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长篇小说十年研究综述
时间：2020-03-27 07:59:0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阿来长篇小说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在十来年的研究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文章对众多研究者的观点进行梳理，归纳出对作家身份认同的肯定和否定两种声音，叙述资源的地域性、民族性、英雄性和宗教性以及叙述风格的宏大主题、多元视角、开放结构、边缘人物、诗化语言等多样化。同时，也指出对作家叙述身份的阐释存在着偏颇、叙述资源只看到文本表面性、叙述风格的挖掘还有待全面化。通过综述，展示成果，找出得失，以推动阿来长篇小说的研究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阿来；长篇小说；研究；综述
阿来，当代藏族作家。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于1998年出版，描写了20世纪中叶川康地区一个藏族家族的兴衰史，以一个“傻子”的独特视角，透视了土司制度逐渐走向瓦解的过程。2000年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6-2009年，70万字巨幅长篇小说《空山》系列相继出版，它包括六部小长篇(《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共三部六卷，200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小说叙述了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发生在一个叫机村的藏族村庄里的6个故事，表现了一个村庄的秘史。2009年，《格萨尔王》作为一部民族英雄的史诗化长篇小说，被誉为阿来的“写心”之作。从《尘埃落定》到《空山》再到《格萨尔王》，阿来的长篇小说都以藏汉文化的交汇、碰撞为题材，“从较深的层次关注民族的、家族的、村庄的历史，关注被历史忽略的边缘人、普通人和弱势群体”①。阿来的长篇小说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乃至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中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他之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独特意义在于：在关于民族、国家叙事已淡出作家们的视野时，以其坚实的创作实践和丰赡的创作实绩，让我们有了重建民族“宏大叙事”的信心。本文拟对近十年阿来长篇小说的研究作一系统梳理，总结经验，剖析问题，以推动阿来长篇小说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对其创作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自1998年《尘埃落定》公开发表以来，虽然时间不算长，但研究势头强劲。粗略统计，关于阿来长篇小说的研究，有论文330余篇，其中博士、硕士学位论文30余篇，少量专著。研究的专家学者有张炯、严家炎、邓友梅、周政保、王一川、张学昕、郜元宝、李康云等，达数十人。从研究成果来看，虽不乏一定的深广度，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上不尽如人意，大多是一般性的评论文字，且大都局限在对《尘埃落定》的研究上，对小说的叙述资源、叙述风格等问题的挖掘得不够，以及叙述认同对作家身份的阐释也存在偏颇等等。下面分别从作家身份、叙述资源、叙述风格等方面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一综述。
一作家身份研究
阿来的藏族血统，使作家身份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关注点。
所谓身份，是指“在文化语境中人们对于个人经历和社会地位的阐释和建构”②，可分为性别身份、种族身份、民族身份、跨民族身份以及社会身份等。从文化上看，阿来是一个汉藏混血的作家，当属跨民族身份。阿来接受汉语教育，回到日常生活，又用藏语表达和交流的。从童年时代起，他就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作为一个话语权的发声者，他的作家身份最易受到研究界重视。
