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引发了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吗？

内容提要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从史实与史观结合的大历史范畴，实事求是地评析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宗教观，分析中国封建社会中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对造成“中华民族史无前例大灾难”的，究竟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还是人民的反侵略反封建起义和革命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也应当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批判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关 键 词太平天国平均主义天道观动力与阻力大灾难

作者1方之光，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会长；2毛晓玲，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馆员。（南京：210093）

近１０多年来，听到师友告知，史学界流行着一股否定农民起义的思潮。笔者本来不太相信这种传闻。去年１０月，读了潘旭澜教授彻底否定太平天国的《还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４年第９期，以下简称《真面目》）一文之后，今年４月又看到潘老全面否定太平天国两个纲领的《再论＜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笔者才相信，上述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潘老在《真面目》一文中列举了太平天国四大罪状：一、上帝教是“典型的政治邪教”；二、《天朝田亩制度》是“骗人的门面话”，《资政新篇》远不如《四洲志》、《海国图志》；三、洪秀全“为人暴虐，嗜血成性”；四、太平天国是以“邪教文化”来“扫荡中华传统文化”。潘老最后的结论是：“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造反，引发了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仅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口过量死亡就多达七千万。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经济受到极惨重的打击。太平军所到之处，文化受到无法弥补的破坏。同时，导致沙皇俄国……侵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６０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导致英、法联军轻易地攻占天津、北京，大肆抢掠，火烧圆明园。”按照潘老的逻辑，太平天国不仅不是一场正义的、进步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农民运动，反而是一场造成“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逆历史潮流的反动运动。

史实证明：潘老彻底否定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上述观点，并不是什么“新见”，只不过是１５０年前西方列强和清王朝，特别是曾国藩《讨粤匪檄》一文观点的新翻版（容后论述）。本文将以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和太平天国为例，就潘老的文章谈点有关对农民战争的不同看法：一是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平均主义；二是农民起义的宗教观与皇帝的天道观有何不同；三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推动历史前进的是农民阶级还是地主阶级；四是造成近代“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的，究竟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还是人民的反侵略反封建的起义和革命。

太平天国要建立“天下为公”的太平之世

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专制政治制度起，社会主要阶级是两个，即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农民阶级。当然在封建社会前期还有奴隶主阶级和奴隶的残余，社会主要矛盾也是地主和农民这两个主要阶级之间的矛盾。

恩格斯说：“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可见，在长达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者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要阶级。这就是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在阶级社会中表现这一矛盾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在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地主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和剥削，中国爆发了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以反抗封建专制政制的黑暗腐朽统治。

从秦末陈胜、吴广大泽乡“伐无道，诛暴秦”开始，中经汉末黄巾军的“苍天当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唐末黄巢的“补天平均大将军”；北宋王小波的“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元末农民军的“天遣魔军杀不平，杀尽不平方太平”；明末李自成农民军的“均田免粮”……直至太平天国农民军把这种平等平均思想发展到一个高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试图建立一个“天下为公”、“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理想社会。从唐末农民军提出平均思想起，中经宋元明清，这种平等平均思想像一条线贯穿于农民战争的全过程。太平天国则集这一思想之大成，并把它发展到一个消灭私有制的最高阶段。同时，又揭开了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于１８５９年颁布了顺应时代潮流的“革故鼎新”的近代化政纲——《资政新篇》。

列宁指出：“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和个别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与这制度相反的理想。”［１］可见，２０００多年来饱受封建专制统治者残酷压迫剥削的农民，梦寐以求、渴望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剥削的太平世界。太平天国要求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剥削的大同社会，以代替“一出于私”封建“陵夺斗杀之世”，是完全正义的和进步的。尽管这种理想是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但也无法否认其具有强烈正当性和革命性的一面。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评价，恩格斯有一句名言：“在经济学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２］列宁也说：“民粹派的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农民群众的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却是正确的。”“民粹派的乌托邦是千百万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要求根本消灭封建旧剥削者的愿望的反映和‘同时’消灭资本主义新剥削者的幻想。”“马克思主义者应当透过民粹派乌托邦的外壳细心辨别农民群众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全而宝贵的内核。”［３］笔者认为，这同样适用于对太平天国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评价。这就是说，这种乌托邦除了有“反动”一面外，也具有正当性和革命性的“宝贵内核”。

