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笔记5则

中国“自由派”与“民主派”应该团结起来

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在新一期的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发表文章分析当下中国大陆思想状况，他分别对“左派”、“右派”的政治倾向进行了细致梳理，继尔指出，“左”、“右”之争其实是无谓内耗。

张千帆说，自由与民主本来是互为制约与补充的宪政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民主的自由只能走向专制，没有自由的民主则只能走向愚昧与极权。然而，在中国，所谓的“民主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口水仗还打得尤其热闹，甚至发展到水火不能相容的地步。“民主派”反对选举民主，并攻击自由(或宪政)民主为“精英”政治；自由派则给民主派贴上“民粹”的标签，一概斥之为暴民主义。

在改革停滞不前的今天，改革动力何在是左右各派都必须面对和回答的真问题。在此之前，首先有必要澄清中国左派与右派的谱系。

张千帆把中国当前的“左派”分为以下的五至六种。一是“均富左派”，主要特征是认为当下中国贫富差距太大，因而首先需要劫富济贫以均贫富，走到极端就是平均主义“大锅饭”。二是“草根参与左派”，基本主张是反对精英政治，并把基层民众作为政治改革的决定性力量，通过大众普选、全民公决或创制乃至街头运动来实现左翼目标。三是“国家主义左派”，主张依靠政府而非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实现左翼理想，有的甚至鼓吹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然后让国家代表多数人(“无产阶级”)对少数人(“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四是“文革左派”，其特征是崇尚“文革”时期对领袖个人的顶礼膜拜，认定某位领袖就是济世救民、普度众生的“救星”。和“文革左派”结为一体的是不看事实、只认死理的“愤青左派”。由于社会多数人遭遇制度性剥夺，受挫感普遍较高而受教育层次较低，更不用说长期受到左翼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耳濡目染，网络匿名交流又为不负责任的泄愤提供了理想平台，因而自然会产生大量“愤青左派”。最后，和“愤青左派”相反的是处心积虑巴结当政者的“权贵左派”，或有时候就是别有用心的权贵自己。

右派也分为五种，一是“个人主义右派”，主张个人应免于一切不必要的集体或公权力限制。如果说均富左派倾向于无底线平等，那么个人主义右派则倾向于无底线自由，走到极端就是无政府主义。二是“最小政府右派”或“限权右派”，其特征是承认政府本身的必要性，但是主张将政府干预限于最小，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维护个人自由而非社会平等。三是“精英右派”或“反大众右派”，不仅主张政府最小化，而且要求政府控制大众的盲动，至少保持“超然”独立，不为社会多数的诉求所控制。事实上，精英主义右派甚至可能进一步演变为“集权主义右派”，要求政府积极控制和引导大众，并有效遏制多数利益联盟的形成和得势。在本质上，被推向极致的集权“自由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最后，就和“愤青左派”和“权贵左派”一样，右派队伍中也同样存在“愤青”和巴结权贵者。如果“左愤”不讲理，也不要期望“右愤”讲理；网上不分青红皂白、你来我去对骂者，左右都不能幸免。

张千帆说，中国若不及时进行政治改革，官员腐败越来越广、人民怨气越来越重、舆论限制越来越严、不明历史真相的群众越来越多，那“文革”就真的近在咫尺了。到时候，左派要篡权闹革命，右派则死守排除民众参与的既有政治体制。这样就产生了一种“趋同”现象：左右两派看上去打得不亦热乎，实际上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向政府权力靠拢，最后不只是输了民主，也输掉了自由。

在一个既得利益绑架改革的时代，人民无疑是推动良性改革的根本动力，但是这个常识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人民”自己似乎出了问题。右派天然畏惧大众，而某些左派则只是打着“人民”或“民主”的旗号。即便是温和自由主义者看起来只反“民粹”、不反“自由民主”，但是其骨子里的精英气息使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反多数、反民主的；或者说他们所支持的“民主”确实像某些左派指责的那样，是无效、无用、“无牙”的民主。

