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白鹿原》中关中方言运用的“爱与哀愁”
时间：2020-04-19 07:52:4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电影版《白鹿原》上映以来，并未出现预期的好评如潮，而是褒贬不一，甚至毁多于誉。电影改编并没有像预想的那么成功，而关中方言运用的不到位也是其硬伤之一。本文分析了电影《白鹿原》中方言运用的得失，并对目前的方言电影热进行了冷思考。
[关键词] 电影；《白鹿原》；关中方言；爱与哀愁；思考
万众瞩目、大咖云集的电视剧版《白鹿原》已经杀青，与观众见面指日可待，拍摄是优是劣，有待观后评说。回顾2012年热映的电影版《白鹿原》，虽然已过三载，但观后的众声喧哗，犹在耳际。在对影片的抑扬褒贬之中，毁誉涉及诸多方面，但其中鲜有人专门论及关中方言在影片中运用的得失。笔者认为，虽然导演想通过地域方言凸显地域文化，但因为种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了这种尝试的失败。
一、电影中的关中方言取代了小说中普通话和关中方言的集结
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反映民族文化，方言反映地域文化。语言和方言这个载体，是了解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的一条便捷的途径。[1]小说《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先生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人，他在小说中，采用了普通话和陕西关中方言集结的方式，讲述了恢弘曲折的故事，刻画了鲜活生动的人物，叙写了深邃厚重的历史。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使两种话语形式各得其所、相得益彰。由关中方言的描述所呈现出的具有白鹿原上民风民俗地域特质和民族色彩的意义群落，与普通话的叙写所生发的具有普适性故事叙事特征的意义群落完美结合，共同展示了小说宏大的主题。[2]小说在普通话与关中方言糅合的叙述中，一方面展现了辛亥革命后，旧的价值观已被撕裂，新的价值观还未建立的这个断层时期，白鹿原上白、鹿两姓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另一方面，也充分展示了陕西关中人原生态的社会生活以及他们的民俗风情。小说通过浓郁独特的地域文化书写出了深邃厚重的民族秘史。
方言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它“作为丰厚的地域文化、民俗风情的载体，以其独特的方式和姿态存在于作品之中。”[3]不仅小说中的方言如此，电影中的方言也不例外。为了淋漓尽致地展现关中平原风格独具的地域文化，电影版的《白鹿原》取代了小说方言和普通话集结的叙述方式，从背景叙述到人物对话，皆采用关中方言来呈现。电影中的人物不仅使用了大量的方言词汇，而且语气、语调也是本色的关中方言。可以说，电影比之原著的方言味儿还要浓烈。王全安导演希望通过大量关中方言土语的使用，让整部作品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和鲜明的地域特色，充分展现出陕西关中地区的民俗风情和地域文化。
二、电影《白鹿原》选择使用方言的动因分析
通常，考虑到受众面和观众接受度的问题，普通话往往是中国电影语言的首选。不过，电影《白鹿原》却反其道而行之，以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原汁原味的关中方言作为其拍摄的突出亮点。电影《白鹿原》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主要应该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
（一）凸显地域文化的需要。方言是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小说《白鹿原》中，大量陕西关中地区流行的方言土语的运用，既使整部作品充满了强烈的真实感和厚重的地域特色，又使人物形象真实、自然、亲切，充满立体感。方言作为一种现实存在，可以构建出角色生活的真实环境，演员在用方言表达时，方言自身所携带的文化、风俗和传统会像血液一样渗透到演员的精神深处，使他们更加真实自然地融入角色，表现角色。电影《白鹿原》中的“大部分台词十分简洁凝练并且充满关中特色”，这些方言“本身不仅对情感和意境进行了良好的传达，同时也成功地刻画和塑造出了个性鲜明的人物。”王全安导演用关中方言拍摄的目的就是为了更能充分体现那种浓郁的陕西泥土气息，更好地再现关中汉子的倔强精神，更好地体现原著的特色，增加影片的感染力。
