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遗产与南洋华侨抗战之精神动力

摘要：1931－1945年日本侵华时期，南洋华侨精英以辛亥革命为资源、以双十国庆为契机，广泛开展救国宣传和社会动员，发表政见和救国主张，在激发侨胞爱国情怀、增强侨众凝聚力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此过程既强化了辛亥记忆，传承了革命精神，也使辛亥遗产成为华侨参与抗战的重要精神动力。

关键词：辛亥遗产；南洋华侨；抗日战争；社会动员

1931－1945年日本侵华时期，南洋华侨出钱出力支援抗战的爱国热忱为世人所赞誉。人皆以为华侨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是其本能反应，却忽略了侨界精英在抗战宣传和社会动员中发挥的作用。此种动员往往需要某种资源或载体为依托，本文所关注的，正是该时期南洋志士以辛亥革命为依托的诠释方法和动员手段，以及历史资源在提升华侨抗战精神、激发爱国情怀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一、辛亥励志，救国呼声

日本侵华时期动员华侨抗战的力量或来自中国官方，或来自华侨群体内部。国民党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通过广播、报刊、外国记者、外交机构等多种渠道对海外进行抗战宣传，以取得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这无疑成为海外华侨重要的信息源，并强化了其救国信念和信心。虽然国民政府并无发动华侨人力财力支援抗战的特别法令，但在国民党多次宣言和文告中皆表达有此意。而华侨内部对侨众进行抗战动员者，多为具有话语权的侨界领袖和知识精英。他们对历史有着更深的见解和体悟，对时事有着更清晰的把握和理解，对复兴祖国有着深厚的热情和责任感，这使得他们成为抗战救国运动的领军者。一方面，在诸多侨领的努力下，欧、美、亚各大洲纷纷建立华侨抗日救国联合组织，而以陈嘉庚于1938年创立的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影响最大，造成华侨界在抗日问题上空前团结的局面。另一方面，当时海外大量华侨报刊杂志、华文新闻媒体，都成为华侨精英鼓吹抗战的媒介，同时以社团活动、纪念仪式等行动加以弘扬，对华侨群众抗战思想的统一和民族精神的激发，发挥了巨大作用。每年双十节，借助辛亥革命的纪念活动，这类宣传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无论何种宣传，首先是对革命丰功伟绩的盛赞，无须赘述。但这些并非重点，多数人将辛亥革命的光辉高大、目标高远，与现实的灰暗颓败、漆黑一团进行比较，以激励人们变革社会的斗志。他们指出辛亥以后军阀混战，屡遭外侮，苛征厚敛，弊政如毛，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生活程度，更百倍于清朝；钳制舆论，竣刑酷律，何以比之”。表现出对现实的极度失望。这种认为革命后社会并无改观的看法在华侨中很普遍，正如1936年侨领戴益美所言：“廿六年之出超，或多于清末日数十年之出超；廿六年之贪官污吏，受国法之制裁者，有几何人?廿六年来，训练之兵卒，其抵抗侵略之程度，与清军相异之点，何在?清政之下，有皇权、官权，而无民权，‘帝王之上，臣罪当诛’，今日我国民，享受民权者几何?”

对于日本侵华的时局，侨众更是痛心疾首：“内忧外患，频年加重，当今大难，尤为空前。回忆往昔之光荣历史，民国之缔造艰难，以视今日寇深祸亟，河山破碎，抚躬自问，将何以对列祖慰先烈乎?”在这种情形下，“追溯到先烈无数次的革命纷争而流血的功绩，还不自觉得汗颜无地吗?”华侨以辛亥革命为对比批判现实，反映出其内心对祖国政治腐败、国土沦亡的深度焦虑，改变现状的愿望极其强烈。当然，他们也承认革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武昌起义是革命的萌芽，不是革命的成功”，“所以武昌起义纪念日与其说是废清专制淫威的死刑，毋宁说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始。”法、美等西方国家建国后也经历了动荡和流血才告稳定，由乱到治是各国的必经之路。当然这一过程并非自然完成，而是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国人需要有卧薪尝胆的毅力：“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义，正已适合其时”，“惟是民非亡国之民，国家尚有可为之会”。

