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霸权时期的战争方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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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于海峰，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国际政治教研室主任，法学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大战略理论与实践，国际关系史。

基金项目：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当代日苏（俄）关系研究（1945-2010）”（12YJAGJW001），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日苏关系研究（1945-1991）”（11D034）资助。

摘要：英国作为一个传统强国，在其崛起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战略文化与战争方式。这种独特的战略文化或战争方式，是英国能够逐渐发展成为霸权国并能够长期维持其霸权地位的一项重要保障。这种战略行为方式主要包括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国共同对抗大陆上对其霸权地位威胁最大的敌人，同时对威胁相对较小的对手实行“绥靖”以防止过多树敌；在进行同盟战争时，英国主要以其海上优势对敌人实行封锁，打击敌人的海上对外交通与贸易与保障本国的海上支配地位和贸易优势，同时，派遣一定数量的陆军在欧洲大陆与同盟国共同对抗敌人；最后英国对盟友的支持，最重要的是来自于财政上的。本文主要对英国传统战略文化与战争行为方式进行简略分析，以便提供较为明晰、简洁的对英国霸权时期战略文化与战争方式的认知。

关键词：英国；战略文化；战略传统；战争方式

中图分类号：D5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3）02-0078-05

对于国际事件，各个国家都有其各自的理解、分析和做出反应的方式，这与深植于其国家历史之中的政治、哲学、文化以及认知等因素紧密相连。因此，若想对不同国家的战略取向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就必须深入研究该国的文化，即进行战略文化研究。

从伊丽莎白时代开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两个多世纪的时间中，虽然略有争议，但英国一直是国际体系中最为突出的国家。可以说，这两个多世纪都是英国的世纪。作为处于世界强国家行列最前沿的英国，这两个多世纪以来，逐渐地形成了独特的战略行为方式，即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国共同对抗大陆上对其霸权地位——无论是政治、战略、还是经济上的，威胁最大的敌人，同时对威胁相对较小的对手实行“绥靖”，争取其中立或加入英国为首的同盟，以防止过多树敌；在进行同盟战争时，英国主要以其海上优势对敌人实行封锁，打击敌人的海上对外交通与贸易与保障本国的海上支配地位和贸易优势，同时，派遣一定数量的陆军在欧洲大陆与同盟国共同对抗敌人；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英国对盟友的支持，最主要的并非来自军事或政治上的，而是来自于财政上的，即以英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对盟友进行财政和经济上的补贴与支持。这种战略行为方式从伊丽莎白时代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以其最为成熟的形态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一、绥靖政策

英国的这种战略行为方式，首先来源于英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外交战略，即在面对挑战国的威胁时首先以联盟战略和“绥靖”政策进行应对，以增强反对挑战国的力量。本项研究中的所谓“绥靖”，是指“通过理性谈判与妥协解决国际，或更次要一些的，国内冲突，满足（对现存安排感到不满的国家或势力）合理的不满（grievances），从而避免采取可能是代价高昂的、流血的、并且可能是十分危险的武装冲突”。Paul 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14： Eight Studies， Bucks， UK： Fontana Paperbacks， 1984， p.16.这种政策本质上是一种积极的政策，是基于对人固有的理性的乐观估计；但是它也包含了消极的一面，即对冲突的恐惧，这最终有可能导致对威胁的误读，从而采取错误的反应。

“绥靖”可以说是英国独特的外交战略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开始并逐渐形成于伊丽莎白时期，并在十九世纪中期以来成为英帝国面对欧洲大陆强国时起着独特而重要作用的战略选择。这种政策主要基于道德感、经济节约、英国的全球地位以及英国国内事务等的考虑。首先，经济节约的原则，来源于英国的全球地位。英国本身作为中等强国，其国力与罗马、美国等其他霸权国相比，是不足的，因而英国维持霸权首要的考虑是经济的原则，尽量节省使用力量。其次，同上一个原因相联系的是，英国的利益又遍及全球，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甚至号称“日不落帝国”，这就意味着英国政治家在制定全球战略时，需要考虑她所负担的多种义务，而不能将其所有的力量都集中于某个领域或地区。在其权力顶峰之时，这种情况并不是不可接受的，但当其处于权力的低谷时期（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时期以及1870年以后），英国面临“过度扩张”（overextension）的危险，要应对多种挑战，这就需要英国政治家正确界定其根本利益，承认其他国家的一些对其根本利益不构成威胁的要求。其三，作为岛国，英国资源并不能大致自给自足，十分依赖对外贸易。从伊丽莎白以来，英国政治家大都明白战争就意味着“出口减少、进口增加，无形资产与人力资源和舰船的丧失”，因而英国卷入大陆战争经常是犹犹豫豫、瞻前顾后的，总希望避免冲突。其四，国内政治的发展。英国作为较早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谓“舆论”和“民意”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以前，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以前的舆论与民意等与当代大众政治并不是一个概念。这一时期英国的国内政治更为恰当的可以被认为是中上层有产阶级的代议制，两党（托利与辉格）施政必须要注意到其所代表的阶层的利益与主张。极大地影响着英国的对外政策。作为英国财政主要来源的中上层有产阶级对于战争，尤其是花销巨大的战争并不喜欢，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咄咄逼人对外政策的一个制动阀，这使英国的对外政策趋向中庸，平和。最后，英国政治传统中长期以来存在着对“正义”和“道德感”的专注，加强了通过谈判与妥协方式解决争端的可能性。总之，以上这些经济、战略、国内政治以及道德上的考量使得英国对外政策——虽然有例外，成为一种实用主义、怀柔的和理性的（pragmatic， conciliatory and reasonable）战略模式。Paul 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14： Eight Studies， Bucks， UK： Fontana Paperbacks， 1984， pp.16-19.

