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太史公”与“经济学之父”的不谋而合

司马迁与亚当·斯密在经济思想的诸多领域，如肯定人的物质欲望、宏观经济调节机制、分工思想、价格思想、对资本积累的认识、财政思想以及货币思想等方面均存在着相似或接近的认识。笔者认为，二者能够达成诸多共识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經济理论基于相似的经济哲学和经济伦理学基础。因此，必须重视经济学的哲学传统和经济社会中的伦理道德建设。

[关键词]司马迁；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8)02-0133-04

景春梅(1977—)，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府政策与公共管理系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北京 100102)

我国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宝库中蕴藏着琳琅满目的经济思想遗产，只是由于挖掘、整理不够而未引起世界甚至国人的关注与重视。如：被称为“经济学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很多观点，我国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早于其近两千年时就已做出过类似的论述。司马迁在其巨著《史记》中创立了经济专篇《货殖列传》和《平准书》，阐述其在宏观治国和工商业微观经营等方面的思想主张，形成了一种较有系统的、极富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学说。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创立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成为市场经济学的奠基之作、经济自由主义的宣言。本文旨在对二者经济思想的相似之处进行梳理和对比，并对其相似的原因进行探析。

一、司马迁与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相似点

(一)肯定人的物质欲望——财富观与“经济人”假设

司马迁提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①，“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作出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著名论断，表明司马迁已朦胧地意识到了物质利益规律是人类社会正常运行的第一驱动力，反映了其财富观的唯物主义倾向。他同时指出“求富有正道，奸富不可取”，对通过作奸犯科、杀人越货等非法手段得来的不义之财予以坚决否定。斯密以“经济人”假设作为立论基础，指出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无不以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为动机。但斯密也反对损人利己、道德沦丧。他公开抨击了商人只考虑自身利益的极端自私心理，认为唯有互利才能使每个人的自利追求得以实现。

(二)宏观经济调节机制——“善因论”与自由主义主张

司马迁从其财富观出发提出了自成一家的“善因论”，指出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依据客观经济规律，顺应民间经济活动的自然发展，最坏的办法是国家越俎代庖、与民争利，其观点表现出鲜明的自由主义立场。但并不全盘否定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主张对“奸轨弄法”等破坏经济秩序的行为“严削”以“齐之”。自由主义是贯穿斯密经济思想的一条主线，他认为利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个人的利己行为会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使社会利益得到增进；只有自由主义政策才能打破当时有害于经济发展的种种法规，使工农商业得到自由发展，才能促进资本主义的成长和国民财富的增长。他认为政府应充当“守夜人”角色，但主张在市场失灵时应有所作为，政府应具备三项基本职能，即国防、司法行政及公共事业。

(三)分工思想——“农工商虞说”与“社会分工说”

分工理论是《国富论》浓墨重彩的内容，《货殖列传》中也多次谈及分工并有很多精彩论述，斯密与司马迁的不少观点惊人相似。日本学者桑田幸三曾感叹：“司马迁的分工理论，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有不少共同点……司马迁确是一位仰之弥高的伟人。”[1](P2)纵观之，两人在以下几个方面认识相似：第一，分工是自然发生的。司马迁指出农、工、商、虞之分工会随着人们生存和交换的需要而自发形成，不需要政府人为发布政令去做安排。斯密将社会分工视为人类“自然倾向”的结果，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导致了交换的产生，并由交换引起了分工。第二，分工的深化与拓展有助于增进社会财富。司马迁认为人们为了“得所欲”，必然“任其能，竭其力”，即分工导致专业化，专业化则使人的能力和潜力得以发挥，并认为农工商虞四业并重才能实现国民财富的增长。斯密认为分工导致专业化，而专业化使每个人发挥自己的天赋与资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进财富。他断言：“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②第三，劳动是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司马迁指出农工商虞同为国民衣食之源，但前提是“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实质上强调了劳动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斯密则直截了当地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

(四)价格思想——“自然之验论”与“看不见的手”

司马迁提出“自然之验论”，认为社会经济内部具有自发调节机制，物价在其中起杠杆作用，价格的自发波动会调节社会经济正常运行，而人为的干预只会破坏这种调节机制。他进一步认识到供求与价格相互影响的关系，指出“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应“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审时度势逆向决策以获利。这表明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对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表现为供求关系规律)和市场机制有了初步的认识[2](P68)。斯密用“看不见的手”隐喻价格机制的客观存在，与司马迁的“自然之验论”要旨相通。但他区分了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认为某种商品如果供不应求，就会使其市场价格或多或少地升到自然价格以上；反之，市场价格会降低到自然价格以下；如果供求相当，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则相同或相当。斯密指出了市场价格围绕自然价格(即价值)上下波动，而引起这种波动的原因则是供求关系的变化。

