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空间与旧符码：会馆对当代城市意义的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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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会馆是同乡之间基于地缘情谊相互帮扶的产物，在历史上发挥过试馆、行馆的功能，并曾经作为地方势力的维护者发挥着社会功能。近年来，一些原本被工厂、居民占用或是废弃的老会馆重新得到启用。在形态上，它们修旧如旧，但在功能上却得到了新的开掘，突出文化意义、商业意义甚至政治意义。作为都市新空间的它们沿用了“会馆”这一旧符码，意在以熟悉的概念唤起人们对乡土亲缘关系的信任感，以意义填充城市，将都市人关系转换为稳定有序的伦理关系，在陌生人之间建筑起想象的共同体。

关键词：都市文化；新空间；会馆；历史文化资源

Abstract： Huiguan is a kind of organization which is based on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 Its social functions were mutual， as hotel， examination authority， business club and even a local power maintenance. In recent years， some Huiguan which were originally were occupied by factories， residents are reused. Their forms looked like before， but have been changed to new functions. Their new functions is focused on cultural， business and even political significance. As new space， they continue to use the old name， aimed at to recall the familiar with the concept in agricultural society. By doing this， Huiguan and other new urban spaces make the cities became meaningful places. They convert urbanite relationship to a stable and orderly ethical relationship， and build up the imagined community between strangers.

Key words： urban cultural ； new spaces ； Huiguan ； historical resources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5）-10-84（6）

1 导语

会馆是同乡之间基于地缘情谊而相互帮扶的组织，最早出现于明代的北京。某种意义上，会馆也是乡愁的产物。在交通技术不够发达的时代，人们走不远，“故乡”就并不清晰。宦游和商旅使人们远离故土，乡情源于距离。明清越来越多的试子、商人汇聚在大城市，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会馆为他们提供住所和资助，为离乡人提供情感的寄托，把故乡移植到他乡。而在当代都市里，会馆基本失去了最初的实用功能，变成了文化空间。

北京宣南地区曾坐落着众多会馆，如今一部分得到了保护与修复。当代的会馆是“新空间”：招牌崭新、油漆刺鼻、庭院中的亭台楼阁也都依功用重新设计取舍，看起来并不太古旧。但它们却绝不是虚有其表的“假古董”，依稀可辨的旧面貌下，往事的积累为当代城市空间填充了丰富的意蕴。它们在传承城市文化脉络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会馆以旧称谓和老地址延续着过往的旧符码，以全新的格局、用途和社会功能构建成当今时代的新空间。

2 旧符码——具象历史的见证人

在不断重新规划、翻新的当代都市里，时代主潮已无法主宰民族记忆，零散而淡泊的私人印象也不足以接续城市的脉络。虽然北京空间处处充溢着历史与典故，但许多过往却沦为宏大而模糊的对象。会馆以与历史相关的具象情节填充、连缀，使之成为城市清晰可感的轨迹。

明清时期，作为国都的北京城市范围日益扩张、人口密集迅速加大，成为一座综合型大都市。由于进京人员增加，会馆之类新的社会组织也随之诞生并壮大。会馆最初由客居京城的官员、乡绅自发出资组建，为本乡举子提供进京会试，复习备考的住所，是同乡之间相互帮扶、提携的地方公益组织，也体现出“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精神理想，其主要目的是服务科考，也承担“祀神、合乐、义举、公约”[1]等职能。随着社会的发展，会馆的功用也得到了延伸。