农民起义和皇帝的天道观是对立的

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自称“天子”，是奉天承运“代表天来统治臣民的”。“王道之三纲，可求诸天”，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道观，无非宣传的是“帝制之行，天下为私”，这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政治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对立的两种天道观。

为了反对封建的专制统治，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往往利用宗教作为起义武器。从秦末陈胜、吴广“篝火狐鸣”起，经汉末张角组织太平道发动黄巾起义；北宋王则利用弥勒教起义，方腊利用明教起义；南宋钟相利用巫教起义；元末红巾军、明代唐赛尔利用白莲教起义；与太平天国同时期的天地会“拜天为父，拜地为母”发动反清复明起义等，所有这些起义，都是利用中国流传的多神教的天道观作为工具的。太平天国的上帝教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利用西方基督教中“独一真神”宇宙观，“作为政治势力之工具”来“奉天讨胡”、“奉天诛妖”，即“奉上帝所命以打倒偶像及清朝的”。［４］由此可见，封建皇帝的天道观，与农民起义中“替天行道”、“奉天讨胡”、“奉天诛妖”的宗教天道观也是对立的。

为了诠释农民起义中的天道观，还得先从老子《道德经》说起。该书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即天道是自然规律，人们只能去发现它，顺应它，却无法改变它。至于农民起义中的“替天行道”口号，据史式教授考证，出于《道德经》。原文是这样的：“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损不足以奉有余”，劫贫济富，即“少数人的富裕，是以多数人的贫乏为前提的”。［５］用这句话来概括皇帝专制政制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剥削，真是一针见血，恰到好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６］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所说的，中国皇帝为了夺取天下，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取得天下之后，“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一人之淫乐”，就是铁证。“封建专制制度的惟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为其人。”［７］

农民起义要反对的，正是这种劫贫济富“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要实行的就是劫富济贫、济困扶危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这反映了农民朴素的平等平均理想。他们想通过劫富济贫、平分土地等手段，来建立与“天下为私”的皇帝家天下相反的“天下为公”、没有压迫剥削的大同社会。尽管这种理想在当时是实现不了的空想，但不可否认这些“替天行道”的政治口号带有强烈的进步性与革命性，是与封建皇帝的天道观相对立的。

农民起义领导人认为皇帝专制下“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是不符合“天之道”的，因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之立王，以为民。故其德，足以安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残民者，天夺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８］这就是说，农民起义或革命，正像《周易·革卦》所说一样，“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天意又听自民心，必须听从民意，以民为本。”［９］

至于说到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天道观，让我们引用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笔者（方之光）的老师孙叔平教授的一段话来加以说明。他说：“洪秀全的皇上帝创造世界的宇宙观，当然是不足取的。可取之处是在，他的皇上帝不是西方侵略者所宣扬的到‘野蛮’民族中传播‘福音’，不是为他们统治世界服务的‘文明人’的‘上帝’，也不是作为地上封建皇权在天上映象的中国封建的‘玉皇大帝’，而是贫苦农民手工业者所期待的对他们‘一视同仁’的‘皇上帝’。洪秀全的宗教形式的平等观及其革命实践所给予封建统治者的冲击，在刽子手曾国藩所谓《讨粤匪檄》中有清楚的反映。曾国藩痛哭流涕地说：‘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姐妹也’，这真是‘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凡诗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洪秀全要打破封建秩序，曾国藩要保卫封建秩序，曾国藩信仰我们国产的‘孔教’，并不信仰‘外夷’的‘天主教’，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灭太平天国斗争中‘窃外夷之绪’，不仅利用外夷的洋枪洋炮，而且仰仗外夷的武力（注：‘借师助剿’）。洪秀全借天父天兄的教义来维护民族独立，来争取被剥削被压迫者的人权平等，冲击了支配人心数千年的孔孟名教，这就动摇了封建制度的根基。洪秀全以宗教为形式的平等思想的革命性正在这里。”［１０］

由此可见，清王朝和曾国藩等的天道观，与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的天道观是根本对立的，前者要保卫封建专制政制的纲常名教，后者要打破维护帝制的纲常名教，实行“天下为公”的“公平正直之世”。潘老认定上帝教是“典型的政治邪教”，洪秀全是“嗜血成性”的暴君，只不过是１５０年前曾国藩《讨粤匪檄》中攻击太平天国是邪教，以及“焚弃诗书踵暴秦”等观点的新翻版，并没有多少新见。如果要说有“新见”，只不过加了几个现代的新词。史实证明：为曾国藩全面翻案，实质上就是为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清朝封建统治者翻案，势必要彻底全面否定太平天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进步的论断。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

