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研究综述
时间：2020-03-27 08:00:0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任溶溶（1923-），著名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堪称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界的泰斗，迄今已向国内译介了三百余种儿童文学名著，是一位实践经验丰富的翻译大家。本文就中国学者对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的综述，同时指出了前人研究存在的局限和不足，为后续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任溶溶翻译活动奠定基础。
关键词：任溶溶;儿童文学翻译家;研究综述;局限与不足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5）05-0070-06
1. 引言
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儿童文学常处于边缘位置，备受冷落。但是，近年来，随着儿童的教育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儿童文学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翻译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就我国而言，一辈子以翻译外国儿童文学为主的译者在当代中国是少有的，而任溶溶就是其中一位成就卓著的儿童文学翻译家。由于儿童文学翻译在文化研究中长期受到忽视，这位大家尚没得到应有的关注。本文总结了前人以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并指出其局限与不足，为后续进一步的全面研究做准备。
2. 任溶溶简介
任溶溶1923年生于上海，广东鹤山人。著名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1949年后历任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1946年，在《新文学》 杂志发表第一部译作，即土耳其儿童小说《粘土做成的炸肉片》。1947年，在《儿童故事》杂志工作，自此开始他的儿童文学事业。新中国建立后， 主流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决定了需要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来填补空白，任溶溶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家和翻译家也就应运而生。
任溶溶通晓俄、英、意、日四国语言，向中国译介了三百余种外国儿童文学名著，涉及十多个国家。主要代表译作有《安徒生童话全集》、普希金童话诗，意大利童话《木偶奇遇记》、《洋葱头历险记》，英国童话《彼得·潘》、《查理与巧克力工厂》，美国童话《夏洛的网》、《吹小号的天鹅》，瑞典童话《长袜子皮皮》三部曲，以及近10年来畅销的《小房子变大房子》、《咕噜牛小妞妞》、《怪物史莱克》等儿童图画书。这些作品让中国的儿童开阔了眼界，也为国内儿童文学作家和译者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任溶溶曾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宋庆龄樟树奖、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翻译奖、国际安徒生翻译奖、亚洲儿童文学奖等。2012年12月6日，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荣誉称号。“任溶溶的儿童文学作品亲切、自然、风趣、幽默，对儿童进行全方位的教育， 告诉孩子们日常生活中的浅显知识， 塑造儿童良好的品格， 完美地体现了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杨志敏，2003： 78-79）。文学评论家刘绪源谈到：“在中国文坛上，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最拔尖的，就是任溶溶”（刘绪源，2011： 79）。他改变了中国的儿童文学。董海雅将其称之为童书翻译界“金字招牌”（董海雅，2014： 19）。
儿童文学翻译家是儿童文学的传播媒介，他们的个性、儿童观、翻译思想等会直接影响他们对一部作品的阐释，关系到能否满足读者预期目的，起到娱乐和教化作用，能否为国内儿童文学的创作提供良好的参照。任溶溶是当代具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翻译家，鉴于任溶溶在翻译领域所取得的贡献及其对儿童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已有不少学者对其翻译思想进行了研究，但与之身份和地位不符，因而需要明确研究现状与不足，以期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个翻译家。
