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那个给我们竖镜子的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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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29日凌晨1时12分，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因呼吸衰竭在新店耕莘医院逝世，享年89岁。
一个直面中国人的缺点，对中国文化进行严厉批判，对国民劣根性进行猛烈抨击的知识分子，就这样溘然离世。他所留下的文字依然为世人所争议，他所发出的声音依然警醒着今天的中国人：我们是否丑陋？“酱缸文化”何时才能被彻底摒弃？
柏杨（1920年－2008年4月29日），原名郭定生，后来其父因方便替他转校而替他易名为郭立邦，后又自行改名郭衣洞。出生于河南省开封，籍贯为河南省辉县。笔名来自中横公路隧道附近台湾原住民部落的原名谐音“古柏杨”，另一个笔名则是邓克保。曾任东北《青年日报》社社长、沈阳辽东学院教师。他自1949年去台后，先后从事过政治活动，任过大学教授、报纸副总编等，后在成功中学、省立成功大学、国立艺专等地从事教育工作。
1966年他在平原出版社任社长。1968年因 “侮辱元首”、“通匪”等罪名被逮捕。柏杨身居囹圄长达9年零26天，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的意志并不消沉，在狱中坚持完成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中国历史年表》三部书稿。1978年出狱后,台湾当局勒令他约法三章：不准他提往事，不许旧调重弹，不许暴露台湾社会的黑暗，才准他为《中国时报》写专栏。出狱后和女诗人张香华结婚。
柏杨作品有2000多万字。主要以小说、杂文以及通俗历史著作为主，他的杂文集主要有《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你受了甚么的诅咒》等。小说主要有《异域》、《秘密》、《怒航》、《挣扎》等，以及《柏杨版资治通鉴》等。
80年代，读柏杨是一股潮流
1985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的黄起衰、弘征，请著名杂文家牧惠和曾彦修（笔名严秀）编辑一套《当代中国杂文选萃》。他们计划收录台湾柏杨、李敖和龙应台以及香港曾敏之等人的作品。1986年，牧惠来广东开会，有人告诉他，柏杨出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在台湾影响很大。牧惠就托这人从香港带了一本。回到北京以后，牧惠马上向曾彦修建议说，这个《当代杂文选》“柏杨卷”什么时候出可另议，建议首先出《丑陋的中国人》的大陆版。曾彦修翻了书以后，完全同意，并让牧惠做一些技术处理。牧惠边做边告诉弘征，让他准备用最快的速度印出来。牧惠的书一到，弘征亲自在印刷厂督印，印了一批就弄到火车上。
这个版本的《丑陋的中国人》1986年底出版，总共印了90万册，大陆很快掀起了柏杨旋风。由于当时中国并未加入版权国际公约，花城出版社也出版了《丑陋的中国人》，花城版不仅删除了《正视自己的丑陋面》一文，而且“作为内部发行，仅供有关专家、学者及研究人员参考之用”。很快，有关中国人是否“丑陋”的话题在文化界引起了强烈关注。著名出版人尚红科称，自己当时在人大历史系读到了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感到很震撼，当时读柏杨已经是一股潮流，同学们都在读。及至2005年，尚红科陆续策划出版了柏杨在坐牢的10年间完成的著作《中国人史纲》、《中国历史年表》、《中国皇帝、皇后、公主、亲王世袭录》以及《柏杨曰》，这固然是看准了柏杨的市场影响力，但是，早年的阅读经历也是促使他这样做的原因之一，而后来的结果是，“这几本书都卖得很好，《中国人史纲》一直在畅销书排行榜上。”
1988年，柏杨首次回到大陆。他在北京见到了牧惠和曾彦修，以及著名诗人邵燕祥。弘征也给了他几千块钱的稿费。柏杨被国民党抓起来的时候，审判人员曾诬陷他是共产党，柏杨说，我没那么优秀。其后，审判者又诬陷他为民盟成员。这次到北京，柏杨经过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周明的引见，认识了当时的民盟领导费孝通和冯亦代。柏杨还特意在民盟门口照相留念。
