芜在文坛“真正开始确立自己名声”的一年，那么此前的几年，他的文学活动与创作情况又是如何呢？
艾芜初被编入左联小组，和茅盾、钱杏邨分在一起。当时左联内部，热衷讨论的是国内外的政治形势，而非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艾芜在丁玲的安排下去杨树浦工人区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发展文艺通迅员。他白天教书，晚上办夜校，为“左联”做的完全是分文不取的义务工作。他还参加各种飞行集会，撒传单，贴标语，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33年3月他被逮捕。不难想象，这期间艾芜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文学创作，即使于匆忙中写了一些作品。质量也难以保证。两篇具有鲜明左翼色彩的诗歌《扛夫的歌》和《示威进行曲》刊登在《文艺新闻》上，因为是左翼刊物，他没有索取稿费。艾芜说：“在这种情形中，为了壮大左翼文学运动，我们年轻的盟员，很愿意贡献各种力量，不要报酬。……像这样生活的盟员，当然不止我一个人。但大家都不谈个人生活，只是一见面就谈工作，谈政治。”可见当时的艾芜虽已成为左翼作家，生活却依然相当困难，经济上全靠缅甸华侨的募捐和上海朋友的接济。没有经济来源的生活使他深感痛苦与无奈，不过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左翼的立场。这主要还是因为他对左翼文学精神的认同。这种认同，是与他的底层生活经验相契合的，反过来又形成了支撑他继续写作的精神力量。
1933年入狱的一段经历，是艾芜创作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年3月3日，他在一家丝绸厂联络工人时遭到拘捕，关押在上海南市公安局拘留所，后又移交苏州高等法院第三监狱，到1933年9月27日获释。出狱后，他对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思考，向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提出他不再参加“左联”的社会活动，好专心从事文艺写作。这引起了一部分左翼人士的误解，比如胡风说他是在牢狱之灾后被吓怕了，批评他“从左面上来，却要从右面下去”。不过，艾芜对“左上右下”有自己的看法，他说：“认为做党的工作就是包括组织工作、政治运动，以至贴标语、散传单、飞行集会等等。文艺工作算不得革命工作。再说，左联的领导，也没有使我‘左上来’。当时左联的领导是丁玲，她编的《北斗》，就没刊登我投去的小说《伙伴》，她只让我参加《北斗》的座谈会，可见她并没有因为左而从左边往上拉。周扬确实在《文学月报》上登了我的小说《人生哲学的一课》。但他当时并没有作左联的领导。文艺评论的第一句话，‘左上来’，并不确实。第二句话‘右下去’的错误，是甭定了文艺的作用，搞文艺就是右了。当时我并没有辩论，只能勇敢地走自己应走的路。”
艾芜对“左联”组织活动的态度转冷淡，在胡风等战斗性强的左翼盟员看来是“右下去”的表现，可是在艾芜看来，此举恰恰是一个作家对左翼身份的坚持，是对左翼文学理想追求的真正体现。“勇敢地走自己应走的路”，对于坚定了“朝文学道路上走下去”的艾芜而言，是要践行文学为革命的理想，写出好的作品，以作品唤醒和激励大众进行反抗与斗争。
总的来看。此时的艾芜，左翼作家的身份已经不再仅仅是“左联”对他这个“游民”的收编与接纳，更重要的还是他从南国一路走来，基于个体生命体验而萌生的“革命理想”在上海的左翼文学队伍巾找到了亲切的认同感。可以说，这是艾芜即使在艰苦的环境下仍能坚持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在这一时期艾芜的作品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在左翼文学理念的烛照和左翼文学规范的引导下他的融合生命感受与革命理想的努力。
三、“阶级”与“江湖”的世界
