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一体化：２１世纪美俄战略博弈的新区域

摘 要：在全球化时代，地区主义是联结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必要枢纽。作为是发展中国家最早开始一体化理论探索和实践的地区，拉丁美洲具有悠久的地区主义传统和丰富的一体化经验。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一体化迅速发展。随着拉美中左派上台，拉美成为美俄争夺加剧的新焦点。但是，一体化仍存在集体行动的困境与矛盾，美俄间的战略博弈亦呈现新的趋势。

关键词：地区主义；一体化；反全球化；拉丁美洲；美俄博弈

中图分类号：D51；F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8）06-0074-07

一、全球化时代的地区主义：联结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必要枢纽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事务中的地区化倾向明显加强，“地区和地区主义可以充当一种透镜，世界政治的核心事务由此折射出来并得到了特殊的塑造”^［1］。所谓地区主义，即同一地区内的各个行为体（包括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或个人等）基于共同利益而开展地区性合作的全部思想和实践活动的总称^［2］。同时，作为国际区域合作的实践过程，区域主义强调区域性的安排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注重国家间在区域组织机制协调下进行的合作与互动①。

卡尔·多伊奇（Karl W.Deutsch）认为，地区主义是一种以地区内国家为主要行为体，从地区整体性角度出发寻求解决地区事务共识和共同安排的合作意愿，以创建和发展“区域性”“功能性”或者两者兼有的联合体，核心价值体现在地区利益至上、地区问题优先考虑、建设地区共同体的原则^［3］。还有学者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提出，地区主义是“为了互赢，地理相近的国家、非政府组织或私人机构所进行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持续合作”^［4］。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地区主义是“地区基础上形成的组织”^［5］，英国学者路易斯·福西特（Louise Fawcett）则将地区主义定义为“组建以地区为基础的国家间的集团”^［6］。

不言而喻，地区主义是伴随民族国家的成长而出现在国际经济政治光谱中的重要现象。地区主义理论源于世界政治中的三种地区主义实践：欧洲一体化、发展中国家地区主义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超越南北关系的地区主义实践^［7］。战后，全球殖民体系的瓦解催生了地区意识的普遍增强，民族解放运动的迅猛发展，迫切要求地区联合。但是，由于冷战体制的惯性，地区主义“昙花一现”，在广大亚非拉地区发展十分缓慢，只有欧洲“一枝独秀”。尽管如此，这种趋势未能阻挡“地缘化”的张力，地区主义成为使第三世界国家得以避免遭受大国对主权和自主权的干预，实现共同经济和政治互信的途径。因此说，在二战结束最初的时期里，把地区主义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描述为主权原则的堡垒，一点也不过分^［8］。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总结第三世界国家的地区合作经验时强调，与一定地理范围内的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国际政治经济中地区主义的表现，参与国家企图通过地区经济合作或联盟改善与发达国家的地位，或增进在地区内的政治、经济分量^［9］。这一特征决定了20世纪地区主义——尤以地区经济一体化为主要特征——必然成为与全球化并行不悖的另一股强劲的世界潮流。

冷战结束后，地区主义在世界各个地区“百花齐放”，不但欧洲的地区主义继续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地区主义也日益引人注目，被称为“新地区主义”（New Regionalism）。对此，诺曼·帕尔默（Norman D.Palmer）指出，“新区域主义不单单是旧区域主义的复兴，它正在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重要的新因素。”^［10］F.索德尔伯姆（Fredrik Sderbaum）认为：“‘新区域主义’的‘新’主要是经验上的和理论上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产生于新的框架并有新的内容的新现象”^［11］。这主要体现在：在经验上，“新区域主义”主要表现为综合性、区域间性、开放性、主体化和趋同化等；在理论上表现为体系化、社会化、综合化和秩序化等。总体来看，“新区域主义”是对全球化的一种重要回应，是民族国家和其他行为主体在全球化背景下谋求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12］。