由此不难理解，自由主义开出的药方是自上而下的精英主义改革，概括起来是“先自由、后民主”——更准确地说，先通过精英专制统治提高民众素质，让社会多数人都接受自由宪政理念，然后才能搞民主，如此产生的民主才可能是“优质民主”或“自由民主”。“素质论”的根子并不全在专制保守主义那里，而且也在“自由保守主义”这里，或者说两者在“保守”(蔑视民众)方面是一脉相承的，甚至和左派民粹也是相通的。虽然表面上格格不入，但是在反对民主这个问题上，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相映成趣；后者幻想用天方夜谭的“直接民主”来替代选举民主，前者则索性以“自由”与“启蒙”的名义退缩到专制精英统治的老巢。这样，看起来吊诡的是，自由主义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和专制主义合流了。

张千帆说，我反对以自由优先为名割裂自由和民主的关系，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自由主义必须面临的问题是，没有民主的“自由”究竟是谁的自由?如果在现体制下，这样的“自由”在效果上只是维护了少数人的利益，让多数人认为它只是贪官的自由、奸商的自由、罪犯的自由，这样的自由主义能为多数民众所接受吗?

中国的精英自由主义是无法面对这些问题的。自由主义对个人判断的不信任是现代宪政分权理论的起点，但是发展到极致却情不自禁地站在多数人的对立面，甚至蜕变为少数独裁者的帮凶。这不能不说是自由主义的反讽。事实上，自由民主对人性的认识更加平和。过度怀疑人的理性能力——尤其是普通人的理智，最终只能堕入专制。当然，民主是有条件的，缺乏民主历练的中国大众未必符合大规模民主的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无能理智地决定自己身边的那些人和事。中国改革的当务之急是让人民在其力所能力及的民主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而绝不是以他们缺乏参政议政能力为借口一概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

张千帆最后说，在今日中国，“自由派”与“民主派”两者决不能对立，而是要相互扶持。再这样胡搅蛮缠相互纠结下去，最后的下场只能是双双被共同的敌手所同化或制服。只要愿意面对今日中国的真问题，温和的“自由派”和“民主派”是没有理由不能求同存异、相互尊重、真诚合作、共赢发展的。至少，两者应该是盟友，而非敌手。

(常春)

人口变化影响未来世界

上海交通大学环太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程亚文在新一期的《领导者》上发表文章，认为世界人口在过去五十年间经历了近五百年来第三波大的变迁，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在当前全面爆发。在人口因素的冲力下，大国关系以及全球政治的图景，都在发生并将发生巨大变化。

文章认为，人口是影响大国兴衰和权势转移的基本因素，近世以来世界政治变迁与人口变迁基本一致。人口是国家的关键性战略能力，也是国家其他战略能力的前提和基础。作者比较十九世纪以来法国和德国人口的变化与综合国力的优劣势的变化，认为法国推行节制生育的政策，人口增长的放缓直接导致其竞争力下降，法德两国国力的变化，与其人口变迁直接相关。作者进一步分析十九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史，认为大国的优势地位与其相应时段内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在物质文明上的转型有关。在社会发展不存在本质的物质文明差异的情况下，人口多意味着更有竞争力，因此世界政治变迁与人口变迁呈现基本一致的情况。

人口对国家战略能力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人口的文化和族群构成以及人口的物质文明构成也是关键因素。1、大国的人口结构中要形成负载某种主要文明和种族的主体人口。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形成对某种主要文明的认同，没有相通的种族构成，其内部凝聚力就不强，即使产生人口增长，人口多也难以形成数量优势和国家可用的有利战略资源。2、近代以来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人口转型中，欧美对非西方世界产生巨大优势，不仅在于人口数量上与非西方世界的差距减小，也在于人口结构中欧美人口的科技和商业素质高于非西方世界。因此，一个国家在人口的物质文明转型中速度更快，效益更佳，就会拥有更好的人力资源，就会积累更强的国家战略能力。

