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的王家庄》里的多重艺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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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毕飞宇的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里，作家利用儿童视角创造了不同层面上的“王家庄”世界：“我”的乌金荡世界、“父亲”的黑夜世界和村民们的“太阳”下世界，由此展开对国民性的审视、对“文革”的审视，是一篇复调的、有意味的小说。
关键词：“王家庄”世界；“我”；“父亲”；“太阳”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9）02-005-03
作者：常文昌，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亚斌，兰州大学文学院2008级博士研究生；甘肃，兰州，730020
毕飞宇是近年来势头颇劲的新生代作家，佳绩不断的“鲁迅文学奖”和“冯牧文学奖”等，使他日益进入当今文坛的中心。但是毕飞宇是一个很有创作自觉的小说家，他一直对于自己的成功保持着警觉，他的小说创作历程也是他的不断反省和调整的过程。他认为，“每一个写作的人都是带着‘问题’走进文学的”[1]，因此，他的小说明显地带着一种审视与思辨的色彩。米兰·昆德拉曾说过：“小说家既非历史学家，又非预言家：他是存在的探究者。”[2]在《地球上的王家庄》里，作家按照人们不同的存在状态，分割了不同的“王家庄”世界层面，并且以复调的形式讲述了一个“文革”的故事，审视历史、审视人性（或曰国民性）、更审视人之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地球上的王家庄》是一部寓言式的小说：关于成长的寓言、关于国民性的寓言、关于历史的寓言。
一、乌金荡：“我”的王家庄
在《地球上的王家庄》里，有一个隐在却又现实的存在，就是严酷的“文化大革命”，但是，小说却并没有正面去写它，而是从充满诗意的童年世界落笔，创造了一个梦幻般的乌金荡“天堂”世界。这个世界简单、透明、纯净、波澜不惊，没有成人世界里那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没有人与人之间壁垒森严的“敌我”界线，一群鸭子和一个八岁的孩子，“韭菜叶”一样舒展的水草，数不清的鱼蚌虾蟹，构成了一个既有着丰富的童话意象，又有着生动的童话意蕴的审美世界。
显然，作者并没有企图把这个童年世界过于理想化。虽然乌金荡的水下世界是“鸭子的天堂”，乌金荡水上世界是“我的天堂”，但在这个所谓的天堂里还是有冲突、斗争和杀戮：鸭子对于鱼、虾、螃蟹的捕食，鱼虾螃蟹相互之间的捕食，仍然构成了生命屠荼的一种象征景观。所以鱼虾们也会有悲伤，有泪水，并把泪水变成“一串又一串的气泡”，然后“在水平面变成一个又一个水花”。而“我”在一个应当“听老师们讲刘胡兰的故事，雷锋的故事”的年龄，却不得不为公社放那群不知是八十六只还是一百零二只的鸭子，因为“革命是不能拖的，要快，最好比铡刀还要快。‘咔嚓’一下就见分晓。”这种知识教育缺失的危机，使“我”成了“一只光秃秃的鸟”、“一朵皮包骨头的云”，最终，在王家庄人们对于世界地图的争议中导致了同村民们一样的精神迷失。可见，乌金荡天堂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天堂的假象，是美丽的童年为它抹上去的一层幻象光圈。
毕飞宇喜欢用孩童的视角表现世界。他认为“乡村是生活的源头”，而“乡村和孩子是联系在一起的”，[3]因此，乡村和孩童构成了他小说的两个重要话语空间。究其原因，除了作家个人的创作嗜好和风格之外，以儿童的视角进行“文革”叙事，似乎也是其他许多作家所乐于采用的一种叙事手段。在《白色鸟》（何立伟）这样一类小说中，越是以单纯、透明的质地来构筑一个理想、美好的孩童世界，严峻动荡的社会就越是显得突兀和不和谐，越是形成作品内部的一种紧张和张力，也就越是容易促成读者的情感倾向判断和心理冲击效应，这也正是这类小说的艺术魅力所在。毕飞宇的另一些小说如《白夜》等，也是采取了相同的处理方式，形成了作家的某种创作倾向。