严格地说，地区主义（区域化）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全球化）矛盾发展的产物。从理论上讲，一方面，以经济全球化为代表的全球主义勃兴强烈冲击了国家主义的自存，而地区主义成为各国以地区（Region）为组织单位抗击全球主义渗透和侵蚀的缓冲带；另一方面，全球主义造成了不平衡的进一步发展，正是国家谋求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本性促成了不同程度的地区联合，最终汇成了地区主义的洪流。从伦理角度看，全球主义是一种市场自发行为，效率优先，难顾公平；而地区主义则以国家契约为基础、以经济合作为主的组织形式，以主权国家为核心，效率兼顾公平。换言之，全球化既加深了各国相互依赖，也加剧了彼此的竞争；地区内国家联合起来谋求共同发展，使得地区主义具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或者说追求一定程度的平衡发展成为促进地区主义的主动力。鉴于此，“地区主义在实践意义上成为联结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桥梁。具体地说：地区主义是国家主义适应全球主义态势、走向开放的必由途径。”^［13］

2000年以来，西雅图会议失败、坎昆会议失败及多哈回合的终结，激发了地区主义的强劲反弹。越来越多的WTO成员绕开多边谈判，转向直接参与区域或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FTAs）谈判。据WTO官方统计，截至2005年7月，向WTO及其前身GATT通知备案的自由贸易协定总计达330个，其中206个是1995年1月WTO成立后备案的。在WTO的所有成员中，除蒙古国以外，其他都是一个或多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当事方；协定当事方之间的贸易额占到全球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14］。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7年贸易和发展报告》进一步显示：“通知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的贸易协定数目1990年为20件，2000年为86件，2007年增加到159件。过去20年缔结的协定多数是双边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这一趋势，加上不同地区国家参与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日益增加，体现了现在所称作的‘新区域主义’。”^［15］不难发现，地区主义合作成为抗击全球主义负面影响的有力武器。

然而，威廉·奥尔森指出的：“主权国家体系把人们分成一个个作茧自缚的政治实体，而经济生活的繁荣却需要人们尽量交流商品和投资。这一直是主权国家体系一个带根本性的难题。”^［16］在全球化条件下，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关系日益超越国界，国家的部分权力丧失，社会契约的重心必然由国家契约向世界契约转移^［17］。这样，地区主义的新发展始终要依赖于国家主权的部分让渡，主权让渡的增多导致地区主义与狭隘国家主义之间的矛盾凸现出来。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主义在横向上日益表现为地区主义，即世界各国在努力推动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同时，更加注重地区内各个经济体为基本协调单位。因此，地区主义不仅成为全球主义的重要补充，而且地区主义的嵌入式发展，正成为国家主义走向全球主义的必要枢纽。

二、拉美的一体化：历史与现状

比照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体化（integration）是横向和纵向两方面全方位立体型的紧密融合。其根本理念是在分立的国家和区域内形成共同的内在机制，制定共同的政策和制度规范，实现组织体系内的超越国家的协调和管理。所以，一体化在空间上明显表现为建立垂直层次的体制型立体结构，即一定程度的超国家体制和政策。对此，美国林德伯格把一体化概括为：“各国放弃独立推行对外政策和国内关键政策的愿望和能力，转而谋求作出联合决定或把决策活动委托给新的中央机构的过程，若干不同环境的政治领导人将其愿望和政治或送转向一个新的中心的过程。”^［18］

拉美一体化思想可以追溯到拉美独立战争时期，拉美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提出“把全美洲人民引向联合，组成一个联邦”的大陆联合思想^［19］。由于拉美各国有“共同的经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风俗习惯、共同的宗教信仰”以及“共同的事业、原则和利益”，因此他主张“把整个新世界组成一个国家，用统一的渠道使各个部分同整体相连”，成为“全球最广泛、最卓越、最强大的联盟”。虽然由于各种原因玻利瓦尔的一体化思想没有实现，但从此拉美地区成为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运动中实践最早、形成的组织最多、参加的国家最普遍、影响最广的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具有了全洲性的规模。

20世纪50年代，以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为首的拉丁美洲经委会制定了通过一体化推动拉美工业化的方案。1960年12月，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的成立，揭开了拉美一体化的序幕。为此，拉美国家先后组成了拉美自由贸易协会（1960年；1980年改建为拉美一体化协会）、中美洲共同市场（1962年）、安第斯集团（1969年；智利1977年退出）、加勒比共同市场（1973年）、拉美经济体系（1975年）以及南方共同市场（1995年）等。2004年12月，在秘鲁举行的第三届南美国家首脑会议上，南美国家共同体的成立是南美一体化的里程碑。截至2007年12月，南方共同市场议定书先后接纳智利（1996年）、玻利维亚（1997年）、秘鲁（2003年）、厄瓜多尔（2004年）和墨西哥等国为其联系国。目前，南共市总面积约为1180万平方公里，约占南美洲总面积的67%；人口总数约为2.46亿，约占南美洲人口总数的65%。5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