第三波人口变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已全面爆发。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第三波人口变迁发生，主要表现为西方世界人口生产停滞，非西方世界人口显著增长，这使得世界政治权力部分发生了由西方向非西方的转移。欧洲人口结构近年来发生三个明显变化：1、欧洲本土人口出生率严重下降，全面进入老龄社会；2、当今世界人口流动，已由近代以来主要由欧洲向外移民，变成世界向欧洲移民；3、人口的族群和宗教构成上，不信奉基督的外来移民人口所占比重上升。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文明冲突，对欧洲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内外政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中印三国人口形势在未来的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其发展前景及相互关系。对美国而言，1、美国人口仍在增长，其总和出生率维持在世代更替水平；2、美国是世界最大的人口迁入国，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源源不断涌进美国。这保证了美国人口结构比其他强国更为合理，内部能长期保持向前发展的活力。对于中国而言，在未来一二十年内，中国人口再生产将由现在对美国的优势转为劣势：1、与美国到2050年将一直保持人口增长不同，由于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到2025年左右，中国就将面临人口下降；2、与此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很快将超过美国。这将导致中国的国家发展活力降低，同时物质再生产能力也将受到很大限制。而对于印度而言，虽然其出生率目前比中美为高，但相比于美国，它同样在人口上存在两个劣势：1、外来移民较少，总和出生率也逐步减小，到2050年前后将面临人口下降，届时老龄化程度也会比美国略微为大；2、印度人口的种族和文化构成比美国还要复杂，不同种族和信仰间的差异更难融合，极大阻碍了印度国家战略能力的提升。因此，虽然中印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超过美国，但由于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能力的下降，能否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仍然存在疑问。

(陈立)

泛政治化的“公共舆论”

近日，学者刘仰在个人博客上发表文章，批评中国媒体的泛政治化倾向，他说，当今中国的媒体舆论界有一种现象：任何具有新闻效应的事情，各种评论都竭尽全力地寻找政治原因，而且，政治原因一定要追到政治体制这一根本上。

刘仰说，例如，北京遭遇暴雨，造成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媒体舆论不说自然灾害，而说下水道；说下水道也不说市政设计，而说“城市良心”；并且强调“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下水道”。于是，中国政治在暴雨面前就成为没有良心的政治。再如，汶川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很难说成是“人祸”，便说成是“天谴”，目的还在于说中国政治很糟糕。

近日，伦敦正举办奥运会，关于中国得金牌，泛政治化也大行其道——中国队如果得金牌，那是因为举国体制坏，浪费纳税人的钱；中国队如果不得金牌，那也是因为坏体制。泛政治化的媒体评论更为常态的现象是：凡是中国的坏事，都是政治原因；凡是中国的好事，就不是中国政治造成的，而可能是接受西方先进文明的结果。例如李娜去年得了法网女单冠军，媒体便欢呼她是离开体制单干的好结果。但是，今年伦敦奥运会上李娜被淘汰，媒体找不到举国体制的毛病，又不能说她像西方一样单干不好，只能默不作声。

刘仰说，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国外，中国媒体的报道就会反对政治化。例如，美国、英国、德国等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城市都遭遇过暴雨成灾、生命财产损失的事情，中国媒体从来不会说那是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原因，而是很体贴认为，那就是一个自然现象。当有人指出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行为，在经济、金融、文化等方面包含政治目的时，这些人会很严肃地说：不要泛政治化!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鲜明的对比：面对西方国家的坏事，这些媒体和舆论严正要求不要政治化；面对西方国家的好事，他们一定要强调那是西方优秀政治必然导致的结果。这样一个双重标准的背后，是一个清晰的原则——中国政治是坏的，西方政治是好的。为达到这个目的，泛政治化丑化中国，泛政治化美化西方，甚至不需要事实，而需要大量的谎言、谣言。

