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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黄梅调电影对华语电影的贡献、影响与启示

    时间:2020-09-10 07:56:3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 要〕香港黄梅调电影风靡于港台、东南亚华人地区近30年,屡次在亚洲影展得奖,在东南亚,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都较卖座,打造了黄梅调电影在华裔地区的品牌和市场。香港黄梅调电影通过在世界华人地区的发行放映,传播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化了海外华人内心深处潜藏的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归宿感,对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试图探析香港黄梅调电影对戏曲电影和中国电影的影响,以及电影和新媒体中戏曲元素的开发、利用问题。

    〔关键词〕香港电影;戏曲电影;中国电影;娱乐个性;本土化;戏曲元素

    自20世纪50年代起,香港黄梅调电影风靡港台、东南亚华人地区近30年,经久不衰。邵氏公司金牌导演李翰祥以他的“夢幻中国”的古典意象把黄梅调电影推向顶峰。邵氏公司推出的40余部类型多样、题材迥异的邵氏黄梅调电影,为邵氏获得巨额商业利润,也为香港电影增添了色彩。李翰祥在邵氏公司期间所导演的多部黄梅调电影屡次在亚洲影展得奖,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东南亚、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都比较卖座,打造了黄梅调电影在华裔地区的品牌和市场。通过香港黄梅调电影在世界华人地区的发行放映,传播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化了海外华人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归宿感,对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所以,香港黄梅调电影无论对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还是对东南亚华人聚居国而言,在传承中国戏曲电影文化这一点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香港黄梅调电影对香港电影、戏曲电影的贡献、意义

    1、对香港电影的意义

    香港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其初创阶段便已与中国文化的脉络水乳交融,不可分割。“诗言志”“文载道”“劝善惩恶”等儒家文化命题从香港电影初期发展阶段皆可以寻觅①。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香港开始走向与大陆分割的现实,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20世纪70年代中期结束的“文化大革命”更造成香港与大陆的文化隔离。香港电影在此阶段所经历的起伏发展,印证了香港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而对于风靡一时的香港黄梅调电影而言,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也就由此彰显出来。

    一直以来,文化界对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香港电影研究者颇多,而对20世纪50、60年代的这段电影,尤其是戏曲电影研究者式微。实际上,对香港黄梅调电影为代表的戏曲电影研究对香港电影具有深远的意义。香港黄梅调电影为香港影视界和娱乐圈输送和培养了大批的人才。邵氏黄梅调电影的重要导演李翰祥、张彻、胡金铨,不仅给香港电影贡献了大量具有轰动效应的黄梅调电影,而且李翰祥的风月片和“历史宫闱片”,张彻、胡金铨的“武侠片”都为丰富香港电影类型和荧屏播映立下了汗马功劳。香港黄梅调电影中邵氏所奉行的大制片厂制度以及邵氏的“东方好莱坞”影城的建立都对当今香港电影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对促成香港电影产业的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邵氏黄梅调电影首创在影片上打上中英文字幕,“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户”,对于传承中华文明、沟通海内外华人情感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对20世纪80、90年代香港电影的繁荣,香港黄梅调电影所奠定的影业基础及其影响有着源头的意义和传承的关系。

    2、对戏曲电影的意义

    香港黄梅调电影的兴起衰落,呈示出中国传统戏曲、民间文化在时代发展过程中的命运。随着视听技术的成熟运用,现代媒体开始对传统媒体形成冲击,大众文化的兴起,也使得社会文化的演变进入新的历史进程。香港黄梅调电影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盛极一时,但却没能避免衰亡的命运。

    戏曲电影是华语电影中所特有的一种电影类型,而香港黄梅调电影又是戏曲电影中的一个独特电影类型。大陆的戏曲电影自诞生以来就存在着如何解决好“程式化写意与电影化写实”的矛盾问题,众多艺术家探讨的焦点也集中在戏曲和电影两种艺术手段的融合上。大陆的戏曲电影是以戏曲舞台本为底本,在银幕上的创造以尽量不损伤舞台底本为前提的,走的是“以影入戏”的路子,在这些影片中大都能够保留戏曲舞台演出的精华。

