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产率、政府干预行为与产业结构变迁
时间：2020-09-21 07:59:0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全要素生产率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将政府干预行为引入到Hansen & Prescott （2002）模型中，并将原模型中全要素生产率为外生性假设修正为内生性假设；其次，通过数值模拟说明了全要素生产率在从马尔萨斯经济向索洛经济的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政府干预行为会显著影响该变迁过程的速度；最后，运用修正后的面板数据模型经验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呈正向影响。但是，随着近几年政府对经济干预行为的力度有不断加大的趋势，我们也需要警惕政府干预行为过度对产业结构变迁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 全要素生产率；产业结构变迁；政府干预行为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３５４４（２０12）０6－００50－07
一、引言
对全要素生产率（TFP）、政府干预行为与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之间关系的研究非常重要。首先，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持续影响，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的关键时期。考虑到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进程与其转型升级过程是高度融合的，同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又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动力，因此，研究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问题对于我国当前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次，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结束、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地方政府“土地经济”模式的日趋衰落以及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的不断递减，传统上我国依靠要素投入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是很难持续的，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将更多地取决于TFP的提高（王小鲁，2000），以及在促进TFP提高过程中政府干预能力的提升， 因此，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当前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具有重要的影响。最后，当前中央提出的“稳增长”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稳投资”，而是更强调通过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来实现整个经济的“稳增长”目标。通过对TFP、政府干预行为与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TFP和政府干预行为这两个因素来实现上述“稳增长”目标。
国外关于产业结构变迁动力问题的研究，相关文献比较丰富。结构主义学派一般认为在经济中各个部门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和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差异是导致产业结构变迁的两个主要动力（如Pasinetti，1981；Syrquin，1988；Harberger，1998等）。以Schumpeterian思想为核心的研究则认为产业结构变迁就是由于创新和模仿所导致的企业不断进入和退出的过程（如Nelson & Winter，1982；Winter，1984；Metcalfe，1998等）。 而近期的一些研究结果则表明导致行业结构变化的机制主要有两种，即“排序”和“选择”（如 Andersen，2001； Montobbio，2002；Peneder，2003；Metcalfe et al.，2006；Holzl et al.，2007等）。虽然上述许多研究者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和机理，但他们几乎都没有逃脱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的框架（Chenery et al.，1986）。
对此，国外也有一些研究者试图从技术进步和TFP的角度分析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问题。Galor & Weil（2000）构建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模型，将一国从马尔萨斯经济向索洛经济的转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马尔萨斯经济、后马尔萨斯经济和索洛经济）， 他们通过数学模型的推导说明技术进步是推动一国经济由马尔萨斯经济过渡到索洛经济的重要力量（即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经济转变为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但是，由于技术进步的内涵比较狭隘以及其变化过程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因而以技术进步作为解释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与现实经济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对此，Hansen & Prescott （2002）在Galor & Weil（2000）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TFP是推动产业结构变迁动力的观点。他们将马尔萨斯经济转变为索洛经济的过程划分为完全的马尔萨斯经济阶段、马尔萨斯和索洛经济共存阶段以及完全的索洛经济阶段，并通过理论模型的构建和数值模拟说明了TFP是推动一国经济从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一个重要动力因素。但是，在Hansen & Prescott（2002）的模型中存在着如下缺陷：首先，他们将TFP假定为外生给定的，并没有很好地回答TFP从何而来的问题，因而缺乏足够的经济学意义；其次，他们没有考虑到政府干预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而与现实经济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关于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动力问题的研究，目前相关文献较少。李博和曾宪初（2010）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1978年之前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来源主要是政府干预行为；1978年以后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来源主要是需求结构、要素结构、国际经济和政府干预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其他相关文献都主要从经济史的角度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历史进行了回顾，进而从中总结了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因素。
与国内前人对于产业结构变迁动力问题的研究不同，笔者主要基于Hansen & Prescott（2002）的理论模型，探讨了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 首先，将原模型中TFP为外生性的假设修正为内生性假设，从而较好地回答了原模型中存在的TFP从何而来的问题；其次，将政府干预行为引入到模型中， 使模型更具有现实意义；再则，利用数值模拟说明了TFP对产业结构变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政府干预行为则会影响该变迁进程的速度；最后，基于前面理论模型的分析，以我国22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基础，经验分析了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并得出相关结论。
本文的贡献：（1）将Hansen & Prescott （2002）模型中TFP为外生性假设修正为内生性假设，从而较好地回答了原模型中存在的TFP从何而来的问题；同时，将政府干预行为引入到模型中，使得模型更符合现实。（2）从经验研究的角度探讨了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发现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影响，这说明对于我国当前经济而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政府干预行为和产业结构变迁之间完全可以实现良性互动，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但是，随着近几年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力度有不断加大的趋势，我们也需要警惕政府干预行为过度对产业结构变迁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