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缘神兽镜的学术源流

摘要：本文旨在梳理三角缘神兽镜在日本古代史研究和古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学术源流，结合中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集中探讨三角缘神兽镜的定义、三角缘神兽镜与邪马台国论争、“魏镜说”、王仲殊先生的三角缘神兽镜研究、三角缘神兽镜与日本早期佛教的传播等问题，为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奠定基础。

关键词： 三角缘神兽镜；魏镜；仿制镜；舶载镜

Abstract：The thesis aims at pursuing the academic origins of Triangular-rimmed bronze mirrors with mythical figure and animal designs in ancient history of Japan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China & Japan. In the light of the concerned research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academic circles, the author inquires into five subjects as fellow: the definition of Triangular-rimmed bronze mirrors with mythical figure and animal designs, the mirrors and the argument on the Ancient Japanese Yamatai Kingdom, the theory of Wei-Mirrors, the research by Wang Zhongshu, the mirrors and the spread of early Buddhist in Japan.

Key words：Triangular-rimmed bronze mirrors with mythical figure and animal designs, Wei-Mirrors, imitative mirrors, imported mirrors

三角缘神兽镜在日本古代史研究和古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三角缘神兽镜的制作年代及制作地问题，是战后日本学术史上争论的焦点之一。中国学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仲殊先生为代表，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三角缘神兽镜的论文，与日本学者展开论战，不断推进对这一国际性学术问题的深入探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三角缘神兽镜的相关研究，探求其学术上的渊源和流变，既是学术史回顾，又是学习的心得。

一、三角缘神兽镜的定义

在日本考古学上，“三角缘神兽镜”是一个专有名词。从字面上理解，是镜缘断面呈三角形，镜背浮雕有神仙像和灵兽的镜（图一、图二）。但是，并不是所有具备三角缘和神兽像的镜都是三角缘神兽镜。根据日本学者樋口隆康的研究，三角缘神兽镜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直径为21~23厘米的大镜最多，少数为19.25厘米；

（2）边缘断面呈三角形；

（3）外区由锯齿纹、复线波纹、锯齿纹三重圈带纹组成；

（4）内区副圈纹带很多，有铭纹带、唐草纹带、兽纹带、波纹带、锯齿纹带等；

（5）主区由四乳或六乳等分；

（6）铭文有四字句、七字句两种④；

（7）图纹的配置有求心式和同向式两种⑤。

上述定义是被学术界公认的界定三角缘神兽镜的基本标准，因此，论争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这体现了日本学术讨论的一个基本传统，就是学者在共同认可的框架内展开讨论，而不是概念不清，自说自话。中国学者参加论争的代表王仲殊先生，也是在上述定义的框架内与日本学者对话的。

王仲殊先生认为，日本古坟（主要是4世纪的前期古坟）中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可以分为“仿制镜”和“舶载镜”两大类。前者因为在形制、花纹等方面与中国镜大不相同，制作比较粗糙，是日本仿制的，称为“仿制三角缘神兽镜”，也叫“倭镜”。后者则被认为是从中国输入的中国镜，称为“舶载镜⑥”。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把铸得不好的镜当作仿制镜，铸得好的镜当作舶载镜，区分不是很明确。王仲殊先生一系列论文中所讨论的都是他所说的后者，即所谓的“舶载镜”，对于所谓的“仿制镜”与中国镜在形制、花纹等方面在实例上的不同，则所谈甚少。这也许是应该重点阐述的地方，日本学者福永伸哉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⑦。

二. 三角缘神兽镜与邪马台国论争

日本学界关于邪马台国问题的研究，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九州岛说”和“大和说”的激烈论战。1910年，东京大学白鸟库吉发表《女王卑弥呼考》，主张“九州岛说”；京都大学内藤湖南则发表《卑弥呼考》，主张“大和说”，使论战达到白热化。日本考古发现中大量三角缘神兽镜在近畿地区出土，而北九州岛一带则出土了大量前汉镜。因此，主张“大和说”的学者根据出土实物，论证在邪马台国时代，过去以九州岛为主的和大陆间的交通，已经转移到近畿、大和一带，而且在日本列岛已经存在一种统一全岛的势力，当时正处于渐趋统一的阶段。

