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战：中立国身份下的预筹与会
时间：2021-01-30 07:55:3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提要 一战爆发后，为保全自身利益，北京政府因求中立而不可得，开始筹划加入战后和会。在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先派驻巴西公使刘式训赴欧调研，继之以外交部参事夏诒霆为特使探询欧洲各国状况。为达到参会目的，外交部分别分析了交战双方及中立国的态度，在中国屡求参战而不可得的状况下，为设想以中立国身份出席和会作了大量外交调研。外交部在中国参战前所做的这些调研，为中国做出正确的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战争的走向决定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方向，随着中国对德宣战，参会之议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关键词 参会外交 刘式训 夏诒霆 一战 巴黎和会
〔中图分类号〕K25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11-0082-09
中国走向一战的过程，基本上可以表述为从中立到参战。各种复杂形势下的国内政争及外交方针都是在这两种情势下展开的。学界现有研究认为：北京政府认识到，在中立的情形下，只有参加战后和会，才有可能维护中国利益，收回被日本侵夺的山东权益。虽然对参战之争已经有了相当精深的研究，并对争取参加战后和会一事时有涉及，但对中立时期北京政府为参会所做出的外交努力，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由于材料的缺乏，即使对于参会外交的一些史实亦缺乏必要的了解。 目前关于中立身份下的参会外交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王建朗：《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一文，此外密切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黄嘉谟：《中国对欧战的初步反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年第1期）、徐国琦著：《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马建标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对中国而言，参战并非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参会，如果忽略了这一目的，可能无法充分认识参会外交的重要性。
事实上，我们所了解较多的是参战以后的事情，其中包括中国如何在巴黎和会上力争收回山东的外交活动，而在参战以前，民国外交部曾为如何加入大会作过细致而认真的努力，这部分外交活动，一直曾被遗忘。本文试图从外交决策过程出发，围绕参会决策的实施，主要梳理驻外使领与外交部之间的外交活动。如何寻求在不参战的情形下，而达到加入和会的目的，是本文所论述的主要内容，参考的主要是一线外交人员的建议。
一、参会之初议
欧战爆发后，为避免战火延及中国境内，袁世凯于1914年8月6日颁布大总统令，宣布“对于此次欧洲各国战事，决意严守中立”。 《大总统袁世凯关于严守中立令》，1914年8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83页。几乎同时，北京政府又提出限制战区的设想，并希望美、日政府出面“限制战区，保全东方。劝告交战各国，勿及远东”。 《外交部致陆宗舆电》，1914年8月6日，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三联书店1980年，第39页。但此举遭致日本反对，未能成功。 限制战区提议交涉经过，见黄嘉谟：《中国对欧战的初步反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年第1期。日本很快参加战团，出兵山东。山东问题成为当时中国外交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其核心当是设法收回被日本侵占的青岛、胶济铁路及相应的权益。能达到此目的的最佳外交途径，莫过于参加战后和会，于会上伸张自身的权利及主张。为了获得参会资格，一是参加战团，成为交战国；二是出面调停，以调停国的身份得以参加和会。在参战之议屡被否决的情形下，出面调停，以调停者的身份获得参会资格成为现实选择。正是在此种背景之下，北京政府一方面另谋参战的可能，另一方面寻找一条可以参加和会的第二条道路。
目前所见到的材料，驻美公使夏偕复是较早提出中立参会的人。1914年8月5日，夏偕复建议外交部请大总统出面，致电德、奥、俄、法、英等国，做出调处姿态。夏认为，如此行为，中国可以获得三项利益：一是使中国在列强中占一位置；二是战事停止时，中国可以调解人的资格出席战后会议，以图保全中国无限权利；三是以调解为第一步办法，如调解无效，再以缩小战区为议。 参见黄嘉谟：《中国对欧战的初步反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年第1期。梁士诒是另一个较早提出参加战后和会的人，但梁的办法是通过参战获得参会资格，这一点与夏偕复不同。1914年8月中旬，梁士诒与袁世凯有过一次彻夜长谈，在此次谈话中，梁提出“不妨明白对德绝交宣战，将来于和议中取得地位，于国家前途深有裨补”。 凤冈及门弟子编印：《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1946年，第196页。虽然参战问题因国内、国外各种因素的制约，难以实现，但参加和会的构想，一直未曾中断。1914年8、9月间，北京政府内部已经有了详细的研究报告，从理论上探讨中国参加战后和会的可能及利弊，该报告的名称为《媾和大会论》。由于报告所预设的前提是中国不参战、美国、日本亦不参战，藉此可以推定，该报告的出台的最晚时间应在1914年8月23日之前。 1914年8月23日，日本政府因德国未能在最后时限内答复其最后通牒，宣布加入协约国，对德作战。因此该报告的写作时间应在此之前。另外一条时间线索是，报告对美国调停亦不看好，而中国出面邀请美国调停当在1914年8、9月间。报告就欧洲一个世纪以来的历次议和大会展开探讨，认为此次战争结束后的会议，其种类当为万国公会，所讨论的议题都是关于某国灭亡、领土割让、二国合并等重大事项。 该报告收藏于张国淦档案，但没有时间和作者。据现有资料推测，该报告最可能的作者是北京政府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在1915年1月15日《收政事堂交夏诒霆条陈》中，有“日本有贺顾问，复援据一千八百十五年维也纳公会，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巴黎公会，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柏林公会，谓与战事间接关系诸国，亦得由战国介绍列席”之记载，与此报告的内容相吻合。（《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第664～666页）。报告认为，近代以来，仅有三次此类型的会议：即1815年维也纳会议、1856年巴黎会议及1878年柏林会议，这三次会议都是战争的结果。该报告将参会国分为直接关系国和间接关系国。虽然间接关系国可以参会，但其影响有限。中国是和会的间接关系国。报告总结三次万国公会后指出：“间接关系国欲行其志，不可不依赖直接关系诸国中之一国或数国，借其力以成事”。从战略而言，中国须与协约国接近，以便借力达成中国的目的，“为中国谋，应宜与三国协商亲善，借其联合之力，以行中国之意志”。⑧ 《媾和大会论》，日期不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特藏档案，甲350-203，张国淦档案，《外交宣战案件》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