华侨精英在将辛亥革命后种种乱象归咎于军政当局的同时，也指出包括自身在内所有的国人都有责任。他们认为民众对国事冷漠，缺乏团结精神，“当此国势垂危、千钧一发，我国人大都犹浑浑噩噩，如人大梦”，无疑是日本得以入寇中国的重要原因。“往者如昨日死，来者如今日生”，国事既已如此，徒然追究责任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华侨在反思过去后无不展望未来，试图亡羊补牢，“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设法去拯救这垂危的民族，冲破这严重的国难”。华侨各界几乎无一例外地呼吁团结：“有组织有系统的结合，以往之仇怨，全部捐弃，共同意志联系行动，不为日寇利用残害同胞，各尽所能，共赴国难。”只要每个人都尽一份力，全力以赴，胜利终将到来。最重要的并不是以何种形式救国，“问题是在大家要决心去‘救’”。

华侨精英尤其以辛亥精神勉励来者，指出前辈革命者“以此不计成败，牺牲之勇气，杀身成仁之精神，虽清政府势力遍天下，终知其必有推翻之一日也”。这种情形与日军铁蹄蹂躏中华的情形十分相似，只要发扬志士的精神，驱逐敌寇出中国指日可待。“革命之精神，乃万众一心，先公后私，誓为主义而牺牲，精诚团结以救国之决心所组成也”。故民众若皆能传承此种为国家勇于牺牲的精神，胜利必将属于我中华民族。灾难固然使人痛苦，但多难亦可兴邦，“由于国难的严重，暴敌的纵横，却燃起了民众救亡的火焰。国民的救亡联合战线运动，已如火如荼地在祖国的任何角落里勃发了，这是中华民族的新的生命气力，是创造双十节的诸先烈精神的新的展望，而为中华民族复兴力量的基础”。华侨们激情澎湃地宣誓：“希望我们能在救亡抗战的弹雨中，而对你那两个血铸的十字之前恭致敬礼!”

二、国难双十，何以为庆?

双十国庆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纪念日，是为华侨最重要的庆典之一，但在抗战期间是否庆祝却在华侨中产生了争议，侨众中出现对双十节热烈庆祝、敷衍了事、反对庆祝三种态度。事件的起因源于官方。“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洋多地政府曾明令禁止华侨庆祝双十节，如印尼锡江地区东印度政府发出国庆禁令，巨港的庆典也因被强令叫停。这是因为当地政府害怕双十庆典中群情激昂，引发政治冲突和秩序混乱，同时担心招致日方的政治压力。中国政府在抗战爆发后，也曾因国难一度禁止大规模的双十庆典，诸多华侨“均遵照我中央政府明令，停止庆祝，只进行简单之纪念仪式”。

其实，官方训令并不能真正左右华侨的意志，它只是与部分人的心态恰巧一致而已。某些华侨认为国土沦丧，国人心痛不已，没有心情庆祝双十，若只是形式上的强颜欢笑不如不庆；国难当头如不吸取清朝灭亡的教训，仅在笙歌庆典中自欺欺人，最终难免会遗下亡国之恨。正如侨领林光挺所言：“国难如是，更如何庆之可言?而国人且必年年纪念之，其在政府，犹是每年举行庆祝，开会纪念，噫，所谓庆祝者，其循例耶?其无聊耶?”一些人甚至愤激地认为，“今天的国庆日，实不能称之为国庆，直可呼之为国哀”，“任你挂上若何美丽的衣，总不能把国庆一装得漂亮起来，勉强庆祝者，不是汉奸之属，便是奴隶之类”。

以上均系影响辛亥纪念的消极方面，也的确产生一定影响，但负面因素并非主流，多数侨界精英极力主张推广双十庆典，这在更多的华侨言论中足可证明。概而言之，华侨的种种表述包含三方面内容。

其一，双十国庆本身意义重大。侨领何葆仁盛赞双十为民众得解放日、先烈献身日、中国求平等日、中华民族复兴日、奠定东亚和平基础日。“夫国庆之意义，如此重大，而日不必庆祝，实无以对牺牲性命、为民族争光之先烈，无以对领导革命、首创民国之总理，无以鼓舞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爱国之精神。”某论者亦指出，国庆日“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灵魂，象征着一个国家的独立自由”，“因为我们的国庆日，‘双十节’也是经过无数次流血换来的，至可宝贵”，故我们应该热烈纪念。