有趣的是，《丑陋的中国人》曾经被禁6个月，其后，湖南文艺出版社又被告知，这本书可以继续发行。再其后，柏杨的著作被大举引进出版。他的名字也被更多人所熟悉。
“柏杨先生是孤独的”
虽然柏杨后来被称为民主斗士，其后也为促进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为人权而大声疾呼。但是，柏杨之所以成为后来的柏杨，实是有着很大的偶然性。在自身命运发生变化的形势下，他对掌控自己的力量来源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思考，由此切入了中国历史研究和文化批判，并提出了“酱缸文化”这一形象的概念。
1967年，柏杨的第二任妻子倪明华（笔名艾玫）还是一个在校大学生，在台湾《中华日报》做家庭版兼职主编，以补贴家用。有时艾玫太忙，编务就交由柏杨代理。该报一直连载 “大力水手”漫画，1968年1月2日的一则漫画，父子两人在一个小岛上，要建立一个王国，岛上只有他们父子俩，两人都要竞选总统。漫画中fellows那个字，可以译成朋友们，伙伴们。可是，柏杨的神来之笔一挥：“全国军民同胞们”。曾经是流亡学生的柏杨在抗战中听过领袖人物蒋介石的“告全国军民同胞书”。这下为他惹来了牢狱之祸。1968年3月7日，柏杨以打击国家领袖的罪名被捕，以叛乱罪判刑12年，1977年获释。他把生日订为3月7日，也就是他1968年入狱的日子。
著名台湾学者，台湾佛光大学前校长龚鹏程说，“柏杨先生写过很多小说，可是谈文学史的人从来不会去讨论。他曾经化名邓克保，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异域》，这部书当时在台湾还被拍成电影，影响特别大，远远超过了《未央歌》，并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但是，当时没有人知道它的作者是柏杨。到后来大家知道是柏杨写的以后，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这部书也没有多少人注目了。”
龚鹏程称，“我认识柏杨先生比较晚。他是中国人的一个代表，在错乱的时间里，很多人都受到这样的遭遇。我觉得，作为文学家的柏杨先生很悲哀，也很孤独。他后来成名，是因为他写杂文。他写杂文，是因为在报社工作，需要嬉笑怒骂。他的杂文别具一格，所以受到欢迎，但也因此被投入监狱。他坐牢并不是因为他想要去对抗当局，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有意为之的人权斗士，要提倡人权什么东西而被逮捕入狱。而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杂文，被特务认为在讽刺当局，所以，他遇上了这荒谬年代一件荒唐事。这改变了他的人生，因为他坐了牢，所以会想到人权啊这些问题。也就是说，他是被现实炼成这样一个人的。 他在监狱做的历史研究，主要是批判中国古代。他的批判延续了五四以来的精神，也很有力量。但是，他不是一个思想家，他花这么多精力做历史研究，无非是为了说明一句话，中国的历史是黑暗的。出狱后，他又做了很多历史的研究工作。但是，他所做的事，在史学界看来很业余，因为他的翻译也有很多错误。实际上，他是要说自己的话，但是，他的话大家其实都已经知道了。他后来有这么大的名气，其实都是大家各取所需所致。有人讲到反专制，会把柏杨抬出来； 有人讲到批判传统文化，也会把柏杨抬出来。台湾一些政治领导人去看他，其实是在用他。他做的很多的事，都默默无闻。比如，他最早注意到东南亚的华文文学，并编过一个集子，台湾这一领域的研究正是由他开创的。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我认为，柏杨先生是孤独的。”
“重回大陆真好”
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周明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去香港时结识了柏杨的妻子，诗人张香华。这使得他日后认识了柏杨，并结下了20年的深厚友谊。
