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开国中将万毅讲于学忠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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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8月16日上午，在大连八七疗养院一座高干病房楼里，我访问了时任总后勤部顾问的万毅老将军。

万老高个儿，腰直，有精神，虽满头白发，但看不出已有74岁了。唯一令他心烦的是眼神不好，左眼失明，右眼视力也很微弱，影响了他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万老戴着银丝边框眼镜，想问题时眼睛就眯起来。当我向他说明来意后，他就像早有准备似的一五一十向我讲了起来。

一

我给万老出的题目是谈于学忠。因为抗日战争中，徐向前在山东领导那里的游击战争期间，和友军打交道最多的就是于学忠，徐向前还秘密与他谈判过。

万老当年在于学忠部队中做地下工作，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还提到过他。写东北军五十七军时提到了万毅，写东北军五十一军时提到了解方（解沛然）。解方在于学忠五十一军中的公开身份是一一三师三三七旅上校副旅长，后任一一四师少将参谋长，秘密身份是五十一军共产党的工委书记。万毅则是五十七军的一名秘密工作者。

讲起于学忠，万老很有兴趣。于学忠虽是山东省蓬莱于家庄人，但他生于辽宁旅顺，那里与万老的家乡金县（今大连金州区）很近，他们也可以说是老乡。更重要的是，作为共产党的潜伏者，万老的工作对象就在于学忠统领的部队中，他对于学忠了如指掌。

二

万老开篇，没有同我谈于学忠在山东的往事，而是谈起了于学忠的早期经历。他说：1926年张作霖和吴佩孚合作后，是北伐军将这两人赶出山海关的。于学忠先是在吴佩孚部队中，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后，才从吴佩孚的部队转到了东北军。以前是毅军米振标的部下，1928年被东北军收编，驻在玉田山边上，他没有出关，那时是东北军的二十军。

万老这几句话，讲了于学忠从直系军阀吴佩孚营中转到奉系军阀张作霖麾下的过程。1925年至1927年间，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奉系和以吴佩孚为代表的直系，有一个由敌为友、再由友为敌的变故。于学忠在这出合纵连横的活剧上演过程中，作出了一次正确的选择。

万老对于学忠的身世十分了解，他说：于学忠是随父亲在军营中长大的，父亲是毅军宋庆的部下。由于这层关系，1911年于学忠从北洋武卫左军毕业后，即进入毅军，投到米振标麾下。

万老说，米振标这个人，摇摆于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他投靠过皖系，投靠过直系，还投靠过国民第二军，国民第二军覆灭后，又归附吴佩孚。由于他反复无常，于学忠感到十分失望。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吴佩孚主力被歼。于学忠便借这个机会离开了部队，回归故里。万老说，于学忠离开部队，不是弃武，而是隐居观望，等待机会。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于学忠经过一番利弊权衡，选择进入奉系张作霖部。在这里，于学忠深得张学良器重，一路高升，曾任东北军第一军军长、临绥驻军司令、平津卫戍司令、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河北省主席、华北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兼陆军第五十一军军长、天津市市长。1935年4月，他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后又任甘肃省主席、西北“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率所部一一一、一一三、一一四、一一八师在陕、甘一带“剿共”。

万老说，于学忠这一次选择，选择对了。停了一下，他喝了一口茶，眯着眼睛思考了一会儿，又说：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让于学忠又一次面临选择。万老说，这一次于学忠很坚决，毫不犹豫地支持张学良兵谏，并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万老说，这一次，于学忠不只是选择，更重要的是转折，他转变了“剿共”的立场，拥护与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

万老又眯起眼睛，想了想，话题转到了张学良身上。他说：张学良政治上有独特一套，对于学忠采取了信任态度。于学忠投靠他时，他没有往于学忠部队中安插人，这是一个很大的信任。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开始主政东北。万老把话题又转到于学忠身上，说：于学忠很幸运，在东北军中头一个担任省（河北省）主席的就是他，所以他不能不感激张学良。

