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的遗憾
时间：2021-04-18 07:52:5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我的小书《乾隆十三年》终于出版了，如果再有一个英译本，似乎就可以学黄仁宇先生，加一个副标题了：“一七四八，一个失败的记录”（一笑）。
黄先生是学不来的。但可以告慰的是，在这次谋求出版的过程中，遵从友人的建议，终于鼓起勇气，将全书修改了一遍。虽未能达到完全“口语化”的目标，但尽量使之好读，也算费了些力气。
我治清史，前后已经有三十多年时间，渐渐也读了不少史料。过去最“中意”的皇帝，是清圣祖（康熙）。觉得他是一位好皇帝，你从他那些谕旨中，就能读出他的人品性格，很仁慈，也很宽大。不喜欢的，是世宗（雍正）。但是美国学者很喜欢他，觉得他治国有方，特别能干。高宗（乾隆）呢？似乎更像一个“纨绔子弟”，没经过那些风霜雨露（对比起来，康熙可谓“长于忧患”了）;人是聪明（也有外国学者居然以为他“智商低”的），但有点“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味道，远没有圣祖那么高大、宽厚。有意思的是，他即位不久，很年轻时就说，若在位超过六十年（古今中外能统治这么长时间的并无几人），即当退位云云，不要超过皇祖康熙，不想竟如所愿……
没想到，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段，阴差阳错的，我要写乾隆了，这跟过去读史的角度大有不同。以前只是作经济历史（包括经济政策、经济思想史），现在则要考虑乾隆一朝全面的情况。这就需要重新认识这个人和这一朝的历史。
我一直以为，在中国，政府（国家）从来都具有第一等重要的地位。跟国外学界不同，在中国不会闹“忘了政府”的笑话（现在发现，国内也有了类似现象）。相反，几乎所有的请愿、闹事、造反，差不多都是冲着政府去的;老百姓遇着点什么问题，也无不归罪于政府，或寄望于政府。所有这些几乎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直到现在（参见拙作《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序言，二零零二年）。
这样看来，中国所有的事儿，都充满了“政治色彩”，我过去写的经济政策，就不但是“经济史”、“思想史”（小书《活着的传统》，就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列入“思想史丛书”，二零零五年），也是一段“政治史”。就拿今天来说，经济发展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谁能说不是最大的政治呢！
现在写乾隆，更完全进入了政治史的领域。有人认为，应该在里面写入一段经济史或社会史，或把它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几个方面来写，我以为都应三思。它可能从侧面或某种角度反映经济的社会的问题，但《乾隆》本身，只是一个政治史（当然这不能理解为一切都是政府统管），如此而已。
把《乾隆》（现在的《乾隆十三年》）写成一部政治史，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
所谓“乾隆十三年”，从中文来说，可以有两个意思：一、是指公元一七四八年一年;二、是指乾隆的头十几年间。我采取的是后一层意思。它大致从雍正十三年（八月）到乾隆十三年（可展宽至乾隆十五年）为止。
也许更重要的，是它还涉及写作正史的一个“道义原则”问题。
什么是“道义原则”？有没有这样一种写史的“道义原则”？
我曾在一篇短文（《修史工作的不同路向》）中引述钱穆先生的话说，研究历史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历史意见”，一种是“时代意见”：“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我将称之曰历史意见。”“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求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我们此刻重视这些历史意见，其意正如我们之重视我们自己的时代意见般，这两者间，该有精义相通。”（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
这一问题，正涉及我们今天修史的基本立场和道义原则。对于某段历史，此刻该不该修，如何去修，难道还有什么“道义”问题存在？有人会这样质疑，我却觉得还是有的。比方说，已多年没有修过正史，大家都没有经验，难道没有一个该怎么修的问题，值得好好讨论一番？我想，起码有一点可以强调的，那就是要尊重“当事人”，重视“古人”的意见，好好听听当时那些人是怎么想的，本人到底有什么想法，他们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万不可一上来，还没怎么着呢，就大帽子四下翻飞，旧帽子之外加上一堆新帽子、新新帽子，那我们算是干啥呢？
我也由此想到，我自己过去的许多研究（主要侧重于社会经济史），其中虽有些道理，但怕也隐含不少问题。那些“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都是由西方传来，在中国传统是不大看重的;把它加诸古人古史似亦无可厚非，那些遗产也很值得总结（甚至不用现代观点打通了看，可能就总结不出来）。但是那仍不是古人自己的观点，不是“传统语境”的自身解释—做学问，不做到这一地步恐怕还是不行的。
所以，在尽量展示各种“时代意见”（如“共时现象”、“国家视角”等等）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到古人本身的“历史意见”，这就是我要遵循的一个原则。
十八世纪，中国与西方国家同时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共时现象”，即人口的持续增长与政府职权的加强。遂有从垦政，到农政、矿政、粮政一系列的政策探讨。从此，中国开始了她的“现代化”的努力，这，可以视为对中国历史（近现代史）的一个新的解释，所谓时代意见。它表明，清史还是具有它的跨时代价值的（参见拙作《从清代农业政策看当代农村变革》，载《炎黄春秋》二零一一年第五期）。
不过，同时还必须重视清人自己的解释，他的目标是什么呢？对高宗皇帝来说，就是“回复三代”（不是所谓“盛世”或“统一”、“西师”和“南巡”），实现儒家的经典命题，确立清代在几千年中国史中的至高地位—我的打算，不外是把它讲成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
所以，本书可以说是对昔日历史的一个现代诠释，也是对当代改革的一个历史说明。是一种“古今两相观照”、带有时代气息的研究。如此看来，在许多方面，清史（而非民国）正是我们今天的昨天。重新阅读这些史料，我们可能也不难发现，其中许多问题我们是才开始或还没有意识到呢（特别是有关传统政治理念的部分）。
有国外朋友就此提出一些问题，我曾回答说：
如果我能够见到乾隆皇帝（起君于地下），我就要做一番“口述史”了，我要问问他：
为什么乾隆朝前十三年史料畸缺呢（对比雍正朝和乾隆十三年以后）？是不是有什么人做了手脚？
我写您打算“回复三代”这节，您满意吗，为什么以后就不提此事了？有什么难言之隐？
“粮政事件”呢，这些难道不是大事里的大事？您愿意像一般史书那样，把它们都遮蔽起来？
您后来搞了那么多“文字狱”和“政治案件”，为什么要这样做？您一定有个想法，我的猜测准不准确？
我如果能重写一部《皇朝经世文编》（只收十八世纪的东西），您会有什么想法？如果说，对“经世派”有过贡献的陆燿（著有《切问斋文钞》）、庄存与（开创自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一脉今文学派），都曾参予密勿，对您的想法有一定了解，为什么您还不能满意？今天又可以怎样补救？
您对有关传记中的哪一部分比较喜欢？哪些最不喜欢？为什么？……
据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在十八世纪的乾隆年间，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特别赞美乾隆皇帝，他在给瑞典王的诗作中写道：
我常给中国皇帝去信，
直到而今，他没有给我一点回声。
这真是一个遗憾。
（《乾隆十三年》，高王凌著，经济科学出版社二零一二年五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