3. 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研究综述
笔者在中国知网上检索到，1983年到2014年间，所有研究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的相关文献有370余篇，而在2000年以前仅有20篇，且大部分是对其儿童文学创作的评论性文章。2000年之后，出现了有关任溶溶的评传及对其译作的点评，但对其译作的点评不仅数量匮乏，而且缺乏理论依据。数据表明，2005年以后研究任溶溶翻译活动的硕博士论文和期刊文献有70余篇，与之前对任溶溶的研究相比，主要变化体现在数量上呈上升趋势，逐渐有了理论基础，研究角度和方法更趋多样化。
目前，国内学者对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的研究方法分为两类：第一类从宏观角度出发，以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为直接研究对象，总结其翻译思想。在这类研究中，没有理论支撑，只是做一般性总体描述。采用这种研究方法的文献数量不多，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仅找到3篇，有王珊珊（2008）、何伊丽（2009）和刘秋喜（2013）;第二类是从实践角度出发，选取任溶溶的某一译本为特定研究对象，或者对比两个译本，以理论论证其翻译活动的某一方面。采用这种方法研究的论作相对较多，颇具代表性的有：郭静（2012）、孙婷婷（2013）和李鹤艺（2013）。本文要关注的是以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献，经过筛选后发现，虽然研究的方法略有不同，但总结出的思想大同小异，主要涉及了以下三个方面。
3.1翻译目的
在笔者收集到的文献中，谈到任溶溶翻译目的的文章较少，只有3篇，下面按时间顺序对各位学者的主要观点加以整理。
最早提到任溶溶翻译目的的是王珊珊，但文章基本是泛泛而谈：“主要还是想给国内的儿童文学创作提供借鉴。世界儿童的历史，从安徒生算起，时间也不长，最繁荣的阶段还是自二战以来的当代;译儿童书这个工作太有意思了，让人爱不释手;让小读者们有更多更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去享用”（王珊珊，2008： 132）。
而何伊丽则从社会历史背景入手，分析到“解放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队伍开始形成，大力提倡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并广泛引进前苏联的理论，在这种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下任溶溶开始从事译介活动”（何伊丽，2009： 35）。随后，又引用任溶溶的原话 ：“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不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而且给文学工作者必不可少的借鉴。我翻译儿童文学近60年了，也无非想让小朋友读到有意思又好玩的书，同时向我国儿童文学作者介绍世界儿童文学的精品，让大家开开眼界。”“我的翻译是跟儿童文学结合在一起的，我觉得我的翻译主要目的除了给儿童看以外，就是给儿童作家一点好的作品参考”（何伊丽，2009： 35）。由此，何伊丽明确总结出，任溶溶的翻译目的是“为中国儿童提供精神粮食，为国内儿童文学工作者提供参照，从而给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注入新鲜血液”（何伊丽，2009： 35）。
孙婷婷提到了相似的观点，但也有其独特之处。她指出，任溶溶通过滑稽有趣的故事，大部分译作都达到了反映社会现实、娱乐读者以及揭示生活哲理的初衷。作者通过分析任溶溶文本选择的阶段性特点指出了任溶溶的翻译目的，认为任溶溶翻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最初的动机是为了解决国内儿童的“书荒”。在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由于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前苏联很相似，为满足政治需求，任溶溶集中翻译了大量前苏联的儿童文学作品。文化大革命之后，由于新时期改革开放的需求，中国急需吸取新知识，也为了满足儿童的心理和思想要求，为促进儿童文学发展，任溶溶转向翻译欧美国家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孙婷婷，2014： 23）。
刘秋喜（2013）还谈到，任溶溶早年曾任出版社的编辑，在文本选择上独具慧眼，形成了自成一套的标准：首先选取外国优秀儿童文学著作是他的宗旨;其次，选择他最喜欢的作家的作品形成系统的研究和翻译，集中翻译某一个作家某一个时期的代表作;最后，还要考虑文学作品的主题，应该是有意义的、有趣味的。
翻译目的除了和当时社会历史背景、文化主流意识、目标读者等相关，也和译者自身的个人性情、语言能力等息息相关。任老先生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采访时曾说道：“我喜欢热闹、轻松活泼的，看电视就要看大团圆的，不喜欢悲剧，受不了”（楼乘震，魏宇，2013： 80）。他积极、乐观的个人性情决定了从事儿童翻译的优势。