太平天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进步

按照《真面目》太平天国“引发了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的逻辑，那么，推动近代历史发展的动力则是清政府和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史实果真如此吗？回答是否定的。

“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１１］太平天国前的清王朝，已从康乾盛世转变到了龚自珍所称的“衰世”、“乱世”，道光时是政治腐败、军备废弛、经济危机四伏。

龚自珍认为贫富不齐是封建社会动乱的根源。他说：“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为之，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所以“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龚自珍劝告清朝统治者：“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你若还不改革，那么，“山中之民有大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他预感到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龚自珍死后１０年，就爆发了近代史上洪秀全领导的农民革命风暴。容闳曾说：“当时如即无洪秀全，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

太平天国反对清朝统治者的实质是扫荡阻碍社会发展的腐朽势力，尽管太平天国最后失败了，社会生产确实遭到严重破坏，但它为历史发展扫除了障碍，客观上仍不失是一次推动历史前进的农民运动。

近１０多年来，描写帝王的电视剧充斥着荧屏。这恐怕是李泽厚、刘再复先生《告别革命》思潮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反映。这是对农民起义就咒骂，对革命就批判的必然结果。该书在谈到农民战争时说：“毛泽东认为农民革命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不对。实际每次农民革命，都造成对社会生产大规模破坏。推动历史进步的倒是掌握经济的剥削阶级。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制，起推动作用的不是奴隶革命、农民革命，而是努力发展经济的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农民起义中确实有造成社会生产破坏的一面，这是事实。但是把这个破坏全加在农民起义军头上，也是不符合史实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史实证明，中国封建社会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动力还是农民革命。西汉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的出现，无不是农民战争打击改造封建统治的结果。农民战争后，封建统治者采取缓和压迫、剥削的政策，使农民多少得到一些好处，于是社会生产开始恢复和发展，才出现了封建社会的盛世。当然，马克思主义也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具有优秀品质的是少数人，决定历史结局却是人民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适应群众，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客气。”在中国封建社会，圣君和贤相之所以能起进步作用，往往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和反映了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唐太宗李世民就把君比作舟，人民比作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明代政治家邱浚说：“明圣之君，知兴国之福在爱民，则必省刑罚，薄赋税，宽力役，以为民造福。”

太平天国失败后虽然造成社会生产的严重破坏，但是也不能否认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进步。这一点连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也承认，“尽管民国此时已掌握在新的精英人士中，但使它诞生的清朝的灭亡却是全国农村中深刻的运动逐渐取得成功的结果”，结论是“太平天国之乱，标志着清朝统治瓦解的开始”。美国学者贾希尔也说：“太平天国的革命是一种突起——所以宣布旧中国之死亡……结果乃为中华民国之诞生。”［１２］梁启超也说，太平天国失败后在中国思想史上，引出了“汉学之复兴”、“西学之讲求”和“排满之引动”３条新路。潘老把阻碍近代中国前进的西方列强与清朝统治者说成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把反对列强与清朝统治者的太平天国说成是历史发展的阻力，显然不符合历史的真相，也是不正确的。

造成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建国５０多年来，对包括太平天国在内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把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农民攻击和诬蔑的案翻了过来，确立了人民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但是，从上世纪５０年代末开始，由于“左”的思潮的干扰，确实存在着拔高美化农民战争的倾向。“文革”前后，更是把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予以神化，并以他划线褒贬天国领导人，这是完全背离历史真实，也是违背唯物史观的。

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指引下，对神化和鬼化了的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等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历史进行拨乱反正，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从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出版的冯友兰教授所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提出要为曾国藩翻案，彻底否定太平天国运动起，中经李泽厚、刘再复教授《告别革命》出版，掀起了一股全面否定包括太平天国在内的近代一切革命的思潮，如认为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至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物”，要把“革命是褒词，改良是贬词现象明确颠倒过来的”告别革命思潮。直至潘旭澜教授的《太平杂说》和最近的《真面目》，断定“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造反，引发了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众所周知，在近代中国，造成中华民族大灾难的最主要根源，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以及后来的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马克思说：太平天国“这一次革命爆发的原因无疑是由于英国大炮把名为鸦片的那种麻醉剂强加于中国所引起的。”列强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妥协求和，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增加了新税捐。”［１３］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者双重压迫剥削下，中国农民过着空前贫困和饥寒交迫的生活。正如当时《万大洪告示》所揭露的那样，“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酷吏，何异虎狼。……富贵者纵恶不究，贫贱者有冤莫伸，民之财尽，民之苦极矣。”近代和现代革命，就是在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由此可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及后来的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造成了“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谭嗣同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就曾悲愤地说：“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近代中国革命的对象或主要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东西，正是它们二者。二者相互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压迫”。近１００多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当时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项任务为后一项任务扫除障碍，创造必要前提。”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正是这种耻辱唤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激发了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革命是近代中国的基调。”从鸦片战争开始，经过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些斗争和探索，每一次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但又一次一次地失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人民悲惨的命运。

