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弘磅礴四条屏,百年翰墨集珍,中国嘉德5月15日隆重举行31堂百年名人翰墨专场拍卖
时间：2021-02-06 08:01:3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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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作品的表现形制，随着历史发展不断演化，有手卷、横幅、册页、扇面、条幅、中堂、对联、条屏、斗方等，不同的形制彰显着不同的场域精神与文化意涵，并与书家的创作意念息息相关。此中，展陈于居室空间核心的厅堂且规模气象最为恢宏大方者，莫过于条屏。
条屏由条幅组合而成，每条尺寸须完全相同，条数一般都是偶数组成，最常见的为四条，依序为六条、八条、十条、十二条，依序排列而悬挂，屏条间衔接处，以不露墙壁为原则，因此在装裱上，地杆无轴头，两端以色锦包封。条屏的美感形式，囊括有纵向单幅与横向通幅，既可单件条幅观之，又能巧妙地将全卷字面连接相合，单幅彼此间具有和谐统一的美感，通篇整体更有着磅礴大气、壮阔精神。在书写内容上表现灵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为条屏内容为一整体性，一首诗词或一篇文章，为一位作者；一为各条内容各自独立，自成格局，书体可同也可不同，不限于单一作者，可以是每条皆属不同作者，各条联属间既相谐也有着相互竞美之感。就创作者来说，于创作上难度更高且更具挑战性，除了单幅作品的表现，亦须考虑多幅间的左右联属关系，进而连接到通幅一气的整体美感，不论是整齐庄重的篆、楷、隶书，或是参差错落的行、草书，章法布局里整齐中见变化，变化中有和谐，洋洋洒洒，恢弘壮丽。条屏创作之难得，可兼善各书体之美与集众家之美，创作者不苟作，若有上款人，该人必是当时的重要翘楚或是深厚知交。条屏绝非率性墨戏或应酬之作，是为书画家深富创作意识的巨构大作，今世吾辈不可等闲视之。
考其源流，条屏之制可上溯于书法屏风。在文献记载上，梁简文帝答萧子云上飞白书屏风书曰：“得所送飞白书缣屏风十牒，冠六书而独美，超二篆而擅奇，乍写星区，时图鸟翅，非观触石，已觉云飞，岂待金，便睹蝉翼，闲诸衣帛，前哲未巧，悬彼帐中，昔贤掩色。”梁代庾元威《论书》记：“余经为正阶侯书十牒屏风，作百体，间以采墨。当时众所惊异，自尔绝笔，惟留草本而已。”在徐浩《古迹记》载：“至（唐）中宗时，中书令宗楚客奏事承恩，乃乞大小二王真迹，敕赐十二卷，大小各十轴，楚客遂装作十二扇屏风，以褚遂良《闲居赋》、《枯树赋》为脚，因大会贵要，张以示之。”书法屏风的形制为皇室贵族阶级所专有，绝不苟作，并慎重地展示于大堂，载于史册，其重要性不言可喻。进入唐朝后，相关记载愈多，书法体例表现多样，透过帝王和书法名家的参与，书法屏风亦由庙堂扩大进入到上层文人社会，成为风雅习尚。到了明代，居室的厅堂空间向高耸发展，作为主要家具的屏风，其功能性削弱，挂轴与屏风的形式相结合，产生了条屏的装裱方式，与高堂大屋相应的精彩巨幅书作条屏在书法史的舞台上登场，如：张瑞图《书米芾西园雅集图记》十二条屏（207×54.6厘米×12，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傅山《晋公千古一快》四条屏（201×51厘米×4，晋祠博物馆藏）等。家宅居室的空间之尊——厅堂，是为接待外宾与家族齐聚的重要公共空间，条屏陈设展示于此间，是为上得了厅堂的大作，对于创作者而言是为最好的才性宣传，对于主人收藏者而言是为最好的文化表彰，体现出主人家的社会地位与学养品位，创作者与藏家两相匹配，深具非凡意义。清至民国近代，条屏盛行，纵向尺度在两米以下，以条屏为代表性的书法幅式成为厅堂陈设的常规。条屏的量词为“堂”，具有深刻的象征意涵，一堂四条屏、一堂六条屏等，以四条为多，因而“四条屏”也被习称为“堂屏”，成为书法条屏的代表性幅式，亦最受追捧；其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先民由四方、四时乃至四象等自然观念，加以延伸至四书、四德等“四”的丰富文化哲思有关。
