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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南,赵晗,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好的介绍过来

    时间:2020-09-26 07:55:3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对张南、赵晗的最直观印象,这是一对“温和的知识分子”,张南说话是娓娓道来式的,身上没有导演这个职业常见的强势和咄咄逼人,赵晗说话更为严谨,谈论一个话题,一定会把前因后果、初衷和过程讲清楚。回答问题时两人常常互为补充,赵晗补充的时候更多些,可能跟他每次担任的“文学顾问”一角有关。

    所谓的“文学顾问”,在张南和赵晗這里,更像一个创作过程的监督者。由于张南的戏都使用西方当代经典剧本,需要有个深谙文本内核的人在一旁时时给予帮助和参考。张南说赵晗的角色,是自己人,又是局外人:“排练时,戏剧在我们头脑里特别熟,但我们需要一个站在外部的视角告诉我们,站得远一点看起来就不一样,我们有时候特别地需要听到这样的声音。但如果找一个纯粹的局外人,他可能不知道我们的创作意图,可能他给的声音,又不是在创作阶段特别合适听到的声音,这个关系特别的微妙。”

    这也是这对夫妻档在工作时的有趣之处,虽然所有的剧本都是两人一起翻译的,但在排练时,主要是作为导演的张南和演员、灯光、舞美一起工作,赵晗像一个旁观者,在排练场里溜达、扫地、干些有的没的,但他时时刻刻关注创作组,一旦张南或演员有什么关于文本的问题,都会询问“赵老师”。赵晗会和他们一起讨论,哪怕当时给不了明确的答案,赵晗也会继续研究,或者帮助导演和演员打开思路,产生新的灵感。

    赵老师,是张南称呼赵晗的方式。两人在北京大学是同班同学,后来都去了美国,张南念到硕士,赵晗念到博士。后来,两人就合力翻译剧本,翻译的都是在欧美非常有名的当代作品。

    某种程度上,张南和赵晗做的工作,填补了国内戏剧教育乃至文学教育的空白——对欧美当代戏剧的不间断的介绍、翻译和排演。萨拉·鲁尔、尤金·奥尼尔、马丁·麦克多纳、唐纳德·马古利斯、罗兰·施梅芬尼……这些在西方当代戏剧赫赫有名的名字,被张南和赵晗一点点翻译并排演,使得他们从浩瀚的图书馆纸堆里走出,呈现在中国观众面前。

    不过,张南和赵晗的第一要务,仍然是舞台。他们也曾面临选择,是否要专心做翻译,系统的,全面的,把西方当代剧作介绍到中国。然而,答案是不。不是他们不想,而是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仅凭两人之力根本不可能完成。

    赵晗对这事想的很透彻:“做系统工程有一个巨大的风险,所谓的宏大叙事,比如戏剧史,写出来的时候已经过时了。如果一般的著书立传,想系统地做,就比如说我们俩静下心来,未来三年把萨拉·鲁尔从大学毕业之后所有的剧本都翻译出来,出版了之后,萨拉·鲁尔可能已经过时了,站在100年之后再看萨拉·鲁尔,可能只是很小的一个点,在他之后出现了更多的剧作家。这种积累最好是越来越多的人,有这个能力、兴趣、热情的人,投入到里面来,一点一点地添砖加瓦。”

    而张南感受更多的则是危机和焦虑:“会有那种焦虑,会觉得有很多好的作品、作家,都没有介绍过,但是后面又有更多的人出现,我们只能往前走,这些人就会被忽略了。但是知识的产生和推荐就是有偶然性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我们认为真正好的戏剧作品介绍过来。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给大家一个完全的、全面的、完整的画面。”

    这次张南导演的《爱情的印象》和赵晗翻译的剧本《旧爱》将于2014年1月先后上演,《旧爱》的导演是杭程,最初张南和赵晗就拿出了三个剧本供杭程选择。即使全部介绍不可能,即使排演机会不定,两人仍然在不懈地翻译着。

    BQ=《北京青年》周刊N=张南H=赵晗

    BQ:你们在美国待了几年,应该接触过不同类型的剧场作品,但自己一直坚持做文学剧场,很注重文本,为什么?