梦幻的天堂是美好的，但是在丑陋的现实背景之下，这个童年天堂却恰如乌金荡闪烁的波光，变幻游移而且稍纵即逝。在小说的最后，鸭群的丢失，也象征了美好的乌金荡世界的消逝，或者说童年的梦幻乐园的终结，我被迫以“神经病”的角色进入现实的世界。在这一层面上，《地球上的王家庄》也是一部有意味的成长小说。
二、黑夜：“父亲”的王家庄
小说中的“父亲”在王家庄世界里是一个“另类”（或曰“异端”）的存在，他那白的能看见“天蓝色的血管”的手，和“白得发亮，傲岸得很”的屁股，作为隐喻的知识分子身体特征，就成为时代改造的必然对象。所以，他很难进入“太阳”下王家庄的主流社会，他是一个被时代所抛弃了的历史殉难者，他只属于王家庄的黑夜世界。
在现代文学史上，知识分子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特别是40年代延安时期直至建国以后，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一直非常微妙。从不断的“改造”到在“文革”中遭遇“革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段从地狱到炼狱的黑暗历程，小说中的黑夜世界的确是无比真实的存在。在这里，黑夜被赋予了双重的意蕴：一方面，它无疑是一个黑暗时代的指称，另一方面，由于无所不在的“太阳”的缺席，使得那些被强权与暴力遮蔽了的心灵的星空和人性的光辉得以凸现出来。因而，“父亲”的黑夜世界既是精神的牢狱，同时又是一个精神家园和理想寄存的空间，一个心灵的栖息地。所以，在白天“父亲”的眼睛是“蔫”的，可是一到天黑他就显得“兴趣越来越浓了”。作为一个“书写对象始终没有脱离‘文革’”[4]的新生代作家，毕飞宇曾经说过：“我着重的还是‘文革’中所隐蔽的个人。”[5]在他的许多小说里，“父亲”都是曾被“黑夜”遮蔽了的上一代知识分子形象的代言人，正如“王家庄”是他多部小说的故事场景一样。可以说，毕飞宇用小说创造了一个“王家庄”世界，也创造了一个“父亲”世界。
知识分子是一个时代的良心。在“太阳”下的王家庄世界里，狂热的“革命”思想遮蔽了所有对于科学和真理的思考，只有“父亲”所表征的一代知识分子仍然在历史的黑暗“隧道”（骆耕野：《车过秦岭》）里保持着独立的思考。而被王家庄村民视为“神经病”的身份标签，使得“父亲”具有了时代“狂人”的精神特质。与时代的狂热、无知和贫乏（“天一亮，东方红，太阳升，这时候宇宙就没了。只剩下满世界的猪与猪、狗与狗、人与人。”）相比，“父亲”的内心世界是丰富的、博大的，具有超脱时代的知识者的人文情怀。他带给王家庄的《世界地图》无疑对村民有启蒙的作用，但却正好撩起了“王家庄社会”里无知、愚昧的一角。它像一次不小的思想洗礼，引起了王家庄村民们灵魂深处的颤栗，从而釜底抽薪地瓦解了王家庄革命乌托邦的神话和“文革”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小说中对于顾城《一代人》的谐谑性戏仿，（“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翻白眼。”）在不失风趣的同时，仍然有着原诗的潜话语意蕴。联系史书上关于阮籍的描写：“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晋书·阮籍传》）更能体现历代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困境中，仍不放弃独立思考的叛逆精神和可贵品质。毕飞宇本人很重视小说语言的内蕴，在他的这篇小说里，就具有较大的“语言密度”与“信息量”。
当然，在“太阳”所象征的专制话语体系下，知识分子的独立存在和精神诉求是要付出代价的，“父亲”的“神经病”境遇和“无比谦卑”的姿态，都是时代对他身心摧残的见证。如果说鲁迅笔下的狂人还能为那些“吃人”和“被吃”的人们呐喊几声的话，“神经病”的“父亲”却被“文化大革命”阉割了启蒙者的角色功能，“革命群众”篡改了启蒙和革命的话语内容，鲁迅所说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6]再一次上演了一幕历史悲喜剧。