关于阿来的身份的问题，主要有“跨族别”说、“双族别”说和 “失语的尴尬”等说。对阿来文化身份研究最早的是王一川。王一川在《跨族别写作与现代性新景观》一文中认为，阿来跨越族别之间界限寻求普遍性，有别于笃信不会有族别差异的“跨族别写作”，也不同于认定族别差异永恒而无法沟通的“族别写作”，其“跨族别写作”为“我们解读中国少数民族生活的、从而也为整个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感人的美学标本”③。徐建新则以“双族别”说取代“跨族别说”，指出：阿来站在长期被当做“对象”方的主题立场回应描述方，既内含汉藏文化身份和语言能力，又包括汉藏文化修养与汉藏历史眼光。④德吉草提出了“失语的尴尬”说，她认为，《尘埃落定》的艺术创造，使别具一格的藏族文化的民族品位被再一次提高，但由于作者身栖汉藏两种文化的交界处，属于“文化边缘的边缘人”，因此，或多或少带着“被他人在乎，自己已忘却的失语的尴尬”。德吉草所谓的“失语”的“语”不仅指藏民族的母语和文字，还泛指包裹在藏语符号中深厚的藏民族文化。德吉草希望阿来自始至终“背靠藏族文化这棵大树”。⑤
有相当一部分评论者从汉藏文化交汇角度，论述阿来文化身份的积极性。如李建在《阿来边缘书写与文化身份认同》一文中，认为汉藏两种文化的碰撞使阿来“一方面具有确定的藏族身份符号，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接受着来自现实生活中汉民族文化磁场的吸引” ⑥。马烈在另一处也认为:“汉藏混血者的特殊气质和多种文化语言混血生成的特殊触觉，成就了作家小说叙述表达的成功，汉族文化传统的绵延深厚和藏族民间口传文学的空灵奇特共同奠定了作家小说创作大厦的基石……因此，他的《尘埃落定》、《空山》能够使我们感受到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⑦也有评论家认为：“尽管阿来深受汉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丧失了用母语写作的能力，但他的作品还是深深打上了用母语思维和母语表达方式的烙印。”⑧马烈在论述中也提到这一点，他说: “《尘埃落定》、《格萨尔王》中大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的运用以及主题的显现、叙述方式和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打上了母语文化的烙印”⑨。这个观点为多数学者和评论家认同：“神奇独特的雪域藏文化的熏陶和濡染，丰富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是阿来作品的生命来源和创作根基”，“简单、真率的风格，是与其作家的身份及深厚的生活密切相连”⑩。阿来本人也说:“是民间传说那种在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之间自由穿越的方式，给了我无限表达的空间。”这些来自阿来文化身份的藏文化的丰厚写作资源，奠定其长篇小说的宏大叙事、史诗品质。
也有部分论者认为，阿来存在着身份认同的危机感。邵燕君在其论文中说，无论是从宗教信仰还是从生活方式上，阿来都与中心地区的藏人相对疏离，文化上缺乏精深的滋养，立场上更有意“超越”，这就使阿来“退守”的背后没有建构的基础，“拒斥”背后没有抵抗的含义。而且，作为一种边缘宗教文化群体的“发声者”，阿来与其所属的族群缺乏那种具有深切悲情意味的“同在感”，这是与写作《心灵史》的回民作家张承志完全不同的。邵燕君还认为，“作为一部由藏族作家书写的本民族当代变迁的史诗，《空山》最令人遗憾的地方还不在于对外来冲击采取简单的拒斥态度，而在于其内部根基的空虚”。郜元宝说得更极端，他认为阿来基本上是从小就失去本民族文化记忆而完全汉化了的当代藏边青年。而《尘埃落定》与《空山》共同的问题都是作者在尚未自觉其文化归属的情况下贸然发力，试图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对复杂的汉藏文化交界地人们几十年的生活做文化与历史的宏观把握。
上述关于阿来作家身份的认识不乏深度，也有相当的说服力，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那就是由于过分强调阿来的出生、血缘及藏汉交汇的若干文化特征，而有可能忽视和遮蔽阿来作为一个中国作家、世界作家、人类作家，其长篇小说所具有的“普遍的历史感”和“普遍的人性指向”。
二叙述资源研究
小说的叙述资源，主要指支撑作家小说创作的各种文化元素。对阿来来说，其长篇小说的叙述资源更多的是隐藏的意蕴深厚博大的藏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论者往往从地域性、民族性、英雄性和宗教性等几方面来加以阐发。
从地域性与民族性的角度来看，论者更多关注的是阿来长篇小说中的藏族文化和边地文化资源。祝成明在《论〈尘埃落定〉的诗意追求》中谈道，阿来的原乡是在阿坝藏族地区，紧靠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那里有雪山环绕、大河抚拥、辽阔的草原，但经济相对滞后，堪称“边地的边地”，“是一个特定的地理位置中的一个‘特定群体’” 。殷实认为，这个特定群体，是指汉藏交界地带的藏族文化区域的藏族人，这是一个因伟大宗教的久远笼罩而被神圣化了的民族，一个从未离弃过神思与救赎的世界，一个尚未从混茫的原处存在中剥离出来的世界。赵红杰在《史性的沉重与诗性的轻盈》中也说，阿来的族群文化就是藏域文化，是当代文学“地图”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中国西部文化的一部分。