纵观拉美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进程，20世纪90年代以前，拉美一体化运动只是在降低相互间关税、取消贸易壁垒、统一对外关税和制定共同的工业发展规划以及推动地区内贸易等方面取得若干成果。由于各国间的汇率、财政与货币政策基本上没有协调好，小地区内部依然存在着非关税壁垒，原来的进口替代发展政策只是从一国内部的保护扩大到小地区范围内的保护，经济结构难以从根本上加以调整，而且一体化的收益分配难以公平合理解决。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挑战，以“开放的地区主义”为指导方针，拉美的一体化运动再度活跃，力求实现区域内国家的互惠互利和对区域外的低度保护，符合经济国际化与全球化的总趋势。其中，南方共同市场的形成和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新一轮拉美一体化高潮中的两大亮点，标志着拉美的一体化进程开始从“南南合作型”走向“南北混合型”的道路。

目前，拉美地区几乎每个国家都以特有的方式加入了一个或多个区域经济集团之中，形成了相互交叉重叠、多层次、多类型的一体化格局。这些双边或多边的小地区经济合作组织又积极与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和亚太经合组织（拉美有11个国家属于亚太地区的范围）发生联系，以争取早日融入国际经济大潮流中去。

此外，拉美各国还积极探索一体化的新模式，实现全方位的一体化进程。2006年12月9日，南美国家签署“深化南美洲一体化进程战略计划”，规定未来几年内将建立以欧盟为目标的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模式。由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于2001年提出并于2004年由委内瑞拉与古巴共同建立的“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是一种新型的一体化合作模式，主要倡导的是成员国之间加强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合作，实现互补，消除贫困，追求社会和谐。2006年4月和2007年1月，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分别宣布加入该组织。“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的启动，推动了2005年４月28日委古两国一体化计划的签署，内容包括贸易、能源、农业、通信和技术等各方面共49项合作协定。同时，能源合作成为拉美一体化的新动力。作为世界第5大石油出口国以及拉美唯一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委内瑞拉成为推动拉美能源合作和一体化的主角。2004年，委内瑞拉与13个加勒比国家成立了加勒比石油公司；2005年，由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组成的“南方石油公司”开始运行；2005年12月，委内瑞拉、巴西和阿根廷决定修建一条纵贯南美的天然气管线。2007年4月16日～17日，由委内瑞拉倡议的首届南美洲国家共同体能源峰会提出，共同促进南美地区能源合作和一体化是本地区消除贫困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成员国之间应加强在资源可持续利用和能源开发领域的联系与合作。巴西利用世界最大乙醇燃料生产国和出口国的身份加强同拉美其他国家在生物燃料方面的合作。墨西哥则主导着中美洲的能源合作进程。

总之，作为区域性南南合作的模式之一，一体化是拉美地区“发展和加强发展中国家经济独立和实现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工具，也是确保发展中国家公平而有效地参与新兴全球经济的办法之一”^［20］。这一历史进程“促使各国不再对新自由主义保证的前途抱有幻想。实际上，无条件地参与全球化是没有出路的。拉美不能夷平全球化的赛场，也不能影响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但可以将家整理好和面对一个深刻的改革进程，以释放增长的能量，公平分配财富和收入，并改变同世界其它地区的联系”，增强了各国“更好地回答全球范围挑战和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21］。

三、拉美中左派上台：美俄争夺加剧的新焦点

自1998年查韦斯上台以来，特别是经过2006年“拉美大选年”，巴西、委内瑞拉、智利、尼加拉瓜、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和海地等10个国家先后举行选举。其中，巴西、委内瑞拉、尼加拉瓜、智利、秘鲁、厄瓜多尔和哥斯达黎加等7个国家的左翼或中左翼领导人赢得了国家领导权。加上此前赢得大选的阿根廷、玻利维亚、乌拉圭、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从1959年就执政至今的古巴，目前拉美共有13个国家属于左翼政权。这些国家的人口占拉美总人口的70%以上，面积占拉美总面积的80%。随着拉美政治向“左”转，美国和俄罗斯经过冷战后近20年的战略博弈，目光再次聚焦于这块“加速‘变红’的大陆”。

