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续久远的方言写作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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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湘籍作家大量运用方言土语进行文学创作，与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方言写作文学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更与“书楚语、作楚声”的楚文学传统构成直接的传承关系。沈从文“湘西世界”的缔造，韩少功的文学寻根之举，都源于古今中外方言文学的潜在启发和楚文学方言写作传统的直接熏陶。
[关键词]现代湘籍作家；方言写作；文学传统；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0)04—0094—05
文学传统好比遗传基因，深深地根植于人的心灵深处，并在一批批、一代代写作者之间传承和延续，成为文学发展、进步的潜在动力。方言之于文学，好比风筝之双翼，是文学家们放飞想象翅膀，抵达自由诗性王国的依托。在20世纪现代文学史上，现代湘籍作家群体正是以浓郁的方言写作色彩、火辣的湘楚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湘味”风格获得“文学湘军”的美誉。现代湘籍作家浓郁的泛方言写作之风，同样与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方言写作文学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 古今中外的方言文学传统
方言对语言的丰富和发展极为重要，它依民族、历史和地理等关系的不同而各异；作家能够从方言中淘金，创作具有民族化和独特风格的作品，意义十分重大。文学史上，乡音乡韵、俗语方言，与文学艺术、作家从来就结缘至深。世界上最先运用方言写作整部著作的，是《神曲》的作者但丁。他不满意当时国际通行的拉丁语，于是用意大利的方言把中古时代的人生观充分表现出来，写得十分生动、优美。因为只有方言才能充分表现某时某地及某人的神情，才能免去转述矫饰的毛病，显示了方言运用取得作品成功的力量。16世纪英国新文学鼎盛时代，莎士比亚的剧本出现。有人喻为文艺复兴在英国开放的最美丽的鲜花，为确立英国方言文学，树立了楷模。西班牙的塞万提斯的名著《唐·吉诃德》也是运用方言写成的。俄国诗人普希金在流放中记录了民间流传的歌谣和童话，创作《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他语重意长地说：“青年作家们，读一读纯美的民间故事吧——这样你们就会看出俄罗斯语言的特色。”俄罗斯语言之于普希金的诗歌，正是方言之于作家文学的成功标志。威廉·福克纳是美国南方文学的代表，同时又是美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坚力量。他擅长运用乡土语言，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在美国文学史上无出其右者。在他所建立的文学世界——“约克纳帕塔法县”中，“他能真实地再现密西西比白人或黑人所用的方言，就好像他先将他们的讲话录音，然后再听写下来”。
外国文学如此，而中国文学发展历史岂不如此。一部中国文学史从《诗经》开讲，《诗经》十五“国风”篇，汇集的就是各地民歌民谣；虽经文人加工，不少方言为雅言取代，但其民间风采不减。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致力于通俗易懂，每写一首诗，常到市井，读给老妪听，若有不懂，反复修改。他说：“新篇日日成，不是爱声名。旧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才有《秦中吟》《新乐府》那样吸收当时流行的口语入诗，传为美谈。明清以来的白话小说，如《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等巨著均保留了大量的方言成分，成为考证作者籍贯的重要证据。“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红楼梦》问世，曹雪芹运用北京方言命笔，取得极大的成功。如“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东风压倒西风”等俗谚，便出自这部长篇小说的人物对话之中，至今新意仍存。《聊斋志异》写蟋蟀，光以品种而言，就有“油利达”，“青丝额”、“蝴蝶”，“螳螂”等，形状有巨尾修身，青项金翅的，有梅花翅，方首长胫，形若土狗的等。写鸽子，单列品种能举“坤星”、“鹤秀”、“腋蝶”、“诸尖”、“点子”、“夫妇雀”、“靼鞑”等，姿态有相扑、对舞、高飞等。这与蒲松龄于村口树下，设茶缸，聚行人，有心搜索各种民间传说和故事，刻意于地方语言的使用，是分不开的。此外，中国各地源远流长的地方戏曲、民间说书更是形形色色地域方言口语的荟萃之所。当然，轻视方言的现象，在文学史上也有过的。据传，唐代诗人刘禹锡作“重九”诗，原来曾用一个“糕”字，但“糕”字是不见诸经传的，当时一般读书人都视这一类字眼为“俗字”，忌入诗句。刘有畏于社会习惯势力，盲目服从清规戒律，削去了诗句中的“糕”字，所以有人作诗讥讽：“刘郎不敢题糕字，空负诗中一世豪。”