会馆组建的初衷是服务科考，由同乡显达者出资帮扶家境贫寒的试子。科举考试是明清普通读书人步入仕途、改变命运的途径。同乡之间的接济一方面解决了家境贫寒者的后顾之忧，一方面也构成以地缘为媒介的文化与资本的互补。因此，会馆的经费虽多半由商人出资，其主要使用者却是读书人，院落内文曲阁、魁星楼、乡贤阁必不可少。作为会馆业绩的科考成绩也常常在建筑上反映，如汉阳会馆的旗杆、湖广会馆的匾额，都是用来记录科举胜绩的[2]，作用大致相当于如今的“光荣榜”。会馆选址首选高官大儒曾经居住者。如湖广会馆曾先后为张居正、纪晓岚等居住[3]；顺德会馆坐落在编写《日下旧闻考》的朱彝尊故居。历史上的会馆常常联系起几代人。清代咸丰年间刑部侍郎李文安在任期间，热衷乡情事业，凑钱组建了庐州会馆。其每每遗憾安徽没有省馆，却因囊中羞涩而未能如愿。若干年后，为满足父亲遗愿，他的儿子李鸿章与其弟合力出资组建了安徽会馆[4]。会馆的建筑联系起父子兄弟，使用更是惠及后人。从各地进京赶考的学子常常全家或几代都居住过同一座会馆。1910年，胡适进京参加考试，住在绩溪会馆，并由此踏上留学美国的征程。1881年，胡适的父亲胡传也是在绩溪会馆得中进士，外放做官。1912年，鲁迅住进了绍兴会馆，而三十余年前，其祖父周介孚参加科考时也落脚在这里[5]。可想而知，对于自会馆走出的新科进士们，这一段居住经历必然融合着浓浓的感激、信任和归属感。如果清王朝的统治依然稳定延续、科考制度持续进行的话，会馆将成为更多青年士子聚集，通过科考由家乡走向全国甚至世界的出发点，也会在更多家族史上留下京城会考的烙印。

这种代代传承、乡谊帮扶的传统使得会馆逐渐形成一股独特而不可小觑的势力。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机构和国家力量并未到达乡村层面，宗族势力和乡绅参与社会管理[6]，体现着“皇权无为，道德自治”的儒家思想。在这一系统中，会馆可以看作地方与国家的中介，在社会治理和权力制衡方面发挥隐形的强力。“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被称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在这一案件的反复过程中，会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后人对此案件的关注多集中在小白菜的凄惨身世，杨乃武家人的不屈不挠，最终沉冤得雪大快人心等情节上。但实际上，一系列诬告、谎言、坚持和拖延的背后，还存在着朝议京官与地方势力博弈的内情。杨乃武的友人曾为其广范传播案情并请求同籍官员施以援手。因此，当官司打到北京刑部大堂，浙籍京官齐聚会馆议事，并由汪树屏等十八名京官向都察院递交诉状，争取到了珍贵的复审机会[7]。在以原籍分派的清代官场，浙江籍举人杨乃武的命运已然被升华为关系到浙系官员声誉的大事。其同乡，光绪的启蒙老师夏同善曾言：“此案如不平反，浙江将无一人肯读书上进矣。”[8]审案过程中，政府官员也分成了两派，执掌地方大权的两湖籍实力派地方官希望维持原判；以江浙籍为主、通过科举进入政坛的京官则力主平反[9]。浙籍京官的坚持一方面表达了对地方官目无朝廷的不满，一方面也有顾全同乡、唇亡齿寒的私谊。

随着社会发展，会馆的功能也日渐拓展。除了试馆、行馆等服务职能外，还不可避免地带上同人聚会和阶级分野的色彩。比如湖广会馆的建设主要是“苦于人海之浩瀚，情谊之难通，相率买屋宣南，以为乡人税驾问津之所”[10]，突出便民联谊性质；而由李鸿章等当朝大员资助的安徽会馆最初只接纳实权官员，“不以游乐、话叙乡情为主”，而是为维护朝中安徽籍官员的利益[11]，后来又成为高层官贵和富商巨贾的聚会地点。进入20世纪，战火频仍，看似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被轰开了豁口。在晚清飘摇动荡的岁月里，位于都城北京的会馆也不可能偏安一隅，越是显赫堂皇者越容易遭遇劫掠：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占地面积居北京会馆之最的安徽会馆首当其冲，德军不仅将其占为司令部，还以有人危害安全为借口纵火烧毁了毗邻的大片房屋，“会馆西侧的兴盛寺古庙、八角琉璃井的学校也都化为灰烬……一片残砖碎瓦，惨目惊心，莫可言喻”[12]。

