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困境”视野下的中日关系
时间：2021-01-20 07:56:2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中日安全困境是导致双边关系出现重大战略性变化的真正根源。中日间安全困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大国崛起背景下的结构性原因，如不加缓解很可能成为两国走向冲突的诱因。缓解或跳出这种局面的途径，在于培育和形成东亚区域安全共同体。这一途径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有着根本意义。
关键词：中日关系；安全困境；东亚安全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8)02－0189－08
2005年以来，由于历史问题引发的中日民间和官方之间的摩擦与对立愈演愈烈，特别是2006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不顾各方反对，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使得中日关系陷入自1972年两国建交以来最艰难的困境之中。历史问题似乎一直是横亘在中日关系间的～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众多关心和研究中日关系的学者无不在如何走出中日历史困境问题上煞费苦心。在笔者看来，历史问题只是浮现在中日关系表层上的冰山一角，潜伏在历史问题背后的中日安全困境才是导致双边关系发生重大战略性变化的真正原因。中日之间战略博弈的大幕才刚刚拉开，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认清中日关系的实质，对当前从战略高度正确认识和把握中日关系出现的问题，促进中国和平崛起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日关系中的安全困境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交往源远流长。特别是盛唐时期，两国文化交流达到高潮。而在16世纪中期的明朝时期，日本侵扰中国东南沿海，中国奋起抗击。16世纪后期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朝鲜向中国乞援，中日交恶。在清朝后期，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如果从1871年算起，近代以来中日发生直接交涉关系迄今超过130年。其间，中日两国经常笼罩着战争的阴云。从1894年到1945年的半个世纪中，日本对中国刀兵相见的日子，多于和平安静的日子。由此不难看出，近代日本和中国之间，存在着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从战后到1972年中日正式建交前这一段时间内，日本政府奉行跟随美国的对华政策，虽然高层往来稀少，但民间往来却不断增多。从1972年正式建交到1989年这十几年是中日两国关系史上的黄金时期，高层互访增多，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日本逐渐成为对华最大的援助国。整个90年代是既有波折又有发展的十年，经贸往来日趋紧密，但在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政府阁僚参拜靖国神社等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也不断出现，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军国主义也逐渐抬头。21世纪初的中日关系呈现“民间热官方冷”、“经济热政治冷”的局面。尽管日本失去了当年它垄断11年之久的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但中国却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经济的相互拉动作用日益突出。与此同时，两国持续冷淡的政治关系与发展势头迅猛的经济关系却形成了鲜明对照。中日两国首脑互访长期中断，这不仅在邦交正常化以后的中日交往史上没有先例，就是在世界主要大国关系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像这样前热后冷的发展悖论在国际关系史上并不多见。
如果说历史问题是导致中日关系变冷的根本原因，那么，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它没有成为阻碍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而在这之后却日益突显，成为两国交恶的焦点呢?为什么在中日经济日益走向相互依存的今天，两国关系反而倒退呢?实际上，历史问题早在中日两国建交时就业已存在并已得到处理。在当时建交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明确表示其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深刻反省，中方则表示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这说明中日关系发展中出现的变化一定有着比历史问题更为深刻的根源，双方一定有比经济利益更为重要的战略利益考虑。基于上述中日关系中存在的两大悖论分析，可以引申出这样的结论：历史、经济等因素只是中日关系变化中的干预变量，真正起主要作用的是两国的战略利益冲突，而安全利益是决定国家战略利益性质的首要因素，鉴于此，笔者认为，中日两国出现摩擦的真正原因在于，双方陷入了短期难以逆转的安全困境之中。
“安全困境”是现代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用以解释国家间关系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命题。“在世界政治的所有困境中，安全困境是非常重要的。它被看作是国家间关系中最重大和广泛的特征，直指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核心。”
“安全困境”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政治学家约翰·赫兹在1950年《世界政治》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他把安全困境定义为这样一种情势：“在这种情势中，权力单元发现它们无论何时都彼此共处，在它们之上没有一个更高的权威对其施加行为准则，从而保护它们免于相互攻击。在这种条件下，来自于相互猜疑和恐惧的不安全感，迫使这些单元为了获得更多的安全而争夺更多的权力。而这种努力证明是自我挫败的。”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将安全困境称为“霍布斯主义的恐惧”，他在《历史与人类关系》一书中对国家间的安全困境有一段经典描述：“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你会对其他国家有现实的恐惧感，别国也会对你有着同样的恐惧，也许你对别国根本无伤害之意，做的只是一些平常的事情，但你无法使别国真的了解你的意图。你无法理解别国为什么会如此的神经质。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以为对方是敌意的，无理性的，都不肯做出可以使大家都获得安全的保证。军备竞赛的不断升级，就是这种状态的产物。”
因此，基于对方意图的难以决断的不确定性是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的一个核心特征。正是对别国意图的不确定性，才产生了疑惧和不安全感，而相互疑惧所致恶性循环的结果便是自我挫败，进入了如罗伯特·杰维斯所说的不断上升敌意的“螺旋模式”中。约翰·赫兹为此感叹道，“正是由于对自己邻居意图的不确定性及由此产生的焦虑才使人类处于困境之中”。
观察当前中日关系现状可以发现，中日两国所处的情势完全符合安全困境的构成要件。双方互不信任，彼此对对方的战略意图明显抱有难以决断的巨大不确定性。因而今天中日两国相互疑惧的气氛甚浓，“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影响广泛，不少中国人亦心存“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论”之疑虑，目前中国与日本深陷安全困境之中。
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可谓大行其道，主要集中在“政治威胁论”、“经济威胁论”、“军事威胁论”上。所谓“政治威胁论”，日本各派战略家都认为亚洲地区存在着不稳定和令他们感到担心的因素，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正是来自所谓“中国的威胁”。日本著名战略家佐伯喜一认为：“中国即使没有膨胀主义、扩张主义的意图，但通过国家的统一，通过追求昔日版图的行动，也有可能形成针对周边各国的扩张主义、强权主义的威胁。”关于“经济威胁论”，是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日本有些人对此心里非常不平衡，大肆散布“中国经济挑战论”，其中又包括“第三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