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真与储善：西北联大在汉中的文艺活动

摘要：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年月里，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在陕西汉中组建了西北联合大学。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文艺活动以特殊的审美方式作用于人心，包括救亡型、启蒙型、励志陶冶型、文化传承性等文艺活动，获得了以美启真、以美储善的效果。促使西北联大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功能发挥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关键词：西北联大；汉中；文艺活动；以美启真；以美储善

G649.2

历史上存在的西北联合大学有两种理解。作为狭义的理解是指大学实体，亦即1938年4月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成立的“西北联合大学”；作为广义的理解是指抗战时期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历史过程，亦即由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成立西安临时大学起，再于1938年4月迁校到陕西汉中组建西北联合大学，后又在1939年8月联大分设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五校，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这些学校迁出汉中止这段历史过程。当下，人们提及西北联合大学，都约定俗成地理解为后者。

文艺活动具有以特殊的审美方式作用于人心的特性，可以促使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方面更好地发挥功能。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年月里，西北联合大学的文艺活动得到师生们的高度重视，表现十分活跃。

一、救亡型文艺活动

抗战时期，西北联大地下党支部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据汉中市地方志办公室周建民先生所搜集到的史料，在当时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西北联大的部分师生与“民先队”等群众组织一道，成立了歌咏队、漫画班、话剧团。在话剧演出活动中，联大的演员虽然只有几十个人，但支持剧团活动的民先队员则不下一二百人，剧团“在汉中大戏院（今市京剧团）演出过田汉编的《放下你的鞭子》《回春之曲》等大型话剧”；歌咏队去汉中、城固、勉县等地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路歌》《开路先锋》《打回老家去》《大刀进行曲》《新莲花落》《黄河谣》等。[1]P98

许多西北联大的老教授也积极参与抗战救亡文艺宣传活动。据瞿雷先生的《抗战时期的狂飙剧团》回忆，七·七事变后，山东省立济南一中于1937年10月开始南下流亡。狂飙剧团是1938年初夏该校流亡到湖北郧阳易名为“国立湖北中学”期间成立的学生剧团，由音乐教员瞿亚先任团长。1938年11月，湖北中学准备西迁入川，取道陕南。“剧团全体成员芒鞋竹杖，身挑肩扛着道具布景，跨越汉江”，跋山涉水，一路演出。到达城固后，西北联大的教授们观看了他们的演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颤颤巍巍地伸出双手，心痛地摸着同学们的秃脑袋，老泪纵横。另一位老教授则在一旁笑道：‘孩子们！你们在课本上学到过地大物博，今日方知我们祖国版图之大了吧！小日本想吃掉我们，嘿嘿！它在娘胎里就没长出这个嘴巴！’”[2]

一些全国著名的文学艺术家来汉中后，西北联大的师生更是积极参与。据《常香玉活动年表》，1943年8月，常香玉随父亲带领“香玉剧社”来汉中演出。“两次到西北联大联欢演出，深受广大师生赞誉”。[3]

二、启蒙型文艺活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一直承担着“改造国民性”的历史使命，以促进中国民众在观念上实现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现代转型。西北联大的老师们大多具有留学背景，因此也积极开展文艺活动，来实现他们的历史抱负。许寿裳先生是鲁迅的密友，发表散文《勾践的精神》，以春秋吴越争霸时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激励每位青年学子。曹靖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在城固翻译出肖洛霍夫的《死敌》《小无赖》和《牧童》等小说。余振先生（本名李毓珍）整个抗战八年都在城固任教，教学之余翻译了普希金《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高加索的俘虏》《波尔塔瓦》《强盗兄弟》《铜骑士》和《茨冈人》六部长诗和莱蒙托夫的《希望》《三棵棕榈》等作品。