清末民初时期，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剧变期，政治、社会、文化产生巨大变革，不同的思潮迸射激荡出最绚丽壮美的火花。书法史传习千年，近代民国成为百花齐放之繁盛竞美时期。清末取消科举取士制度，打破八股文思想禁锢，也使得制式的馆阁体加诸于书法的千年桎梏解除，使得碑学得以迅速扩张；加以殷墟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牍帛书、经卷碑碣等不断出土的考古新材料；印刷术和报章刊物的兴起，多元知识与图像信息的流播较以往便利快速；皇宫禁苑紫禁城的书画文物对公众开放，城市里举办诸多公众性的书画展览；西泠印社、北大书法研究会等各地书法研究团体纷纷成立，整体的社会文化环境转变，为书法艺术的研究、考据、借鉴、交流提供了强而有力的客观背景与充沛养分，大大拓展了书家的眼界，并因碑与帖、碑学与帖学的论争与交叉、融合，使得碑帖的结合辟出新径。民国时期在封建瓦解的新时代，中西思潮激荡下，学人们反思传统，激发出热情，更多个性化的风格面相呈现而出，创书法史前所未有之新局，四条屏承载着丰美历史文化，发展出多样且精粹的表现内容，与民国大时代相应相成。
四条屏虽于清代民国兴盛，百花齐放，但传存于今者却寥若晨星，探究原因，除了作者本就不苟作、数量少外，近代战乱频发、家园荒残、书画文物毁损严重，在经历时代沧桑后，且不论虫蛀、鼠啮、水渍、霉斑等品相问题，四条屏全存稀矣，倘若少了其中一条幅，也就不能成为完整的堂屏了，艺术性大幅降低。有着上、下二联的对联已是难全，完整保存的四条屏更是难上加难，经验丰富的藏家有言：民国时期的书作30件作品仅一件对联，300件作品仅一堂四条屏，而今日藏家对于四条屏文化认识的落差，使四条屏被低估了价值，成为收藏书法的捡漏区块。书体有楷、行、草、隶、篆五体俱全；书写内容有诗词歌赋、家训箴言、节临碑帖、自作诗文寿序等；创作者有一位书家或四位书家，可书单一书体或四体书法，可法度严谨或起伏跌宕，风格内容变化多样，为创作者的精心杰出大作，艺术表现性高，并具有较高的观赏性。四条屏以文化性、珍稀性、表现性、观赏性，造就出有别于其他形制书法的收藏价值。
本辑专册倾注藏家大量心血，历时数年将书法条屏进行探寻、搜集和整理，成就出三十余件堂屏，条数完整且品相佳美，件件作品载记着风云大时代的故事，弥足珍贵。在单一书家表现上，有以单一书体，首尾相连，贯为一气，通幅气势磅礴；或是四体书法，尽显其能，变化多姿中又兼具和谐平衡。吴昌硕篆书节录《太公金匮》四屏，吴昌硕于1883年以其最专擅的篆书，录写姜子牙为周武王处世座右铭所作之《太公金匮》，落款处则以楷书端正地写着“筱云年伯大人命篆，即求诲正。”不属常见的吴昌硕而作“吴俊卿”。篆书于朱丝栏界格中，规整中见变化，朱丝界格篇幅越大所费的准备时间就越久，常用于经籍宝典，多用于敬重之作品，并具突出的装饰性视觉效果，以朱丝界格篆书于吴昌硕作品中极为珍稀，不轻易书之，代表作为西泠印社成立十周年（1914年），作为首任社长吴昌硕亲自撰书之《西泠印社记》。透过书体、内容、界格、落款、署名，可见“筱云年伯”之重。“筱云年伯”即徐用仪，同治初年，担任军机章京，兼职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升鸿胪寺少卿。