至近代，方言文学为一时之盛。“北京做了五百年的京城，八旗子弟的游宦与驻防，近年京调戏剧的流行：这都是京语文学传播的原因”。的确，“京语产生的文学最多，传播也最远。”另一方面，吴语文学与京语文学并峙而起，韩邦庆以“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的方言写作自觉，创作被胡适誉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的《海上花列传》，此外，还有《何典》、《九尾龟》等优秀吴语小说。“三百年来凡学昆曲的无不受吴音的训练，近百年中上海成为全国商业的中心，吴语也因此而占特殊的重要地位。加之江南女儿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国的少年心；向日所谓南蛮薅舌之音久已成了吴中女儿最系人心的软语了。”
方言写作在20世纪现代汉语写作中也具有相当大的普泛性。从艺术表达观之，许多现代作家都认识到母语写作的重要性。俞平伯觉得文学创作“最便宜的工具毕竟是母舌，这是牙牙学语后和小兄弟小朋友们争夺泥人竹马的话。惟有它，和我们最亲切稔熟，于我们无丝毫的隔膜，能显示我们的性情面目”。从自然——还原的语言观念出发，钟敬文看到了方言母语在艺术传达上的微妙与灵便：“我们懂得最深微，用起来最灵便的，往往是那些从小学来的乡土的语言，和自己的生活经验有无限关联的语言，即学者们所谓的‘母舌’(Mother tongue)。这种语言，一般地说，是丰富的，有活气的，有情韵的。它是带着生活的体温的语言。它是更适宜于创造艺术的语言从创作实践观之，阅读鲁迅小说，我们会感到浙东农村的生活气息迎面扑来，这与作家那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浙东方言的运用无疑大有关联。如《孔乙已》的“舀”、“羼”，《故乡》的“琼”、“猹”，“狗气杀”等，不论勾勒风景画和风俗画，还是勾勒人物个性的速写画，皆表现了与众不同的笔力。浙东方言之于鲁迅小说，犹如绿叶之于红花。另外，老舍小说里的绵绵京味，沙汀笔下的火辣川言，赵树理创作中的山西腔调，张爱玲作品中的吴地侬语，都曾抵达广大读者的心底，触发乡音乡情的共鸣。1990年代以来，“方言”作为一种自由自在的民间话语资源为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采撷和运用，李锐、莫言、张炜、阎连科、贾平凹等不约而同地向方言伸出橄榄枝，采用方言进行写作并创作出了《无风之树》、《檀香刑》、《丑行与浪漫》、《受活》、《秦腔》等一批有着鲜明的方言色彩的文学作品，“方言写作”一时成为世纪之交、文化转型期文坛的热门话题。上述种种文学史史实表明：作家们从少习得的地域方言，是他们终生不可轻易变更的语言底蕴，也是他们文学创作最为重要
的话语源泉。
二 书楚语、作楚声的楚文学传统
古今中外优秀作家在方言写作上的成功，使现代湘籍作家们见贤思齐，在文学创作中纷纷采撷、运用湘地方言口语，开始方言写作的种种探索。然而，真正从文化母乳上给予现代湘籍作家直接滋养的则是楚文学。“文学权舆，萌芽于楚。自鬻熊为文王师，著书言忠敬和严之旨，子家所自始。”南方文学的滥觞，最早可以追溯到古老的《侯人歌》，涂山氏之女“令其妾侯禹於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日：‘侯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楚文学的繁盛期主要在战国时代，汪洋恣肆、别为一宗的《庄子》和“逸响伟辞、卓绝一世”的楚辞分别是散文、诗歌的巅峰之作。就楚辞来说，自周初至春秋中期《诗经》在北方黄河流域产生后，200年间基本上没有新的诗歌流传。然而，战国末期(公元前300年)，在南方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中心的楚国，以爱国诗人屈原(公元前343—283年)及其一派的宋玉(公元前290—223年)、景差(公元前290—223年)、唐勒(公元前290—223年)等人为代表，创作了一批个性鲜明、充满激情、构思宏大、富于浪漫色彩的新体韵文诗——“楚辞”。胡适评论：“《三百篇》究竟还不曾完全脱去‘风谣体’的简单组织，直到南方的骚赋文学的发生，方才有伟大的长篇韵文。”可以说，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楚文学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向南方拓展以及南方文化崛起的标志。