《魏志·倭人传》有魏廷曾经赠与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铜镜百枚”的记载，与近畿地区、大和古坟中大量三角缘神兽镜的出土相吻合，对“大和说”曾经是最有力的支持。但是，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在中国大陆和朝鲜境内一直都没有发现，因此无法确定是在中国制作而传到日本的。主张“大和说”的桥本增吉就认为，铜镜的流动性极强，很可能是从其它地区（主要是九州岛）流入畿内、大和的⑧。

三. “魏镜说”

由于三角缘神兽镜在形制、花纹和铭文等方面都具有中国镜的基本特征，一直以来日本学界的主流看法是制于汉末、魏晋之际的中国镜。后来又进一步确定三角缘神兽镜为魏镜，出现了所谓的“魏镜说”。

最早提出魏镜说的，是内藤湖南及其助手富冈谦藏。富冈谦藏的铜镜研究始于1912年，正值“九州岛说”与“大和说”论战的高峰。1918年，富冈谦藏逝世。1920年，其弟子梅原末治根据富冈谦藏生前笔记和谈话归纳成《再论日本出土的中国古镜》一文发表（《古镜研究》1920年），系统地提出了“魏镜说”。

富冈谦藏“魏镜说”从分析铭文开始，针对大阪府柏原市国分茶臼山古坟出土的镜铭“铜出徐州，师出洛阳”，将铭文以及含有该句铭文的镜和类同镜的铸造年代都限定在魏代。富冈谦藏自设了一个前提，就是3~4世纪日本列岛没有使用文字，所以古坟中出土的镜，只要有铭文，就是舶载镜。这个前提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就是掌握汉字的中国工匠东渡日本铸镜，如果是这样的话，富冈谦藏的考证便不攻自破。中国学者王仲殊先生就是从这种可能性入手进行全新的研究的，下文详述。

但是，“三角缘神兽镜”名称的使用并不是从富冈谦藏开始的（富冈谦藏使用的是“半肉雕式神兽镜”），而是从其后的高桥健次《关于铜镜》《考古学杂志》9-12，1919年）和后藤守一《关于王莽时代的镜》（《考古学杂志》10-5，1920年）开始的⑨。

战后日本学者小林行雄继续发展“魏镜说”，他根据1953年京都府山城町椿井大冢山古坟中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从考古学角度研究邪马台国问题，发表了《三角缘神兽镜=同范镜》一文，提出了著名的“小林学说”。小林行雄研究椿井大冢山古坟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和日本各地其它古坟出土铜镜的同范关系，归纳出“同范镜的分有关系”表。但是，由于中国没有出土同范镜，小林行雄归纳的同范镜表和中国没有关系，因此，魏镜的分有说无法成立。小林行雄也是通过铭文考证进行推断，默认的前提和富冈谦藏一样，即3~4世纪日本列岛没有使用文字。

“小林学说”引起了日本学界广泛而激烈的批评，如内藤晃、园田大六、横田健一等，但这些批评者并没有否认“魏镜说”。由于一直以来中国都没有三角缘神兽镜出土，日本学术界对“魏镜说”开始产生疑问。1982年，小林行雄又提出了最新的“特铸说”，认为魏皇帝为赠送日本邪马台国女王特地铸造了三角缘神兽镜，因为是皇帝的赐品，所以要新铸百枚直径一尺的大镜，也就要新制百枚镜范。由于制作量大，时间紧迫，必须采用新方法，最后用铸造同范镜的办法加以解决⑩。但是，更大的疑问在于，魏皇帝有没有必要为外国特铸铜镜？为什么单单为卑弥呼特铸？日本古坟至今尚未全部发掘，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三角缘神兽镜出土，那魏朝岂不是要在短时间内特铸数百上千枚甚至更多枚铜镜，超出《魏志·倭人传》的记载太远。“特镜说”是“魏镜说”的补充，前提仍然是承认三角缘神兽镜是在中国制造的。

真正开始对“魏镜说”提出异议的是森浩一，他从三角缘神兽镜在中国一面也没有出土的事实出发，主张“三角缘神兽镜的大部分是仿制镜，担当制造的是当初在日本国内制作镜的归化系工人{11}。”也就是说，三角缘神兽镜是由东渡日本的中国工匠所作，彻底否定了“魏镜说”。但是，森浩一还没有指出中国工匠是吴的工匠还是魏的工匠，而王仲殊先生正是在考证吴的工匠东渡日本作镜上取得突破的。

