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乱世”中的“守成”文学
时间：2020-05-08 07:51:3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07年刚刚到来，大小媒体的文化狂欢是对2006年的文化记录与描述：十大关键词、十大文化事件、十大狂言、十大流行语、十大新闻、十大危机、十大语录、十大评选、十大明星、十大策划、十大丑闻、十大谎言等纷纷出笼；全民博客、恶搞、选秀、低胸无罪、抱抱团、“梨花体”、潜规则、学术梦工厂、裸诵、作家富豪排行榜等是被描述的核心事件。在这样的文化记录中，一个“文化乱世”的形象就被建构或塑造出来了。当然，在“注意力经济”的背景下，各路媒体以这样的策略“创意”出的大合唱，其诉求是不难想象的。如果我们沿着媒体“导向”的思路去评价当今文化生活的话，一个绝望的末世似乎不再遥远。应该说，这种被建构或塑造出的“文化乱世”的图景，在满足狂欢欲望的同时，却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对文学的评价。强势媒体在调动“从众”文化心理的同时，也淹没了不能进入大众媒体的其他文化现象。因此，大众传媒并没有为多元文化的建立提供支持和可能，它在彰显一种文化，也在排斥或挤压另一种文化。
在所有的文化都被娱乐化和事件化的时候，真正的文学因难以被娱乐化和事件化，就必然成为大众传媒排斥和挤压的对象。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方面现今的文学体制遭到强烈质疑，一方面恰恰是现今文学体制中的刊物在支撑着严肃文学的发展，如何评价这种现象是另外文章的话题。这里所要谈论的是，在娱乐文化淹没一切的新世纪，真正的文学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以“守成”的姿态处乱不惊并取得了高端的艺术成就。在我看来，评价一个时代的文学，应该着眼于它的最高成就，这就像英国有了莎士比亚、俄国有了托尔斯泰、印度有了泰戈尔、日本有了川端康成、美国有了惠特曼、中国现代文学有了鲁迅等一样。如果将目光投向红尘滚滚的日常文化生活，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或文学都将会叙述出另外一种历史。但正因为有了这些伟大的文化或文学巨人，这些国家的文化和文学才被确认为典范而难以超越。
在新世纪的文学中，我认为中篇小说大概是最有可能代表这个时代高端文学成就的文体之一。理由是，80年代以来，中篇小说在大型文学刊物的推动下，有了极大的发展，为中篇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而中篇小说的容量和它传达的社会与文学信息，使它具有极大的可读性；大型文学期刊顽强的坚持，使中篇小说生产与流播受到的冲击降低为最小限度。文体自身的优势和载体的相对稳定，以及作者、读者群体的相对稳定，都决定了中篇小说在“文化乱世”中获得了绝处逢生的机缘。这也是中篇小说能够不追时尚、不赶风潮，能够以“守成”的文化姿态坚守最后的文学性成为可能。“守成”这个词在这个时代肯定是不值得炫耀的，它往往与保守、落伍、传统、守旧等想象连在一起。但在这个无处不变、无时不变的时代，“不变”的事物可能显得更加珍贵。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变”的意义，突变、激变在文学领域都曾有过革命性的作用。但我们似乎从来没有肯定过“不变”或“守成”的价值和意义。不变或“守成”往往被认为是“九斤老太”，意味着不合时宜和潮流。但恰恰是那些不变的事物走进了历史而成为经典，成为值得我们继承的文化遗产。在这个意义上，中篇小说很像是一个当代文学的“活化石”（短篇小说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成立）。当然，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不变”，这个“不变”是指对文学信念的坚持和对文学基本价值的理解。在这个前提下，无论中篇小说书写了什么，都不能改变它的基本性质。观察新世纪的中篇小说，它的“守成”特征可以在以下的表达中得到证实。
一、 公共事务的介入与文学的新人民性
对当下文学诟病最多的，大概就是文学与现实关系的问题。最具代表性的是在《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的综合报道中的“愤怒声讨”。“思想界”的学者认为：“中国主流文学界对当下公共领域的事务缺少关怀，很少有作家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最可怕的还不只是文学缺乏思想，而是文学缺乏良知。”“在这块土地上，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小说家中，还有没有人愿意与这块土地共命运，还有没有人愿意关注当下，并承担一个作家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这些批评，如果是针对那些面对消费市场的一般文学读物或畅销书，是能够成立的，但如果面对的是当下文学创作的整体，只能说“思想界”对当下文学所知甚少。事实上，能够代表当下文学高端艺术成就的作品，恰恰很少走进公共领域甚至“思想界”专家的视野。真实的情况是，新世纪初以来以来，中篇小说对中国现实生活或公共事务的介入，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对普通人甚至弱势群体生活的书写，已经构成了新世纪中篇小说的新人民性。