受学校教师们这种启蒙文艺活动的影响，西北联大的学生们激发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著名翻译家龚人放当时在西北联大就读，一直把曹靖华视为恩师。1938年曹靖华、沈志远、彭迪先、韩幽桐等13位进步教授被当局无理解聘，学生哗然，群起反对，龚人放等几十名学生联名上书，要求校方收回成命。[4]著名翻译家刘辽逸当时是中共西北联合大学学生支部的书记，建国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审。他受曹靖华教授的影响，坚持翻译俄罗斯文学，代表性译作为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曾于1994年荣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中的翻译奖。据刘辽逸先生的儿子回忆，父亲“每年春节必去曹先生家拜年，有疑难问题他也会像学生时代一样虚心请教先生。他常说：曹先生德高望重，对我帮助非常大”。[5]

受李毓珍先生影响，许多学生爱上了俄罗斯文学。张友福先生在追忆当年西北联大学生文艺社团的活动时，生动地描述了学生们受文学影响的激情场面：“在一次纪念普希金的晚会上，高年级的卢永富、齐斌儒（齐越，后来成为著名播音员，担任了1949年‘开国大典’大会实况的播音任务）老大哥朗诵的是‘战栗吧！世界的暴君……/而你们匍匐着的奴隶/听啊，振奋起来，觉醒！’（《自由颂》）以及‘同志，要相信：迷人的幸福星辰/光芒四射，就要上升/俄罗斯将从睡梦中觉醒/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将会写上我们的名字！’（《致恰达耶夫》）等等，等等。心里想，啊，原来这就是普希金呀！”[6]P120当时在西北联大就读的著名诗人牛汉，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就说：“我们俄语专业的学生把李（毓珍）先生视做最可信赖的导师，那时学俄文其实是一种人生与政治的追求，不是单纯的学语言……这许多年，我努力写作，也是先生的精神影响了我，使我不敢消沉，更不能辜负先生的恩泽。”[7]

西北联大学生曾组织了“陕南学生剧团”，在拆分为五个学院后，各个学院的学生也时有话剧演出活动，其中尤以西北大学组织的“新生剧团”最为活跃。学校在财力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支持新生剧团排演了曹禺和于伶创作的话剧。西北大学法商学院商学系1944届毕业生穆嘉琨回忆，当年“话剧有李英才、李战、张伶、赵蕴石等，演过《日出》《原野》《家》《长夜行》等名剧，曾组成‘新生剧团’到西安上演得到广泛赞誉”。[8]P372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剧作都将人物置于反抗异族侵略的背景下或者置于现实严酷的阶级冲突中，来发掘内在的人性。曹禺的《日出》通过陈白露的性格刻画，揭示出在光明与黑暗两种力量同时涌动的背景下，一代青年不甘沉沦，但无力自救的悲剧；《原野》表层是仇虎回到家乡向恶霸焦阎王复仇的冤冤相报故事，其深层则通过花金子和仇虎的形象塑造，展示了人性中爱的冲动和力量；《家》虽是改编巴金的同名小说，但情节上集中展示的是觉新、瑞珏、梅小姐三个人物关系和相互之间的矛盾，揭示了封建婚姻制度给所有当事人造成的情感重创和人性的戕害。于伶的《长夜行》将房东、投机商、汉奸和教员这四类不同的人物，置于上海公共租界的石库门公寓内，通过正直穷教师俞味辛与汉奸同学褚冠球、房东卫志成与投机商沈春发的冲突，展示人性中善与恶的对立。西北联大学生剧团选择排演这些戏剧，折射出了他们的生存状态自觉和改造社会的强烈责任感。

三、励志陶冶型文艺活动

文艺陶冶性情激发志气的功能，在西北联合大学里受到了校方和广大师生的普遍重视，也得到了尽情发挥。

校方非常重视校歌的创作。据国立西北大学档案（全宗号：67，目录号：5，案卷号：435-2）记载：“案查本校第48次常会记录讨论第三项本校校歌业经黎锦熙、许寿裳两先生拟就，请核定案。决议：通过。歌词报部备核，并函许寿裳、齐国梁两先生查照37次常会决议案请其介绍专家编制歌谱”。