1988年，柏杨夫妇首次回到大陆探亲，他们在上海、北京、河南辉县老家、西安都做了停留，周明全程陪同，柏杨一直感慨大陆变化很大。在北京，周明陪着柏杨找到了他原来在北京的住所，因为里面住着人，柏杨就没有进去。后来，柏杨就对周明说，想回河南辉县的老家看看，主要想去看看第一个妻子艾绍荷和女儿冬冬（长女郭素萍）。他还幽默地笑说就不要张香华去了，原配夫人还在，打架怎么办？柏杨让周明送他去北京火车站，说女儿冬冬会在郑州接他，而让周明留在北京陪张香华玩。
后来，周明陪着柏杨去了西安。本来，他打算在西安待几天后去其他地方。但是，西安的文化古迹太多，柏杨看得兴致勃勃，就决定不去其他地方了，留在西安。“有一次，我和他们一起去杨贵妃墓，出来已经很晚了。一群学生认出了柏杨，拿着门票、小本请他签字。已经在车里坐好的柏杨不顾其他人的劝阻下了车，在学生们的包围下，给他们全都签了名才走。”
周明还记得，当时西安的一些书店搞了签售活动，大批市民排长队等待柏杨签名。后来看时间不够了，还有很多读者没拿到签名，柏杨就告诉工作人员，让读者们写下通讯地址，夹在书里，他回酒店以后签完再寄还给大家。当天晚上，自己陪着柏杨，一直看他一本一本签完，第二天又按地址给读者寄回。“他在《丑陋的中国人》中犀利地揭露中国人的劣根性，我觉得那是恨铁不成钢。在生活中，他对每一个人都很谦和，很尊重。”
此后，柏杨夫妇和周明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经过多次电话沟通，柏杨同意将手稿文物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2006年初，双方签署了捐赠协议并公证。柏杨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57箱文物的消息传出后，台湾社会为之震动。尤其在文化界，指责、质疑、赞同，各种声音此起彼伏。反对者声色俱厉地把电话打到他的家中：柏杨先生，你吃台湾的米、喝台湾的水50多年，现在怎么可以把东西捐给大陆，让文化资产外流，你像话吗？但是，这并没有使柏杨动摇。不久，柏杨的部分狱中手稿、书信、书桌椅、笔 、镇纸、受访影音记录等近千件手稿文物，装成了56箱，运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其后，中国现代文学馆对这些文物、手稿进行了整理，并成立了柏杨研究中心。研究中心揭牌成立的时候，张香华从台北赶来参加揭牌仪式。临行前一晚，她好不容易让已经88岁的柏杨重新坐到书桌前，并让他写句话给文学馆。柏杨犹豫了很久，写下了“重回大陆真好”。
周明对自己最后一次见柏杨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2006年年底，我到台湾去接受柏杨捐赠。在回来的前一天晚上下着大雨，我去柏杨家里向柏杨告别，他躺在床上，夫人张香华对他说我是来向他告别的。柏杨不顾张香华的劝阻，让张香华给他穿好了衣服起了床，坐着轮椅到客厅来和我说话。他说这次手稿文物的捐赠我是下了决心的，你也知道，台湾报纸上有骂我的，还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柏杨先生，你到台湾来了半个多世纪，你喝台湾的水，吃台湾的大米，为什么要把手稿捐给大陆？但是，这件事我是不动摇的。他还说，等我身体好了，我还想回大陆看看。两岸的人应该相互多看看，便于了解沟通。我说，我走了，我会再来看你。他眼睛湿润了，在轮椅上背过身子往卧室走。我目送着他到卧室门口，他突然转过身来，举起右手对我摆了几下，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没想到，这成了永别。”
但是，柏杨的更多文物还是在台湾台南大学的柏杨文物馆。柏杨文物馆建在台南大学两幢教工楼里，在400平方米的基础上复原了6处柏杨生活场景。该馆文物全部来自柏杨的家中，有些甚至是柏杨正在使用的家具。柏杨与台南的缘分源自1949年，他先执教于台南市立初中，后在台湾成功大学任教。柏杨赠予台南大学的文献包括手稿、校对稿、文物、剪报数据、影音数据、相关研究论文、《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和《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及杂文、小说、诗词、其他史学著作。 柏杨文物馆重建了柏杨入狱前的家、绿岛牢房、出狱后朋友提供的车库之家以及目前寓所花园新城的客厅、卧室、书房等六个空间，藉此还原其写作场景。6个场景中放置不同时期文物，大至沙发，小至纸笔、烟斗、药袋，并与台湾近60年来经济、文化、社会变迁结合。 出于真实的需要，他们搬走了柏杨家客厅里正在使用的沙发、茶几，书房的书柜等生活用品，DVD等这样细节化的文物也被收入文物馆。更有些机构提出要搬走柏杨家的床。张香华说床不能搬走，一是他现在正睡着，二来这是张能电动调整角度和高低的床，老人用着方便。