张学良越来越信任他。1933年出国时，张学良给东北军高级将领的信中，头一条就是将重任托付给于学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留下的信中也明确提到西北大局听杨虎城的，东北军要听命于孝侯（于学忠，字孝侯）。张学良相信自己能回来，于学忠也相信他能回来。他一直把张学良的战马养在身边，他不骑，也不准别人骑，以示忠诚。

万老对东北军、对于学忠这样熟，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在东北军中土生土长的。他是1925年春考入东北军陆军军士教导队的，次年起任副官处少尉副官、沈阳北大营军械官，两年后又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九期。1930年，他从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张学良去南京就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时，他任少校营长、少校团副、中校团副。1936年1月起，任东北军第一○九师第六二七团中校团长，这时他只有29岁，是东北军中最年轻的团长。1936年11月，他利用六二七团抗日青年团荣誉团长职位的掩护，开始接触共产党并为之秘密工作，支持和掩护中共党员在该团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从此，万毅在东北军中的潜伏生涯便开始了。

三

万老把话题放宽，同我谈起了东北军中几个高级将领的情况。他扳起手指数着说：除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外，还有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他说，这些军长除何柱国是广西人外，其余几个都是东北人。他们虽然都是军长，但在军中的地位和于学忠相比都低一等。

万老讲的这五个军长，在东北军中都是拥兵一方的重臣。应该说，当时也是国民党政府的重臣。他逐个对他们进行了分析。

于学忠为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他虽在1937年初因与杨虎城联名通电要求释放张学良，被撤职留任，但抗日战争中却几经升迁。曾任江苏省绥靖公署主任，第三、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政府决定成立鲁苏战区时，任命他为总司令，统一指挥山东、江苏两省的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

万老把眼镜摘下来拿在手上继续说，从大别山出来时于学忠就被任命为鲁苏战区总司令了。1939年春，于学忠奉命率东北军主力五十一军和五十七军进入鲁南山区，成为对当地日军威胁极大的一支武装力量。

于学忠的两个副总司令：一个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同时兼任山东游击司令部司令；一个是韩德勤，兼任第八十九军军长、江苏省政府主席。这两人都不是东北人，沈鸿烈家在湖北天门，韩德勤家在江苏泗阳。这两人虽说是于学忠的副总司令，但政治取向与其截然不同，他们都是和共产党搞摩擦的专家，屡次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制造反共事件。

韩德勤还被新四军俘虏过。那是1943年春，他领兵进攻新四军根据地被打败，和手下许多官兵都当了俘虏。当时，新四军本着团结抗日的宗旨，对韩德勤和他的属下官兵，进行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抗日的教育，后将其释放。谁知他本性难移，继续与人民为敌，抗战胜利后积极投身反共打内战，最后逃往台湾。

万老讲的另外四个东北军的军长，他们的立场和结局也不尽相同。

缪澂流为国民党陆军中将，五十七军军长。在他1936年接任这个军长时，全军有一○九、一一一、一二○等三个师，1937年缩编后仅有一一一、一一二两个师。他担任过江苏省政府委员、热河省政府主席等职。由于他一直与共产党为敌，所以他是万老等潜伏者长期斗争的对象。在全国解放前夕，他自知留在大陆过不了人民这一关，遂选择了逃往台湾，病死于台湾。

万福麟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万老说他有过抗日的历史。七七事变时，他任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五十三军军长，在永定河一线抗击日军的进攻。武汉会战时，他任第二十六军团军团长兼第五十三军军长，负责防守德安、星子一线，在鄂东南大冶、阳新一线抗击日军精锐，苦战数日。武汉会战失败后，他卸任五十三军军长一职，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转赴台湾，病逝于台中。

何柱国，万老说他是一位有思想头脑的战将。1931年就是独立第九旅中将旅长，担任过五十七军军长，参加过长城抗战。1935年任东北骑兵军军长，西安事变时拥护中共和平解决的主张。1937年任骑兵第二军军长，协同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日。万老说何柱国曾两次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热情接待。抗日战争胜利后，突然双目失明，蒋介石令他退出现役。1949年，他拒绝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新中国成立时，热情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表示祝贺。曾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委员、常务委员等职。1985年9月3日，何柱国病逝于北京。全国政协为他举办了庄重的遗体告别仪式。