会馆比家庭开放，又比府衙多了几分休闲和亲情，是一个半公共空间。它能够迅速在同乡之间建立起基于乡缘的紧密情谊，也是一个聚众议事的恰当场所，以其公共性质参与着社会事件。环境越是动荡，会馆就越开放，公共用途就越凸显。清末民初以来，会馆除依然为乡人提供落脚之地外，更在不少政治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882年，康有为第一次进京入住南海会馆，十余年后，他的弟弟“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在此处被捕；梁启超的“饮冰室”坐落在新邑会馆，谭嗣同的“莽苍苍斋”位于浏阳会馆；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一干人在安徽会馆组织“京师强学会”，酝酿了戊戌变法；1912年，孙中山在湖广会馆大戏楼发表了著名演说，随后召开大会将同盟会等五政团合并——中国国民党宣告成立；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设立在安徽泾县会馆；李大钊的“少年中国学会”则于1919年在浙江鄞县西馆成立。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漫长岁月里，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已然随着教科书进入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而会馆则有幸成为他们的见证。今人回顾会馆，看到的绝不仅仅是抽象简单的社会组织和功能用途，更是以诸多会馆院落串联起来的人文和历史。在这里，遥远的时间变成精确的日期，宏大的事件变成令人击节扼腕的具体故事。

3 新空间——会馆用途再发现

旧时代过去，老会馆也成为新空间。它们一度被当作集散地、指挥所、报社、仓库、大杂院……在一次次辗转中，会馆地址未变，空间和用途却一再更新。

历史上有记载的会馆最晚于1938年建成，那之后，从社会到思想的革命一再席卷中国，会馆低调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建国后，北京各地会馆的职能由各地驻京办承担。驻京办是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分支，体现国家的渗透力，为政府机关服务，与作为民间宗族势力和人际关系产物的会馆截然不同。很长一段时间内，北京市的空间设置由意识形态主导，空间使用则模糊边界、混淆功能，许多会馆成为大杂院。当然，这并不是会馆的个体际遇，众多王府、名人故居、甚至寺庙道观等，一样难逃被行政单位进驻或拆散、搭建、重新分配的命运。直到80年代初，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善，部分会馆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逐渐清退居民，其中的建筑、设施等也得到修缮。在北京这个八百年古都中，绝不缺乏比明清时期的会馆更久远恢弘的历史遗迹。虽然已经成为“文物”，但会馆本身的历史不足以支撑其完全作为展示品闲置，而是必须谋求更加实际和多样的用途。特别是其以往的试馆、行馆等功能已被现代潮流淹没，重建的会馆面临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自我更新的挑战。