三、“太阳”下的世界：村民们的王家庄
与“父亲”的黑夜世界相对地，王家庄村民拥有一个“太阳”下的世界，一个主流意识形态的世界，它也是“革命群众”臆想中的“世界革命中心”。这个世界对“我”的世界和“父亲”的世界具有无可置疑的统治权和支配权。“太阳”是这个世界的最高主宰和最显要的特征，它在小说里有着明显的象征意义和隐喻功能。“宇宙只是太阳”，正因为太阳是天经地义的宇宙中心，而拥有“太阳”的所指特性的中国，便天然是地球——或者是那张具体的《世界地图》的中心。而村民们作为王家庄的主人和“太阳”下世界里的“革命群众”，也就有足够的信心和理由认为，世界是“以王家庄为中心，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纵情延伸”的。虽然《世界地图》否定了他们的错误猜测，部分地修正了他们对于世界的看法，但它修正的只是关于地球的形状和开阔程度的看法，“地球中心说”或“王家庄中心说”的观念，始终在他们的意识里根深蒂固。王家庄村民的这一观念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它正是那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神话想象和狂热崇拜的症候，怪诞而又现实，没有理性而又在彼时彼地合情合理。
正由于这种盲目自大、无知狂妄的心理，使得王家庄村民对于《世界地图》无视“王家庄世界”的存在感到大惑不解，甚至义愤填膺。他们还准备把这种不满反映给村党支部，诉诸政治手段来解决，这也正是“文革”期间习以为常的“革命”思维方式。这个20世纪的王家庄，竟然恍若晚清时期的翻版，他们虚幻的革命热情和“天朝大国”心态，也与那时一般无二。与鲁迅笔下的未庄一样，王家庄仍然是一片革命话语覆盖下的启蒙真空。
事实上，《地球上的王家庄》正是一部在深层次上审视民族心理的寓言小说。王家庄村民的无知狭隘、夜郎自大，他们对于世界的荒唐认识，村民们那种虚妄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意识，表征了“文革”的荒谬、愚昧本质，直指“文革”话语的全部虚假性。另外，“文化大革命”对科学肆意践踏，然而失去了科学文化的支撑，失去了对精神力量的倚重，人们就会陷入同王家庄村民们一样的“一直往下掉”的不上不下的悬浮状态，这种颇具后现代意味的荒谬感与生存困境，影射了“文革”虚张声势下的无力和无聊、无奈。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对国民心理和“文革”现象双重的审视和批判。
在对王家庄村民世界的描写中，小说采用了明显的戏仿、反讽的叙事方法，如对“文革”时期一些流行句式和术语的戏仿（“革命是不能拖的，要快”、“它们全力以赴地吃，全力以赴地喝”、“王爱贫挽救了我们”、“我满怀斗志，满怀激情”等等）；对“文革”政治思维的戏仿（对于《世界地图》的讨论方式，是对批判会、斗争会、以及形形色色的会议的戏仿）；对于一些人名（如王爱国、王爱贫等）等等的戏仿。甚至连小说的标题，把“王家庄”与“地球”并置，多少都有点戏谑的成分。这种戏仿和反讽，形成了作品亦庄亦谐、含蓄风趣的叙事风格，为文本的阅读增添了不少趣味性因素，这也是小说之所以发表之后能够受到欢迎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3] [4]毕飞宇、汪政.语言的宿命[J].南方文坛.2002(4).
[2]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2.p56.
[5]毕飞宇,贺仲明.关于新时期文学现象以及创作的对话[J].西湖.2006(7)
[6]鲁迅.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p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