王以哲，字鼎芳，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万老说王以哲是在和红军作战中逐步认识红军，并主张与红军合作的。万老虽未和王以哲接触过，但他说王以哲是值得多说几句的。

1934年，王以哲率六十七军前往湖北孝感、麻城前线，与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交战，结果损失了一个整团。战后，他在谈到失利教训时说：红军有不可战胜的士气。这一点是他感受最深的。1935年，六十七军又奉令进攻陕北，在洛川、延安地区，所部一一○师被红军消灭大半。

就在这时，王以哲得知中共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收复失地。由此，王以哲在失望中看到了希望。于是，他积极向张学良陈说，劝其接受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积极与红军合作。张学良听其言，于1936年3月赴洛川与中共代表李克农会谈；4月又与周恩来在延安庙儿沟天主教堂会谈，王以哲一直伴其左右，促成了与共产党合作的积极成果。9月，毛泽东亲笔致信王以哲，直陈：“日寇侵略益厉，兄我双方救亡之准备大宜加紧，庶于救亡阵线有最大之裨益。”

毛泽东对王以哲寄予了极大希望。

不幸的是，处理西安事变善后时，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蒋介石扣留。王以哲救张学良心切，在答应蒋介石释放西安事变时被扣押的蒋鼎文、陈诚、卫立煌三人回南京的同时，为表示诚意，也释放了其余被扣押的几位要员和50架战斗机及机组人员，想以此感动蒋介石，尽早释放张学良回西安。令人没想到的是，此事却引起东北军中主战派的不满，他们以追查释放陈诚等国民党要员和50架战斗机的罪责为名，将王以哲刺死在家中。王以哲时年42岁。

万老说，这是一件很令人痛心的事。

四

讲于学忠，就要讲统一战线。

在讲到于学忠对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时，万老把眼睛眯了一会儿，站起身，慢慢地走到我坐的沙发前，用手比画着说：于学忠是含含糊糊、羞羞答答、躲躲闪闪对付统一战线的。他不像原东北军那样坚决抗日，也不像顽军（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常常把与八路军搞摩擦的国民党军称顽军，或称顽固派）嫡系那样效忠蒋介石。停了一会儿，万老笑着说：于学忠这种态度，对开展地下工作很有利。属于我们党核心机密的工作，就隐蔽去做；诸如抗日宣传之类的工作就可以公开进行。

万老回忆和于学忠的来往时说：我和于学忠接触，是我被三三一旅旅长孙焕彩扣押以后，那是1941年2月。

1939年，于学忠指挥五十一军、五十七军从大别山区越过陇海、津浦路进到鲁南，一下子就插到了圈里村，直接控制和指挥着沂水、安丘和莒县的三角地带，方圆有100多公里。

万老向我描述了于学忠部队的情况。他说，其实于学忠刚到山东时，带的是五十一军，有两个师，周毓英的一一三师、牟中珩的一一四师，共2万多人。于学忠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总司令后，这两个师长都先后担任过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进到鲁南山区，沈鸿烈也在那一带。沈是原东北军的海军司令，一度是张作霖、张学良的心腹。抗战初期，被蒋介石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皖南事变之后，沈鸿烈公开打出“防共、限共、反共、剿共”的旗号，结果使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1941年秋被迫离开山东。于学忠少了一块绊脚石，便把沈鸿烈曾经担任过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鲁南游击总指挥揽于一身。这便更有利于他按照自己的路走下去。

万老说，沈鸿烈是顽固派，于学忠不是顽军的嫡系。他说：于学忠与沈鸿烈的主张不一样。于学忠本质上是想抗日的，在民族气节上是无可怀疑的。现在的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成，曾是张学良的少校秘书，张学良被扣押后就跟随于学忠了，他更了解于学忠。于学忠进入山东时，是想以国民党为正统，山东以他为主。他把八路军视为友军，没说过反共的话，但在联共抗日上也不持积极态度。