并序连黉，卌载燕都迥。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汉江千里源嶓冢，天山万仞自卑隆；文理导愚蒙，政法昌忠勇，师资树人表，实业拯民穷，健体明医弱者雄。勤朴公诚校训崇，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

歌词第一层次“并序连黉，卌载燕都迥”。“黉”读hóng，指学校，“卌”读xì，指四十，“迥”读jiǒng，清晰，表明中国近代新式高等教育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到1938年正好四十年，西北联大承传了京师大学堂的新式高等教育的精神。

歌词第二层次“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汉江千里源嶓冢，天山万仞自卑隆；文理导愚蒙，政法昌忠勇，师资树人表，实业拯民穷，健体明医弱者雄”。“嶓冢”，山名，史籍中所记载的汉江发源地，“天山”，此处当指秦岭，“卑隆”，高低上下的山势，表述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强强联合，迁校到陕南汉中这块山清水秀交通闭塞之地，给西北带来了新的近代科学文化，文科理科将以近代科学精神开启民智，政治法学将以法治精神昌明社会秩序，师范教育将为社会树立新的行为道德规范，机电工科将为工业文明培养技术人才，医学学科将为民众带来健康。

歌词第三层次“勤朴公诚校训崇，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强调“勤朴公诚”校训，勤以开源，朴以节流，公以去私，诚以去弱，形成新的风尚，由陕西汉中扩展到全国，实现民族振兴！

歌词内容由物质到精神，由历史到现实，由京师到西北，由学科建设到国计民生，由人才培养到民族振兴，厚重而翔实；歌词表述，词语精练，搭配恰当，修辞妙巧，韵味十足，文脉畅达，沁人心脾；不失为经典之作！

除了校方有组织地编写校歌，许多教师也发挥自己所长，通过文艺活动冶情励志，这当以刘北茂先生为典型。刘北茂是著名的二胡作曲家、演奏家，与刘半农、刘天华并称“江阴三刘”。他在教授英语之余，经常在学校演奏二胡，还创作了《前进操》《漂泊者之歌》《小花鼓》等二胡独奏曲。尤其是他创作的《汉江潮》，将冶情、励志和救亡结合在一起，形成特有的音乐情绪。“乐曲第一段展现的是‘薄暮冥冥，满目萧然’的背景，颤弓形象地表现江水滔滔的景象，苦难中的呻吟交织着深沉的力量；第二段情绪激昂起来，颤指的手法使旋律像发自内心的哭诉；第三段运用民族音乐的模进手法，加强了旋律的动力，把情绪推向高潮，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势不可挡”。[9]P91听过刘北茂先生演奏的学生们，如醉如痴，群情振奋，感受到“那真是一种高级艺术欣赏，出校后就很少听到这种高水平的演奏了”。[8]P371

直到21世纪初，刘北茂的《汉江潮》依然具有那么一种艺术感召力。2003年北京举办了刘北茂先生诞辰100周年音乐会后，陕西省民族管弦乐协会、汉中市群众艺术馆和汉中市音乐家协会联合举办“国乐大师刘北茂《汉江潮》专题系列作品音乐会”，并邀请刘北茂先生的儿子、小提琴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刘育熙教授专程从北京赶到汉中，参加2004年10月30日在汉中市红星剧院举行的刘北茂《汉江潮》专题系列音乐会。音乐会现场“掌声一浪高过一浪”，演奏家与观众的互动达到了顶点，整个剧场沸腾起来。

学生中的冶情励志的文艺活动开展也很普遍。据西北师大附中1947届校友李宝昂的回忆，当年他在城固西北师大附中读书。“附中给我打下知识和做人的基础，小城给予我丰富的文化套餐”，不仅于1943年初夏步行上古路坝观看西工剧团演出，还常在县城剧院里欣赏由大学的京剧团、话剧团轮回公演的名剧，尤其喜欢到联大的文教馆听许兴凯教授的“历史演义”讲座。[10]

