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西南夷列传》看汉武帝时期的西南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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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代，“夷越之地”因居住了许多少数民族而备受想统一中国的汉武帝的关注，经过四次大规模地开通西南夷地区，施行一系列的初郡政策，揭示了中国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最终将形成一个和睦的多民族国家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 汉武帝时期 西南夷 民族政策
我身处地域广袤的西南地区，读《史记·西南夷列传》，是了解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区的历史事实的有效途径。中国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以秦朝的建立作为标志。到了两汉时期，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又有了很大发展，《史记·西南夷列传》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历史事实。
所谓西南夷，是汉代对巴蜀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总称，在这片广袤的地域内，因为自古以来就居住有许多少数民族而统称为“夷越之地”。两汉时的西南夷，具体可以分为西夷和南夷，《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夷是指居于蜀西及西南的邛、昆明等地的民族。南夷是指居于巴蜀南方的夜郎、且兰等地的民族。
“西南夷”各族人民，很早以来就与巴蜀及中原华夏民族有一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联系。到了汉武帝刘彻时期，刘彻曾经先后四次大规模地开通西南夷地区，第一次是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夜郎，“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后在夜郎设置了为郡；第二次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派王然于、柏史昌、吕越等人，从西夷的西边出发寻找身毒国；第三次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派巴郡和蜀郡的八个校尉平定了南越叛乱，设置牂柯郡。攻破南越后，在邛都设置越嶲郡，筰都设沈黎郡，冉駹设汶山郡，广汉西白马设武都郡；第四次元封元年至二年（公元前110—109年）汉武帝派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滇王不肯听从劝告。汉武帝调动巴郡和蜀郡的军队攻打并消灭了劳和靡莫，大军逼近滇国，滇举国向汉投降，汉在滇设置了益州郡。至此汉土朝在西南夷地区共设置了7个“初郡”①。
在开通西南地区四次大规模的活动中，《史记·西南夷列传》提到了公孙弘、唐蒙、司马相如、张骞、驰义侯、王然于等几位官员，其中公孙弘反对开通西南夷地区，认为“盛毁西南夷无所用”②。《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公孙弘提出“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③，他认为开通西南夷地区没有价值，《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这样记述：“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③但是汉武帝有自己的想法，虽然在开通西南夷地区时暂时遇到了困难，但是他心里认为要“安中国”必先“饬四境”，所以他“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键为自葆就”③。暂时停止大规模地开发西南地区，准备将来条件成熟了再继续开发。
在汉武帝时期，前后经过了26年的整顿，在西南夷地区设置了7个“初郡”，除永昌外，整个西南夷地区全部纳入了全国统一的郡县体制内，正是汉武帝不遗余力地推行“饬四境，安中国”的方针，反对公孙弘等“高厉而行卑”的得过且过的保守思想，把边疆和中原、地方和中央、大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看做一个整体，才有了西南夷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长足发展和汉朝政治巩固的局面。
在汉武帝建立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整顿西南夷地区的过程中，在“饬四境，安中国”的方针指导下，有一些非常开明的政策，促进了民族团结、经济交流和政治巩固。大概可以总结为“谈判、故俗、少赋、屯垦、修路”五个方面。
一、谈判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夜郎，“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后在夜郎设置了为郡；以当时汉武帝的军事实力，是有能力通过武力征服西南夷地区的，当汉武帝用“饬四境，安中国”的原则指导，通过派遣使者深入西南夷地区和平谈判，恩威并施，设置郡县，加强管理。
其史实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出使到夜郎及“旁小邑”地区，取得了“邑君”——当地部落首领的同意，设置了犍为郡；元光五年，司马相如、王然于、壶充国等出史“西夷”，邛、筰、冉駹、斯榆的君长都纷纷请求归属汉朝，设置了十余个县；又到了元狩元年，刘彻派使者“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以找寻通往大夏国、身毒国的道路，其中王然于等到达滇，得到了滇王的帮助和支持，这也是后来 “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③的原因之一；元封元年，司马迁出使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元封二年，汉朝史者与滇王谈判，最终滇同意设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③。