英国虽然在面对威胁更愿意采用“绥靖”的对外政策，但并不意味着英国规避战争，不愿意卷入战争。这种“绥靖”在理论上是有节制的，需要经过全面而系统的考虑。 “绥靖”是对那些对现存秩序不满的国家合理诉求的满足，而非无条件的。所谓合理是指这种诉求并未触及到英国的根本利益和传统优势，例如英国的本土安全、英国的海上优势、贸易自由以及欧洲大陆均势，等等。一旦这些利益受到侵蚀，英国的反应将是强烈而又坚决的——不论是菲力的西班牙、路易十四的法国、拿破仑的法国、还是威廉的德意志帝国，英国国务家们的态度是坚决又毫不妥协。而且，一旦进入战争，除非其目标得以实现，英国将是最为坚定的将战争进行下去的力量。

二、联盟战争策略

同英国战略地位相匹配的是英国在战争中所采取的联盟政策。其一，纵观伊丽莎白时代以来的英国历史，英国每次卷入战争之时，几乎面对的都是力量都远远大于其力量的大陆头号军事强国。这种国家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伊丽莎白时期的哈布斯堡西班牙、威廉与马尔波罗时期的路易十四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以及一战时期德意志帝国，以至于仅仅是单个国家的力量远远无法与之匹敌。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大陆均势，也是为了防止大陆出现一个单一的大帝国，从而保证英国的海上自由与贸易自由，进而维护英国海外霸权，英国就必然与欧洲大陆受到这些大陆头号军事强国威胁的国家结盟，共同对抗这些具有建立欧洲大帝国倾向的大陆霸权国。其二，采取这种联盟战略也是经济节约原则的需求。与英国采取“绥靖”政策的考虑相似，英国采取这种联盟战略一个主要考虑就是最为有效地使用所有可用以及潜在的资源来达到其战略目标——维持大陆军事，保证海外霸权。另外一个原因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自从诺曼征服以来，英伦三岛虽然多次面临入侵危险，但从未真正为其他国家所入侵过。同时也与英国的国家体制相联系，英国陆军除了几个特殊时期，几乎都是保持着一个较小的规模，为了真正能够击败其所面对的欧洲大陆强国，英国的战略选择并不多，也并不复杂：与其他大陆强国结盟。

三、马汉逻辑Vs.麦金德逻辑

与上述英国联盟战略相联系的是，英国海军义务和帝国承诺与英国以陆军在欧洲大陆进行干涉的周期性需要这一马汉与麦金德式的紧张关系缔造了英国战略行为方式的另一项特点：建立与保持海外优势的同时，保证在欧洲大陆的军事存在。“这种紧张自然而然地出自英国战略的缔造者在现代早期开始追求的三项主要战略目标。首当其冲的是依靠保有对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来防止入侵，第二项是保护英国的海外贸易和鼓励殖民地的发展，第三项——它有时比第二项更优先——则在于阻止任何欧洲强国取得欧陆霸权”。威廉·S·迈尔特比：《全球战略的起源：英国（1558至1713年）》，载威廉森·默里，麦格雷戈·诺克斯，阿尔文·波恩斯坦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英国的这些目标相互关联，都存在于伊丽莎白以来英国政治家的思想之中，并从西班牙继承战争以后开始，逐渐形成了如今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套可行的战略体系。一方面，英国作为岛国，其战略首先体现了对马汉海权的重视。这首先来源于英国的地缘位置。虽然英国的岛国位置可以使其免予大部分入侵危险，但是英国与大陆之间是如此之近，以至于大陆强国只要具有相对较强的海上力量就可以威胁英国本土。因而，自从诺曼底领地丧失以后，英国的第一项战略目标就是控制英吉利海峡以防止入侵危险，这就需要具有足够强大的海上力量以保证对海峡的控制。同样的，也是由于百年战争中的失败，英国失去了争夺欧洲大陆霸权的最后希望，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只能转而进行海外扩张与殖民活动。特拉法岬（Trafalgar）的胜利，马耳他和直布罗陀的获得使得英国逐渐取得了对大陆强国的海上优势；而这种逐渐增长的海上优势又支持了英国的海外扩张与殖民，并进而控制全球海上交通要道与战略要地。英国独特的地理位置鼓励了英国的一种远离欧洲纷争的意识。在理论上，一支足够强大的舰队（见表2-1）就足以保证英