万老的“沈鸿烈是顽固派，于学忠不是顽军的嫡系”的说法，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口径是一致的。1940年2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从延安发了份电报，内容就是讲于学忠和沈鸿烈的。

电报中说：“我们的政策分两方面，对反共派顽固派取坚决反攻彻底消灭的政策。对一切尚有希望之人取极力争取的政策。沈鸿烈属于顽固派，对我百端摩擦，故须在自卫原则下坚决消灭之。在打击沈鸿烈（秦启荣是其最坏之一部）的斗争中要注意分化其部下，争取其尚有希望之分子。于学忠与沈鸿烈不同，他是尚有希望的，除对其反动政训人员应加以坚决打击外，对东北军应极力争取，至少使之取中立态度。

“这个两方面的政策应贯彻到各级中下级干部中去，胶东等地似还没有明确了解党的政策，似还没有对向我进攻之反共顽固派取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的政策，似还有些斯斯文文，应加以指导而纠正之。

“沈鸿烈收集数十件材料报告重庆，都说是八路军向他们摩擦，这些材料已由重庆军委会通知我们，不日转给你们，收到后你们应即逐一驳复，并将沈鸿烈及其部下前后各种对我限制歧视杀人进攻及待遇不公等事，亦收集数十件，加以整理，说得有条有理，理直气壮的用电报打给我们，以便转往重庆等地向外宣传并答复国民党。”

这个电报是发给徐向前、朱瑞、陈光、罗荣桓的，同时也转给了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

这份电报非常明确地给沈鸿烈、于学忠定了性，在国民党部队中区分“顽固派”与“尚有希望的”。我想，这里边也有像万老这样的地下工作者艰苦工作的功劳。

五

万老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开展地下工作的。他向我讲述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秘密工作情况。他说：我在五十七军一一二师。1938年时，我是一一二师三三四旅六六七团上校团长。五十七军进入大别山时不归于学忠管，从1938年底逐渐转移到山东、苏北，才归于学忠指挥。1939年1月，五十七军正式归鲁苏战区指挥。

万老说：由于地下党的工作，共产党建立抗日民主政府时，五十七军没有做反对抗日民主政府的宣传。这是秘密工作的一个成果，而且是很重要的成果。万老说，当时在国民党阵营中，凡是共产党做的事，不管是否有利于抗日，他们都要反对一番，尤其在一个地区出现了双县长、双区长的事，那更是不得了。

五十七军的态度与于学忠的态度有关系。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徐向前还与于学忠见过面，专门谈判这件事。谈判时于学忠没有表示同意。谈判之后，徐向前说：八路军照样建立自己的政权，于学忠就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万老说，在五十七军部队中，一一一师是地下工作最有成效的一个整师。这里是万老潜伏的一个基地，也是他施展地下工作才华的战场。一一一师师长是常恩多。万老这样描述他：这个人对共产党是忠贞不贰的。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常恩多忧愤交集，曾秘密派人与红军前方总指挥部的彭德怀、任弼时、徐海东取得联系，表达率部投奔红军的意愿。

讲到这里，万老陷入了沉思，过一会儿，他慢慢地说：当时红军领导权衡利弊，劝其还是先留在东北军中，为党秘密工作。七七事变后，他奉命率部开赴前方战场。临行前，他给小儿子常克留下话，要他到陕北当红军。1939年，他提出“团结友军，亲如兄弟”的口号，和八路军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共同打击日伪军，先后取得了几十次大小战斗的胜利。在这里，由于他迫切要求，经中共山东分局批准，他被秘密接收为中共特别党员。