历史文化意义是会馆之类建筑的天然优势。作为历次城市规划中留存下来的幸运儿，会馆历经百年而依然健在，它们接待过前清显贵，掩护过革命志士，曾遭异邦盗匪蹂躏，也曾被底层居民挤占，是最称职的城市见证人，具备了“文化之都”北京所倚重的文化色彩。位于宣武区后孙公园胡同的安徽会馆即如此。它“北起八角琉璃井，南止后孙公园胡同，东达厂甸，西与泉郡会馆为邻，坐拥219间半房屋”，一度因气势恢宏、占地阔大、人员显赫而号称京城会馆之冠。“清末徽班进京，三庆、四喜等四大徽班在京都立足，都曾借助安徽会馆，名角程长庚、刘赶三等常在此演出，谭鑫培也曾在此登台献艺。”[13]我们知道，徽班进京是国粹京剧形成的重要历史条件，与湖广会馆、阳平会馆、正乙祠并列号称“四大戏楼”的安徽会馆戏楼无疑在戏曲文化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安徽会馆建立在明清两代藏书家孙承泽旧居基础上，馆内的文聚堂、思敬堂、藤闲书屋、戏楼、神楼和花园等都堪称清代建筑的代表[14]。由于其在建筑、戏曲、地方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意义，2006年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虽然已经得到重视和修缮，安徽会馆戏楼却再也没有重新响起锣鼓声，它始终淹没在大杂院的重重包围之中：“正院门口的石狮子已遭毁损，曾经气宇轩昂的朱红大门只剩左侧半扇，右半扇被改造成民房南墙。会馆西院被各家搭建的厨房、储煤间等分割得支离破碎……[15]虽然宣武区曾经试图将其打造为梨园文化示范区、国粹京剧体验场所、徽文化传播基地等，但却由于腾退任务艰巨而进展缓慢。这些深陷于居民生活中的老建筑，大都面临着类似的尴尬境地。不过，也许可以从另一方面来看待：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神奇的力量，是足以令人面对一堆废墟、灰尘就生发出无限想象的力量。如今的都市里，散发着油漆味光可鉴人的复古空间已经司空见惯，越是破败、无用的才越显得真实。面对安徽会馆，再复原当年的格局已经没有太大必要，它参与和见证的时代本身就是文化，就让它夹杂、隐藏在当代都市生活中。尽管不够体面堂皇，却能激发不一般的想象力，化腐朽为神奇。

湖广会馆的重建比安徽会馆简单许多，它的再利用经过了从文化到消费再到文化消费的探索。坐落在宣武区骡马市大街东口南侧（虎坊桥以西）的湖广会馆，在面积、形制等方面虽然略逊安徽会馆，但在名气和文化功用上却堪与匹敌。1984年，它与安徽会馆同时列入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由于位于新规划的“两广路”南侧，临街的地理优势使其搭上市政改造的顺风车，成为北京按原有格局修复并对外开放的第一所会馆。修复之初的湖广会馆突出公共文化服务性质：1996年，大戏楼对外开放，其中的“戏曲博物馆”成为北京市第一百座博物馆。同时，作为“国民党诞生地”，湖广会馆还突出“爱国主义”主题，成为青少年团体参观的教育基地。对外开放“楚畹园”餐厅，是湖广会馆的又一特色。会馆名头之下的地方口味区别于一般饭店，带上了经典正宗、当仁不让的气势。每晚的戏曲演出在复古建筑的雕梁画栋下开场，顾客在用餐、喝茶、听戏的过程中，同时体验饮食消费和文娱享受。这种探索伴随消费文化在北京的起步和发展，不仅意味着会馆的功能拓展，更为即将到来的文化产业化潮流形成示范。诚然，作为文物、博物馆、教育基地的湖广会馆能够获得政府资金投入；但在革命遗迹众多、博物馆如林的北京，是满足于“第一百”的排名，以服务票友和学生等既定对象为目标，还是跳出套路，进一步开掘自身资源？在不断尝试中，湖广会馆成为北京南城一项特色旅游资源，以其融文化和消费为一体的特色焕发了活力。

与以上两座根基深厚、身家显赫的老会馆不同，台湾会馆的好时代在21世纪之后。台湾会馆最初叫“全台会馆”，由台湾籍进士施士洁在福建同乡会帮助下兴建，建成后很长一段时间都由福建会馆代管。早先的台湾不过是福建下辖一个海岛，在全台会馆逗留过的台湾籍进士总共也不过7人，这座会馆无论人气还是实力都很不起眼。除《闽中会馆志》外，连相关文字记录也极少见到。可以说，解放前的台湾会馆籍籍无名，即使到了1984年安徽、湖广会馆得到重视和重修时，够不上“文物保护单位”资格的台湾会馆依然只是个大杂院。直到两年以后，为“使北京台胞有一个接待海外人士的专门场所”，台湾会馆才被交给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1993年恢复为纪念场所[16]。但那时，谁也想不到，混迹于前门众多小摊位、破平房中的台湾会馆会迎来怎样的辉煌。2005年，为迎接北京奥运会，天安门广场南侧延伸地段的前门一带开始大规模改造，台湾会馆得到重新规划，一举将相邻的云间会馆（原松江会馆）、福德禅林兼并，面积从500余平米激增到3900平米。新台湾会馆帆船式的外形气势恢弘、间杂着透明玻璃的青砖墙壁将古典和现代熔于一炉。除院落外，会馆西侧延伸出台湾风情街和阿里山广场，出售特产和小吃，成为前门区域重要的游览场所。虽然在外观上成为“景点”，但台湾会馆却不是完全的公共场所，时常因接待或举办活动而闭馆。较之安徽会馆、湖广会馆发掘文化功用或是探索商业路径，台湾会馆的半开放性质倒是十分符合与地域密切联系、有选择性地服务地方的“会馆”初衷。但是，历史上的会馆是完全民间的，乡人投资服务乡人，不接待外人有情可原；而如今台湾会馆的重建则带有政治倾向和统战意味，以全民资金的慷慨投入服务于个别地方的做法，完全背离了会馆本身的乡土温情，成为一种带有政策示范性质的官方表态。