    与此不同的是,香港黄梅调电影大胆革新,走的是“以戏入影”的道路。也就是将舞台戏曲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尽可能地“为我所用”,借助黄梅调来完成电影的主体叙事,淡化了戏曲舞台上的程式化动作,只在特定的情境下保留了戏曲的曲调、唱词和简单的戏曲动作。在布景和造型设计上都力求“真实”,不是靠演员虚拟的表演来表现出景与物,而是要求演员的表演与采用的景与物相契合,从而给观众以一种新的审美体验。在这种美学理念指导下的香港黄梅调电影,走的是现代性格的戏曲电影之路,为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相互融合作出了有益的实验。香港黄梅调电影作为戏曲与电影有机融合的独特戏曲电影类型,一种从电影的本体——大众的市场层面思考和实践过的戏曲电影类型。在新兴媒体传播兴盛的今天,当我们在对传统戏曲与新兴媒体结合进行新的艺术类型建构时,香港黄梅调电影的创作理念和经验教训都值得我们研究、借鉴和利用。

    二、香港黄梅调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影响

    香港黄梅调电影中所营造的“中国梦”与“中国情”使远离故乡的海外华人能够真切感受到自己的血缘根脉和怀乡情感。特别是黄梅调电影不断在国际上获奖,极大地鼓舞了海外华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作为人才众多、资金雄厚的邵氏公司来说,邵逸夫抱有把华语电影推向世界的宏伟蓝图,如其所言,邵氏公司锐意跨国发展,由东南亚扩展到整个亚洲以至全球市场,除了赚钱,也是为了“文化及艺术的使命,”“把中国文化和艺术传统通过影像介绍给不同语言和种族的人” ②。邵氏黄梅调电影有着参加国际大奖的商业和文化的双重动机,1960年的《倩女幽魂》和1962年的《杨贵妃》皆参加戛纳电影节,其中《杨贵妃》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室内景摄影色彩奖。在亚洲的电影节中,邵氏黄梅调电影自1958年的《貂蝉》获得五项大奖后,至1962年,基本上每年都独揽该电影节主要奖项。邵氏黄梅调电影带领着香港电影逐步走出香港和亚洲并频频获奖,不仅满足了海外华人对中华故土的想象,也极大地增强了海外华人的荣誉感与自豪感。因此,香港黄梅调电影在香港电影中具有独特的个性色彩和魅力。

    作为兴盛一时的电影类型,香港黄梅调电影以独特的类型符号、综合元素、艺术手法成为中国电影历史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虽然,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香港黄梅调电影走向衰落之途,但它在一代电影观众中留下的记忆和影响却并未湮灭,继续潜行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中,不但继续勾连着普通民众的心灵,也对新的电影生产、制作产生着影响。2001年,导演李安凭借电影《卧虎藏龙》饮誉奥斯卡、金球奖、香港金像奖、台湾金马奖等诸多影展,他在谈及《卧虎藏龙》一片的创作时,便提及了香港黄梅调电影序列中的经典之作《梁山伯与祝英台》(1963)对他的影响:“没《梁祝》就没卧虎藏龙”,“《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有史以来最佳电影,但能给他一种纯洁的、真诚的、坦荡的感觉,让他愿意相信那个故事。而在他日后制作的电影中,正是在不知不觉地复制着这种感觉”。“《卧虎藏龙》中就是把戏曲和功夫片糅合在一起,这就是他心目中的功夫片”。③在《卧虎藏龙》里,李安很好地借鉴和吸收了《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深宅大院、小桥流水、茂林孤寺的场景设置,拍摄出了一部蕴含深厚民族文化内涵和人生感受的影片。2002年,刘镇伟导演的影片《天下无双》中,主演王菲与梁朝伟双双对唱黄梅调,其中《扮皇帝》《喜相逢》《醉一场》等脍炙人口的唱段都择自黄梅调的经典片段。片中王菲扮演的公主和梁朝伟扮演的小混混对唱《醉一场》时,熟悉的黄梅调旋律,暗恋街头小混混的柔美公主,鲜活的情景还真有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相送”中祝英台对梁山伯借暗喻表白恋情的影子。即使在当今台湾歌坛天王周杰伦的歌曲中我们也会发现有“远山含笑,春水绿波映小桥”唱词的重新演绎。这些丝丝缕缕的记忆和历久弥新的演唱也算是向经典香港黄梅调电影的致敬吧。