万老喝了一口茶，又说：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1942年，常恩多亲自领导了“8·3”起义。万老讲起了当时的情景：那是8月2日深夜，常恩多冲破国民党顽固势力的阻挠，拖着病体，率部起义。8月3日，部队摆脱国民党控制，起义获得成功，史称“8·3”起义。8月8日，他把一一一师2700多人顺利地带到抗日根据地，整编入八路军战斗序列，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可惜的是，第二天，严重肺结核病便夺去了他的生命。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指示：一定要建设好这支部队。后来整编中，长时间保留着一一一师番号，师长位置仍是常恩多的名字。

万老还向我简单讲述了他入党的经过。他说：一一二师工委是1937年抗战后不久建立的，开始是五十七军工委，后经中共中央长江局改为一一二师工委。长江局负责人是周恩来。派到一一一师的张文海、刘曼生秘密解决了我的入党问题，我是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不参加支部活动。张文海回长江局工作后，刘曼生留下参加党支部活动。当时伍志刚是工委负责人，原名伍参，后牺牲了，工委负责人就是刘曼生。

万老说的张文海，193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老党员，也是老地下工作者。1933年5月，他就受党的派遣到抗日同盟军张家口“五工委”任工委书记，化名张君平。1934年6月，奉命到北平临时市委从事地下斗争。1937年6月，任东北特别委员会书记、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部长兼副书记。

刘曼生是大家都知道的，万老说，就是谷牧，他的资格更老，是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春转为中共党员的。1936年，受组织委派到东北军中工作，后任中共东北军第一一二师工作委员会书记。

万老在讲到他的部队时说，我的旅长姓荣，师长霍守义。师长霍守义让我的部队参加了游击队。

万老不无自豪地说：游击队打仗的机会多，大小战斗都有份。说到这里，他向我伸出了手，食指动了动，像是在计数，说：最后我的团打得只剩下108人。说完，他先是微笑了一下，然后表情像是凝固了似的，好像是想到了什么，大概是想起了牺牲的战友吧。他没往下说，好一会儿，才恢复我们之间的谈话。

万老接着讲起了他的师长。万老说，霍守义是辽宁人，抗战时期是五十七军的一一二师师长，抗战后晋升为国民党军中将军长。1948年9月，他的部队全部被编入解放军序列。霍守义与共产党的接触，可以追溯到西安事变前。他在陕北的防地与红军接壤，曾奉张学良之命掩护过大批进步人士进入苏区，其中包括美国记者斯诺。他对共产党一直持友好态度。抗战时，这个师的两个旅都有共产党掌握的战地服务团，每个团都有共产党领导的宣传队，抗日气氛十分浓厚。万老说，我们在他那里虽说是在做秘密工作，但感到很安全、踏实。

万老说：在我的部队中，在统一战线这面旗帜掩护下，各级都建立了工委。后党中央有指示，说为让国民党军安心抗日，不挖墙脚，我们地下党员大部都撤了出来。这时我到一一一师任三三三旅代旅长，我们一一一师的党员没有撤。

万老给我讲了他们锄奸的故事。这个故事很精彩，是关于他们军长的事。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是个典型的汉奸，暗中投靠日本人。他曾派于文清到日本人那里去谈判，于说：我无论如何不能当汉奸。缪澂流一看不行，又派少校副官于光烈去苏北，找到伪军鲁苏战区总司令李亚藩，又拜会日本鹫津兵团大尉参谋辛修三，展开谈判。谈的结果，达成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协议”。万老说，我们抓住了他与日本人勾结的证据，就决定打掉他。

万老把这一点又强调了一下，说：这是明目张胆与日本人相勾结的汉奸行为，无论如何不能放过他。

万老说，这是他和常恩多师长一起发动的一次锄奸运动。他说：缪澂流这个人抽大烟，带个小老婆，并要一个旅保卫自己，还有一个团搞弹药。你说，哪还有兵力去抗日！师长常恩多很不满意。

于是，就在1940年9月22日，我和常师长发动了针对缪澂流勾结日本人的“9·22”锄奸运动。

那次行动很迅速，扣押了缪的同伙副军长朴炳珊夫妇，还有伪北平宣抚班女间谍徐春圃，但让缪澂流侥幸逃脱了。接着我们就致电全国，提出了“忠心爱国，杀敌锄奸，团结抗战，打回老家”的主张。