20世纪50-70年代，会馆被大杂院居民占据，空间被日常生活填塞得满当当；80年代，会馆挂上“文物”的铜牌，空间被腾退保护，内里空空荡荡；90年代以后，会馆各行其事，我们看到这些空间的再度启用和意义更新。会馆开始发掘自身新的意义，无论文化、商业还是政治意义，它们以积极的姿态参与着当代都市生活。会馆的内涵、功用和公众印象都随之改变，会馆成为真正的新空间。

4 意义填充：地缘、伦理构建想象的共同体

从功能上看，试馆已被密集的考前培训班替代，而行馆需求也由驻京办或快捷酒店等担负。从经济上说，老会馆大多位于内城，在寸土寸金的都市中心保留大量空阔的明清建筑，对空间利用似乎不够。从形态上看，即便修旧如旧，它们已都镶进最新北京地图，以新面貌获得了构建都市新空间的合理性。为什么还要延续“会馆”这个已经不符实际的旧符码？新空间与旧符码之间的结合点在哪里？在此谨就会馆利用旧符码赋予空间新鲜意义，从而填充并丰富着城市这一路径展开思索。

4.1 会馆有利于减少都市人之间的陌生和疏离感，以熟悉的概念增进公共认同

中国曾经历数十年严格的户籍管理，直到近二十余年才开始较为自由的人口流动，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无数青年被挟裹进这一潮流，读书、求职、寻梦……无论出于从众还是上进，他们遗弃了原有的故土，试图成为大城市的主人。飞速扩张的都市人群彼此陌生，他们在都市工作、打拼、生活，但其根基、血脉、亲戚都在某个遥远的“故乡”。从各地集中到城市的他们，为异质、混杂的都市大众文化贡献了自己独特的一部分，却并不喜爱这种杂糅的都市文化，而是动情地吼着秦腔、哼着黄梅调，到处寻找正宗的“热干面”、“臭鳜鱼”，一听到乡音就迫不及待地用方言攀老乡……诗意的乡情寄托在遥远的某个地方，会馆则可以将它转换为具体对象，为这种寄托找到着落。虽然是都市新空间，会馆的情感渊源却在于农耕文化所传承的那种安定感。往来会馆的人群虽然互不相识，却是“老乡”，在食物、特产和乡音酿造的特殊气氛中，他们相互有了亲近感，在会馆中结成短暂的联盟，以弥补疏离家园、势单力薄的情感缺憾。