四、文化传承型文艺活动

文艺传承文化的功能在西北联合大学的文艺活动中，也得到了发扬光大。据老校友穆嘉琨的回忆，“全校性的文艺团体如话剧、平剧、秦腔、歌咏等团体，都有很多积极分子参加，宿舍中常有人唱平剧，会拉胡琴的人很多。平剧主要的旦角是王佩琨，他与小生黄定合演的《生死恨》《奇双会》等剧珠联璧合，名噪一时，不亚于职业演员……秦腔剧社则由高其伟、王扬、苏少兰、崔彤兰等演唱，受到广大师生尤其是西北籍学生的热烈欢迎”。[8]P372

1946年由国立西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高明教授撰写的《国立西北大学侨寓城固记》，作为一篇散文作品，最集中地体现了西北联大文艺活动对文化的传承。

高明教授1909年出生，江苏高邮人，1926年考入国立东南大学，1930年毕业于改名之后的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抗战期间，先后在中央政治学校、西北大学、政治大学任教。1949年后去台湾，创办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招收台湾首批文学博士研究生；主持政治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及中文研究所。1975年退职，1992年病逝，为阐扬传统文化奉献毕生。[11]

该文第一部分钩沉中华历史，追述周、晋、宋三次迁徙，促进了迁入地文化的大开发，而西北联大南迁陕西城固，也促进了汉中文化的发展。第二部分描述城固交通虽闭塞，但自然条件好，人文资源丰富，给学者提供了优越的治学条件。第三部分描述城固民众受西北联大学者们各种研究活动的影响，开启了民智，开阔了视野，开拓了发展之路。第四部分表达了回迁西安之际，对城固的眷恋之情。[12]P366

从文化传承视角看，该文首先传承了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辩证法思想，从整个中国历史遭遇战事而南迁的史实，来看待当下遭日寇侵略而政治文化转移到西南之地的现实。一方面是民族的灾难，另一方面则又使得落后地区政治文化得到发展：“北雍学者，右学诸生，痛夫蕃卫之失，耻与非类为伍；或驱车崄路，或徒步荒原，或褰裳涉水，或策杖攀崖，餐风宿露，戴月披星，载饥载渴，载驰载奔，以莅止于陕西之城固。喘息未定，父老来集，劳之以酒食，慰之以语言，荫之以宇舍。于是弦歌不复辍响，绛帐于焉重开，问学之士，闻风而至，咸以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相与期勉，彬彬乎一时称盛！”

其次，强调西北联大传承了以“志於道”为目标，以“据於德”为基础，以“依於仁”为精神，以“游於艺”为途径的中国学术文化之传统，而陕西汉中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有利于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益以吊张骞之故里，可以发凿空之遐思，展李固之荒茔，可以砺忠贞之亮节，望湑水之奔流，知贤者之泽远；颂橘林之荣茂，想骚人之行沽，登樊哙之台，思鸿门之宴，对子房之山，慕赤松之游。盖进而经纶天下，退而保养性真，无不可供学者之取资焉。”

再次，传承了汉赋的恢宏气势和铺张的修辞手段，让后学者禁不住地热血沸腾，情感激荡：“昔周有狄人之乱，不定于邰，转徙其族；公刘率而之豳，亶父至于岐下，季文武继之，貊其德音，而文教遂东，浸渍于齐鲁，蔚为有周一代八百年之盛。晋为五胡所逼，幽燕失守，河洛为墟；衣冠南渡，集于江左，挥新亭之痛泪，振玉塵之风流，而三吴文教遂丕著于中国。宋因女真为患，长江天堑，不能限北人之马足，临安帝都，不能庇奔至于播越，避寇之士，南进益深，而文教乃广被于七闽。盖我华族，每遘外祸，辄于士类流离之时，开文教更新之运！”