当时，于学忠住在圈里村。万老说，我们抓缪澂流时，于学忠不反对，也不支持，只是说部队没发生事就行了。他采取了中庸的态度，在锄奸运动中就是这样的。

万老又补充一句：其实，这就是对我们的支持。

于学忠在晚年选择了共产党。抗战后期，由于和共产党不断加深友好往来，他逐渐失去蒋介石的信任。1944年3月，蒋介石削去了他鲁苏战区总司令的职务，包括军队各项指挥权，不再让他掌控军队，给了他一个闲职———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这让于学忠敏感地意识到对他不利的一面。于是，他设法脱身，借故隐居在四川乡间。1949年，蒋介石要于学忠去台湾，他觉得这是胁迫，便选择了拒绝。新中国成立后，于学忠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先后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中央委员。1964年9月22日，于学忠病逝于北京，终年74岁。

六

万老告诉我，他的地下工作者身份，直到抗战后期才逐步被公开。

1944年10月，万老任师长的新一一一师被山东军区改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他被任命为八路军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至此，万老结束了他的潜伏生涯。

1945年，万老光荣地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并被选为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这时，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仅仅几年时间。所以，当他向我谈到这段经历时，流露出一种特有的喜悦与自豪。

中共七大后，万老被任命为山东军区东北挺进纵队司令员，率领1200多人的纵队向东北挺进。从此，他又转向了东北战场。在这里，他先后任吉辽省委副书记、吉辽（东满）军区副司令员、第七纵队司令员。到1945年底，东北挺进纵队发展到1.4万多人，被整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他任司令员，李作鹏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8年3月，任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司令员。万老是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军首任军长。这支部队先后参加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攻占四平，以及著名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战役战斗。

从中共七大到1949年5月，万老一直是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南局委员、炮兵第一副司令员兼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等职。

上面所讲的，都是万老在各个阶段收获的成功。其实，他也有身处生死关头和蒙冤之时。

万老有四次牢狱之灾或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经历：两次是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这是他从投身行伍或从事地下工作那天起就做好了思想准备的；两次却是由党内错误造成的，这让他猝不及防。

在西安事变中，万毅任一○九师六二七团中校团长时，奉张学良之命率部向渭南前线开进，成功阻击国民党军向西安的进攻。其间，他针对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这件事，有感而发，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张学良把蒋介石扣留，又亲自送回去，他这个事情做得不对，未免太重义气了。”这些话传到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的耳朵里，缪便把他扣押起来。1937年2月，万老被投进监狱，关押了八个月。1937年10月，万老被放了出来，改任东北军一一二师六七二团上校团长，还晋升了一级军衔。这是为什么呢？我当时没有问他。我想，这可能是要上抗日战场的需要吧。

在与师长常恩多发动针对军长缪澂流的“9·22”锄奸运动，将缪澂流赶出部队后，1941年2月17日，他被东北军中的顽固分子———一一一师三三一旅旅长孙焕彩逮捕，关进鲁苏战区监狱。1942年8月，在蒋介石密令处决将要实施的前夕，他机智地从监禁地逃出，进入滨海抗日根据地，找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旋即又被秘密派回东北军，任新一一一师副师长。

1959年，万老在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装备计划部部长时，因受彭德怀错案株连，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60年4月被迫离开部队，下放陕西劳动。后任陕西省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

在“文化大革命”中，万老在受彭德怀错案株连还没有得到平反的情况下，又被林彪一伙以“莫须有”的罪名，撤销了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的职务，投进监狱。这一关就是六年，这一次，他的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1973年11月，万老被释放时，左眼失明，右眼视力仅为0.08。而他因受彭德怀错案株连被撤销党内外职务一事，直到1979年才得到平反昭雪。

这后两次的蒙冤，使万老的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但当我向他问及此事时，他只是淡淡一笑。这一笑，正气凛然，老将军的形象在我眼前更高大了。将军一笑泯恩仇。他笑对青山，志在青山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