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位夫人的美丽和哀愁
时间：2020-04-02 07:58:0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近日，由美国外交官陶涵教授撰写的《蒋经国传》出版发行。而从19岁起就嫁给蒋经国，一直到88岁去世的蒋方良，也随之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蒋方良的俄文原名叫芬娜·伊帕季耶娃·瓦哈列娃（简称芬娜）。18岁那年，她与在苏联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工作的中国的铁腕人物蒋介石的长公子蒋经国结下了一世情缘，从而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
蒋经国是1925年底赴苏留学的。那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抗击北洋军阀的时期，受新思潮与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许多有志青年都把赴苏留学当做最有实际意义的一步革命行动。蒋经国是热血青年，自不甘落人后，他多次给父亲写信，要求支持他赴苏留学。蒋介石当时还属国民党左派，标榜“以俄为师”，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推进到长江中下游之际，蒋介石从背后向革命势力开了一刀，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共清党政变，致使中国上空乌云翻滚。中苏两国也因此而变恶，蒋介石的长公子被斯大林一度充当人质，送到俄国西伯利亚进行改造。在此期间，蒋经国以极大的工作热情与政绩赢得了同行与苏联当局的信赖，被调到斯夫洛斯克“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任技师，后升任副厂长。
就在蒋经国任职重型机械长领导期间的一天晚上，他从工厂走回宿舍，当他走到工厂旁边的小树林边时，看到一个彪形壮汉正拦截一位下夜班的青年女工，欲施暴力，意图不轨。蒋经国连忙上前制止，那壮汉见他个子小，不将他放在眼里，大声喝到:“你给我滚开！”蒋经国气愤至极，他一言不发，挥拳向大汉猛击，三拳两脚就把大汉打倒了。大汉急忙爬起来跑了，姑娘此时回过神来，非常感激这位尼古拉（蒋经国的俄文名字）厂长。蒋经国问姑娘叫什么名字，姑娘告诉他叫“芬娜”，是刚从技校毕业分到他们厂工作的。这一段英雄救美人的传奇遭遇，使他们暗暗相爱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逢蒋经国到工厂技校上课，芬娜必去听课，并且坐在第一排。在一个周末，勇敢的芬娜主动邀请尼古拉厂长跳舞，舞间她向他表示了真挚的爱，当然，芬娜是在蒋经国危难时刻向他表示爱慕之情，决没有想当“第一夫人”，更没有想到她能够当上“第一夫人”。1935年3月，蒋经国与芬娜，这对异国的情人，在苏联党政机关的特别批准下结婚了。婚礼是隆重的，穿着雪白礼服的新娘和西装革履的新郎，首先向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三鞠躬，然后互相鞠躬，信誓旦旦:“相亲相爱，白头到老。”
对于这段异国恋情滋生的经过，蒋经国在《我在苏联的日子》一书中轻描淡写地这样提及:
“我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那几年，芬娜是我唯一的朋友，也是我的部属。她最了解我的处境，每逢我遇到困难，她总会表示同情并加以援手。1935年3月，我们终于结婚……”
另据他们的媒人——高龄八十的玛丽亚，在西伯利亚接受台湾记者采访时回忆:少女时代的芬娜不仅面目清丽，走路姿态也特别高雅迷人。这对情侣常去海边游泳，“尼古拉很听芬娜的话，他对她所做的事，也都很满意。”