    而今,香港已经回归祖国怀抱20多年,香港影业和大陆影业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电影发展态势整体上升的同时,内部、外部生发的竞争压力也在不断增强。对香港黄梅调电影的思索和借鉴,或许是打开中国电影新局面的一种可能。“一切服从镜头需要,镜头服从人物的形象刻画与演员原来的较基本的表演设计”“最大程度地发挥电影性能”,④注重传统文化元素的认真开掘与有效利用,并适时与观众的观影心理、欣赏习惯相结合,为当今的电影制作注入传统文化的艺术积淀与艺术底蕴,对当今中国电影的发展而言,是不无裨益的制作理念。

    三、香港黄梅调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启示

    香港黄梅调电影在市场经营中对中国电影的启示应该是多方面的,至少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娱乐性的把握

    邵氏电影自一开始就将电影视为一种产业,而且是一种娱乐产业。因此,认定电影的制作和营销必须以市场需要来不断进行产品的调整、策划和包装。邵逸夫1980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生产的电影没有政治,只有纯粹的娱乐。那些工作后疲惫的人们,他们想看的只是娱乐片。”⑤娱乐性成为邵氏电影一以贯之的根本特点。直到今日,香港电影依然保持着鲜明的娱乐个性特色。如大卫·波德维尔称香港电影“尽皆过火,尽是癫狂。”⑥迎合观众、感动观众成为其电影叙事的主要目的,多样化的商业类型、跌宕起伏的故事、细腻感人的人物、相对考究的电影语言、流畅简明的节奏是香港黄梅调电影中优秀作品的共同特色。但也不乏一些生搬硬套、粗制滥造的平庸之作。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成功的大众文化作品,应当不仅使观众获得丰富而深刻的审美愉悦,而且能在审美愉悦中被陶冶和提升,享受人生与世界的自由并洞悉其微妙的深层意蕴。而那种只满足于产生产生感官快适、刺激或沉溺的作品,显然是平庸的或庸俗的。”⑦对当今的中国电影来说,不仅要学会黄梅调电影中跌宕起伏的娱乐节奏,让观众笑点不断,又要注意对“娱乐”尺度的把握,不能为了娱乐而娱乐,应该在娱乐的同时,给观众以思想的教化和心灵的启迪。

    2、本土化的坚持

    费孝通先生在谈到跨文化传播的时候曾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观点,这种观点是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念一脉相承的,也是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世界文化多元共生的理念。从人类文化交流的视角来看,首先中国电影要坚持自己的本土特色,自己民族的情感、生活和身份认同,突出特色,做到“各美其美”;其次,要开阔视野,自觉吸收他人的优秀文化成果,做到“美人之美”;再者,自觉地立足现实,将两者有机融合创新,才能“美美与共”,才能被他者所承认,才能在今天这样全球化、一体化的背景下,同世界抗衡,实现“天下大同”,这也是几代华裔影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李翰祥的黄梅调电影中把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电影结合起来的美学特色和古典诗情画韵,不仅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今日看来也有许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李安的《卧虎藏龙》、张艺谋的《英雄》在国际上的频频获奖,也是他们坚持东方美学和中国神韵的本土特色密切相关的结果。我们应该更充分地发掘中华文化的内核,并有意识地将其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创作出具有东方内涵和东方精神的,具有开放的、和谐意识的,代表智慧、勇敢、和平、正义的民族形象走进世界的目光中,这才是未来具有“现代化的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让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品味的电影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理应是每一代中国电影人的梦想和追求,也是新一代的中国电影工作者理应自觉担当的时代使命。