“酱缸文化”并未终结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柏杨多次受到演讲邀请时说自己准备讲《丑陋的中国人》，但是在台湾屡遭拒绝。1984年，美国爱荷华大学请柏杨与张香华完成国际作家写作计划，9月24日，柏杨终于做了《丑陋的中国人》的演讲。在那次演讲中，他猛烈抨击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国人的种种劣根性。
早在1981年8月16日，柏杨在美国纽约华府孔子大厦做《中国人与酱缸》演讲时，就提出了“酱缸文化”的概念：“说到酱缸，也许年轻朋友不能了解。我是生长在北方的，我们家乡就有很多这种东西，我不能确切知道它是用什么原料做的，但各位在中国饭馆吃烤鸭的那种作料就是酱。酱是不畅通的，不像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样澎湃。 由于死水不畅，再加上蒸发，使沉淀的浓度加重加厚。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 中国文化中最能代表这种特色的是‘官场’。过去知识份子读书的目的，就在做官。这个看不见摸不到的‘场’，是由科举制度形成，一旦读书人进入官场之后，就与民间成为对立状态。那个制度之下的读书人，唯一的追求标的，就是做官，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可以做官，做了官就有美女和金饯。从前人说：行行出状元。其实除了读书人里有状元，其他人仍是不值一文的工匠。那时候对其他阶层的人，有很多限制，不能穿某种衣服，不能乘某种车子。封建社会一切都以做官的人的利益为前提。封建社会控制中国这么久，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和力量，在经济上的变化比较小，在政治上却使我们长期处在酱缸文化之中，特征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因而变成一种一却标的指向‘政治挂帅’。使我们的酱缸文化更加深、更加浓。”
柏杨虽然已经逝去，但是，他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批判，对“酱缸文化”的分析并未终结。
著名诗人邵燕祥认为，柏杨的成就决不限于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甚至也不限于《白话资治通鉴》和《中国人史纲》。但是，柏杨提出的“酱缸文化”丰富了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学者徐友渔说，“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丑陋的中国人》及其提出的‘酱缸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引发了一些风波。我当时感到，他这些观点对我非常有启发，对他的观点总体也比较赞成。他把问题看得那么尖锐，对本民族劣根性深恶痛绝的解剖，我觉得正是因为他爱之深才责之切，从这点说，我觉得他比一味说中国文化好处的人更爱国。柏杨在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后的态度也非常值得关注。有些人不理解，对柏杨进行了批评，我很不以为然。我觉得，柏杨在分清是非和道义之后的和解举动很了不起。柏杨除了激烈批判之外，对于推动一个社会在向现代化和民主、宪政转型方面，他对一个时代脉络和自己理想方向的把握都是很好的。”
柏杨著作出版人、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荣文与柏杨相交近30年，他认为，“柏杨封笔之前，给大陆版《柏杨曰》新写的序言里面有两句诗，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是他自己一生最好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