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形象对中国“大一统”历史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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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民族自有神话传说以来，由史籍与文学共同塑造形成的黄帝形象为“三皇”之殿、“五帝”之首，最称中华“人文始祖”。黄帝首创“大一统”观念并最早实践，功在当时，利在百世，其个体形象遂被增饰放大，乃至几乎无美不归，在族统、神统、政统、物统、道统等诸人文主要方面，成唯一提纲挈领、发凡起例、开物成务、率先垂范、作始成统之伟大形象，其后无论“王”“臣”，皆自认为“黄帝子孙”。从而无论黄帝其人在历史上的真相如何，他的形象都实已成为中华多元统一国族的超级图腾与共同信仰，中华“大一统”恒久不变的象征。影响至今，仍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共识和精神纽带，无时不有、无远弗届地维系并促进华夏族群共存共荣、共理共享的伟大理想与实践，尤其是中国本土“大一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总之，黄帝形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笔宝贵财富，值得华夏儿女永续珍重，崇敬发扬，以血浓于水之精诚，戮力同心，为天下后世造福。

关键词：黄帝形象;“大一统”;族统;神统;政统;道统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19.03.12

引言

中国上古黄帝其人尽管在历史学中尚未尽确考，但多数学者公认其是中国上古一位伟大的部落首领，更无可否认其历史上逐渐定于一尊的形象对华夏历史文化传统形成所起到的无与伦比的重大作用。故《史记·五帝本纪》史首黄帝，载其以超凡的意志与卓越的才智领导部落日益壮大，并在“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的乱世中，毅然起兵，以战止乱，享诸侯，诛蚩尤①，“万战万胜”②，最后代炎帝而成为当时部落共主的“天子”。后世或以其位伏羲、神农（炎帝）二氏之后为“三皇”③之殿，或以其在颛顼、帝喾、尧、舜之前为“五帝”之首;或以“三皇”并尊为华夏“人文始祖”，或以“炎黄”同列称“炎黄子孙”。但是，历代于“三皇”“炎黄”之中往往最尊黄帝，除恒自称“黄帝子孙”之外，纪时亦用“黄历”，即黄帝所制历。而先于《史记·五帝本纪》推黄帝为“五帝”之首者，有“《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④，“《（竹书）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⑤，诸种文献上溯国史，言“自黄帝……”或“黄帝以来……”⑥及类似表达络绎不绝，皆推黄帝为国史之第一人。自汉高祖刘邦于沛县起事之初即“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⑦，至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司马迁：《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第472-473页。，历代公祭最尊黄帝。至今世毛泽东《祭黄帝陵文》亦称黄帝陵为“中华民族之始祖轩辕黄帝之陵”，以黄帝为“吾华肇造”之“始祖”毛泽东：《祭黄帝陵文》，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第1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第400页。，都明确以黄帝并且只有黄帝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人文始祖”。至今两岸三地（港、澳、台）、海内外华人，甚至邻邦友人多有来中国大陆寻祖认宗，也是基于自认“黄帝子孙”的心理。由此可见，自古及今，黄帝是海内外华夏民族认同的最大共识，文化上共同的“根”，是“华夏一统”宋濂等撰：《元史》卷二二《武宗本纪一》：“诏曰：仰惟祖宗应天顺人，肇启疆宇，华夏一统，罔不率从。”（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493页）“中华一统”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六七《舆服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51页。“四海一统”《晋书》卷八二《虞溥传》：“今四海一统，万里同轨。”（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40页）“天下一统”司马迁《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第2540页）班固《汉书》卷一三《异姓诸侯王表第一》：“故据汉受命，谱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统，乃以年数。”（第364页）最强有力的纽带和万世一系的象征。但是，近今学者所见多在黄帝作为民族历史记忆、精神源头之象征的一面，而忽视了其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促成和在近三千年古史上维系中华“大一统”之有更为实际的作用，从而黄帝研究仅成上古史的一个课题或传统文化层面上一个似乎玄虚的问题。这就不能全面反映历史的实际，也不符合我华夏民族自古及今共尊黄帝的历史要求，从而黄帝形象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影响成为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而首在其对“华夏一统”等“大一统”作用的认识。故拟为本文论黄帝形象对中国“大一统”历史的贡献，并先为说明如下。

首先，本文题称“黄帝形象”（以下或简称“黄帝”），一是为了区别于历史与人类学家所一向关注却迄今未能确考的自然人或纯历史人物的黄帝，二是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真正起了实际作用的黄帝，既是极大可能为一大部落领袖的历史人物的黄帝，更是以可能的自然人和纯历史人物黄帝为“基因”的、在口传与文本中塑造出来的带有神话艺术性特征的“黄帝形象”，乃至不排除其只是“皇天上帝”的別名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439页。。换言之，本文主要不是关于历史人物黄帝的研究，而是关于历史上史籍、传说与文学交互影响酝酿塑造的黄帝形象反作用于历史的研究。故读者不以本文所取资料或有不合于史法，则幸甚。

其次，本文的探讨不免并用史籍与神话传说的资料，似乎混淆了历史与文学的界限，不可能达至对历史真相的探讨，其实不然。一是人类历史只有被记述下来才可能是后人能够回眸的“历史”，而被记述的历史必然是主观下的客观，而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历史”，从而历史与文学在本质上并无绝对的界限;二是中国古史与文学文献均源于生活，今存包括《史记·五帝本纪》在内诸史有关黄帝的记载，以今天的观点看，仍不乏“荐绅先生难言之”者，而实乃“神话多于史实”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第587页。，很大程度上属于文学（不实或虚构）的形象，可与实际也包含了“历史”的神话传说中的黄帝形象作合一的考论;三是虽然历史的进程造就了史籍与文学，但史籍与文学作为历史进程的产儿一旦问世，也就成为参与并创造新的历史的一个强大因素。其作用越是在历史与文学混沌未分的上古时代，就越是容易有更大的发挥。从而本文论“黄帝形象”本身是文学的或至少是带有文学性的，但论这一形象对中国“大一统”历史所起的作用，却是真有历史具体性的。从而本文虽系从文学出发的讨论，但最终是跨在历史与文学的边缘对黄帝形象促成与维系中国“大一统”真相的历史学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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