    N:在我看来戏剧的本质就是文学,如果没有文学就不存在戏剧了,即使是一个形式感特别强,看似没有故事,人物好像特别抽象的戏,我觉得它的表达也必须是一个文学的表达,即使是现代舞,也有想通的东西,这个东西是通过语言和思维形成的,也可以说是艺术的本质,我不认为存在“文学剧场”这个特殊的样式。

    H:即使有一些创作者,有意或无意地把文学性降低,在我看来好的作品一定是带有文学性的,这个文学性我们可以探讨是什么。比如李建军做的《美好的一天》看似是没有剧本的,但是在创作伊始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概念,是城市地图、城市记忆都好,这个东西本身就已经是假设好的。即使它不形成剧本,形式上也可以称为后剧场戏剧,但是在我看来它的文学性还是很强。作为创作者有意识、无意识都好,文学性是绕不过去的。

    BQ:这次《爱情的印象》和《旧爱》先后上演,《爱情的印象》是张南导演,《旧爱》是你们两个一起翻译的,两部戏都讨论爱情,这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

    N:应该算是巧合。选择《爱情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跟李健鸣老师的缘分,我看过李健鸣和李六乙导的那个版本,李健鸣老师也特别希望我可以帮她重排一本。这个戏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印象”这个概念,就是关于我们的认知和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戊戌笔记》里面有更多的人、更多的爱情,李建鸣老师选择了其中的四个人物写成一个戏,描述他们之间的爱情。我觉得如果爱情只讲几个人的故事是不能满足我们对爱情的想象的,所以用四个人的故事来探讨爱情的本质,这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但是通过这些故事讲述印象,就是我们是怎么认识世界的,或者说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这样的一种认识。这个对我来说特别有吸引力。

    H:其实特别的巧,最早我们挑了好几个剧本都是讨论死的,有很多原因,这几个剧本我们都放了一下。在我们的意识里面觉得三个戏都讨论死亡就太重了(第一个指之前的《第二次别离》),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把戏转向了爱情,《旧爱》那个戏特别狠,那种爱跟《爱情的印象》绝对不是一种爱,当然可以说如果我们相信爱情有本质的话,那么这一小撮就是,但是《旧爱》的爱情跟《爱情的印象》的爱情完全是两码事。与其说是讨论爱情,从文学的角度讲,《旧爱》那个剧本其实是通过爱情来讨论另外的事,在特定的跟爱情相关的极端情景下,人能绝望成什么样、在最现实的操作层面上人的反映会是什么样?包括《爱情的印象》排出来之后很可能是通过爱情来讨论印象、真实,当然爱情也很重要。

    BQ:《爱情的印象》是张南执导的第一个中国本子,从你的关注点来看,以前很少接触中国的剧本。

    N: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刻意的选择,在做导演之前,我们一直是在做剧本的翻译,我们的优势在于翻译剧本,其实这件事情是我们特别喜欢做的,在介绍西方当代戏剧这部分是有很多的空白的,很多外国作品都没有中文译本,那大家怎么去了解这些剧本呢?我觉得这一点上我们特别的有热情,用我们的能力去把这些填补上,哪怕只是一部分。在这些做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巧合,就是觉得把这个剧本翻译出来以后,等着别人去放到舞台上,不如自己去尝试这件事,也有很多人推动我们去做。我做的第一部戏是《伽利略》,那个真的是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尝试,但是之后也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把我们选择的剧本按照我们的想象来放到舞台上。我没有想过到底是做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因为我们是从翻译剧本开始的,所以就从外国剧本开始做。

    BQ:赵晗一直担任文学顾问的角色,其实是以一个客观的角度,看待舞台呈现是否和文本相关,你如何保持这种客观的距离,不被全剧组的氛围带跑呢?