    3、市场反应的快速灵活

    对市场快速灵活的反应能力也即是抓住电影营销的规律。电影营销一定要摸准市场的脉搏,根据市场的反映而快速变化。电影营销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邵氏公司有些经营方法值得称道。如在用人之道上的开明灵活和讲究实用;善于跟上新潮流和其快速的应变能力是其竞争的法宝之一。在和电懋竞争中,邵氏每次都以动作快、灵活应变占了上风。1962年底邵氏与电懋竞争白热化,两家公司争拍《梁祝》。电懋准备充足,由得意影坛多年的严俊亲自执导,天王巨星李丽华反串梁山伯,亚洲影后尤敏饰演祝英台,作曲则是当年国语流行歌坛第一把交椅的姚敏。邵氏公司出动多次获过古装片大奖的李翰祥主导拍摄,动员公司各方面的人力、物力、财力积极配合,尽力抢拍,在三个月内便赶工拍摄完成。虽然是由新人乐蒂、凌波担纲主演,但由于与李翰祥的片场美学配合妥帖、自然,特别是邵氏快速的市场反应能力使其大获全胜。从1963年4月起,邵氏的《梁祝》先后在港台及东南亚各地上映,并在同年的亚洲影展上斩获四项技术大奖,而后又远征北美等地的华语片市场。而电懋版《梁祝》拖延到1964年底、1965年初才迟迟上映,失去了抢占市场先机的优势,很快就消失在人们的审美记忆中。因此,邵氏公司以大制片厂体制、垂直经营的民营企业,成为东方的好莱坞,创造出华语电影的辉煌时代。邵氏公司这种快速灵活的市场反应能力及灵活机动的经营手段,还有代表华语电影走向世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都是当前中国电影所要学习和继承的。

    4、对戏曲元素的开发利用

    香港黄梅调电影从1958年兴起至1969年衰落,这段历程正是“香港本土文化身份”萌芽、发展、形成的阶段。对香港社会而言,当新的社会形态、观影理念走向成熟时,带有浓厚传统戏曲意味的香港黄梅调电影便被“彩色武侠新攻势”的武侠类型影片所取代,黄梅调与黄梅调电影只能被抛进电影史和社会史的记忆长河中,成为散发怀旧情绪的对象。当下,包括黄梅调在内的诸多戏曲艺术影片虽然还时而在银幕荧屏上灵光闪烁,但在大众传播媒体、电子媒体包围的今天,如何重新审视、开发利用传统戏曲文化中音乐、表演等戏曲元素,并把这种戏曲元素与新兴藝术载体有机地融合交汇,创造出符合当今时代潮流,为大家喜闻乐见的新颖艺术形式,也正是重读整理、分析研究20世纪50、60年代香港黄梅调电影的意义之所在。

    (责任编辑:邹世毅)

    参考文献:

    ①参见蔡洪声:《香港电影中的中华文化脉络》,《当代电影》,1997年第3期,第4—9页。

    ②《远东最大的供应商:邵氏》,《南国电影》1961年第1期,转引自傅葆石《邵氏迈向国际的文化史1960——1970》,见罗卡编《跨界的香港电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0年版。

    ③参见h t t p : / / e n t . 1 6 3 . c o m / edit/010319/010319_74097.html、http://news.sohu. com/60/28/news144382860.shtml

    ④石挥:《<天仙配>手记》,载魏绍昌编《石挥谈艺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⑤见天映发行的影碟《citizen shaw》。

    ⑥(美)大卫·波德维尔《香港电影的秘密——娱乐的艺术》序言部分,何慧玲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

    ⑦王一川:《文学理论演讲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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