该碑文镌刻后，于1946年4月30日立于陕南汉中城固县校本部。由于是在“讲舍旧址，鸠工相石，镌辞铭念”，我们可以把它视之为对于整个西北联大在汉中办学时传承文化的总结。

五、西北联大文艺活动的效果

文艺活动的社会效果是潜移默化的也是深远的。它既有事实性的表现也有可能性的表现，而现代历史科学更注重具体可能性表现的分析和发掘。[13]P306因此，考察西北联大文艺活动的效果，我们可以结合史料尤其是口述史，来进行分析和发掘。

首先是以美启真的效果。从表层看，西北联合大学的学科具有综合性，尤其是理、工、农、医等学科，与文艺活动本身无太大的联系。但从深层看，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在给我们生存的整个世界以“秩序”方面，则是相通的。自然科学以公理、定理的方式，揭示宇宙内在的运动发展变化规律，给世界以新的秩序或者看世界的一种新的序列。文学艺术以其想象力，也是给世界以新的秩序或者看世界的一种新的序列。歌德在《诗与真》中强调，这就是文学艺术之“真”。因此，在推进自然科学创新方面，文学艺术可以智慧性地“以美启真”，提升科学研究的创新思维。

西北联大及其分立五校培养出师昌绪、叶培大、史绍熙等一批杰出的自然科学人才，应当说能够显示西北联大文艺活动的“以美启真”的可能性效果。师昌绪、叶培大、史绍熙都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院士师昌绪在作客腾讯，漫谈人生，与郭桐兴对话时，就讲自己“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家庭，1937年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我们家有40口人，应该是五世同堂，四世同居，我们家在光绪年间也出过进士”。院士叶培大出生于上海南汇县的一个书香世家，其父叶时茂为前清秀才，历任私塾、小学及中学国文教师，擅长国画，在江南略有名气。叶培大于1927年考入上海民立中学后，曾一度酷爱文学，假日课余，勤于笔耕，常有习作见于报端。史绍熙不仅作文写得好，而且在宜兴中学读书时，受到二胡演奏家储丝竹的影响，不仅开学典礼上唱了储丝竹谱写的感人肺腑的歌曲《西城柳》，而且求学期间加入学生音乐组织“春风乐团”，尤擅长用二胡演奏古典名曲《满江红》《苏武牧羊》。[14]

他们在西北联大读书时，虽然没有作为作家或表演者去从事文艺活动，但作为读者或欣赏者，参与文艺活动应当是符合其性格的，也是符合逻辑的。例如师昌绪曾说过，“我们现在唱《松花江上》，大家都是按照歌来唱，我们那个时候唱这首歌都是痛哭的唱”。[15]再如叶培大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为北京邮电学院开设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英文赏析》的课程，因为他一直认为，理工科学生接触艺术，对扩展学生想象力有好处。

如果此逻辑不谬，我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可能性分析。师昌绪院士获得国家科技最高奖的“航空发动机镍基高温合金铸造空心涡轮叶片的研制与推广”科技项目，其中采用石英叶片作型芯的创意，显然离不开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应当来自荣格所言的“集体无意识”，与他深厚的文艺素养相关联，也与西北联大读书时经历的文艺生活相关联。叶培大院士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版的《微波技术基础》获邮电部优秀图书特别奖。他对原理复杂、理论性强的微波铁氧体器件，能够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地加以说明，使艰涩、抽象的问题变得清晰、明白、易于接受，深受广大自学读者的欢迎，不能不说与他的“文艺梦”相关联，与“以美启真”相关联，也与西北联大读书时经历的文艺活动相关联。

