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的文化巨人梁启超
时间：2020-04-23 07:53:4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学者。他作为中国文化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先驱，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一位跨越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化巨人。
一、投身变法运动
梁启超自幼聪颖好学，追求新知，11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17岁拜著名维新思想家康有为为师，开始接受维新思想。1895年3月，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即将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正入京参加会试的梁启超，立即随乃师康有为，联络在京各省举人上书请愿，要求拒签《马关条约》；组织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宣传变法自强，开始在历史舞台上脱颖而出。
次年3月，梁启超南下上海，担任了维新报刊《时务报》主笔。他除了撰写大量论说之外，还要负责报刊文章的润色、排版、复校等工作，常常独居小楼，挥汗执笔，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在担任主笔的一年多时间内，梁启超以敏锐的思想和酣畅的文笔，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变法通议》这篇长文，自创刊号起一直连载到第43期止，系统阐发了变法维新主张。其中写道：“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极大地启迪了国人的思想，受到读者的热情欢迎，《时务报》成为当时影响最为深远的维新报刊。时人赞誉道：“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1897年11月，梁启超应邀来到维新运动最有生气、新旧冲突最为激烈的湖南长沙，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他拟定了时务学堂的宗旨和课程，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主张，传播民权思想，培养了一批年青有为的维新人才。当湖南的维新运动受到守旧势力的强烈抗拒之时，梁启超对同人毅然表示：“吾国人不能舍身救国者，非以家累则以身累。我辈以此相约，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目的以救国为第一义，同此义者皆为同志。”立志为维新变法而献身。
1898年初，他受康有为之召，再次入京投身变法运动，先后联络各省举人，发起了三次上书请愿活动，反对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抗议德国出兵山东，要求改革科举制度。又协助康有为组织维新团体保国会，将维新运动推向了高潮。在保国会召开的大会上，梁启超满怀激情地发表演说，呼吁以国家民族之危亡，唤醒我四万万同胞，主张救亡之理、变法之事，“合群策以讨论之”，“合群智以讲求之”，“合群力以分任之”。在康、梁等维新人士的推动下，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捕杀维新志士。梁启超被迫东渡日本，开始了他14年的海外流亡生涯。
二、开展思想启蒙
梁启超来到日本以后，日本变法的成功使他坚定了变革中国的决心，日本出版的大量日译西书又为他提供了变革中国的思想资源。他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了数量众多的文章，大规模地介绍西方的学说和思想，内容涉及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法律、文学、科学等领域。在《新民丛报》17号(1902年10月2日出版)上发表的《干涉与放任》一文首次将“社会主义”一词从日文移植到中国，指出：“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20世纪。”又在《新民丛报》18号(1902年10月16日出版)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指出：“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最先在中国人自己办的刊物上介绍了马克思及社会主义。
从1902至1906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在《新民丛报》上连载“新民说”系列文章，共分20节，约11万字。以“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的理念，大声疾呼通过人的革新来铸造新的国民，培养国人具备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公德和私德的意识、权利和义务的思想、进取和尚武的精神等等一系列新的精神风貌、人格理想和社会价值观，不仅继严复之后再一次提出了“新民”即“人的现代化”的命题，而且在中国第一次详尽地阐述了作为一个现代人所应该具备的心理、行为、人格和品质，表现出极富历史远见的思想视野。
梁启超的启蒙宣传之所以产生巨大影响，还得益于他所创造的一种通俗流畅、热情奔放而又特别为青年学子所喜爱的“新文体”。1900年2月，梁启超怀着赤子之心写下的《少年中国说》一文就是这种新文体最典型的杰作，文中写道：“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充分表达了他对祖国前途的深切期望，对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心。
在20世纪初的中国，进行如此出色的思想启蒙宣传，梁启超堪称第一人，不仅对当时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在许多方面成为五四新文化的先声，他因此被誉为20世纪初年“言论界之骄子”。黄遵宪曾评说梁启超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矣。”胡适在《四十自述》中也说：“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有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当年深受梁启超思想影响的郭沫若在20年后写的《我的童年》指出：“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象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三、追求民主宪政
梁启超一生虽然“求新”、“多变”，时常“以今日之我宣判昨日之我”，但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却是他一生孜孜追求的政治目标。清末时他作为立宪党人的领袖，组织立宪团体，创办《国风报》，发表了一系列探索宪政模式的文章，主张建立国会制度和责任内阁、实行司法独立和地方自治。他虽然不赞成革命党人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担心革命会引起列强的武力干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然表现出一个爱国者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对民族复兴之路的真诚探索。1911年，当清廷专制面目充分暴露、革命风潮持续高涨之际，梁启超也在《国风报》上发表文章宣称“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武昌首义之后，梁启超立即表现出顺应共和潮流的姿态。
1912年10月，梁启超结束了其海外流亡生涯，回国到达北京，投入了实施政党政治的活动之中，成为了进步党的实际领袖。次年，进步党人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因进步党人建立责任内阁的理想，与袁世凯实行专制独裁的权势终于发生冲突，梁启超被迫退出官场，出任《大中华》杂志主笔，怀
抱“政治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理念，表示将远离政治、投身社会教育事业。不过，他追求民主宪政的政治热忱却并未稍减，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暴露之后，他又迅速投入到维护共和的政治斗争之中。