就在蒋经国结婚当年12月，芬娜生下了他们的长公子蒋孝文，小名爱伦。翌年，又生下一女，取名蒋孝章。回国后，又于1945年和1948年分别生下了蒋孝武与蒋孝勇。三男一女的文、章、武、勇均为蒋介石所赐。
爱伦出生后，使蒋经国“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心灵得到了很大的慰藉，对芬娜更加宠爱。西安事变爆发后，蒋经国心急如焚，向苏联当局数度提出回国申请，均遭拒绝，同时还取消了他候补共产党员的资格，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此际，芬娜替丈夫担起生计重担。蒋经国在笔记中写道:“我的情绪极度低落，朋友亦渐渐远离我。这6个月的艰苦日子，一家3口只靠我妻子的收入维生。我太太有空安慰我的时候，我就尽量松弛一下。”
1937年4月，蒋经国与芬娜携其子女告别了苏联，踏上了中国的土地，由上海抵达杭州。与父亲相见后，蒋经国忙他的汇报去了，芬娜料理家务。初时，蒋介石对这位身材高大、金发蓝眼、高鼻的俄罗斯媳妇，还真有些不习惯。到中国之前，蒋经国曾告诉父亲这桩婚事，孝文生下来的时候，还寄了几张黑白照片给他，所以他对芬娜还不算陌生，但真正面对现实时，心理上很难调适过来。经过两三个月的相处与调适，他发现这个俄罗斯媳妇，个性温柔婉约，体贴丈夫，孝顺公婆，又能周到地照顾孩子，符合中国传统妇女的要求，是个贤妻良母型。高兴之余，蒋介石替她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芳娘”，冠夫姓后成为“蒋芳娘”。待蒋经国携其妻儿回到奉化溪口老家后，生母毛氏说:“芳娘芳娘，岂不是我们做长辈的都喊她娘了，还是把它去掉女字旁吧！”于是“芳娘”变成了“方良”，方正贤良之意。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蒋经国携其妻儿返国后，芬娜的俄文名，很快被蒋经国依照谐音改成“芳娘”。蒋经国的朋友徐君虎在和蒋聊天时，认为中国人不宜管自己的老婆叫“娘”，建议把女字边去掉，蒋经国采纳了徐的建议。
对于蒋经国夫妇儿女的到来，毛福梅这位被蒋介石遗弃后万念俱灭、靠念佛度日的蒋经国生母异常兴奋，她要蒋经国与蒋方良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补办一次婚礼。蒋经国很孝顺母亲，又在家乡按照乡规补办了一次婚礼。婚礼上，蒋方良戴凤冠，身穿大红旗袍，这是蒋经国家的账房先生唐瑞福找人定做的。婚礼热闹非凡，对溪口而言，虽不能说是绝后，但至少是空前的。婚礼后不久，蒋经国被派到江西任赣南地区专员，蒋方良母子则留在老家，开始过一位平凡中国家庭主妇的生活。
自蒋方良踏上中国国土之时起，立即受到不同语言、风俗、礼教、生活习惯等强烈的文化冲击，最难以忍受的是语言不通，很难与人交流。蒋经国临上任前，专门给她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教她学习标准的国语，但由于环境所致，她学到的是半调子国语——带有俄国腔的宁波官话。她自知这种国语“有点怪怪的”，怕人听不懂，要出席公众场合时，常为之怯步。平时蒋经国在家时，他们用俄语交谈，但她的几个儿女中，除了蒋孝章会说一点俄语外，其余三个儿子都不会说俄语。到台湾后，蒋方良努力学习英语，说写非常流利，真正度过了语言关。
在饮食方面，蒋方良也有一个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初时，不论在上海或浙江，吃的都是辣味很重的江浙菜，她嫌味道太咸，常吩咐厨子煮淡一点。她在俄国的时候，吃乳酪，夹一片黑麦制成的面包，或红烧一盘马铃薯，很简单的一餐就解决了，她没想到中国菜名堂那么多。