(五)对资本积累的认识

司马迁从工商业微观经营的角度阐述了对资本积累的认识[3](P101)。强调从事工商业经营必须有一定数量的货币积累，否则“无积聚而多贪”；强调必须获得20%的年利润率，否则生产就难以为继，即所谓“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强调资金周转，赞赏范蠡“仅逐什一之利”，“无币息”等加速商品与资金周转速度(使其“行如流水”)的做法；重视节俭，大加称赞白圭、任氏、宛孔氏等节俭致富的行为，指出“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斯密从国家宏观经济层面探讨了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他指出要增长一国财富，只有增加生产劳动者的数目和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力，而这些都需要增加资本。一个社会、国家，不管资本存量有多大，不变投资率总意味着经济停滞，下降的投资率就意味着衰退。资本积累的持续增长会促使分工深化，从而增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他还指出了资本积累的关键是节俭，节俭不仅能增加个人资本，而且能增加社会资本。

(六)财政思想

两人都主张节俭财政开支。司马迁对西汉设立“少府”(皇帝的私库)，将国家的财政与皇帝的“家政”从来源和用途上分开管理，限制皇室贵族过度奢侈的做法持赞许态度，反映了他节俭的财政理念。斯密指出王公大臣“是社会上最浪费的阶级”，提倡“廉价政府”。从节省公共开支的要求出发，建议精简政府人员；政府必须严格限定公共开支的范围，除了国防等少数开支为必要的外，其余的开支均应坚持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

都秉持“轻税论”思想。司马迁主张藏富于民，对文景时期轻徭薄赋的财政政策十分推崇，认为正是国家取消一系列苛捐杂税不夺民力，才造就了汉初的太平景象。斯密不仅从他关于国家经费是非生产性的观点出发主张轻税，而且从税收取得收入的效率着眼，主张通过轻税的途径实现必需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斯密还提出了至今仍为西方财政学说重要内容的税收四原则，即公平、便利、确定、经济，其精髓是要求尽量避免纳税人除正税以外的额外负担，所体现的也是“轻税”思想。

(七)货币思想

两人都认为货币起源于商品流通需要。司马迁认为“农工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矣”，即货币是随农工交易发展，适应商品交换的要求经过长期发展、演化而来。斯密通过货币产生前屠户、酿酒家与烙面师交易的不便，指出了交换媒介对于成功交易的必要性；根据金属自身的特性和优点分析了金属充当交换媒介的必然性；论述了金属由于流通的不便而演变成为铸币充当货币的历史过程。斯密比较科学地认识到货币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了便利交易、促进商品流通而自发产生的，决不是由某一个人、集团或某一国家人民深思熟虑判断的结果。

二、司马迁与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相似的原因

司马迁与斯密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之多令人惊叹的共识?学术界曾有人提出斯密盗用了司马迁的思想。[4](P56)笔者认为，二者相似的根源在于相似的经济哲学基础和经济伦理学基础。

(一)相似的经济哲学基础

哲学不仅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牵引力，而且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方法论指导和思维武器。司马迁的经济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自然之验论”和“善因论”上。他吸收道家学派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将其扩展到经济生活和人的行为之中，认为整个社会经济是自动、有序发展运行的，是符合于自然和人的本性的，即“道之所符”；社会经济发展有其内在动力，这种动力就是人们的求富欲望，因此不该压制和禁锢；由于这种内在动力，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农、工、商、虞”的分工也是自然形成的，并且每一个部门都各司其职，创造不同的社会财富；社会经济内部具有自发的调节机制，即“自然之验”；相应地，宏观政策应“因势利导”，顺应经济运行发展的自然机理，避免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