自2005年4月29日，古巴和委内瑞拉发起“玻利瓦尔美洲”倡议，2006年4月，玻、古、委三国签署经济一体化协议，形成一个反美“铁三角”，至2008年1月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共同主持“玻利瓦尔美洲替代方案银行”成立仪式，2月委内瑞拉国营石油公司（PDVSA）对美国艾克森美孚公司的报复性停止供应原油，3月初里约集团斡旋并平息哥伦比亚与厄瓜多尔的边境冲突，美国毫无置喙余地，4月巴西国防部长表示南美防务委员会可能将于今年年底前成立，5月南美12国元首在巴西首都签署《南美国家联盟宪章》，“南美国家联盟”（UNASUR）正式成立，8月委内瑞拉呼吁与巴西和阿根廷加强合作，打造南美的“地区轴心”，9月厄瓜多尔要求美国明年撤离空军基地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相继驱逐美国大使，都充分显示了近年来“左翼领导”南美的共同声音日益增强(注：概括起来，拉美中左派的主张包括：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反对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主张；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要求美国尽快从伊拉克撤军；反对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反对美国提出的哥伦比亚计划；要求惩治腐败、恢复民众权益；提出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等。)。

近年拉美地区中左势力的崛起，不仅对拉美政党政治、发展道路、经济政策和社会结构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数拉美国家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负面效应日益明显。拉美经济发展缓慢、贫困差距悬殊、收入分配不均和社会两极分化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其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各国结束军人政权恢复民主之后，各国开放党禁，普遍实行民选制度，政党合法化为拉美左派政党开展活动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也为左派政党壮大自己的队伍提供了一个良机。第三，反对西方国家主导全球化的民众运动高涨，促使拉美左翼成为“反全球化”运动的主力。第四，美国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越来越遭到拉美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反对^［22］。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美中左派的崛起深刻地影响到该地区的大国战略博弈关系，引发了21世纪初美俄的新争夺。冷战后的美俄关系是建立在一种不对称、不平等基础上的。美国始终以冷战“胜利者”自居，对俄政策一直处于战略攻势，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力衰落，只能实行“收缩战略”。以2000年普京上台为标志，俄罗斯逐步摆脱了国内危机，GDP以每年7%左右的速度上升，国家进入恢复、复兴时期。于是，俄外交战略开始转向“适度进攻”，不但大力推进“东方外交”，积极发展同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关系，而且加强“南方外交”，力图重返拉丁美洲。相反，美国战略重点在中东，全球反恐战线过长，加之目前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国内市场及全球经济困难日趋严重，为俄罗斯重返拉美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一方面，俄罗斯积极加强同拉美能源输出国家的合作，采取组建“天然气欧佩克”等强力举措，扩大在能源问题上的话语权。2005年10月，俄与巴西双方同意在能源、航空航天等领域加强合作，双方贸易额从2002年17亿美元到2005年升为30亿美元。2001年5月和2004年11月俄委双方决定加强能源和军事技术合作，俄宣布向委的铝工业投资10亿美元，并在10年内向委的能源领域投资40亿美元。另一方面，俄罗斯加大了对拉美的武器贸易力度。过去4年来，委内瑞拉自俄罗斯进口的军备超过45亿美元，截至2007年，委内瑞拉至少已向俄罗斯购买24架战斗机、53架运输及攻击直升机与10万只AK-47冲锋枪。2008年7月下旬更与俄罗斯签署在未来6年内高达30亿美元的军购合约。巴西则于9月初宣布将与俄罗斯合作生产战斗机计划。9月10日，俄罗斯两架图-160战略轰炸机飞抵委内瑞拉“解放者”军用机场，这在拉美大陆历史上尚属首次。