其二，庆祝双十具有现实功能。某华侨指出，庆祝双十可达到提起民族意识、培养民权思想、奋兴抗敌精神、减轻外寇野心、强化救亡意识、复兴民族精神等效果。尤其是唤醒民众，鼓舞人民积极参加抗战这一点，得到很多人的认同。连文质就曾说过：“我们是应该捉住每个可以利用的机会，来作唤醒民族意识的实践，所以我们固然要利用国耻的沉痛，来激励民众的自觉，然而，我们也要利用国庆的狂欢，来发动民众的情绪。”

其三，如何庆祝方能达到上述效果。连质文主张在宣扬先烈丰功伟绩的同时，“更应该把国家目前所处的危急状况，毫不掩饰地向侨胞昭示，同时，指示出救亡图存的大道抗战，借以唤醒吾人的民族意识共赴国难，以挽狂澜”。庆祝国庆与纪念国难是并行不悖的，当以辛亥革命的精神作动力战胜侵略者，消除国难。其时旅居海外的郁达夫提出战时国庆须提倡出钱出力，巩固团结，肃清汉奸。

具体庆典形式与以往大同小异，如各华侨社团、工商学各界参与的体育比赛、提灯游行、游艺会、义演、义卖、售花、募捐、集会、酒会、招待会等，在此期间不乏升国旗、唱国歌等步骤，间或夹杂各类演讲。所不同者，各类庆典大都包含了与国难和救国相关的内容。如1931年双十节，新加坡机器行工友皆臂缠黑纱，演讲日本占领东北情形。同年马六甲野新埠华侨国庆大会，与会者臂缠黑纱，悬挂“国哀”字样白纸旗、警示标语和地图。会议程序增加了默哀追悼东北殉难同胞的环节，演讲者多以日本侵华为内容，号召抗日。当然，各类庆典中仍以对革命精神的弘扬为主，尤其是抗日战场上的胜利，往往会给双十庆典带来欢腾。如1939年和1941年的湘北大捷即在华侨中引起强烈反响，双十前后的捐款捐物、义演义卖活动频繁，“一般商店社团，莫不忙着张灯结彩，大事铺张，数年前的盛况，重现于今日。”1941年双十节马来西亚雪华八十多个侨团隆重庆祝，并派人售花赈济国内难民，举行球赛为国难筹款。华侨拳拳的报国之心于双十日得到彰显，是为辛亥精神的集中体现。

三、集思广益，众志成城

国庆热烈，国难方殷，仅有救国热情而无救国策略及行动，仍难圆复兴中华之梦。故临逢双十之时，侨界精英纷纷提出救国主张，并努力促成其成为现实，以达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之效。

华侨首先希望国民政府坚定抵抗侵略的决心。随着国土的日渐沦丧，国民党内部出现悲观失望情绪，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少数分子叛国投敌。华侨对此痛心疾首，在声讨变节者的同时，亦呼吁国民政府对外强硬，对侵犯领土行为坚决诉诸武力。正如侨领姚雨融所言：“希望此后的中央政府，抱定收复失地、还我主权的决心，勿再使国内的民众陷于水深火热的绝境，海外的侨胞失望悲观。”中共“把日寇驱逐到鸭绿江对岸”的抗战决心得到华侨的赞同，他们宣称“这种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便是今天我们应当确定的立场”。

其次，海外侨胞坚决反对政治分裂，呼吁团结抗日。马来西亚侨团曾发表联合宣言，反对新军阀割据一方，要求士兵要坚决服从抗日政府的命令。他们主张真正的民主，反对打着地方政治势力打着民主的口号为不法之事，“假借民主口号，应予无情揭穿”。某华侨亦指出，海外侨胞“绝大多数均不愿参加党派之斗争，抑亦不愿见国内党派争执之相延无已”。只要是坚持抗战复兴民族者，“不问其所属党派之如何，侨胞无不热烈拥护。”以上言论道出了华侨渴望团结、反对分裂妥协的心声。同时华侨也希望“世界民主阵线，应进一步联合”，政府要加强与英美等国的联系与合作。

再次，华侨提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道德救国等诸多救国建议。华侨普遍认为实业与教育意义重大，“夫今欲救我国之危亡，舍教育与实业，无他道也。教育之效，在开民智；实业之功，在厚民生”。而国难时当首推实业，因为中国积弱原因在于实业衰败、国库空虚，“我人欲图补救，宜振兴实业，使国民所需物品，不仰给外人，挽回利权，以巩固国家经济之地位”。侨领胡重益还就如何发展民生提出开发矿藏、奖励开发、鼓励农事等具体举措。提倡教育亦为不可或缺的救国手段，通过教育唤醒民众，“使明了国家与国民，有深切之关系，国存民亦存，国亡民亦亡”。侨领苏万果则提出道德救国的方针，他认为道德沦落是导致外敌入侵的重要原因，欲提升道德则须大力支持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类似主张很多，大都切中时弊、行之有效，当然也有些不切实际、略显迂阔，但无论成效如何华侨爱国救国的热忱是无可否认的。