和平谈判之所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原因之一有汉朝的威仪震慑，但所谓恩威并施，汉武帝所给的恩惠也是原因之一。出使西南夷的使者们，随队携带了许多缯帛美物，一路分赠给“邑君”们，为了不给当地的老百姓增加负担，每次出使的近千名使者随行队员携带了充足的粮草，得到当地老百姓和君长们的认可。夜郎侯及“旁小邑”等“皆贪汉缯帛”，同意设吏置县。
二、故俗
少数民族地区历来有非常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民族个性，汉武帝深知尊重西南夷的民族习惯将大大有利于改善民族关系，巩固大汉江山。于是，对于在经济、文化、风俗、习惯、语言等方面与中原汉朝都有巨大差异的西南夷地区设置的“初郡”，汉朝采取了“故俗”的政策，任命少数民族自己的部落首领作为初郡的君长，按照本民族的风俗习惯管理本民族自己的事务。例如夜郎国、滇国封王受王印后，让他们“复长其民”，其他“旁小邑”的君长更没有变动，与此同时，还施恩于夜郎、滇，让两王入朝观礼，使其知汉朝的广大，而不再提出“汉孰与我大？”之疑问。同时，汉朝派驻官吏到西南夷任职，但汉朝的官吏设置在当地，并不过多地插手少数民族的内部事务，各个部落之间仍旧保持相对独立的领导组织和经济结构。这一措施，既让汉朝拥有了西南夷地区的主权，又让身处西南夷地区的少数民族觉得没有过多的被束缚和臣下，而且时不时地还有汉朝的赏赐，所以认为设置初郡没什么不好。《云南通志》上记载“守令治其人，酋长世其官，不相凌夺”。自此，西南夷地区的少数民族按照自己的生活风俗习惯管理自己，这在当时也算是尊重多元化，这有利于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建立，也利于改善民族关系，不搞得剑拔弩张。“故俗”制一直延续到了隋代。
三、少赋
汉武帝拥有了西南夷地区的主权，自然要征税以显示自己的管辖权，但是对于西南夷地区，从秦朝就采用了非常聪明的方法，那就是“少赋”。秦及汉初对巴、蜀、黔中郡（汉初改为武陵郡）地区的少数民族，均采取薄赋或免赋的办法。如在黔中郡地区，“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在巴郡南郡蛮地区，“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文，三岁出义赋一千八白文，其民户出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猴”。在楯蛮地区，由于他们消除虎患有功，秦昭王给以优待，“顷田不租，十妻不算”。汉初也因为他们从征有功，“不输租赋”。
这种免赋或薄赋的办法在安定民族地区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在整整西汉一代，这些地区秩序安定，民族之间的关系较好，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即在黔中地区，亦是“虽时有寇盗，而不足为郡国患”。汉武帝进一步对“初郡”的少数民族实行“毋赋税”的政策，并对新设郡县机构的粮饷一律从内地调运。
汉朝在初郡施行少赋的政策，巩固和加强了对西南夷地区的统治，推动了西南夷地区的生产力的发展，也为汉朝的中央财政提供了广阔的来源。
但是少赋的状况延续到东汉中叶以前，外戚宦官专权，地方官吏贪鄙，“毋赋税”的政策执行变味了，他们变本加厉地勒索少数民族，在永昌郡地区“居官者皆富及十世”。到三国时期，连年征战，西南夷地区就成为巴蜀和中原的粮食和军用物资基地了。封建政权不断在西南夷加重赋税，使这里的老百姓苦不堪言。
四、屯垦
汉武帝在西南夷地区施行移民屯垦，其主要的目的是扩大农业生产，已解决军民粮食的需要。之前王蒙修筑南夷道的时候，“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就是说修这条南夷道，运送粮食给修路的补给，每运到一石粮食，因为路途遥远，途中的运输人员就要吃掉五石多粮食，由此，巴蜀人民的负担就相当重了，“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在西南夷地区，用移民开垦土地，发展农业生产，就地取粮。其一能减轻少数民族的负担，其二能在民族地区进行汉族的渗透，巩固汉王朝的统治。
五、修路
巴蜀的西南，历来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在边缘地区，到处是崇山峻岭，峡谷纵横。因为高山峻岭的阻断，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很难与外界联系，经过世代开凿，形成了几条通向外界的民间小道，但多崎岖难行。秦开五尺道，到了汉武帝时期才完成。这一时期，又修筑和扩大了僰道和青衣道。在崇山峻岭中修路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由于这一工程大而艰巨，粮运也十分困难，“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在开辟“南夷道”中，不少汉族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南夷道”工程，中间经过挫折和停顿，前后用了近7年，才算大体完工。另一条道路是“西夷道”，它是司马相如在奉使“西夷”时所通的道路。“西夷道”是在民问商贸旧道的基础上扩建和疏通的，它并不像南夷道工程那样艰巨，因而能顺利完成。汉武帝时期修筑这两条道路，虽然在财政和人力上给巴蜀地区很大压力，但是，这两条道路像动脉一样，沟通了“西南夷”与祖国各地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为西南各民族的繁荣和进步创造了条件。
汉武帝对西南边疆的开发及在此施行的一系列初郡政策，揭示了中国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最终将形成一个和睦的多民族国家的必然趋势，反映了汉武帝民族大一统的边疆观，表现了他维护中央集权的和国家统一的思想。历史的发展已表明，汉朝对西南夷的经略，有利于西南地区政治的统一，有助于各民族的发展和融合。
注释：
①吴云.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诗篇[J].历史教学，1996（5）：53-54.
②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M].
③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9.
参考文献：
[1]孙长忠.试论汉武帝的西南夷民族政策[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2）：106-109.
[2]张大可编.史记全书新注（第四册）[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3]张卉.“西南夷”地名考释二则[J].贵州民族研究，2001（1）：120-123.
[4]肖燕.略说“西南夷”[J].文史杂志，2009（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