4.2 会馆以传统元素为当代社群重新定位

它建立起秩序，将都市杂乱无章、陌生而松散的职业化人际关系转化为长幼有序、根脉清晰、渊源深厚的伦理关系。现代组织的理想化状态由一群相互之间没有宗亲缘故、裙带关系，只有合理知识结构和行为能力配比的人结构起来。由于缺乏确定性联系，这群人可以被随意定义：依据单位性质分为公务员或是国企、外企员工，可以依据职业分为蓝领、白领，可以依据专业分为IT人、广告人，甚至可以依据空间分为写字楼人、商场人、酒吧人……他们的关系由共同都市里的共同目的联系，来源于现代经济生活：在职业流水线上，各个环节依靠流程衔接而非具体的个人能力。由此，个性、情绪、情感都被排除在外，有血有肉的个人被排除在理性之外，成为随时可被替代的元素。元素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简单、虚弱和不稳定，因而欠缺行动能力和凝聚力。而伦理关系则不同，它使人亲缘有序，在松散的都市结构之外建立起饱含情感和人际关系的多元社会团体。会馆就是使单纯职业关系转化为伦理关系的渠道之一。它基于的地缘关系来自漫长的家族宗亲系统以及地域文化所带有的安定感。因此，会馆与作为政府分支的驻京办不同，其性质不是行政接待；也与单纯的特色饭店不同，其消费呈现情感色彩。在会馆中宴客，对外地人是展示家乡文化，有类似于请进家门的热忱；对本地人是攀亲叙旧，以亲切和熟悉的氛围唤起共同记忆。

4.3 会馆组织是人际关系的新发展

当今中国虽然飞驰在现代化的行程上，但千百年农业文化的家族、宗亲系统，使“乡情”在众多国人心目中仍有沉甸甸的分量。会馆组织是人际关系的新发展，在都市人群中构建起想象的共同体。早先的会馆是封建社会中宗族势力以乡缘、亲情等对于个人的帮扶、约束和牵制。从理论上说，这种“同乡会”形成群体对弱者的保护，有助于地方人员文化水平的提升和乡土文化的输出。在都市众多的无根人群中，会馆像一张意味深长的名片，以家乡概念附带大量背景信息。地域文化的同质性反映出一个人的生活习性、日常偏好、文化倾向等。它们成为攀老乡、拉近距离，迅速建立可信任的人际关系的纽带。如今重新设计和利用的会馆虽然是新空间，在形象和功能上已与早先没有太大关系；但在沿袭旧称，追溯历史、发掘意义等方面，它们又在不停地启用着旧符码。新空间产生新经验，培育新的人际关系；旧符码则召唤旧记忆，使人际关系具有根源和稳定性。这些新空间并非实际的活动场所，而是为满足建立认同的需求；而熟悉的旧符码就是这种认同感的重要来源。会馆在地域色彩逐渐消失的当代大都市里重构了基于同乡的温情想象，在这种想象的基础上，一个共同体建立起来。

改造和衍生远比创造意义更加容易。因此，历史和记忆是空间需要赋予意义时最便于利用的资源。由传统、典故、口述史之类的旧符码标记的新空间瞬间丰满。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不容许个人记忆缓慢积累并延续下来，私人记忆被冲淡，不足以接续想象的脉络，整个城市的历史更因宏大而变得模糊。会馆所包含的地域、语言、风俗、习惯等具体内容，就是填充，连缀历史和当下，使之清晰可感的元素。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新空间利用的逆转——从由空间衍生意义转变为由意义生产空间。都市膨胀的一个表象就在于扩张。在有限的旧地表上，推倒、粉刷、重建老建筑，以高耸的楼宇替代平面的院落。这些突然间拔地而起的空间难免带有疏离感，而会馆则提供了以旧符码充实、柔化新空间，在原有意义的基础上进行空间生产的模式。

5 结语

新空间背后是当代都市文化、消费等多种需求的综合，旧符码的使用是为新空间找到意义的依据。二者的结合使当今的会馆获得了以历史景观、地方文化、情感归属甚至虚拟政治符号来填充城市的能力。地方文化是一个包容驳杂的概念，在真正产生记忆的年代，它不可能单纯明晰，而旧符码的运用难免使之简单化和符号化。如今，大量都市新空间需要援引历史记忆。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后端对文化记忆进行归纳、整理和运用的同时，在以意义的增值丰富城市的过程中，必须避免以后来者、制造者的强势地位对旧符码的随意利用和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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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蒋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