的确，对于俄国东正教出身的蒋方良来说，要适应繁杂的中国礼俗，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蒋介石家世》一书记载:1949年清明节时，蒋介石在溪口带着蒋经国夫妇和孙儿孙女，到白岩山鱼鳞岱祭扫蒋母墓，他在墓前躬身下拜，喃喃祈祷，涕泪横流。拜毕，连声嘱咐儿孙“多磕几个头”。可是蒋方良只在墓前鞠了一躬，蒋介石大为生气，怒目而视，斥责俄国人“不懂礼节”。然而，17年后，蒋方良过50岁生日，蒋介石特别亲笔题了“贤良慈孝”四字，送给蒋方良留念，足见多年蒋方良对中国仪节所下的苦功。
对于蒋介石，蒋方良极尽儿媳孝道。据蒋经国记载:“父亲逝世，吾妻悲痛异常，日夜痛苦，几已成疾，颇为之忧。父亲逝世之夜，吾妻曾吻父亲之额以哀永别。犹忆当妻归国拜见父母之后，曾对余言:‘余幼年即丧父母，而由胞姊养大成人，今来归蒋氏，必视君之父母为我之父母。’此言相隔已有38年，吾妻如此言之，即如此行之，可谓尽孝矣。妻50岁生日，父亲曾亲书‘贤良慈孝’，赠之以作纪念，妻视为至宝，除保留原件外，并把人将此四字刻之于石，置于室中。去年春节，父母双亲曾与妻摄影留念，此一照片亦置于房中。父亲逝世之次日，余见妻曾对石刻哭不成声。余独自守灵于慈湖，时以家中病妻为念。”
蒋方良不愿别人称她为“蒋夫人”是有理由的:宋美龄是她的婆婆，在海内外颇为知名，“蒋夫人”已成为她的专用名词，如果取而代之，很显然是不敬的表现。加之宋美龄还健在，在台湾政坛仍在发挥作用，贸然使用“蒋夫人”，在中国传统礼教上是较为失礼的；她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使用的机会本就不多，何必为此引人议论呢；蒋经国本人也不赞成称蒋方良为“蒋夫人”。
作为国民党党首的夫人，像蒋方良这样不介入政治的，恐怕过于少见。
台湾舆论界称:令政界人士尤其刮目相看的是，数十年来，蒋方良不曾过问蒋经国的公事，也没有替他惹出一件是非。任何人找她帮忙，她总是说:“我不知道，我从来不管先生的事，你不要来找我……”当蒋经国回到家时，蒋方良只关心他“累不累，舒服不舒服”。
正由于蒋方良不参与政事、不在外交际应酬，纵使蒋经国的地位不断攀升，蒋方良的态度和角色始终如一。
如果说，上天考验一个人的方式是让他一无所有，那么在蒋方良身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残忍。1988年初，被蒋方良昵称为“阿五”、她最亲爱的丈夫蒋经国，在大量吐血后撒手人寰。
从外人的眼光看来，芬娜遇上尼古拉，或许并没有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在蒋方良眼中，蒋经国毋庸置疑是她今生最爱。有一段话描述蒋经国过世后蒋方良几度晚上至太平间探视的情景：“经国先生的遗体从冰柜拉出来之后，夫人就抚摸他的脸，细细地轻轻地摸，好像经国先生只是睡了一般。其实遗体早被冰得像冰块了，可是她不管……”
上天的考验不止于此。隔年，长子蒋孝文因鼻咽癌病逝；1991年，次子蒋孝武因急性心衰竭骤逝；1996年，三子孝勇因食道癌病逝。她曾经形容大直府邸到荣总那一段路途是最难挨的伤心之路，流露出的是一位孤独母亲的凄凉与无奈。
拥有三子一女的蒋方良，只剩下唯一的女儿蒋孝章。蒋孝章曾因坚决与年长她20岁的俞扬和结婚，与父亲闹翻，常年在美。蒋方良独自一人度过了8年孤寂时光，每天她要做的就是读报和对着丈夫与儿女的相片发呆，靠往日幸福的回忆支撑自己走完生命最后的一程。2004年12月15日，88岁的蒋方良带着心底深深的遗憾，以及对蒋氏家族的忠诚和热爱，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而此时她唯一的女儿也远在美国患病不起。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时，向来寡言少语的蒋方良问医师：“我死了以后，可不可以和我先生葬在一起？”
2004年12月27日，蒋方良的骨灰移至台湾大溪头寮陵寝，与蒋经国的灵柩永远地伴在一起。
选自《现代女报》 梁建明/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