其次是以美储善的效果。从表层看，西北联大的师生都有自己的伦理意志，有自己的道德目标，似乎与表达性情的文艺活动本身关系不大密切。但从深层看，文学艺术活动要表达的性情必然涉及到每个人的意义世界，必然涉及到以人自身为发展目标的最为本真的人类目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6]P730，所以，恰在个体性很强的文学艺术活动中，人们“以美储善”，达成了一种群体共识，更明晰了人类发展的目标，从而群体伦理意志有了更为坚实的个体基础。

西北联大附中的李宝昂校友讲，由于经常参加大学里的文艺活动，《教我如何不想她》的歌曲经常萦绕心头，使他每回忆在城固求学的岁月，就唤起了一种“教我如何不想她”的伦理责任。牛汉先生是西北联大学生，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当局逮捕。牛汉《鹰的诞生》借助“鹰”的意象，也极其鲜明地表达了个人的生存体验和情绪如何转换为群体的伦理意志：“鹰的蛋，/是在暴风雨里催化的，/隆隆的炸雷/唤醒蛋壳里沉睡的胚胎，/满天闪电/给了雏鹰明锐的眼瞳，/飓风十次百次地/激励它们长出坚硬的翅膀，/炎炎的阳光/铸炼成它们一颗颗暴烈的心”，“风暴来临的时刻，/让我们打开门窗，/向茫茫天地之间谛听，/在雷鸣电闪的交响乐中，/可以听见雏鹰激越而悠长的歌声！”青年学子像雏鹰一样，经磨历劫，养成了坚强的性格，在电闪雷鸣中依然搏击，乐观而顽强地为理想而战，这不正是一种群体的伦理意志么？师昌绪院士在讲到自己所以要坚持回到祖国时，说到歌曲《松花江上》的影响，“感情在那儿，流亡在后方。因为有这样一个经历。我的第一思想就是爱国，后来几十年里面的我的心路就是爱国”，这更为直率地揭示了西北联大文艺活动所达到的以美储善的效果。

其实，西北联大的师生们又有哪一位不是因个体的独特经历而引发献身于国家现代化事业这个民族意志呢？

参考文献：

[1]周建民.西北联大与汉中[M]//汉中市政协“汉中市文史资料编委会”.天汉回眸——汉中市文史资料（第三辑）.2003.

[2]瞿雷.抗战时期的狂飙剧团[EB/OL].

[3]据《常香玉活动年表》载，常香玉1943年8月来汉中演出，而汉中市档案局《汉中二十世纪图鉴》则记为1943年3月来汉中。笔者仔细研究了《常香玉活动年表》，以为8月来汉中比较可靠。

[4]龚人放.恩师曹靖华[J].名人传记：（上半月），2010，（1）.

[5]刘克阳.回忆爸爸刘辽逸[J].新文学史料，2004，（3）.

[6]杨建民.西北联大在汉中的几位名人[M]//汉中市政协“汉中市文史资料编委会”.天汉回眸——汉中市文史资料（第三辑）.2003.

[7]马作楫.忆李毓珍先生[M]//韩石山.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第一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8]穆嘉琨.回忆城固时期的西北大学[M]//方光华.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

[9]此为刘北茂先生的儿子中央音乐学院刘育熙教授的解读，见《激情澎湃汉江潮——刘北茂纪念音乐会系列演出散记》，载黄公亮：《汉中音乐回顾》，中国文化出版社，2007.

[10]李宝昂.我们的“城固时代”——少年生活的追思[EB/OL].

[11]黄庆萱.故国文系高明教授学述[J/OL].师大校友，2007.

[12]高明.国立西北大学侨寓城固记[M]//李永森，姚远.西北大学校史稿：上卷，修订本，1902-1949.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

[13]斯特凡·约尔丹.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4]李斌.与光同行——叶培大传略[M].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5.

[15]师昌绪.忍让可使家庭和睦国家和谐[EB/OL].

[1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作者简介：李锐（1954—），男，陕西安康人，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陕西省普通高校教学名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通讯鉴定专家。主要从事文艺社会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