伦三岛抵御来自大陆的一切威胁，维持贸易和保障殖民地的发展。而当有干涉欧洲的必要时，仅仅依靠英国舰队就能够摧毁或封锁敌国的商业，从而以消耗战的形式，拖垮敌人的支付能力。另一方面，麦金德逻辑又使得单纯的海外优势有着其致命的弱点。首先，植根于英国经济力量之上的英国海军力量在面对具有压倒性资源和人力的大陆强国时，并不是那么有效，甚至有时是完全无力。因而，英国保持海外优势的一个必要条件即为保证欧洲大陆中等强国相互制衡的局面，防止一个欧洲大帝国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在欧洲大陆实行大陆均势政策也水到渠成。其次，英国的海权自身与陆权相比，并不是那么有力的（waning）。仅仅依靠海权本身并不能保证其对陆上强国的优势，还必须依据麦金德逻辑，作为欧亚大陆的外新月地带，为了对抗具有巨大资源与人力优势的陆上强国时，就必须在欧洲大陆有其军事存在（见表2-2）。换言之，英国必须具有

以陆军在欧洲大陆进行周期性干预的能力，这是也是今天所普遍接受的原理所决定的，即只有陆军才能击破一个陆上强国。总之，从伊丽莎白以来，英国逐渐形成了这种看似矛盾的马汉Vs.麦金德式的全球战略和欧洲大陆战略。这两种战略共同服务于英国三种根本利益，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构成了英国战略行为方式的极为突出的一大特点。Paul 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14： Eight Studies， Bucks， UK： Fontana Paperbacks， 1984， pp.43-85. 又见威廉·S·迈尔特比：《全球战略的起源：英国（1558至1713年）》，载威廉森·默里，麦格雷戈·诺克斯，阿尔文·波恩斯坦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187页。

四、优良的财政制度：战争经济支持

英国战略行为方式的另外一个特点是由英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与良好的财政制度所决定的。与上述英国海外优势、海外贸易以及海上贸易的优势相联系，同时也与英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较早完成有着密切联系的是，财富的大量积聚。从伊丽莎白开始，英国的海军力量与其他大陆强国有这明显区别的一项任务就是在保证对英吉利海峡的控制以外，维护海上交通线以保证财富流入的畅通无阻，这种明显的马汉式战略虽然并不便宜，但对于英国这样的海洋性国家而言，物超所值。战争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是经济。就英国经济而言，她大为依赖海外贸易，因而维护海外交通线虽然分散了英国的海上力量，但是这种分散并不是消极的。英国一项基本利益是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这种发展又是由英国那种重商主义式的殖民地和海外贸易体系所实现。就此而言，对贸易的维护也就保证了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但是，至少在1700年以前，英国的这种财富基础并未有效地转变为英国真正可用的力量。这一悖论的根源在于她的政府，那是一个在财政方面有着巨大缺陷的君主政体。它并不能像它的法国和西班牙同行那样，依靠某种虽然是前现代的，但却相对较为充分的财政来源来支持战争。而这种财政方面的巨大缺陷在某种意义上，又成为了国王与议会冲突的导火索，从而引发了1640年和1688-1689年的两次革命。英吉利共和国和护国主时期议会对国家的控制使得议会开始改变了不愿为战争提供资金的态度，而光荣革命带来了奥兰治亲王威廉，也带来了现在君主立宪制度的开端。

国会对于国家的控制的巩固，使得战争成为了“人民”的事情，而非仅仅是“国王”的事情了。这样，英国在财政领域开始拥有了关键性的优势。首先，英国的赋税制度更加依赖于间接税而非直接税，这种特色使得公众对于它的不满不那么强烈。其次，英国很多税都是“无形的”，看上去只损害外国人的利益，而英国的土地税虽然是直接税，但对大部分人而言，也是“无形的”。而且这些税收都是由选举出来的议会授权征收的，从而使得公众对这些税的合法性有了更高的认同感。而这种成就与英国公共信贷方面的成就相比，却又显得黯然失色。在威廉的统治下，英国的财政制度经历了一场几乎是革命性的变革。在这一时期，英国信贷市场开始大规模的发展，财政部门组织了一系列由公众认购的长期贷款，而且他们最终由英格兰银行偿还。英格兰银行成立于1694年，是欧洲第一个这种类型的银行。它几乎从诞生起，就显示了它的功能，在一场几乎毁掉了政府信誉的信贷危机中挽救了政府的信誉，从而在维护公众信心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样，到了1700年左右，“尽管在处理英国公共财政是弊病百出，但是在该世纪后一段时期，英国比起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来说，都更加守信誉，更加有效率”，英国的公共财政体系已经是全欧最佳的了。同因议会对国家的控制而带来的对税收的抗拒力的减弱相结合，使得英国能够前所未有地利用经济增长和财富流入带来的巨大收益（见表2-3），“把大大超过其税务收入的钱财用于战争……”。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75-77页；威廉森·默里，麦格雷戈·诺克斯，阿尔文·波恩斯坦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167页。