对于民众尤其是华侨自身，侨界人士同样提出诸多希望。王家纪认为，拯救民族危亡“不一定是直接去和敌人拼命，就是在精神上物质上的帮助，亦足置敌人于死地的，就所谓‘有力者出力有钱者出钱’，固是‘分工合作’，然在整个救亡阵线上，是‘异途同归’的”。亦即希望民众在物质帮助和精神支持两方面，作抗战的坚实后盾。

物质帮助方面，侨界人士大力呼吁为抗战捐款捐物。巫柏觐认为，庆祝国庆的最好办法，一是出钱，二是出钱，三还是出钱，他大力支持国庆献金运动。周善积指出：“对于筹赈工作，不容稍懈，仍须继续努力踊跃捐输，完成抗建必胜必成的大业。”陈济谋提出一占钱运动，号召全马华侨日捐一占钱。他还呼吁民众“节省庆祝双十节燃放鞭炮之钱，作筹赈祖国之举”。李孝武认为“应发动特别捐，藉以慰劳前方劳苦功高之英勇将士，以表敬意，而励来兹”。辛厚慈则希望捐款日常化，“尤其每个侨民，均须担负赈济月捐，佩戴月捐襟章，方是中华儿女无上光荣”。南洋侨界也的确为此付出很多，前述双十庆典民众捐款数量庞大，义演、义卖、售花等所得款项也全部捐出；再如1939年新加坡筹赈会征募寒衣，几天内仅其成员就认捐4400件。

精神支持方面，侨界精英希望侨民一致对外，支持抗日政策，在辛亥精神的激励下完成抗战伟业。某侨领提出“国防华侨”的概念，“使侨众知道国既不存，侨将安附的理由，大家振起精神，尽其力量，鼓吹提倡，目标既定，全力以趋，至完成国防，巩固国基，俾中华民国的国庆，永久的光荣。”其实质是要求华侨抱定牺牲精神，从事救亡工作，主要价值在于精神激励。诸侨领还提出华侨具体当为之事，如去除成见、精诚团结，使用国币、挽回利权，侨团合作、造福地方。华侨青年当刻苦耐劳，学习新知识，为大众谋福利。民众要与政府合作，男子加紧军事训练，女子承担救助责任等。

除此以外，有些华侨还尤其注重对国内政治的舆论监督。某华侨如是说：“我海外侨胞应本安国家爱民族之一贯精神，站在真正无党派之立场，秉持公正不阿之态度，一致起而监督祖国之施政方针及各党各派之行动，凡有割据自雄与破坏团结者，固应严辞声讨，而借公为私与挑拨离间者，亦当加以斥责!”此论反映出华侨希望政府民主高效，能够听从民众的意见扫除弊政，也希望更大程度地实现自身参政议政的权力。

结语

日本侵华时期，南洋侨界精英借助双十庆典仪式和舆论媒介，广泛开展了宣传鼓吹和纪念活动。这些宣传和纪念并非仅仅涉及辛亥革命本身，而是以辛亥为切入点纵谈时事、品评春秋，是为参与主体发表政见的载体和契机。辛亥革命作为一种历史资源被参照，并被汲取出若干养分来砥砺人心，既是对辛亥精神本身的传承和发扬，又是对国难现实的关怀和关照。在此过程中，海外侨胞的斗志得到砥砺，精神得到鼓舞，信心得以提升，爱国心得以激发，凝聚力得以加强，辛亥遗产成为华侨参与抗战事业精神动力的重要来源之一。辛亥纪念使华侨对自身地位有了新的体认。他们自豪地认为，民国以往的丰功伟绩，“大半是靠我华侨助力，才能成功的”。我侨胞称为革命之母，此时“念先烈创业之艰辛，固不能不振作精神，同负复兴我中华民族之重任”。为了祖国的利益，他们可以无私无悔地付出，抗战期间华侨的卓越表现和牺牲精神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总之，日本侵华时期南洋华侨的辛亥宣传，符合民众的心声和民族救亡运动的潮流，具有积极意义和现实价值。

责任编辑：吴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