为了稳定南美战略“后院”，2008年4月24日美国国防部宣布海军将重建第四舰队（U.S.Fourth Fleet），负责中、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的水域安全，以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这是美军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重新建立该舰队第四舰队正式组建于1943年3月，二战结束后，为适应冷战期间美苏大舰队对抗的需要，于1950年撤编其所属舰只被并入总部设在美国本土东海岸诺福克港的第二舰队，并参加了1962年对古巴海上封锁、1989年入侵巴拿马、1990年对哥伦比亚海上封锁以及1993年应对海地危机等作战行动。在第四舰队重建后，美军最终将拥有包括第二、三、四、五、六、七舰队在内的六大舰队，作战范围遍及全球海域，其全球快速反应能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可以说，第四舰队从组建到撤编再到重组，是美国在中、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影响力下降后做出的反应。其战略意义在于：一是为反制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等左派国家，二是为防范区域内军事冲突重演，三是为争夺拉美能源预做准备。

四、集体行动的困境：拉美一体化矛盾与美俄“新冷战”

目前来看，拉美一体化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从传统的南南合作整体模式来说，作为区域经济合作中自主型战略的南南合作模式，日益面对合作绩效不高的挑战；从拉美各国在一体化框架的矛盾冲突来说，特别是内部分化，造成现实的利益博弈行为在某些时候的表现脱离了一体化的轨道，严重阻滞了拉美一体化进程。这成为美俄拉美战略博弈升级的因变量。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安东尼·J.维纳伯尔斯（A.J.Venables）指出，区域经济合作的收益在成员国之间的分配和这种组织的形式有很大的相关性。在“南南型”（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合作组织内，成员国的经济绩效差距会逐渐拉大；而在“南北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合作组织内，成员国的经济绩效差距会逐渐缩小。换句话说，“南南型”合作方式促使成员国的收入水平趋于发散；而“南北型”合作方式促使成员国收入水平趋于收敛^［23］。由此，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和质量提高最快的大都属于南北型和北北型的合作模式，如欧洲地区、欧洲与地中海地区、北美与南美之间的合作等。相比之下，以南南型合作为主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南亚、中亚、中东、东南亚的发展速度和水平都比较低。

由于成员国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传统的南南合作型区域贸易协定实际上成为在更大范围内推行进口替代战略的扩展版，限制了区域合作的发展空间。20世纪70年代末期，传统型南南合作成员国外债危机和贸易不平衡导致了各国纷纷采取贸易限制政策，区域内贸易大幅缩水，对外贸易更大幅下降，同时也扩大了区域内成员国的收入差距，降低了落后成员国参与的积极性，甚至导致区域贸易协定的瓦解。更直接的问题是，由于各国经济增长与市场开放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南南型区域贸易协定对成员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明显。因此，伴随90年代开始的新区域主义浪潮，传统南南型区域贸易协定逐渐退出主导地位。但是，新签署的南南型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只占总量的15%左右，原有的南南型区域贸易协定多数处于停滞状态，甚至被解散。1991年，拉美南方共同市场的成立才为新一代南南型区域贸易协定推动放弃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加速本区域内外的投资自由化奠定基础^［24］。

除此之外，尽管取得了从南方共同市场到安第斯共同体的建立，以及后来的“美洲玻利瓦尔替代方案”、南方电视台和南方银行的成立，但拉美集团内部左右阵营对立，各国对自由贸易看法不一，拉美一体化的实质性进展并不大。围绕着“南美天然气管道工程要经过热带雨林、开发亚马孙地区石油天然气资源要毁林”等争议，象征拉美一体化的一些重要工程被搁置。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M.Olson）认为，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个人理性往往在实现集体目标时具有“搭便车”的倾向^［25］，存在共同利益的情况下，理性的个体不会积极为共同利益采取合作性的集体行动。于是，作为博弈论的第一条定律是“有时当每个个体只考虑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会自动出现一种集体的理性结果”；第二条定律是“有时第一条定律不起作用，不管每个个体多么明智地追寻自我利益，都不会自动出现一种社会的理性结果”^［26］。这样，在多次博弈的情况下，拉美各国不遗余力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博弈结果对于拉美共同体来说往往并非帕累托最优状态，反而陷入了“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在此基础上，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尚不存在核心主导性的国家来发挥协调各成员国关系和政策、主导一体化进程、稳定一体化组织的内部结构等作用。这造成目前拉美达成的一体化协议不够务实，多流于形式。制度约束乏力转化成拉美集团的内部矛盾，进而上升为一体化的最大障碍。2006年4月19日，委内瑞拉因不满哥伦比亚和秘鲁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退出了安第斯共同体。虽然智利在2006年9月20日在退出安共体30年后重新加入该组织，但安共体的关税同盟已经瓦解。委内瑞拉还退出由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组成的三国集团。作为拉美最大、唯一可以与美洲自由贸易区相抗衡的地区一体化组织，南方共同市场也缺乏实质性进展。再有，委内瑞拉与秘鲁和墨西哥因两国均与美国有贸易协定而政治纷争不断恶化。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因边界地区的扫雷及游击队活动多次出现矛盾。其他拉美国家之间因一些小利益引起的纷争不断。此外，巴西和阿根廷之间的贸易摩擦、阿根廷和乌拉圭的造纸厂争端、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在重启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问题上的分歧、智利和秘鲁海上划界之争、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关于游击队的冲突等矛盾甚至难以协调。

