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丹心为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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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潘大逵（1902-1991），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之一，四川开县（今属重庆市）人，1917年毕业于上海南洋中学，1924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1924年留学美国，入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政治学，获硕士学位，1930年回国，应上海法学院院长褚辅成、教务长沈钧儒之邀，到该院任专职教授，兼任政治系主任。
1932年在淞沪抗战中，上海法学院被日寇烧毁，被迫迁往杭州。潘大逵临危受命，代替褚、沈二老主持校务。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寇大举进攻上海，接着上海沦陷。褚、沈二老遂南撤四川，褚辅成在万县建起了上海法学院分院，后改为万县辅成法学院，由潘大逵任院长一直到1949年。潘大逵在上海先后还在光华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等校兼课，上海沦陷前后，著有《中国宪法史纲要》《近代政治思潮》等。
1935年7月蒋政权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后，把枪口完全指向国内红军，大肆叫嚣攘外必先安内，致使强敌压境，国脈垂危。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人民深受激励。潘大逵在这历史的潮流中，与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等二百余人在12月12日的《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上签字，并公之于世。接着，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潘大逵被推为负责人之一。该会赓即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的第二次宣言，进一步提出了“停止内战”“开放民众抗日组织”“迅速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释放一切政治犯”“团结起来，共赴国难”等政治主张和要求，在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接着，在1936年1月初，上海各大学教授曹聚仁、周新民、沈钧儒、章乃器、周谷城、刘大杰、潘大逵等六十余人，又发起组织大学教授救国会，潘大逵被推为常务理事之一。潘大逵在所办的救亡刊物上发表了若干篇短评。抗日的呼声日高一日。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省六十多个救国团体百余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潘大逵当时的居所蒲石路公寓，常常成为救国会少数领导人聚会之所。开会时，也常有中共地下党员来参加。潘大逵常与两鬓斑白、长髯飘拂的沈钧儒一起，走在游行示威队伍的最前面。
1936年11月22日凌晨，国民党军警以所谓“危害民国”的罪名在上海逮捕了沈钧儒、王造时、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史良、沙千里七人，旋移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关押，世称“七君子事件”。在营救“七君子”的政治斗争中，潘大逵参与了救国会领导人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起的“救国入狱运动”，他和胡愈之、彭文应、王统照、张天翼、胡子婴、沈兹九等十六人签名作为发起人。他们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指出：爱国的中国人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人，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在宋庆龄的带领下，他们赴苏州，质询法院院长，揭露蒋介石不抗日反而迫害爱国人士的罪行，赢得了社会舆论对“七君子”的同情，扩大了抗日救国运动的影响。随着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响起，蒋介石不得不释放了“七君子”。
1938年春，潘大逵应王造时邀请，到南昌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任教，借以宣传救国会抗日主张。其间，他著《政治概论》。1938年8月潘大逵回到四川，在成都受朝阳学院、光华大学之聘，任政治学教授，并兼任光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在此期间，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聘潘大逵为顾问，使他与这位川康地方实力派早有交情的关系更深了一层。其时，潘大逵以四川省第一届临时参议会议员身份，在临时参议会内结交各方人士，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工作，如为了争取言论，出版自由，提出“取消新闻检查案”；为了关心民间疾苦，了解吏治情况，提出“临参会组织巡回视察案”，得到很多议员支持。他还接受中共四川地下组织领导的《星芒通讯社》聘请，担任社长。
潘大逵的一系列民主爱国行动，愈来愈激怒了反动当局，公开骂他是“共产党的尾巴”，对聘请他作教授的光华大学、朝阳大学校方施压。在这种情况下，他愤然辞去教授之职，还将省参议员及驻会委员职务一并辞掉，离开四川，到昆明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二