这类现象在今天中国的媒体和舆论上，尤其是互联网媒体非常明显，比比皆是。如何才能纠正?难度很大。首先，在意识形态长期崇洋媚外的影响下，西方好、中国坏，几乎已经成为潜意识的铁律；其次，膜拜西方的教育培养出一大批洋奴，自轻自贱已经成为他们的精神鸦片，而染上毒瘾，则很难根治；第三，中国的互联网已经被西方资本深层次地渗透，几乎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最完美的代言人，其对西方文明令人作呕的肉麻讴歌、顶礼膜拜，甚至超过西方社会自身的自吹自擂。

刘仰最后说，面对这种现象，我们比较心平气和的做法，只能是强调不论中国还是西方，政治各有利弊。但是，当西方资本控制的中国网络媒体已经成为中国舆论的绝对风向标时，当媒体话语权几乎完全成为崇洋媚外者、逆向种族主义的天下时，理性只能被淹没。当前来说，急病急治的办法只有一个——削弱甘为西方傀儡的网络媒体的话语权力，或者减弱西方资本对中国网络媒体的操控。当然，这只是治标，要治本，还需长期艰巨的努力。

(江南)

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的著作《中国震撼》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很大反响，不久前，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为此书举行了专场研讨会。研讨会上，张维为教授做了题为《中国：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的主旨演讲。

张维为指出，过去三十多年，西方主流媒体无数次地预测中国将走向崩溃，但结果证明都是错的，中国没有崩溃，而是迅速崛起。西方对中国不断误判的深层次原因是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一旦他们能够尊重事实，能够摆脱意识形态偏见，他们会看到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发生的变化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伟大的经济和社会革命，五亿多人脱离了贫困，约占整个世界脱贫人数的百分之七十。这个成就奠定了中国今天的崛起，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整个外部世界。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历过这么快的财富增长。当然，一个曾经上千年领先世界的国家，一落千丈后贫穷了二三百年，然后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又迅速致富，“物质主义”一时抬头恐怕也在所难免。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文化建设也会赶上来的，中国的文化底蕴为这种文化建设和中国自己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

迅速发展的中国自然也有自己的各种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而且不容易解决。我们可以把今天中国的崛起和当年英国的崛起做一个比较，英国崛起的时候，英国本土人口才一千多万人，但它已经有了比自己领土大几十倍的庞大的殖民地，英国可以把自己的问题都“出口”到外部世界，例如，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出口”到非洲，把持不同政见者“出口”到美洲，而中国已经是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却只能在自己内部消化伴随国家迅速崛起而带来的各种问题。但过去三十年的实践已证明，中国可以应对这些挑战。尽管中国存有各种问题，但中国总体的成功是确切的，而这种成功的关键是中国国家的性质和中国的发展模式。

张维为说，中国不是一个放大的东德，也不是另外一个普通国家，而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中国是一个集五千年连续文明和超大型现代国家为一体的国家。文明型国家是长期历史进程中“百国之和”的产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采用西方今天的政治制度的话，将变得无法治理，将走向分裂和解体。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是四个超级因素的复合体，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中国是一个大陆，具有一个洲的规模，内部区域差异性巨大。中国在人类几乎所有知识领域内都有数千年的历史传承。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举世罕见。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都体现了这种巨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既是中国政治治理最难的地方，也是中国崛起最精彩的地方。

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超”特征实际上已经规范了中国的发展路径，规范了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实践理性，也就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本本主义，不断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推动大胆而又慎重的体制改革和创新。这种谨慎探索，尊重事实，不断试错的改革方针符合中国幅员辽阔、情况复杂的国情。

在实践理性的指导下，中国坚持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放在最为优先的位置，并取得了人类扶贫史上的最大成绩；中国坚持了渐进改革，拒绝休克疗法，改革不求十全十美，但求不断纠错，持续渐进；中国坚持了对外开放，汲取别人之长，同时也延续自己的传统，特别是通过一个比较中性的、强势的、有为的政府来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国还确立了混合经济模式，即发挥市场支配资源的效率，也发挥社会主义保证宏观平衡的优势，使中国经济出现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持续增长。

