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的新履历
时间：2020-09-20 07:59:2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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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未来学者认为中央银行制度是人类的一大发明。从世界各国中央银行成立以来的履职情况看，中央银行的主流职能是实施货币政策，即采取可行的措施控制通货膨胀，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中心是保持币值稳定，这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通行目标，在此基础上，根据国情的不同，再附加一些相关的政策目标，如推动增长、增加就业、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以保持汇率的稳定，等等。虽然不同国家中央银行所处的履职环境不同，具体职责互有差异，但其工作特征始终未脱离主流职能。
在币值稳定问题上，中央银行大多以反通货膨胀为目标。纵观中外中央银行所采取的可行性措施，无论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代表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还是以利率为代表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全球中央银行少有将反通货紧缩或治理滞胀作为法定政策目标的。
近来，中央银行履行主流职能的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似乎中央银行的传统职能作用已到极限。美联储开始进行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操作，但美国经济复苏乏力，近月就业指数又出现下滑;日本经济出现负增长，以货币无条件扩张为特征的安倍经济学陷入破产;欧元区经济几乎停滞，短期利率几近为零。当前，全球经济又滑入有别于通货紧缩和滞胀的一种状态，2014年10月25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用了一个自造的新词lowflation来描述这种状态，姑且叫作低胀状态。其表现形式是物价的涨幅和短期利率双双低行，并趋近于零，但经济不振。《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威胁。
我国经济开放度日益扩大，全球主要贸易伙伴经济金融运行状态对国内经济金融运行也有重大的影响。从国内的情况看，中央银行在履职中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
一是金融市场上的货币供求关系已经呈现多维多元非线性关系，传统的货币供求线性关系似已发生质的变化。在实践中表现为：宏观上，货币供应量多，金融机构流动性充裕，利率水平走低，但实体经济，尤其是微小企业资金长期紧张，而物价水平的涨幅却持续下降，货币与经济的关系用人们所熟知的规律难以解读。微观上，一方面得益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我国的富裕人口大量增加，有钱人越来越多，找不到投资机会，但另一方面，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始终未能缓解，微小企业中不少有依赖高利贷周转的经历。据浙江有关金融管理部门负责人介绍，其所知的高利贷利率一般在2～3分;据云南迪庆州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其所知的高利贷利率标价达到4分，还有未标价的更高。货币多，资金少;官方的基准利率低行，民间的市场利率高企;国有经济对货币的感受偏松，民营经济对货币的感受偏紧。这增加了对形势判断和政策效果评估的难度，也增加了对传统定律的理解难度。这些不合常规的新现象，实为对中央银行政策操作的新挑战。
二是在我国，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一些重要参照系日益难以反映市场的新情况，一些重要经济指标失真，对这些新情况尚无新的应对措施。从中央银行进行通货膨胀管理所用的物价指标看，我国所用的零售物价指标（CPI），目前样本采集与类指数权重设计与居民个人消费支出的结构严重脱节，现行零售物价中不含自购住房价格、不含孩子入园入学以及各类辅导班等教育支出、不含医疗保健支出、不含旅游娱乐支出，即使包含蔬菜、水果、肉禽蛋类价格，但统计采样环节及代表品的确定与现有商品流通组织结构的变化也相脱节，城市居民大多依托的各型超市与传统的农贸市场已有很大不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消费支出大项与统计样本采集点及所占的权重严重脱节，这使统计的物价与人们感受的物价大相径庭。在物价持续低行的情况下，人们感觉钱越来越不值钱，这使中央银行的预期管理面临重大挑战。
物价所反映的是货币对商品的追逐，实际上，经济主体（企业、单位和个人）持有货币除进行消费支付外，还进行投资，这种投资既包含对实物的投资，形成固定资产，也包含对金融产品的投资，形成金融资产。现有消费物价统计，除本身存在上述问题外，既不包含实物投资的价格（如房地产价格），也不包括金融资产的价格（如股价、债价），这里显然，通货膨胀管理聚焦消费物价，离中央银行货币供求管理的要求还有重大差距。
再从央行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看。各国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过程中，无论其政策目标怎么具体设定，但一个共同点是，均把是否促进经济发展作为其评价政策的重要参照。但怎样促进经济发展，一般把推动增长与扩大就业两者作为评估变量。在中国现阶段，增长和就业这两个指标，作为一个政策变量，均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值得深入探究。发达地区增长水平有可能低估，欠发达地区增长水平有可能高估;现行经济统计数据填报制度依靠的是填报单位的自律、自知与自觉，缺乏具有强制力的检验纠正机制，统计数据高估和低估的程度难以准确把握，也很难简单地对冲。一般地，经济增长和就业这两个指标应成正比变化，可用以相互印证经济的发展趋势，但在中国现阶段，两个指标所反映的情况却也是脱节的。我国现在的就业（以及失业）统计，只针对城镇非农业人口，数以亿计脱离土地进城务工的农民，不在就业（失业）统计的体系之内，就业形势明显低估，而相对应的失业率也明显低估。现行就业和失业的统计数据与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缺乏统计关联性，这使得应用传统统计数据进行经济形势判断，已难以反映新情况。
三是许多重大经济金融改革措施密集出台，各项政策措施之间效应是对接还是对冲，是相互促进还是可能部分抵消，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估论证，在推进全面改革和加强宏观调控之间，中央银行面临全新的抉择。例如，农村金融改革一直是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农村信用合作社过去是穿草鞋走村串户服务农民的，乡乡有信用社，行政村有信用站，自然村有信用专管员或代办员，经过大力推行农信社改革，农村信用合作社转身变成了农村合作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换穿皮鞋进了城，“农村”二字仅仅成了其名号，其进城“农转非”后纷纷要求做大做强，日益脱离了农民这个土壤。为填补农信社在乡村的真空，在顶层设计下各地先后成立大量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遗憾的是，在商业原则主导下，这两类新型金融机构的触角大多局限于县城及其周边较发达的地区，这带来全国出现众多无金融机构的乡镇，乡镇以下的生产生活给民间的高利贷留下了空间。在农村金融的这种体制架构下，中央银行每每通过重大宏观调控措施来改进农村金融服务，结果是政策虽好，但落实难，政策措施不断翻新，但农村的金融服务短缺问题涛声依旧。再如政策性银行改革问题，政策性银行从事商业性经营，在一些地区商业银行仍需承担一些政策性业务，这也增加了中央银行调控的难度。还有就是金融管理部门之间职责部分交叠，各自在履职过程中，有时利率工具、差额存款准备率工具、资本金比率与存贷比例管理等效应交织，使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上倍感煎熬，莫衷一是。
四是通讯和信息技术（CIT）的发展，其成果被运用于金融领域，使传统的金融业务发生许多变形，这对金融监管和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提出许多新挑战。人们习称的互联网金融，虽然其描述不具有科学性，但互联网支付和手机支付及其派生的金融服务功能，有可能预示着，在新技术投入商业运行后，金融业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有可能因国别而有别，西方国家传统金融服务业较为完备，变化有可能迟缓些，而我国传统金融服务业水平和质量都不尽如人意，这种变化有可能快于其他任何发达国家。
综上所述，我国中央银行正面临着新的履职环境，须从传统的履职经验中，尽快步入创新履职，即以创新思维来创新研发新的调控工具，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和新的市场机制。创新调控，将成为中央银行新履历的特点和亮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