潘老把导致“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罪行，完全加在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头上，这难道是“尊重事实，有利于人民福祉、社会文明进步”吗？其实，告别革命者已有过为三座大山开脱罪责的观点了。他们说：“一百多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阻碍延缓了中国近代化，如果不反帝反封建，中国早就现代化了”，说“中国要富强康乐，先得被殖民１５０年不为功”。这是公开为被中国人民推翻的三座大山翻案。按照这种逻辑，难道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侵略压迫剥削有功，有利于中国人民福祉和社会进步？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根本对立的一种唯心史观。“我们完全承认国内战争即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的战争，奴隶反对奴隶主、农民反对地主、雇佣工人反对资产阶级战争的合理性、进步性和必要性”。［１４］我们也赞成著名历史学家茅家琦教授关于农民战争不是封建社会发展唯一动力的观点，因为“社会动力是多元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战争是中国社会改朝换代的动力”，也就是说，“皇帝专制政制自我调节的主要动力，无疑是农民战争以及其它类型的造反”。

纠正把农民战争作为封建社会发展中惟一动力的观点无疑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是，这种纠正发展到否定农民战争的正义性和多少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性，则显然是不正确的。不管学者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势必要回到２０００年来皇帝专制政制坚持的“压迫有理，剥削有理”的老路上去，背离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和推动者的唯物史观。

事实证明：与攻击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和近代一切革命相反，近１０多年来影视荧屏上充斥着演绎帝王将相的电视剧，《康熙大帝》、《雍正王朝》、《大明王朝》……以及年初的大片《汉武大帝》等，都肯定歌颂皇帝所创造的“太平盛世”。《康熙大帝》插曲唱道：“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汉武大帝》主题歌则说什么“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成为灰烬”，“山呼万岁”不绝于耳。梁启超说：廿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这些正史的作用是：一、为统治者统治臣民提供借鉴；二、为专制皇帝培养忠顺臣民”。笔者没有否认中国历史上包括汉武帝在内的圣君贤相的进步作用，但是把搞独裁专制、阴谋权术、民族仇视的君主作为“救世主”来歌颂，是完全背离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的，也肯定不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

我们不禁要问：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难道真是帝王将相创造的吗？回答是否定的。

最后，让我们引《国际歌》中的歌词，作为本文结束语：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按照“告别革命论”作者及皇帝戏编导者的观点，则把上述歌词改为：

从来就有救世主，

也要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幸福，

全靠帝王将相。

显然这是不正确的。

我们很赞成周泉先生在《重编历史剧意味着什么》一文中所说：“这些历史剧反映的君权至上伦理观念，其治理国家的封建专制制度与现代民主自由普遍价值观念格格不入……是开历史倒车，因而有的学者呼吁：让更多反思专制主义黑暗、树立启蒙精神的历史剧问世。”

上述看法不知当否，请潘老指正。

参考文献：

［１］［１１］列宁全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第１卷）３９３—３９４、（第２１卷）１２１

［２］［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第２卷）２０９、（第１卷）４１１

［３］［１４］列宁选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第２卷）４３２－４３３、６６８

［４］［１２］简又文． 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册１９５１、中册１１１５

［５］亚当·斯密． 国富论下． 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２７２－２７３

［６］［１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第１卷）２６２、（第２卷）２－３

［８］董仲舒． 春秋繁露． 尧典

［９］荀子

［１０］孙叔平． 中国哲学史稿（下册）．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４４４－４４６

参考书目：

〈１〉太平天国印书．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

〈２〉太平天国文书汇编．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３〉梁启超． 中国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

〈４〉容闳． 西学东渐记． 中华书局，１９９９

〈５〉罗尔纲． 太平天国史． 中华书局，１９９１

〈６〉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