阿来的长篇小说的写作内核就根植于这一空间，孕育出一部部气势宏大的民族史诗。 刘中桥说，阿来在阿坝故乡的广阔大地上，用双脚也用心灵，写下了一行行曲折漫长的来路，“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与一个更雄伟的存在对接起来”，这个 “更雄伟存在的”就是藏民族的历史。宋先梅则认为:“《格萨尔王》是藏民族史诗，他以深化的方式记录这藏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气息，是民族文化的源头之水。”祝成明进一步论述道：“西部文化的诗性进入了《尘埃落定》，成为一种整体性的存在，进入实质。阿来笔下所流淌出的清新而奇特的风情雪域清晨，神秘官寨，浓浓的酥油茶，高亢的民歌，念经的喇嘛，无不言传出诗意的精神文化世界。那一幅幅独具民族特色的社会风俗画面，展示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充满神秘与奇特。”黄轶也说：“在文本间你能感受到他们对边地风景风情风俗的诗性眷恋……用最适于自然性韵味的文字，表达他们对原生态文化自然神性的尊崇，他们对乡土家园的追怀，传达着浓郁的精神乡愁和原乡意识，渗透这深刻的人文情怀。”
也有论者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来论述阿来长篇小说的叙述资源。李建就此写成《〈尘埃落定〉与藏传佛教文化》专文，指出：“长期以来，佛教同藏族文学的主题思想、人物塑造、心理描写、故事情节、结构处理等关系密切，形成藏族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藏族文学作品中，没有沾染佛教色彩的可谓凤毛麟角。作为藏族作家中的一员，阿来对弥漫于自己生存环境中的佛教氛围、佛教仪式和佛教门派是相当熟悉的……他对藏传佛教深刻的了解深深地影响了《尘埃落定》的创作，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它唤醒了阿来的哲学意识，参与了生命哲学的建构，并影响到《尘埃落定》的风格和深层意蕴。”李建认为，关于《尘埃落定》的主题，评论界只注意到是一曲藏族封建土司制度走向毁灭的独特而又美丽的挽歌，但很少有人指出这部作品所表达的佛教方面的精神主题。其实细读这部作品可以发现，与其说《尘埃落定》表达的是一个历史主题，不如说他以历史为意象，更多地揭示的是一种宗教体验，表达的是一种对于人生和生命的佛陀式感悟。梁海在《论阿来的〈格萨尔王〉》一文也认为，作为一个带有鲜明宗教色彩的隐喻形象，格萨尔王征战南北的一生演绎了藏传佛教的转化和发展历程。作为一个神话英雄的理想范本，格萨尔王把我们带向了佛教超验的高度，让我们看到奉献、牺牲、自由与永恒。
还有论者从英雄主义的角度来分析阿来长篇小说的叙述资源。他们注意到了《尘埃落定》、《格萨尔王》所塑造的是众望所归的普世英雄。李建认为，“傻子少爷的‘粮食之战’，开辟边地市场等，因自己的‘聪明才智’使得麦其土司王国日益强大。格萨尔的下凡间，赛马会夺魁，降妖除魔，雄狮归天等等，他们的成长伴随着业绩，使他们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有论者注意到《空山》里的英雄，不再是群体抗争集中到某一人物身上的英雄，表现的其实是人们心目中英雄的缺失和信仰的丧失。但也不是说就没有了英雄，英雄是散存在于民间的平民英雄。如黄轶在《生命神性的演绎》中认为，《天火》中的多吉就是阿来所塑造的平民英雄。心中没有自己只有机村的巫师多吉有些特异功能，如测定风向呼唤火神和风神，他屡次冒着入狱的危险烧荒，为机村烧出一个丰美的牧场，最后，残疾的多吉藏在山洞里还要发功祈雨，期望以微薄神力熄灭肆虐森林的大火，直至困累而亡。由此，在一些论者看来，“在藏民族的精神深处有一个解不开的英雄情结，作者对本民族的历史怀有高度的荣誉感和亲近感，把英雄主义作为民族精神的代表词。正是这种英雄情结在不断指引着阿来完成精神的原乡。”
总之，在人们看来，藏族文化、边地文化和佛教文化，以及英雄情结，构成阿来长篇小说主要的叙述资源。这显然是有问题的，事实上，汉族文化，包括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文化及文学资源，对阿来长篇小说叙述资源的构成，具有更加不容忽视的意义。
三叙述风格研究
所谓小说的叙述风格，是指作家在小说叙述过程中所形成的个人化特征。阿来长篇小说的叙述风格，是在个性化主体与其艺术形式的统一中显现出来的审美特性。从众多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1．宏大主题
论者普遍认为，阿来的长篇小说以民族区域为描写对象，创作目光总是聚集在宏大主题之上。梁海在《论阿来的〈格萨尔王〉》中说，从《尘埃落定》到《空山》，再到《格萨尔王》，我们都能够看到阿来在反复言说着历史、人性、命运这样大气恢宏的主题。如果《尘埃落定》和《空山》是试图熨烫历史的褶皱以揭示一种真实，那么《格萨尔王》则从更为遥远的起点演绎了一部关于英雄的传奇。另有论者也认为，阿来所有作品都是关于嘉绒地区的书写，即他自己所说的藏族村落史的宏大主题。嘉绒的过去与现在、历史、人文、风俗及在嘉绒大地上的嘉绒人的欢笑与歌哭都融入了阿来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