继森浩一之后，对“魏镜说”的批评逐渐高涨，如奥野正男、古田武彦、松本清张等，都认为三角缘神兽镜是日本国产镜，而非中国镜，提出了所谓的“国产说”。所以，到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术界基本上已经否定了“魏镜说”。

四. 王仲殊先生的三角缘神兽镜研究

1981年开始，王仲殊先生在《考古》上陆续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对三角缘神兽镜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并不断完善三角缘神兽镜“吴的工匠在日本制作说{12}”。徐苹芳先生{13}等中国学者的研究为王仲殊先生的论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2000年，王仲殊先生针对日本学者车骑正彦（“魏镜说”的坚持者）提出的仿制三角缘神兽镜也是来自中国的“舶载镜”的新说，再次发表论文《论日本“仿制三角缘神兽镜”的性质以及与所谓“舶载三角缘神兽镜”的关系》{14}，重申自己的原有观点。因此，截止到2000年，王仲殊先生的三角缘神兽镜研究可谓一以贯之，自成体系。

综观王仲殊先生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要点：

（一）三角缘神兽镜与中国出土的同时期铜镜相比独具特色，缘部隆起很高，断面呈等腰三角形，内区的花纹之间和铭文带的文字之间常有许多尖挺的乳状突起，特别是成为“笠松形”的旄的图案纹样不见于任何中国出土镜，所以，三角缘神兽镜绝不是中国镜{15}。

（二）三角缘神兽镜虽然不是中国镜，但花纹与中国镜有共通的组成因素。尤其是铭文中书写良好的汉字及“陈氏作竟”、“张氏作竟”等铭句表明三角缘神兽镜出自身在日本的中国工匠之手。同时，三角缘神兽镜的铭文与同时期中国镜的铭文也有很多显著的不同，如“至海东”之类的铭句，在中国出土的大量铜镜中绝无此例{16}。

（三）日本三角缘神兽镜是中国平缘神兽镜的内区与三角缘画像镜的外区（包括缘部）相结合的产物。而且，中国东汉至三国时代平缘神兽镜和三角缘画像镜的出土地点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镜的铭文也表明产地是在当时的江南吴郡的吴县（今江苏苏州）、会稽郡的山阴（今浙江绍兴）和江夏郡的武昌（今湖北鄂城）。相反，在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却没有上述两种镜的出土。因此，三角缘神兽镜绝不是中国的魏镜，而是中国吴的工匠东渡日本，在日本制作的{17}。

（四）日本的三角缘神兽镜中，有一些在花纹中以佛像替代东王父、西王母的神像，被成为“三角缘佛兽镜”。中国的三国时代，江南吴地流行用佛像作器物的装饰，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各地出土的大量画纹带佛兽镜和佛像夔凤镜，可以断定为吴镜。而黄河流域的魏国境内，至今尚未发现以佛像作为装饰的器物，包括铜镜。所以，三角缘佛兽镜具有吴镜花纹的特点，是吴的工匠在日本制作的，而不是魏的工匠{18}。

（五）个别三角缘神兽镜中出现的“景初三年”、“正始元年”的纪年，与《魏志·倭人传》所记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派遣难升米等使者出使魏都洛阳的年份相一致，是日本学者提出并坚持“魏镜说”的主要依据之一。景初三年镜铭文的主要部分是：“景初三年，陈是作竟，自有经述，本是京师，绝地亡出”（图四），正始元年镜铭文的主要部分是：“[正]始元年，陈是作竟，自有经述，本自（艹+州）师，杜地命出”（图五）。王仲殊先生认为“京师”是吴国京城（“京”，地名，东晋、南朝称“京口”，今江苏镇江）的镜师，“（艹+州）（州）师”是吴国主要领域扬州（包括今江苏、安徽二省南部和浙江、江西、福建三省全部，治所在今江苏南京）的镜师。镜铭中的“陈是作竟，自有经述”是指工匠陈氏（是）自述作镜的经历，而其作镜经历又归纳为“本是京师，绝地亡出”或“本自（艹+州）师，杜地命出”，意即亡命而出，至于异域。这样的铭辞不见于中国出土的任何铜镜，正表明是吴的工匠在日本作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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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此外，王仲殊先生还撰写了《论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22}、《论日本出土的青龙三年铭方格规矩四神镜——兼论三角缘神兽镜为中国吴的工匠在日本所作——》{23}、《黄龙元年镜与嘉兴元年镜铭辞考释——试论嘉兴元年镜的年代及其制作地》{24}等论文，分别从考证具体的铜镜铭文，为完善自己的观点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综上所述，结合“仿制镜”与“舶载镜”的问题，王仲殊先生得出了如下结论：公元3世纪前期，中国吴的工匠开始到日本作镜。3世纪前期后半段（30年代、40年代）至后期前半段（60年代、70年代），制作的主要是三角缘神兽镜，即日本学者所谓的“舶载镜”（图六）。中国吴的工匠在日本作镜，自有日本本地工匠参与，主要起助手作用。以后到了大约3世纪后期后半段（80年代、90年代），吴的工匠年龄老化乃至死亡，参与作镜的日本助手转变为主干，继续制作三角缘神兽镜，直到4世纪前期，即日本学者所谓的“仿制三角缘神兽镜{25}”（图七）。

