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之用
时间：2020-03-28 07:50:4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审美话语与文学
概览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作品，便会发现，“美学”（或审美）一词被大量使用。这似乎说明美学话语在塑造现代中国批评家对文学的思考方式上，起了关键作用。美学既为文学作品提供评判标准，又为文学作品的写作方式和写作目的提供指导。美学思想也为作家追求作品的审美效果和审美素质提供动力，追求审美效果和审美素质是文学性及其相关观点的内在要求。事实上，文学性的概念，对文学作品的审美至关重要，它要求认真推敲文学的审美特质，如崇高、优美、情感效果、形式或文本要素。文学性常被用作美学的同义词，因此，文学作品的一系列内在品质或某些语言的、本质的、情感的和结构上的特征，被同文学作品的其他品质和特征区分开来。这些文学特征具有自指性和独立性，被认为代表了独立和纯粹。文学性的支持者们为了宣扬这种内在价值，将抽象的美学概念凌驾于语境之上，假定美学作品不受历史、道德、政治等其他观念的影响。
美学是西方舶来品。现代主义的、片面狭隘的美学观点影响了文学研究基本方法，进而限制了批评家看待美学与文学关系的视角。本文以夏志清（C. T. Hsia）大作为例阐明观点。在一篇探讨严复和梁启超的文章中，夏志清注意到，严、梁两位作家曾呼吁创作一种新小说，用以提升读者的道德和精神。夏志清批判梁启超名作《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时谈到，梁、严赋予新小说以道德教育的说教使命，并把它作为一种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和方式，是重蹈传统的写作观念。他认为梁启超以“文以载道”的教义为旨归，穷其一生为了开启民智，国家富强而殚精竭虑，其民族主义立场限制了对小说独特审美价值的理解。他提出虽然梁启超承认通俗小说具有审美力量，但却认为旧小说诲淫诲盗，内容有悖伦理，类型粗陋低俗，多宣扬陈旧腐朽、毒害身心的观念信条，最终将导致国民的道德败坏，梁认为新小说应该利用审美、情感和文字的内在力量，并加以改造，使其服务于更高尚的政治和道德目的——建设新社会，形成新道德。夏志清对梁启超小说观很不以为然，因其与纯文学品味和美学观点背道而驰。夏志清把梁启超的理论贬为功利主义的、守旧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过度的。总而言之，夏志清认为梁启超的小说观是非美学的。
夏志清援引黄人批评梁启超。黄人字摩西，于1907年创刊文学杂志《小说林》，著名文学批评家、作家。夏志清引用现代日本流行的观点，认为小说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形式，对黄人以审美为取向捍卫文学性的坚定立场大为赞赏。黄人反对一些批评家把小说作为推动政治道德的手段，并提出警示，认为小说如果被强行用于服务“国家形象、宗教经文、学校教科书、国家和社会的道德准则”②，那它将失去其艺术价值。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应该“满足审美”③需要，而不应是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良药。比起严复和梁启超在自己宣言式文章中的政治和社会主张，夏志清对黄人追求作品审美的表述赞誉有加。夏志清继而援引王国维进行论证。他表示，王國维是中国接受西方哲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也是最重要的文学思想家。他认为，与梁启超的功利主义小说观相反，王国维在评论曹雪芹《红楼梦》时一直秉承神圣的审美价值观。
以美学为保护伞，夏志清描绘的文学世界超越功利主义所关心的政治、社会和道德问题，范围貌似更为广泛，内容貌似更为丰富。然而，夏氏的美学观念，源起于作为运动形式和话语形式存在的西方浪漫主义，以及19世纪欧洲和早期现代主义的各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话语。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过于夸大的文学性、独特性，于20世纪晚期作为文学内部研究方法在美国新批评中得以复活。1978年夏志清撰写该文时，新批评正盛行。夏志清把美学看作一个品味文雅，远离历史、社会和政治，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内心世界。本文试图展现美学与文学之间的联系，认为夏氏美学观念涵盖范围不够宽广，且限制了审美话语可企及的文学范围。夏氏美学把美学与政治、社会和道德语境隔离开来，坚持文学性的至高价值，这种观点使美学从现代世界的社会和政治实践中被剥离出来，而将这种分析话语变成盲目崇拜。
本文试图表明，世纪之交西方美学话语引入并应用到中国文学批评，不仅没有形成文学独立性，反而更广泛融入历史和政治语境，使文学更有深度。这种以政治为导向的美学，认为人的审美体验是生存的真谛，人同时又是政治动物，在不断实践中创造和重塑感性的生活世界。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美学与政治无法割裂。在这里，“政治”是最引人误解的术语，应重新定义。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认为政治并非指行政、政府政策、高层权力斗争或强权政策，他将政治定义为“集体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集体意见的制定”④。在该观点中，个体和群体成为积极的政治主体，共同分享和重塑一个共同的世界。政治的实施同样需要文化符号和意象，因此，政治是审美驱动的：政治主体带来群体意志和实践，形成集体意志，政治成为“一种在感官意象和体验中构建特定经验领域的方法”⑤。文学的政治在于通过重新界定经验、感知、符号和意义的界限，对可感知和可言说重新进行区分。制造和改变世界的政治是审美的，因为它是“存在方式、行为方式和言说方式的交织”⑥。
因此，文学不是对世界的简单幻想，而是通过改变思想、身体、快乐、道德观、社会条件甚至制度，让理想走进现实。文学根植于文化资源和感性经验中，能够实现改变世界政治的目的。下文将讨论三位中国美学思想家，探讨他们如何以政治的，或审美的方式将美学带入文学。
美学的道德审视：王国维、黄人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提醒我们审美话语最初强调主观意识活动，和人进行专业艺术创造的能力⑦。亚历山大·鲍姆嘉通（Alexander Baumgarten）和康德的著作中也有相似表述。最初，美学话语只局限于艺术、视觉形象和美的范畴。这种主观主义观点强调主观感觉作为艺术和美的基础应和社会或文化概念相分离。这种“分裂的现代意识”（“the divided modern consciousness”）⑧，将文化从社会中隔离开来。由此产生的美学观念，针对资产阶级社会横行的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意识形态，表达了一种人文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冲动。虽然这种感性的、浪漫主义的反抗值得肯定，但这种将审美、艺术隔离在社会文化之外的方式百害而无一利，“‘审美的考虑（aesthetic considerations）’不同于‘实用的考虑’或‘功利的考虑’，前者被不可避免的隔离和边缘化。”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