1942年秋，潘大逵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教授，在爱国民主运动的斗争中，与罗隆基、潘光旦、周新民等筹建了民盟的第一个省级组织——民盟云南省支部，并担任领导工作。潘大逵还参加了由中共地下党华岗发起和领导的“西南文化研究会”，着重研讨时政问题。在潘大逵和他的同志们的努力下，1943年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昆明支部（1944年10月改为云南支部）成立，潘大逵被选为支部委员，负责联系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的学生，以发展民盟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在昆明，他们把民盟中央的政治纲领，对时局的宣言等译成英文，直接送给英美等国驻昆明的领事馆，用以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他们组织群众大会，发表演说，组织游行，举行座谈会，出版刊物，以此宣传民盟中央的方针：主张团结，反对内战；主张民主宪政，反对独裁专政，主张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这就与中共基本保持了一致，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潘大逵还全力创办了民盟云南支部的机关刊物《民主周刊》，一度担任社长。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如《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内幕真象》《英国的民主宪政得来不易》《论国民党口是心非与阳奉阴违》《对国民党“五五宪草”的批判》等等。民盟云南支部的多种活动促使昆明成为抗战时期的“民主堡垒”。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在重庆召开，决定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会议选举了33名中央委员，潘大逵当选为中央委员。潘大逵在重庆参会期间，有幸得以会晤到周恩来同志，并向他报告了昆明民主运动的情况。周恩来同志说：“蒋介石搞法西斯，你们宣传民主、宪政，做得好！”又说：“蒋介石搞假和谈、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我们共产党人对蒋介石不存幻想，就是要团结全国人民反对他的独裁和内战。”
1945年11月25日晚，为响应民盟中央关于“停止内战，实施‘双十协定’”的呼吁，民盟云南省支部积极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讲演会，由著名教授费孝通、钱端生、伍启元、潘大逵向到会的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为主的师生6000余人作讲演。会上国民党特务制造骚乱。面对特务的威胁破坏，潘大逵勇敢地坚持把讲演作毕。他在独自一人返家途中，特务持枪尾随而至。他机智地呼喊着与特务搏斗后，得以迅速脱身。民盟云南省支部与中共团结一致，发动了昆明各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的罢课，对特务暴行表示强烈的抗议，强烈要求：“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立即停止内战！”国民党特务于12月1日强行闯进云南大学未遂，转而向西南联大实行武装挑衅，用手榴弹炸死4人、重伤29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立即发表社论，支持昆明师生的正义斗争。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全面内战，《新华日报》遭封闭，民盟办的《民主报》被迫停刊，中共代表团撤离，回到延安。民主运动形势更加恶化。暑假中，潘大逵赴上海，向民盟中央汇报工作，奉指示回重庆筹建起民盟西南总支部，潘大逵为民盟西南总支部主任委员，鲜特生、邓初民、马哲民、楚图南、张志和、范朴斋为委员。就在潘大逵返回重庆、成都之际，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并勒令严加取缔。在此之前，反动当局于1947年实施“六·一”大逮捕，在成都逮捕了民盟四川省委负责人张志和、民盟成都分部负责人范朴斋，致使四川的民盟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1947年11月6日，民盟被迫发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然而，民盟对反动派的斗争仍在继续。11月7日，张澜发表声明，号召全体盟员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目的”。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潘大逵与张志和、范朴斋认真研究，一致主张民盟西南总支部暂缓成立。其实这是用智慧与敌人斗争，既保护了民盟的同志，又让民盟成员迅速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正义的斗争。
1948年春，潘大逵应重庆大学校长张洪沅之邀，任该校教授，以此得到更多有利的机会与盟内鲜特生、胡克林、冯克熙、赵一明等共商盟务工作。其间张松涛从香港到渝传达了民盟中央三中全会决议。他和同志們振奋了精神，干劲倍发。潘大逵以教授身份公开讲演，宣传民主和社会主义。
进入1949年，潘大逵在担任万县辅成法学院院长前后，两次与国民党政府要员张群会晤，向其坦陈当前形势，劝他改弦更张；又利用与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孙震见面的机会，帮他分析时局……当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刘雨卿派人送专函，请他赴该部进行所谓“讲演”时，他才意识到危险迫在咫尺，立即设法离开重庆赴蓉。
1949年渡江战役以后，国民党军残余部队败退到成都。于是，对四川地方实力派的上层人士作策反工作，成为潘大逵当时最重要的大事。
刘文辉是川康地区最具实力的人士。此前，在潘大逵、张澜等人努力下，刘文辉逐渐倾向共产党。1944年冬，张澜介绍刘文辉、潘文华在成都秘密加入民盟。1946年，刘文辉在潘大逵由昆明到成都时，特赠送1000万元（法币）用于支持潘作为民盟西南总支筹备活动经费。基于此，潘大逵做刘文辉的工作是顺利的。潘大逵与时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也过从甚密，多次在邓处以座谈会的名义作救国会的抗日宣传。1949年10月下旬，潘大逵与邓见面时，开门见山地对邓锡侯提出起义的劝告，从而坚定了邓与刘、潘联合起义的决心。
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起义通电发向北京。贺龙同志说：“川康将领的起义，政治上的影响大于军事上的影响。”历史文化名城成都以及川康其他城市的和平解放，是党的统一战线的胜利，也是民盟同志长期努力的结果。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潘大逵利用他的人脉关系、他的声望，发挥了特殊的、重要的作用。参与策动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起义，是他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