梁启超曾一度被袁世凯信誓旦旦地拥护共和的承诺所迷惑，希望依靠袁世凯这样的强势人物将中国引上民主宪政道路。1915年8月，当复辟帝制逆流汹涌之际，他幡然醒悟，连夜奋笔疾书，写就一篇痛驳君主国体谬论的雄文，这就是举国轰动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章发表之前，内容被袁世凯获知，马上派人给梁启超送去20万巨款，求其不要发表。梁启超当即谢绝，袁世凯见收买不成，又派人前往威胁说，梁先生曾饱尝十年流亡之苦，现在何必再自找苦吃。梁启超泰然回答：“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浊恶空气中也。”表示了决不妥协的态度。9月3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在北京《京报》刊出，各地报刊相继转载，人们竞相诵读，拍手称快，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与此同时，梁启超与其学生蔡锷将军发动了讨袁护国运动，造成举国讨伐帝制的浩大声势。梁启超接连发表文章和通电，以犀利的文笔，痛斥袁氏复辟帝制的罪行，尖锐指出：“以此等人而为一国之元首，吾实为中国人羞之；以此等人而全世界人类四分之一归其统治，吾实为全世界人类羞之。”他积极策划军事方略，发动舆论声援，加速了袁世凯的覆灭，维护了共和制度。
四、复兴中华文化
1918年10月，在民国初年政潮中沉浮多年的梁启超，决意不再过问政治而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开始回到书斋，潜心著述。次年初，梁启超率领随员开始了他的欧洲考察之游，历时一年之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造成的空前浩劫感受甚深。归国之后，写成《欧游心影录》一书，主张在综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新文明。他抱着复兴中华文化的宏愿，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
从1920年起，梁启超到清华学校、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文化史。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大学部”，筹办“国学研究院”，梁启超被聘为该院导师，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一起被称为清华国学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为培养中国的国学才人倾注了不少心血，直到1928年6月，因病重才辞职离去。
从1921年10月到1923年1月，梁启超还应全国各地学校和团体邀请，发表了50多场学术演讲。他的演讲充满睿智，富有激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曾聆听过梁启超演讲的梁实秋回忆说：“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
在此期间，梁启超还致力于发展中国的图书馆事业，1923年，以纪念病逝的蔡锷将军名义，在北京创办松坡图书馆，自任馆长。1925年，筹组中华图书馆协会，被推选为协会董事会的首席董事。同时筹建北京图书馆并出任馆长，主持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梁启超曾在《自励》一诗中表示：“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他一生的学术研究，大多是首先开辟新的领域或前人很少注意的课题，几乎涵盖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在哲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民族学、宗教学、新闻学、图书文献学领域都留下了大量论著，晚年尤致力于史学研究，有一系列开创性的成果。他是清代学术史的开拓者、中国新史学的奠基人、文学革命的首倡者。他还一再强调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需要学者具备“为学问而学问”的独立自由精神。他一生勤奋撰述，著作等身，直到1929年病逝前夕，还在撰写《辛稼轩年谱》一书。
从1902年起梁启超的著作就开始结集出版，不同版本的文集一再出版和重印，收录较全的揿冰室合集》共40册149卷，约1000万字，193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36年、1941年和1989年又三次重印。而即将正式出版的新编 五、后代人才辈出 梁启超作为一位跨世纪的文化巨人，不仅以他的文字和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而且作为一位有极大责任感和爱心的父亲，与他的两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一道，成功地把9个子女教育成出色的人才，其中有三位著名院士。子女们不依靠父亲的地位和名望，个个自强自立，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 长女思顺(1893-1966)，从小在家中由父亲为其“讲书”，爱好古典诗词和音乐，成为父亲工作上的得力助手。长子思成(1901-1972)早年入清华学堂学习，后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是现代中国最著名的建筑学家，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次子思永(1904-1954)毕业美国哈佛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专业，是中国第一位经受现代考古学正规训练的著名考古学家，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三子思忠(1907-1932)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回国任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因病不幸早逝，年仅25岁。次女思庄(1908-1986)，先后获加大拿蒙特利尔麦基尔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士学位，为著名图书馆学家。四子思达(1912-2001)，南开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毕业，是有名的经济学家。三女思懿(1914-1988)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1941年赴美国学习美国历史。1949年归国，曾任中国红十会对外联络部主任。四女思宁(1916-2006)，在南开大学读一年级时因学校遭日军轰炸而失学，1940年投奔新四军，长期从事革命工作。五子思礼(1924-)获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博士学位，为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子女们的成才得益于梁启超的关爱与教育，他所形塑的爱国、敬业、自强、奋斗、乐观、与时俱进的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们，并传承至梁家的第三代、第四代。从梁启超写给子女们充满童趣的大量家书中，处处流露出温馨的慈父亲情，可以看到他不仅是子女们的父亲和导师，也是他们的朋友和知音，对子女们既严格要求又宽容大度，其外孙女吴荔明教授说，这些家书中“没有任何说教，只有循循善诱；没有指责，只有建议；每封信中都充满了真挚的爱，这爱变成一种力量，注入孩子们的生命，使他们不断地奋进”。子女们继承了父亲热爱祖国的情怀和追求真理的志向，9个子女中先后有7人曾到国外求学或工作，学成后都回来报效祖国，虽历经磨难而志向不改，各自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突出的贡献，没有出国的两位子女也为祖国贡献了自己的才智。子女们所作所为既传承了父亲的高尚情操和人格，更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梁氏一门不愧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