3.2翻译策略
儿童文学最直观的特点是简单、浅显，因而大多数人觉得儿童文学翻译似乎比成人文学作品更容易操作，但事实上，译者要完全掌控儿童的心理特点、语言理解能力和接受程度并非易事。儿童文学的特殊性要求一部成功的儿童文学译作，必须传达原文的意思和童趣。这就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采取适当的策略，遵守翻译原则，而目前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没有定论和标准，完全靠译者自身把握翻译的“度”。 从收集到的论文看，涉及到任溶溶翻译策略的不少，在下文中，笔者将依据时间顺序，选取典型代表，总结主要研究观点。
王珊珊总结任溶溶儿童文学翻译策略时说，“首先，童趣在儿童文学翻译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次，口语表达是儿童文学翻译的另一个关键要素;最后，‘创造’对于小读者获得与原读者同样的感受帮助巨大”（王珊珊，2008： 132）。王珊珊就以上三点解释到，儿童文学的目标读者很明确就是儿童，因此，任老将小读者的反应放在首位。并引用与任老先生的通信内容证实口语表达的重要性，“我从年轻时从事文字改革工作，因此特别注重口语。虽然我学过点国学，但后来始终以口语为主，这对我的儿童文学工作极有影响，极有帮助。原作者要他的孩子好懂，自然用口语，我也用口语，我就是这样翻译的”（2008： 132）。另外，还谈到，创造是一种解决方式，任溶溶认为字面上可能不那么忠实于原文，但精神上是忠实于原著的。郭静（2012）以接受理论为基础论证再次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与之略有不同的观点是，何伊丽总结出“忠实、口语化、童趣三原则”。何首先强调忠实原则，并引用任溶溶原话论证：“译者好比一位演员，要揣摩不同人物，表现不同风格。演员投入一个角色，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把原作尽可能贴切地翻译过来。原作者风格各异，翻译的时候也应保留原来的风格，我觉得翻译就是一个字——‘信’，不但文字，整个作品都要忠实于原著”（何伊丽，2009： 30-31）。李倩（2012）以目的论为理论基础，研究E·B·怀特所著的三本儿童文学作品的任溶溶译作，也总结出这三个原则。孙婷婷（2013）从生态翻译学角度，探讨了任溶溶的翻译原则，也提到了相似的观点。
赵翠翠（2012）以任溶溶汉译本《吹小号的天鹅》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原著与译本，运用接受美学理论，归纳总结任溶溶儿童文学的翻译技巧。作者认为任溶溶的译文用短句使结构简单化，通过使用重复、感叹、拟声词使表达形象化，通过使用押韵使语言音韵化，通过使用归化法和删节法使文化差异最小化，使文章从静态的文字符号还原为鲜活生命，从而引导读者阅读和接受。类似的研究有，宋松岩（2010）从功能翻译理论出发总结任溶溶的翻译技巧，李鹤艺（2013）结合翻译中的创作理论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随后，刘秋喜（2013）提出了四原则，即“忠实、口语化、童趣、情境化原则”。就前三点的论证方式与之前较为空泛的论述大有不同，作者从任溶溶的翻译实践活动中选取典型例句表明：忠实原则体现在词汇和风格上忠实于原著;口语化原则体现在语言浅近，以简单句为主;童趣原则体现在文字游戏上。另外有别于其他观点的是情境化原则。情境化指文中的描述能让小读者们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让文字产生画面感，充满画面感的情境化语言能让孩子们感同身受，更容易理解和乐于接受作品。除此之外，刘秋喜还从具体的词汇和句法层面探讨了翻译策略，指出任溶溶为了遵守翻译原则，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体现在词汇层面是保持简单、生动和可读性;体现在句法层面是尽可能采用短句和减少注释。
值得一提的是，董海雅独树一帜地以任溶溶图画书译作为研究语料，对其文本的翻译风格给出了很有见地的评价，作者认为“任溶溶的译作充分保留了原作的风格，贴近儿童，读起来朗朗上口，童趣十足，文图相融”（董海雅，2014： 20） 。考虑到儿童图画书这一特殊的文学形式，董文配以图画，选取任溶溶近10年来的图画书译作进行评析，总结出任老译作使文学性与艺术性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以韵为重，节奏感强;选词贴切，文图互融;口语化与文学性兼顾”的独特风格。（董海雅，2014： 20-23）
3.3翻译与创作
任溶溶身兼双重身份，既是翻译家又是作家，他的翻译与创作是同时进行的，但首先他是一名翻译家。然而，对其翻译与创作的关系，却少有人关注，笔者发现只有一位学者论述了这一点。何伊丽（2009）主要从任溶溶著译的“儿童诗歌、童话和儿童小说”这三个主要题材出发，考察了任溶溶翻译与创作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现将其主要观点阐释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