实践理性使中国较好地避免了政治浪漫主义和经济浪漫主义，避免了一个又一个政治和经济陷阱，特别是避免了休克疗法、全盘私有化、金融危机、伪“民主化”导致的国家解体等重大陷阱，实现了中国今天的全面崛起。

张维为说，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确实对西方模式形成了某种挑战。从政治上看，中国模式最终可能会给世界带来一种范式变化，即从“民主与专制”的分析范式转向“良政与劣政”的分析范式，而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如瑞士，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如新加坡、香港。中国大陆虽有各种问题，但总体上的治理水平远远高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蒙古、乌克兰、希腊等，也可以是非西方制度，如缅甸等。中国模式将激励越来越多的国家大胆探索自己的道路，进行体制创新，追求良政善治。

中国的发展模式虽然有自己的缺陷，但它是国际激烈竞争的产物，还在不断完善之中。它充满生命力，可以和西方模式、美国模式竞争。其实，西方也没有必要害怕中国模式。和经济增长一样，发展模式的竞争并非零和游戏，而是可以双赢的。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中国已经从西方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还在学习，以后还要继续学习，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自己的传统和优势，在中西高度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越来越多自己的东西。西方不妨也可以如邓小平所说“解放思想”一下，尝试从中国的成功中汲取有益的经验。

(朱慧颖)

奥运会背后的政治较量

近日，巴黎文化沙龙秘书长、法国《欧洲时报》时事撰稿人宋鲁郑在个人博客中发表文章，他指出，围绕游泳小将叶诗文的风波具有耐人寻味的政治色彩。

文章说，就在叶诗文以惊人的速度成功冲刺之后——最后50米自由泳仅用28秒93，比夺得男子400米混合泳冠军的美国男子名将罗切特还要快，BBC的转播员就暗示中国队使用了兴奋剂。很快英美澳媒体都加入了质疑的行列，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成绩。而且他们怀疑的理由也很奇特：鉴于中国游泳队在1990年代有服用违禁药物的先例，叶诗文也有可能服用了兴奋剂。更令世人不解的是，当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药检已经证明叶诗文的清白，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以及英国奥委会主席莫伊尼汉也正式澄清外界疑问之后，英美媒体的质疑声却仍然不绝于耳，甚至说“叶诗文像极了1980年的前东德选手佩特拉施德”。

其实，欧美这些主流媒体并非真的不明白，恐怕还是另有他因。众所周知，游泳是最具世界影响力的奥运项目之一，更是欧美体育强国的传统优势项目。现在中国队突然强势发起冲击，自然一时令其难以接受。

其次，西方深陷难以自拔的经济危机已达四年，而且仍然在持续恶化中。此时的西方在自信心迅速下降的同时，其敏感度却迅速上升。也就是说，西方已经开始有了弱者心态。当他们看到其传统优势领地也要丧失的时候，自然会本能的做出过激反应，甚至失去最基本的逻辑判断能力。

文章说，叶诗文在伦敦奥运会的遭遇其实也是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写照。中国以不同于西方的制度和发展路径而取得成功，自然对其制度的合法性、可追随性形成了强大的挑战。特别是到了经济危机时期，更产生形同颠覆的效果。政治制度就怕有可替代性。正是由于中国对西方制度性的威胁，才令之对中国遏制和抹黑。这也是为什么发生在中国的哪怕再小的负面事件，也会被无限放大。这就是欧美媒体对叶诗文的质疑的实质：叶诗文被抹黑，被否定的自然是中国。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各方证明了叶诗文的清白，欧美媒体依然不依不饶。

本届奥运会上，东西方无形的较量并非只此一例。另一个就是开幕式。英国申办成功之后，很不幸的遇到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节俭”办奥运。所以它的开幕式就只能追求“简朴”。从如此困难的背景下理解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它仍然可以称得上是成功的，但显然要远远逊色于北京奥运会。假如英国不是面临经济危机，这场开幕式将绝不会是今天的这种效果。

(杨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