光绪三年（1877年），担任太仆寺少卿，并升职为大理寺卿，跟过去一样掌管军机处。后来升职为工部侍郎，并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并历任兵部侍郎与吏部侍郎等职，最后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因论时势利害，受慈禧太后与主战派迫害，为“庚子五忠”之一，追谥“忠愍”，精忠气节受人景仰。另有：王福厂《隶书节录汉碑四屏》、李瑞清行书节录《为刘荆州与袁尚书》四屏、钱瘦铁《行书杜甫饮中八仙歌》、邓散木《草书苏轼诗文》、沈曾植《行书诗文杂录四屏》、周作人行书节录李白《古风》四屏、沈尹默《行书陆游诗四屏》、白蕉《行书陶诗四屏》、谭延《行书四条屏》、马一浮《书法四屏》、弘一《格言集略四屏》、胡小石《隶书四条屏》、俞樾《隶书四条屏》、张謇《行书四条屏》、郑孝胥《行书四条屏》、徐世昌《行书四条屏》、王蘧常《草书四条屏》、沈卫《楷书四条屏》、马公愚《四体书法四条屏》、邓散木《四体四条屏》、杨守敬行书节录郦道元《三峡》六屏等，件件精彩，展现出书家之卓然独立的个人风范精神。
单一书家展现个人风采外，另一类型为四位书家同竞美，或为同一书体，或为四体各异，不同的书家齐集为同一四条屏，左右联属，既合作又竞争，异彩纷呈。集诸书家于一堂，实非易事，本就少有，存世数量更是珍稀，本辑此类作品，件件都具上款者，可为书家彼此间与上款人交织出的人际网络之史料实证。王福厂、马公愚、谭泽、白蕉《四体书法四条屏》作于1942年，集王福厂临《颂敦》铭文、马公愚隶书节录《高阳令杨着碑》、谭泽楷书唐代储嗣宗诗《和茅山高拾遗忆山中杂题五首·小楼》、白蕉行草书录《世说新语·品藻》，王福厂书青铜铭文；马公愚书汉碑寻隶书源流，工稳厚实，用笔沉着，法度严谨；谭泽楷书取法颜真卿，气格雄伟壮健，力度刚强；白蕉行草书深入二王，得其神韵，潇洒流落，线条外观柔媚婉转，实为刚极之柔，各家书体正呼应了民国大时代的书坛复兴发展：在馆阁体的禁锢解放后，楷书之颜、柳、褚诸家和魏碑得以兴盛；行草书，振华启秀，重放异彩；金石学证古开今，渐多书法人物从事钟鼎、甲骨、汉简、石鼓文等创作。此堂四屏为时代之书。上款人为“联芳先生”即沈镛，字联芳，菱湖竹墩人，光绪十九年（1893年）去上海，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与友人集资创办振纶洽记缫丝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闸北独资建造恒丰缫丝厂。宣统二年（1910年）任上海闸北商团会长。辛亥革命时出资赞助上海起义，1912年任闸北市政厅厅长，兼任闸北慈善团总董、湖州同乡会会董。1915年初，任苏浙皖丝厂茧业公所总理，历时10余年，成为丝茧业的巨头。此后任纺织、保险银行、面粉厂、水电公司、电气公司等各大企业董事职。抗战期间，日方要其出任“上海副市长”等伪职，沈氏不愿事敌，后避居英侨哈同的花园内，始得脱身。本辑另有：马公愚、白蕉、谭泽、邓散木《行书四条屏》，沈卫、张启后、赵叔孺、吴湖帆《行书四条屏》，吴昌硕、伊立勋、何维朴、高邕《四体书法四条屏》，谭泽、伊立勋、张启后、萧蜕《四体书屏》等。此中又以谭泽书作为多，谭泽为谭延之弟，取法颜真卿，深得颜书风神，体态端严，富沉雄之气；行书以颜书为基础，再向二王诸家学习，端正而内秀，平素以诗书会友，泽闿为大家手笔，求者甚众，但仍不订高润例，为艺林所推重。
民国时期的书法为历史上最为灿烂的辉煌时期，其中珍稀的四条屏更是显现泱泱气象于一身，无限盛美，欣于所遇，书法内容与幅式形制两相美，堂堂条屏，煌煌巨构，历历在目，记录着一个时代的沉郁抑挫，磅礴大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