受当时流行的自然哲学学派的影响，斯密以自然学派的“自然秩序”作为方法论基础和哲学基础来分析探索经济运行过程。“自然(秩序)”一词是西方思想史上内涵积累最为深厚的词汇，类似“道”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情况。自然哲学学派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一种自然秩序，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这种自然秩序比人创造的秩序优越得多。《国富论》中对“自然”(nature，natural，naturally)一词的使用达四十次以上，几乎遍及全书各处，可见自然哲学学派对斯密影响至深。斯密以符合“自然秩序”原则的“利己心”作为出发点，认为“利己心”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以追求利润为中心的经济活动必将推动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长，最终也将带来社会福利的增长。因此，斯密认为一个国家应建立起一种自然而自由的经济制度。

(二)相似的经济伦理学基础

经济学家用自己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等研究、评价社会经济生活、经济行为、经济运行以及资源配置，由此形成伦理经济学。一般说来，经济学家在建构自己经济学体系时都渗透着各自的伦理经济思想。伦理学属哲学范畴，具有方法论的功能，往往决定着经济理论体系的本质和动态。

司马迁的经济伦理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义利观”中。“义”与“利”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领域的一对概念，反映的是意识形态、道德规范与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作为极富中国特色的理论范畴，义利论自先秦以来就有着“重义轻利”与“重利轻义”之争。司马迁恰到好处地将两论之争化为一体，其“义利观”既反映了经济学与哲学的高度统一，又体现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完美结合。他把“仓廪实”看作维持礼义的先决条件，并且把礼义廉耻的教化看作是治国的重要策略，向人们昭示了道德的作用在于规范人们的求富活动、帮助社会经济的内在机制正常运转以实现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司马迁虽然肯定了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正当性及合理性，但坚决反对违背道德、见利忘义的“弄法犯奸而富”；虽然积极倡导“因之”的宏观经济政策，但也主张根据情况辅以一定的“利道”、“教诲”、“整齐”的措施，对“奸轨弄法”等行为予以严惩。

斯密是西方经济思想史上最早将经济学与伦理学在体系上予以明确分立的人，也是将伦理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典范。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阐明了经济活动的动因和动力问题，但指出互利是维系社会有序运转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只有在公正的市场秩序下才能真正实现互利。斯密不仅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而且构建了现代市场经济有效运转所必须遵循的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这种原则和秩序就是互利与公正。因此，斯密实际上倡导了“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内在统一。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曾说：“如果对亚当·斯密的著作进行系统的、无偏见的阅读与理解，自利行为的信奉者和鼓吹者无法从那里找到依据的……是现代经济学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缺陷。” [5](P32)。

三、小结及启示

司马迁与斯密的经济思想存在着诸多相似点，原因在于他们的经济理论基于相似的经济哲学和经济伦理学基础。作为全部经济学观点的指导思想与方法论基础，它们直接影响着两人的思维模式、研究范式及其理论本身，在根本上引导着理论的趋向，最终形成了他们多方面的共識。

司马迁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朵奇葩，也是世界经济思想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珍贵遗产。这无疑对那些妄言中国古老文化中无可与西方文化相媲美者以沉重打击，也给了这种言论以最彻底的否定。我们不应妄自菲薄，而应积极探寻古代经济思想和现代经济思想的契合点，扎根于中国经济的现实土壤，大胆创新，努力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关注经济学研究中的哲学传统。从古典经济学开始，经济学与哲学就紧密相联，但20世纪30年代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经济学的哲学传统，开始了经济学数学化的新时期。斯密经济学中的哲学传统使经济理论直面了经济现实，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公理化的逻辑体系却往往抽象掉了经济现实中的重要因素，往往很难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实践复杂而多变，很多问题并不是靠经济学数学化就能解决得了的，必须重视对经济哲学的研究。

加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伦理道德建设。司马迁与斯密都倡导市场机制有效作用必须遵循应有的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这对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树立，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总之，将我国古代“以义取利”、“义利兼得”的优良道德传统发扬光大，建立起公平公正、互利互惠的市场秩序，也就真正践行了经济学本意上的“经济人”假设的丰富内涵。

注释：

①(汉)司马迁著，《史记·货殖列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文中涉及司马迁的引文凡未注出处者，均见此篇，下不另注。②(英)亚当·斯密著，王亚南、郭大力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下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文中涉及斯密的引文凡未注出处者，均出自此书，下不另注。

[参考文献]

[1](日)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中文版·序言)[M].沈佩林，叶坦，孙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2]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3]何炼成.司马迁——中国古代伟大的经济学家[A].集雨窖文丛——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L.杨格.市场之道：司马迁与看不见的手[J].太平洋经济评论，1996，(2).[5](印)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文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责任编辑：俞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