楚文学的地域特征独特而鲜明。宋人黄伯思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楚辞是楚文学代表作，黄伯思对它的界说，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它的外部特色和形式特点，故向来被视为解说“楚辞”得名及其特征的经典之论。事实上，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是楚文学的共有特征，也是其文学地域性的集中体现。
(一)“书楚语”：即创作中广泛采撷、运用楚地方言。“楚语”即楚人的口语，楚地的方言。楚地由于位处江汉及汉淮之间，北方的华夏语、南方的苗瑶语和东南的壮侗语都在楚地接触和交流，所形成的楚语自然是吸收了多种语言成分而词汇丰富多彩、音声别具一格的方言。首先，楚文学的写作虽然是用的华夏文字，但采用的楚地方言却十分可观。如《老子》42章“吾将以为教父”，《方言》六：“凡尊老，南楚谓之父。”45章“躁胜寒”，《诗经·周南，汝坟》释文：“楚人名火日躁。”又如《老子》55章的“终日号而不嗄”，《庄子·庚桑楚》的“终日嗥而嗌不嗄”，司马彪注：“楚人谓唬极无声日嗄”。据今人李水海求证，《老子》中共用有51个楚地方言“…。至于楚辞中所用的楚语，就不胜枚举了。前人指出就有纷、扈、搴、毗、莽、凭、羌、委、蹇、软、迪、灵、襟、哈、悼、敛、诧、娃、闸、蔽、爽、瀛、谇、些、只、佗傺、阊阉、婵嫒等。其次，在句首采用楚人的习惯用语，也是楚文学“书楚语”的明显特点。这种习惯用语的语法作用十分灵活，既可作发语词以协调音节，又可寓含实义以达情表意。如《老子》15章的“夫唯不可识”和“夫唯不盈”句中的“夫唯”，就兼有连词作用，义同“正因为”以表示强调；《离骚》“夫唯捷径以窘步”和“夫唯灵修之故也”句中的“夫唯”，则兼有实词之义。钱杲之《离骚集传》注前句云：“夫，犹彼也。桀纣失道，彼唯捷行邪路，而自窘急其步。”又注后句云：“言己指天以正此心，唯以吾君灵修，可与有为之故。”另外，楚文学作品中还广见以方言作为状语置于句首来强调所言之事的情状和程度，如《离骚》的“汩余若将不及兮”、“纷独有此姱节”、“溘吾游此春宫兮”、“盹郁邑余佗傺兮”等等，这也是楚地方言的特殊使用方法。清人吴世尚在《楚辞疏》中指出：楚辞中凡施于旬首之字，如纷、汩、忽、羌、謇、耿、溘、时云者，大抵多属方言。而其意之或承上，或总下，或发端，或继事，或转语，或正言，或正疏，或反仆，……由此可知，楚方言在楚文学作品中的大量使用，不仅仅是楚人习惯为之而使其作品增添了浓郁的地方色彩，而且还因为它具有丰富而灵活的表意能力而为楚人有意为之，从而使其作品具有朗丽委婉、含蓄蕴藉的艺术成就。
(二)“作楚声”：即创作中真实再现在楚地方言特殊韵律和声调。《汉书·地理志》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诚如斯言，楚音楚声的形成，正是系于楚地水土之风气所致。先秦楚地，或山高林深，或泽广水阔。俯仰其间的楚人，习惯于长言以相呼唤、永歌以相赠答。所形成的土风歌谣，虽不乏刚急短促之声，但多为柔缓绵长之音。主要产生于北方平陆的《诗经》，其“风”基本上是，----，节奏而言短声急--的四言诗；但产生于南方泽国的楚歌，其“风”则多为“三，或“三三”节奏而言长声缓的杂言诗；因此，南风楚歌便较前者更具有咏叹意味和抒情功能。语助词“兮”在韵文中的大量而灵活的运用，是楚文学“作楚声”的重要特点。《老子》、《文子》中都有将“兮”字置于句末以增强咏叹和抒情效果的文字。在楚地民歌和楚人辞赋中，“兮”字的用法就丰富多采了，既被用于句中以调和节奏、分解音程，又被用于句末以拖长腔调、统一韵律，“楚声”因而就变化多端、优美动听。相形之下，中原文学中虽然也有用“兮”字作为语助词的作品，但远不如楚文学的运用这样富于变化，因此也不如楚文学的音乐性强。“作楚声”还表现在楚文学作品多用楚方音而用韵较为统一，如：“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爱民治国，能无知乎?”
同乎无知，
其德不离。“悲英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句中的“离”、“知”都是合韵的楚方音。张哄在《古韵发明》中强调说：“江氏所举《少司命》之‘离’韵，当从楚方音。老、庄皆楚人，故与楚声合，诸韵皆当如此分别读之。”楚文学的广泛用韵，是楚文学音乐性强特征的形成基础。
随着楚国的灭亡和楚文化的辉煌不再，楚文学渐渐向汉文学嬗变，至汉初，这种嬗变历程基本完成。然而，楚文学所开创的优秀文学却一代代延续和传承，楚辞中凝结和保留下的楚地方言词汇，不少至今仍然在最为底层的老百姓口中流传和使用，楚辞所开创的“书楚语、作楚声”的方言写作先河更是滋养和鼓励着一代代后来者。进入20世纪，在中国文化文学由古典向现代历史性转型中，现代湘籍作家更是有意识承续先贤“书楚语、作楚声”传统，试图重新在文学想象中奏响湘楚之音。有不少事实可以说明这一古老文学传统在现代的传承。这里且举沈从文和韩少功作为例证。
根植于湘西土壤中的沈从文，深受楚文学传统的熏陶，也深谙巫风楚雨的真谛，他以纯朴的生机勃勃的湘西口语为编织物，揉湘西楚巫文化的余风和晋人武陵寻胜的诗情于现代人性为一体，缔造起一个“湘西世界”。不少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出身于湘西的“沈从文创作内在气质上对楚巫文化的承袭，表现为一种自觉的意识。他明确感到自己创作所植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