当然，在商业霸权主义掌控一切的文化语境中，中国社会生活的整体面貌不可能在文学中得到完整的呈现：乡村生活的乌托邦想象被放弃之后，现在仅仅成了滑稽小品的发源地，它在彰显农民文化中最落后部分的同时，在对农村生活“妖魔化”的同时，遮蔽的恰恰是农村和农民生活中最为严酷的现实；另一方面，都市生活场景被最大限度地欲望化，文学并没有提供真正的都市文化经验。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商业霸权主义的统治下被统一起来，他们以“奇观”和“幻觉”的方式满足的仅仅是文化市场的消费欲望。这一现象背后隐含的还是帝国主义的文化逻辑。“历史终结”论不仅满足了强势文化的虚荣心，同时也为它们的进一步统治奠定了话语基础。但是，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无论在世界范畴内还是在当下中国，历史远未终结，一切并未成为过去。西方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压迫，被置换为跨国公司或跨国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统治，冷战的对抗已转化为资本神话的优越。强权与弱势的界限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这一点，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批判中已经得到揭示。在当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魔共舞”，新的问题正在形成我们深感困惑的现实。但是我们发现，在消费意识形态的统治下，还有作家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了中国当下生活的另一面。由于历史、地域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构成了中国特殊性的一部分。这种不平衡性向下倾斜的当然是底层和广大的欠发达地区。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在强调文学性的同时，作家当然有义务对并未成为过去的历史和现实表达出他们的立场和情感。在这个意义上说，作家在表达他们对文学独特理解的基础上，同时也接续了现代文学史上“社会问题小说”的传统。
北北是新世纪声名鹊起的小说家，她的书写对象都是来自底层的“小人物”。《王小二同学的爱情》里的王大一、蓝彩荷、肖虹、肖君；《有病》里的陆多多、王二颂；《寻找妻子古菜花》里的李富贵、古菜花、奈月等。对底层人群生存状况和心理环境的关注，是北北小说最动人的地方。这些人物，一方面表达了底层阶级对现代生活的向往、对现代生活的从众心理；一方面也表达了现代生活为他们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王小二只有八岁就会写情书，王大一因现代资讯的影响怀疑王小二不是自己的儿子，为了报复妻子蓝彩荷而北上做生意，与肖虹肖君姐妹同居，期待这两个如花似玉的北国姑娘给他生一个自己的儿子，结果酿出了一出让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有病》中的陆多多如果没有现代都市欲望的诱惑，她也不会得最时髦的艾滋病。北北在她的小说中注入时代内容的同时，仍然以一种悲悯的情怀体现着她对文学最高正义的理解。我们在儿童王小二的经历中，在王大一的“现代愚昧”中，在陆多多惨遭不幸的短暂生涯中，在王二颂本能、素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人性矛盾中，在李富贵寻妻、奈月坚贞的爱情中，读到了久违的震撼和感动。北北以现代的浪漫、幽默和文字智慧，书写和接续了文学伟大的传统。她提供的悲悯情怀，以及对文学正义的坚持和重新书写，为文学提供了新的活力。北北的小说始终关注人的心灵苦难，日常生活的贫困仅仅是她小说的一般背景，在贫困的生活背后，她总是试图通过故事来状写人的心灵债务。《转身离去》叙述的是一个志愿军遗孀芹菜卑微又艰难的一生。短暂的新婚既没有浪漫也没有激情，甚至丈夫参加志愿军临行前都没有回头看上她一眼。这个被命名为“芹菜”的女性，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微不足道，孤苦伶仃半个世纪，她不仅没有物质生活可言，精神生活同样匮乏得一无所有。她要面对动员拆迁的说服者，面对没有任何指望和没有明天的生活，她心如古井又浑然不觉。假如丈夫临行前看上她一眼，可能她一辈子会有某种东西在信守，即便是守着一个不存在的婚姻或爱情，芹菜的精神世界也不致如此寂寞和贫瘠；假如社会对一个烈士的遗孀有些许关爱或怜惜，芹菜的命运也不致如此惨不忍睹。因此，“转身离去”，既是对丈夫无情无义的批判，也是对社会世道人心的某种隐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