新中国成立后，潘大逵担任了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第二副部长，分管大专院校。在民盟内，潘大逵担任民盟中央委员、常委、西南总支部副主委、重庆市主委。
1954年，重庆市并入四川省建制。是年8月，潘大逵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5年，潘大逵被调到成都，在1月召开的政协四川省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常委、副主席；同年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委员会主委；1956年2月，在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会常委。他接过这一副副沉甸甸的担子，满怀信心地履新就职，把各项工作脚踏实地地干起来。
新中国成立前，潘大逵曾与章伯钧、罗隆基有一定接触；尤其是罗隆基，潘大逵与他还是清华时的不同年级的同学，交谊颇好。到了1957年夏，因为这些缘故，潘大逵被划成“右派分子”，而且被定为“章罗联盟”四川分店的头头。当潘大逵十分沮丧、颓唐之时，当时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一次反右会上对他说：“不要怕，你的职务多嘛，党的政策要保下来，还要给你保留几个职位。”不过，此后潘大逵的职务除民盟四川省委委员外，几乎被全部解除，还被安排学习和劳动改造。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潘大逵依然坚持着做人的底线，坚守着知识分子的信念和正直的人格——这从1957年到1977年，二十年的风雨不改。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彻底粉碎。1977年8月，党中央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1980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有关文件正式宣布应予改正的“右派分子”22人，龙云、陈铭枢、王造时、费孝通、钱伟长、徐铸成和潘大逵也在其中。在这22人中，当时活着的仅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潘大逵、徐铸成六人。
新的时代给潘大逵带来了政治生命的新生。他的不白之冤得到澄清，1957年以前的职务也完全得到恢复。1979年10月，潘大逵参加民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12月，在政协四川省四届二次会议上增补为副主席；1980年1月，当选为民盟四川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1月赴北京参加第三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赓即又被四川省人大常委会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1年，潘大逵被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同时被聘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顾问。这时的潘大逵，已是80岁高龄的老人了。
在其位，谋其政。潘大逵在全国人代会四川小组的会议中，以自己对教育的亲身所感建言甚多；就提高教师待遇、稳定教师队伍、恢复综合性大学、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应向贫困地区倾斜，提高教育经费等，都有事实有根据有见解地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在法制建设上，他就人大代表的知情权，普及公民的法律知识，大力培养司法人才，司法机关不受任何干扰独立办案，提出了自己观点鲜明的建议。他在担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期间，分管教育与法制两方面的工作。他在担任教育组组长时，带领一行人，走基层，到学校，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工作颇有成效。他在担任法制组组长期间，领导组织了一系列宣讲1982年新宪法的工作，还身体力行，亲自演讲，作宪法学习的报告（曾于1983年元月应民盟中央之请，到全国政协礼堂宣讲宪法）。主要讲两个专题：一为《新宪法的特点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二为《新宪法的实施和保证》。他还与地方政协配合，为成都市宣讲税制，召开了有关座谈会；在普法教育中，就宪法、刑法、婚姻法等方面的关键问题为地方作宣讲报告。
作为民盟四川省的主委，潘大逵致力于把民主党派“知识和智力密集，人才荟萃”这两大优势发挥出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在潘大逵主持下，民盟四川省委很快与凉山彝族自治州党政达成共识，经过多方努力，办成了民办公助的凉山大学，实现了民盟智力支边的愿望。潘大逵时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还毅然担任凉山大学名誉董事长之职，数次亲自到西昌邛海畔的凉山大学指导办学，还邀请到胡乔木同志和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超同志到凉山大学视察，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办学培养人才可谓竭心尽力之至。
1984年2月，潘大逵当选为民盟四川省第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时，他已是83岁的耄耋老人了。这一年，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恢复他为名誉院长。1985年，84岁的潘大逵还带队到乐山、攀枝花等地视察，又赴山西、山东参观学习。1988年，潘大逵主动辞去了民盟四川省委主委的职务，任民誉主委。在民盟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潘大逵以壮心不老的精神继续活跃在民盟的各种活动中，以身体和精神双健康的条件被推选为“巴蜀健康老人”。1990年，潘大逵参加了民盟中央的二中全会，闭幕式上他发了言。1991年6月26日17时24分，潘大逵在成都病逝，享年89岁。
晚年的潘大逵，岁岁皆有作为。他卸去多种职务和减少了许多公务活动后，致力于撰写回忆录。他的回忆录，实事求是，贵在真实，在各种事件中记载着自己真正的行为，真实的思想，也时时剖析着自己的内心。由于潘大逵青少年时代对中国古典精品植根于心，文字功底扎实，文从字顺的笔力较早养成，所以着笔总如行云流水，娓娓畅言；个人喜好，情爱经历，坦诚述出。这部20余万字的回忆录《风雨九十年》，于1992年由成都出版社出版。
作者：民盟成都市委学习文化工委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