    H:更多的是思維方式上的距离。剧组不可能被文本限制住,而我的工作仅限于纸面文本,我作为文学顾问,是没有舞台想象的,每次看到导演、灯光空想就能想出来放到舞台上是什么样,我觉得特别的牛。在这个情况下,我跟有舞台想象的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我觉得你做得再好,但是跟文本没关系,这就不行。一切都得是由文本生发出来的,所以我在这边不断地往里紧,他们在这个里面工作。不是我提一个方案,大家就得听,我就是想让大家说服我,我的依据就是剧本,我觉得能在剧本的基础之上说服我是最好的。

    我没有想象力,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我对他们没有那种可以随便来一下的同情心,没有。

    N:舞台上的一个戏是非常紧凑的,哪怕是服装上的一个细节或者是舞美上的一个细节,每一笔都有理由,如果只求好看,就会造成戏剧是散的,观众接收不到主体的信息,赵老师会问为什么,我们就去想,有的时候真的想出为什么了,很有意思。灵感是在这个文本里的,我们在这个文本里进行了很长时间,有时候这个文本在我们头脑里变成了一个直觉,那个直觉是有根基的。问为什么的这个过程,对创作者来说特别的重要。

    BQ:你们翻译了很多剧本,有些演了,有些没演,在排演之外,是否还想过其他的方式,比如出版?

    H:有机会的话就出。我有时候想,做戏剧文学的翻译,第一要务是为舞台翻译,所以我们俩一直都是在给舞台做,至于出版不出版,有机会出版也好。过去,太多的戏剧文学都偏重书面了,就是做翻译的人不是创作者。除非这个剧作家是品特这个级别的,文本有强大的语境,把每一个字、情绪、语气都想得一清二楚,然后他可以特别强势地在版权合同上写什么也不许改,贝克特的合同就是这么签的。一般的创作者我觉得排练过程还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跟演员去磨,脑子里的声音变成实体,有具体的演员去读,让导演感觉顺溜不顺溜。

    N:刚才说到我从文学怎么转到做导演,当时第一部戏可能是觉得我想尝试一下,把它按照我们的舞台想象放到剧场里。后来在那个过程中发现,在翻译时无论怎样去想象,进了剧场和演员一工作仍然有很多要修改的地方。之后我们再做翻译的心态就会不一样了,就会承认现在做的是排练之前的文本。不管我们俩在家怎么分角色朗读,到了排练场和演员一起工作还是要改,那个过程不可或缺。所以那个也改变了我们对翻译的看法,不做推敲就把词给翻译出来了,跟可以捕捉到戏剧本身的光彩的翻译方式真的是差得特别远。所以我们的翻译还是以舞台演出为第一的。

    他们翻译了他们……

    萨拉·鲁尔 (Sarah Ruhl)

    生于1974年,美国当代剧作家,代表作有《隔壁房间》、《死人的手机》、《第二次别离》等,曾获苏珊·布莱克本奖、肯尼迪中心最佳剧作奖、麦克阿瑟天才奖、托尼奖最佳剧作提名,并两度获得普利策最佳剧作奖。作品在全美及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上演,剧本被翻译为俄文、德文、西班牙文、土耳其文等。

    马丁·麦克多纳 (Martin McDonagh)

    生于1970年,爱尔兰当代剧作家,代表作《枕头人》、《丽南山的美人》等,《枕头人》自2003年开始在伦敦、纽约与世界各地的演出引起了更大的轰动。曾在2004年获得英国奥利弗最佳戏剧奖、2005年获得美国戏剧评论圈最佳戏剧奖。他编剧并导演的《六发子弹的手枪》获第78届奥斯卡真人短片奖,其编剧并导演的长片《杀手没有假期》获当年奥斯卡及金球奖多项提名。

    罗兰·施梅芬尼(Roland Schimmelpfennig)

    生于1967年,德国当代剧作家,代表作《旧爱》、《阿拉伯之夜》、《金龙》等。他的作品充满了平行的世界,并置不同时空,同时大量把玩童话、传说或当代生活中的元素。曾任柏林雷宁广场剧院戏剧顾问、汉堡剧院驻院作家,是目前德语剧场界中作品最常被演出的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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