五. 三角缘神兽镜与日本早期佛教的

传播

将考古与历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对古代史研究更高层次的要求。在这方面,韩昇先生《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是很好的典范。其中有关日本早期佛教传播的部分，就是利用中日学者对三角缘神兽镜研究的成果，对佛教初传日本这个重要课题作出的精辟研究。

在三角缘神兽镜里，有一种镜的雕像不是神仙而是佛像，即“三角缘佛兽镜”（图八）。目前在日本发现的“三角缘佛兽镜”的年代在3世纪至4世纪初。迄今为止，中国和朝鲜均未发现这类铜镜。只要没有新的考古发现，就无法认定它们是中国制作的镜，也无法认定是从中国或朝鲜（包括从中国经由朝鲜）输出到日本的。根据王仲殊先生作出的推断，三角缘佛兽镜和一般的三角缘神兽镜一样，也是由东渡的中国吴的工匠在日本所作{28}。也就是说，早在3世纪中期至4世纪初期，中国的佛像已经传入日本。“如果王仲殊先生关于三角缘神兽镜是中国江南工匠到日本制作的推测成立的话，则表明佛像是通过移民传入的，其重要性将更加突出，意味着传入的不仅是佛像实物，而且是佛教{29}。”将三角缘神兽镜的传播与移民联系起来，进而与日本早期佛教的传播联系起来，深入发掘出作为佛教实物的三角缘神兽镜通过移民传播所隐含的事实，就是佛教的传入。这是韩昇先生的重要创见。

用佛像作图纹的有两类镜：画文带佛兽镜和佛像夔凤镜。日本出土的仿制画文带佛兽镜说明日本不单从中国输入佛像镜，而且还自己仿制。这足以表明日本已经传入并制造佛像镜，还表明日本人不仅对佛教有所接触，而且有所认识。这一发现的意义十分重大，远远超过三角缘神兽镜研究本身。

但是，从佛兽镜传入日本到6世纪初期，佛教并未在日本社会传播开来。对于这段空白，韩昇先生认为不宜过分夸大佛像镜在日本佛教史上的意义，而只能视作日本社会对佛教的初期认识。3世纪中叶至4世纪初，日本处于由较为原始的小国林立向氏族联合的大和政权过渡的阶段，祭政不分，原始神道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接受外来文化的条件还不成熟。因而，佛教传入后也难以普及推广。

韩昇先生进一步指出，在钦明天皇朝以前，佛教曾以多种形式、反复多次传入日本，虽然没有传播开来，但并未完全湮灭，而是保存于大陆移民社会之中。特别是来自中国江南的移民。日本社会内潜存佛教，由来已久，成为日后佛教兴隆的重要基础。

注释：

① 图一为日本京都府椿井大塚山古坟出土的图文带对置式神兽镜，引自王仲殊：《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综论》，《考古》1984年第5期，图版柒。

② 图三为日本京都府椿井大塚山古坟出土的方格规矩四神镜，引自（日）福永伸哉：《三角缘神兽镜的系谱与性格》，日本考古学研究会《考古学研究》，1991年第38卷第1号，第44页。

③ 图三引自（日）福永伸哉《三角缘神兽镜的系谱与性格》，载日本考古学研究会《考古学研究》，1991年第38卷第1号，第39页。

④（日）上野武著、韩国河译：《三角缘神兽镜是“卑弥呼镜”论争的回顾》，《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⑤ 王仲殊：《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综论》注释110，《考古》1984年第5期。