美俄两国正是利用了这些矛盾，积极地实现其战略利益的最大化。早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爆发使得美国真切地看到与苏联在某些方面，至少在避免核对抗、维持核垄断方面有并行不悖或相互吻合的利益，不得不承认苏联是一个平等的对手与伙伴，这样，东西方冷战走向一个新的拐点^［27］。冷战结束以来，面对在拉美影响力大大下降，美国借机扩张拉美传统势力范围的局面，俄罗斯凭借国力日渐恢复，利用拉美内部矛盾开始插手美国“后院”的事务，意在国际生存空间，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进而减轻美国对俄在欧亚大陆上的战略压力，重塑后冷战时代的美俄关系。正如莫斯科著名外交政策期刊《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主编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说：“形势已经变了，为了与西方机构融合，成为西方体制的一部分，我们长期以来所作的努力已经结束。现在的目标是，在俄罗斯作为重要参与者的多极化世界里，成为一个独立的强国。”难怪美刊撰文惊呼“拉丁美洲非常可能成为美、俄‘新冷战’的代理战场”^［28］。

参考文献：

［1］SMITH M.Regions and Regionalism［M］∥B.While，R.Little and M.Smith，(eds.).Issues in World Politics，Macmillan Press Ltd .，1997:70．

［2］耿协峰．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7．

［3］［美］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304．

［4］MUTHIAN ALAGAPPA.Regionalism and Security:A Conceptual Investigation［M］／／Andrew Mark and John Ravenhill，（eds.），Pacific Cooperation:Building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Boulder:Westview Press，1995:158．

［5］JOSEPH NYE，（ed.）.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Readings［M］.Boston:Little Brown & Co.，1968:5.

［6］LOUISE FAWCETT.Regional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M］／／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eds.）.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1997：11．

［7］肖欢容．地区主义理论的新进展［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4）．

［8］［加拿大］阿米塔夫·阿齐亚．地区主义和即将出现的世界秩序：主权、自治权、地区特性［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2）．

［9］ROBERT GILPI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330．

［10］NORMAN D.PALMER.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M］.Lexington:Lexington Books，1991:1-19.

［11］FREDRIK SDERBAUM.Rethinking the New Regionalism［M］.Paper for the XIII Nordic Science Association Meeting，Aalbog，15-17 August 2002:3，13.

［12］郑先武．“新区域主义”的核心特征［J］．国际观察，2007，（5）．

［13］门洪华．国家主义、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兼论中国大战略的谋划［J］．开放导报，2005，（3）．

［14］廖 凡．WTO框架下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与区域经济一体化［N］．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05-17．

［15］联合国2007贸易和发展报告［DB／OL］.［2008-10-11］.http:／／www.unctad.org／ch／docs／tdr2007overview_ch.pdf.

［16］［美］威廉·奥尔森．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3．

［17］YVON CHRISTIAN ELENGA.L’Afrique va-t-elle se mondialiser? Lesenjeux d’une question［M］. Congo-Afrique，Juin-juillet-aout，1998：324-334.

［18］［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449．

［19］［玻］普拉西多·莫利纳·莫斯塔霍．玻利瓦尔的解放者［M］．玻利维亚圣克鲁斯，1975：200．

［20］Declaration of the South Summit and Havana Programme of Action［DB／OL］.［2004-04-14］./world/2008-09/14/content_9982016.htm.

责任编辑：李 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