英国在公共财政体制方面的这种巨大优势，使得英国不仅可以支持其本身对战争的需求，而且富庶的英国还可以以其强大的财政力量对其盟友进行支持。英国在进行其历次联盟战争时，除了派出一支花费巨大的大陆远征军这种直接军事行动外，或出钱组织雇佣军同大陆强国作战，或直接资助盟国。如1757年到1760年英国平均每年资助腓特烈大王675.1万英镑；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最为主要的牵制拿破仑的法国的方式之一就是财政援助，仅1813年她就资助盟国1100万英镑，在整个战争中，她总共提供了6500万英镑的援助，在维持自己的陆军和14万人的海军同时，也养活了同盟国10万人的军队（1813年是45万！）。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94-97页。

五、分寸感：不过分削弱战败的敌手

另外，英国战略传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其面对胜利时的审慎和分寸感。英国这种对待战争胜利的考虑，首先来源于贯穿于英国战略传统全部的一个目标，即维持欧洲大陆均势。为了保证大陆均势在战后再次达成，英国在历次战争之后都尽量避免过度削弱战败了的前大陆霸权国，并注意保持大陆各强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其次，英国的这种中庸、理性对待战争胜利的方式，也来源于前文所讨论的英国政治传统中的“正义”与“道德感”的传统；其三，这种有限战争目标也有利于英国力量的节约使用，使英国不至于陷入克劳塞维茨所谓的“绝对战争”泥潭而不可自拔。总之，英国这种对战争有限目标的确定，既有利于维持大陆均势，也有利于节约使用力量。

综上所述，英国的战略传统是一种使经济、政治、外交和海陆军事等各个方面相互牵制而又相互制衡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英国能够使用她的所有资源来达到她自己独特的各项目的。首先，英国的战略目标是明确的，即保证对英吉利海峡的控制基础上，保证其海外优势和殖民地的发展；同时，维持与恢复欧洲大陆均势，防止出现对其海外优势有着巨大威胁的欧洲大陆强国的出现。在这种目标下，英国通过“绥靖”，让渡一部分非根本性利益，以保证不多方树敌，同时也防止过多承担大陆义务。而在战时，英国主要采取的是一种联盟战略，通过这种战略，英国可以克服其全球战略地位上力量相对不足的缺陷，利用同盟的力量对抗对其全球霸权威胁最大的大陆霸权国。在具体战争中，英国主要依靠制海权，对海上交通线的控制和对敌国的海上封锁在保证财富流入的同时打击了敌人；而大陆军事存在使得英国可以综合利用“非对称战略”与“对称战略”等多种手段打击敌人。同时，英国凭借其优良的财政体制，既保证了自身作战的经济基础，又以财政援助支援盟国。英国这种战略行为方式使得英国所参加的战争更多的是一种外围作战，这使得战争更为持久，更倾向于消耗战。同时，在战后安排方面，英国更倾向于不过分削弱战败国。这样，在英国的战略传统中，皇家海军的制海权保证并扼制住敌人，使得英国即使在战争期间都能够享受这种增长。同时，经济的增长，又使得英国的财政源源不断地支持英国及其盟国的战争。而陆上存在又牵制了敌国，使敌国不能集中精力应对英国的海上封锁。这样，英国的政治、外交、海陆军事力量与英国的经济和财政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使得英国能够支持更为长期的消耗战，甚至在很多时候英国在战后具有更为突出的经济与军事优势，进一步加强英国战略地位。另一方面，相对温和的战后安排又使得欧洲大陆强国均势得以重新构建，更进一步地保证了英国的优势地位。总而言之，这种战略按照英国的人力和资源而言，是节省的、适度的和有节制的。

英国这种战略传统的形成，既是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也是英国国务家们有意或无意之作。这种战略传统一经形成，就成为了几乎从西班牙继承战争以来，两百多年英国对外行为的准则。无论是威廉和马尔波罗、或者小皮特，抑或迪士累利和格莱斯顿，以致帕麦斯顿，虽然具体的政策主张不同，但其对英国根本利益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英国的战略目标的认定，以及其对外战略方式，无不明显地依照这一方式行事。□

（责任编辑：王国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