⑥ 王仲殊：《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考古》1981年第4期。

⑦ （日）福永伸哉：《三角缘神兽镜的系谱与性格》，载日本考古学研究会《考古学研究》，1991年第38卷第1号。福永伸哉从钮孔形态和外周突线两方面比较舶载镜和仿制镜的区别，从考古实物入手展开深入探讨，很有说服力。

⑧ 汪向荣：《邪马台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⑨ （日）上野武著、韩国河译：《三角缘神兽镜是“卑弥呼镜”论争的回顾》，《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⑩ 王仲殊：《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综论》注释71，《考古》1984年第5期。

{11} （日）森浩一《考古学和古代日本》，1994年。转引自（日）上野武著、韩国河译：《三角缘神兽镜是“卑弥呼镜”论争的回顾》，《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12} 对王仲殊先生论点的商榷意见，见徐坚：《论三角缘神兽镜所见古代日本对江南文化的吸收》，《东南文化》2000年第1期。

{13} 徐苹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考古》1984年第6期。

{14} 王仲殊：《论日本“仿制三角缘神兽镜”的性质以及与所谓“舶载三角缘神兽镜”的关系》，《考古》2000年第1期。

{15} 王仲殊：《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综论》，《考古》1984年第5期。

{16} a.王仲殊：《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考古》1981年第4期；b.王仲殊：《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综论》，《考古》1984年第5期。

{17} a.王仲殊：《吴县、山阴和武昌——从铭文看三国时代吴的铜镜产地》，《考古》1985年第11期； b.王仲殊《“青羊”为吴郡镜工考——再论东汉、三国、西晋时期吴郡所产的铜镜》，《考古》1986年第7期；c.王仲殊：《吴镜师陈世所作神兽镜论考》，《考古》1986年第11期；d.王仲殊：《“黄初”、“黄武”、“黄龙”纪年镜铭辞综释》，《考古》1987年第7期；e.王仲殊：《建安纪年铭神兽镜综论》，《考古》1988年第4期。

{18} a.王仲殊：《关于日本的三角缘佛兽镜——答西田守夫先生——》，《考古》1982年第6期；b.王仲殊：《论吴晋时期的佛像夔凤镜——为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而作》，《考古》1985年第7期。

{19} a.王仲殊：《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的铭文考释》，《考古》1984年第12期；b.王仲殊：《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铭文补释》，《考古》1985年第3期。

{20} 图四引自王仲殊：《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的铭文考释》，图版陆，《考古》1984年第12期。

{21} 图五引自王仲殊：《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的铭文考释》，图版陆，《考古》1984年第12期。

{22} 王仲殊：《论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考古》1987年第3期。

{23} 王仲殊：《论日本出土的青龙三年铭方格规矩四神镜——兼论三角缘神兽镜为中国吴的工匠在日本所作——》，《考古》1994年第8期。

{24} 王仲殊：《黄龙元年镜与嘉兴元年镜铭辞考释——试论嘉兴元年镜的年代及其制作地》，《考古》1995年第8期。

{25} 王仲殊：《论日本“仿制三角缘神兽镜”的性质以及与所谓“舶载三角缘神兽镜”的关系》，《考古》2000年第1期。

{26} 图六为日本大阪府国分茶臼山古坟出土的“舶载”三角缘神兽镜，引自王仲殊：《论日本“仿制三角缘神兽镜”的性质以及与所谓“舶载三角缘神兽镜”的关系》，图版捌，《考古》2000年第1期。

{27} 图七为日本滋贺县天王山古坟出土的“仿制”三角缘神兽镜，引自王仲殊：《论日本“仿制三角缘神兽镜”的性质以及与所谓“舶载三角缘神兽镜”的关系》，图版捌，《考古》2000年第1期。

{28} 王仲殊：《关于日本的三角缘佛兽镜——答西田守夫先生——》，《考古》1982年第6期。

{29} 韩昇：《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

{30} 图八为京都府长冈京市长法寺南原古坟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引自（日）福永伸哉：《三角缘神兽镜的系谱与性格》，日本考古学研究会《考古学研究》，1991年第38卷第1号。韩昇先生鉴定认为该镜内区明显为佛像，是三角缘佛兽镜的典型范例。

（责任编辑： 周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