（二）消费主义语境的影响。在消费主义观念的影响下，中国电影商业气息日益浓厚，电影的世俗化、庸俗化倾向日益突出，影片的娱乐化也日益增强。[5]方言也成为吸引观众眼球，迎合观众心理的利器。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方言是怎样被裹挟而成为消费的对象的呢？俄国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曾说：“艺术的目的是要使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6]这种理论强调艺术通过把常情、常理、常境陌生化的方式，以获得一种审美上的新奇的快感。在大众娱乐化时代，对这种新奇感的追求也不断膨胀。语言也被纳入到这种追求之中，当人们对普通话出现审美疲劳之时，具有独特地域性的方言就成为非方言区艺术陌生化的有效手段。异地方言作为一种畸变的符号，会使观众觉得新鲜、刺激，从而获得新奇的观影快感。[7]电影《白鹿原》中的关中方言也给非方言区的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使他们获得一种独特的观影体验。
三、电影《白鹿原》中关中方言运用的缺憾
电影《白鹿原》用关中方言拍摄，这是极大的挑战。因为用方言拍摄的电影，成功的几率较低，王全安导演的《白鹿原》也未能逃脱这样的宿命。对方言的不成功的运用是导致电影《白鹿原》不尽如人意的关键的因素之一。著名编剧芦苇认为：电影《白鹿原》中的方言生硬、简单、粗俗。
（一）电影《白鹿原》中的方言生硬、简单。关中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关中方言得天独厚、博大精深，我们从中既可以窥视到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的发展轨迹，又可领略到传承至今的溢于言表的真情实感。这种由古老的历史造就的关中话本身是一种非常好听而有味道的北方方言，但影片并未把这种方言的独特魅力展现出来。究其原因：首先，电影剧本本身没有经过精心打磨。因脚本未经精雕细琢，台词的粗疏就时时有所显露。其次，演员的方言不够地道、纯正。陕西地理特点是东西狭、南北长，各地方言土语大不相同，甚至是同一句话，因咬音轻重、语速缓急不同而内容、涵义各异，稍有差池，即非所语。如果演员方言咬音吐字不够准确，则会影响其表演效果。电影中的张雨绮、张丰毅、段奕宏等主要演员皆非陕西人，他们要本色地使用陕西方言，需要跨越巨大的语言障碍。尽管各位主角为学陕西话也是竭尽全力，但语言要说得本色当行，是需要假以时日的。他们临阵学习的方言总让人有一种隔膜之感。如张丰毅慢条斯理的陕西话，从容有余，威严不足。张雨绮拿腔拿调的关中方言，也是洋气有余，纯正不够。演员有欠火候的方言必然会影响到人物性格的塑造。
（二）电影《白鹿原》中的某些方言粗俗，暴力。在影片中，粗口频频出现，这甚至让陈忠实先生也颇感意外。
四、对方言电影热的冷思考
每一种方言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文化符号，也有它生动的一面，用方言拍摄的电影一般都比较“贴地气”。许多导演都有此共识。方言作为电影中的一种艺术元素，增强了电影的真实感、角色的鲜活感以及使用该方言地区观众的身份认同感。近年来，不少方言电影因票房和艺术俱佳，所以影从者甚众，就出现了方言电影热。但是，电影使用方言也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锦上添花，用得不好则会使电影的魅力大为减损。方言电影《白鹿原》的不成功多少给了我们一些警示。不是说电影中不可以使用方言，而是在使用的时候要谨慎为之。