1934年3月，艾芜的《山峡中》在北新书局办的《青年界》上发表。同年4月，中华书局的《新中华》文学专号刊载了他的《松岭上》。1935年，艾芜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漂泊杂谈》、《南行记》、《夜景》、《海岛上》，散文集《漂泊杂记》，可谓是他创作的一个丰收年。他由一个“游民”成为文坛新人，逐渐确立了自己在左翼文坛中的地位。一个作家的身份意识十分重要。有了身份意识，就意味着他会自觉地遵循该身份所必须遵循的某种纪律。艾芜把自己视成一个左翼作家，他开始认真地思考作为左翼作家所应承担的使命，努力用左翼的观点来指导创作。但仅仅是身份意识还不足以保证作家写出优秀的作品，要创作出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作品，更重要的是作家必须具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并能从他的感性的生存体验中提炼出能够打动人心的艺术意味来。艾芜的成功，就在于他在接受左翼文学理念的同时，能够深入挖掘自己的人生经验，把生命感受与左翼的理念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这方面，《山峡中》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山峡中》小黑牛的惨死，表面看是一伙强盗将负伤后要拖累大家的小黑牛扔进了奔腾的江水中，写的是体制外的“江湖”，但更深刻的根源其实还在“山峡外”，即体制内的阶级对抗社会。小黑牛家乡的地主张太爷抢走了小黑牛的田地。抢走了他的小牛，抢走了他“白白胖胖”的女人，他也差点死在张太爷的拳头下。为了活命，他才远走他乡，干起偷盗的营生。没有张姓地主的恶行、不会有小黑牛后来的悲剧。一群强盗边缘化的生存方式背后，原是一个黑暗的“阶级社会”。这种“江湖世界”与“阶级社会”一显一隐的叙事模式，是完全符合左翼文学标准话语规范的，同时又充分凸显了艾芜个人的创作特色。
作为创作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艾芜的这种显在/隐性叙事模式不仅表现在《山峡中》，而且也贯穿在整部《南行记》及这一时期他的其他小说中。《山峡中》魏大爷一伙，《松岭上》贩杂货的白发老人，《月夜》中的“好弄小聪明”的吴大林，《人生哲学的一课》中从鸡毛店里被赶出去的生疳疮的同伴，《乌鸦之歌》中被霸占田地每日像乌鸦一样哀号的疯子，《瞎子客店》中双眼失明的盲人父子，《我的旅伴》中失掉土地抬滑竿的苦力，这些人共同构成了艾芜笔下的“江湖世界”。他们是小偷、盗匪、杂役、小工、滑竿夫、盗马贼、私炯贩子、货郎老人等，无论从事的是何种勾当。他们都是没有固定职业、房屋财产的“流民”。他们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在那里默默地忍受，或为了活命而本能地反抗，说不上为了什么高于现实的理想。《我的旅伴》中，老何从故乡贵州来到滇缅边境做起了“拿肩头当马、拿脚心去磨平路”的滑竿苦力，过着磨骨头抬人的生活。当同伴老朱笑他天生穷命，只有穷想头，不如回贵州变猪的时候，他却道出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一个人喜欢到处跑跑跳跳，喜欢到处看稀奇，喜欢能够自由自在地过日子，呵，一个人喜欢的多着呢！”同为滑竿苦力的老朱，不愿被人践踏，不像老何那样相信命，他敢做敢为，冒着坐牢的危险，将鸦片私藏在滑竿管内，与命运抗衡。在这些人身上，可以看到常态社会所没有的江湖习气。《快活的人》巾被逼得无法走“做工种田那条正路”，终日打诨说笑使他人和自己快乐、忘去忧愁的胡三爸，《七指人》中只有七根手指的出家人，《松岭上》里杀掉了地主全家与自己妻儿、如今在彝地寂寞过日子的白发老人，他们为生计所迫，不愿“给人践踏着过日子”，因而啸聚于山林荒野之中。艾芜没有直接写他们政治性的反抗，但这些人的江湖人生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常态社会的秩序与道德的挑战，具有重要的反抗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