（一）角色内蕴的神似远胜于语言外在的形似。电影要通过语言叙述故事，刻画人物，但无论是普通话和方言，都只是艺术表现形式之一，是为情节和人物服务的，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所以方言当用则用，不应为了特立独行、哗众取宠而使用方言。方言电影常常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方言电影对于非方言地区的观众来说，可能不仅仅存在语言层面上接受的障碍，更主要的是他们对方言所附带的地域风格和文化风俗不熟悉，难以体味其中蕴含的韵味，编导们要通过方言刻意表现的东西，在不熟悉该方言的观众那里难以得到回响，甚至还会产生歧义。[9]一位学者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与普通话相比，方言毕竟有一定的地域性，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的接受限制。这种地域特征使得在地域范围内，当地的观众对使用本地方言的影片可能形成一种亲切感。但大量使用，却对方言区以外地观众构成了极大的接受障碍。”[10]所以我们不要苛求演员在语言这种外在形式上的相似，更重要的是应追求其在表现人物的精神风貌、气质、品质等内涵上的神似，使他们具备与片中角色相同的文化积淀和思维意识，这才是决定一个角色塑造得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周星的话值得导演们深思，他说：“电影无论用普通话还是方言，内容都是第一位的。国产片从方言电影热中领会和借鉴到的，应是核心的创意和求新求变的态度，而非玩弄嘴皮子的皮毛功夫。”。也就是说，从表现主题的角度而言，方言也只是一种辅助工具，如果过于追求方言的形似，就有可能束缚演职人员对角色内蕴的深层挖掘，使影片仅仅成为形而上的浅层表达。
（二）运用方言以地道为要。对于一个非某地方言区的演员来说，要用某地方言进行表演，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演员在电影中要实现由自己谙熟的日常语言向陌生的电影方言的转换。成功的语言转换有助于演员融入剧情，进入角色，从而塑造有质感的人物。但是，要成功地实现语言转换却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毕竟掌握一种语言或方言，并且能深味其中蕴含的文化实非易事。如果影片不用方言就不足以彰显地域文化，不足以凸显角色性格，不足以诠释最纯粹的生活状态，则以使用方言为佳。方言电影要求演员使用的方言必须地道、纯正。因为只有地道、纯正的方言才能真正做到辞达其义，语传其情，言透其韵，从而达到普通话无可比拟的效果。导演贾樟柯认为：无论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方言传达出的感情都无可替代，当一个人恢复到方言状态，才是他最自然的状态，也会少了很多障碍。他这里所提到的方言状态，应是当演员自己生活中的方言与电影中的方言一致时，因演员是在方言文化的熏陶下成长的，对方言文化耳熟能详，其表演也属于本色表演，这样的表演往往会达到最佳状态、最自然的状态。而对于非方言区的演员来说，在方言电影中要达到本色表演的程度，就要先过方言关。一般情况下，在拍摄方言电影之前，演员要体验生活，努力学习方言，力求把方言说得流畅、地道，才能与所扮演的角色无违和感，才能在刻画片中人物时驾轻就熟、游刃有余。否则，演员只是努力地把方言基本无误地说出来，但因语言的障碍却无法酣畅淋漓地去表现人物，那就会顾此失彼，因小失大。
（三）谨慎使用方言中的粗口。方言以其丰富性、生动性、表达力强而见长，粗口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粗话日常说说也无伤大雅，但影视作品因受众甚广且对受众具有导向作用，就要谨慎使用。著名的影评人史航认为，如果在粗口里看得见人性，而且这些人性提倡的是平等，强调的是尊严，就不应该介意这些粗口。但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却提出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当前电影文化上有持续粗卑化的发展趋势，“戾气太重”，频繁爆粗口本身就是一种戾气。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它不是迎合，更不是降低，而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品味和文化趣味。频繁的粗口非常不可取，更不利于文化的提升。这就要求电影人物语言应适合社会文化的健康趣味和品味，电影工作者也应担负起展示汉语文化魅力、捍卫母语纯洁性的社会文化责任。
综上所述，电影《白鹿原》运用关中方言倾情演绎，但却和原作的方言和普通话融合的深厚、大气难以匹敌。影片力图突出地域文化特色的意愿，也被不地道和粗俗的方言表达所消解。这可能远远地背离了导演的初衷。希望即将播出的电视剧版的《白鹿原》能消弭这种误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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