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成功之道（连载九）

第五章财务智慧

犹太人以其非凡的财务智慧和强大的金融实力著称于世。有人说，犹太人银行家在家里打个喷嚏，全世界的银行都要连锁感冒；5个犹太财团坐在一起，便可以得心应手地操纵着整个人类的黄金市场。在这一方面，称雄华夏商界近500年的晋商与之相比，毫不逊色。晋商似乎与生俱有发达的数量意识和卓越的财商。19世纪20年代，晋商从商贸领域挺进金融领域，首创票号，其资本之雄厚，覆盖面之广大，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19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晋商最为辉煌的时期，晋商稳固地占据中国金融市场，名震中外，汇通天下，显赫异常，其汇兑方式之严密，账务管理之科学，经营手段之高超，在世界金融史上写下重重的一笔。

发达的数量意识

数学、珠算、会计等计算科技与商人的经商活动有着密切关系。晋商对数学、珠算、会计等计算科技的研究与实际应用是其生财之道的重要工具。明代蒲州大商人张四敦，尤其精通《九章算术》，凡方田勾股商法等，皆可妙解。盐商沈江对算学也有较大热心。明代山西汾州（今汾阳）商人王文素（1465-？），早年随父到河北饶阳经商，自幼涉猎史书诸子百家，又由于经商的需要，他很小就练打算盘，尤长于算法。他收集了宋代杨辉，明代杜文高、夏源泽诸家的算书，精心钻研，到正德八年（1513年）撰成《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10册30卷。当时河北武清也有位喜欢数学的杜瑾（字良玉），王、杜二人会于清河旅店，各陈所长，切磋算法。王文素超出人表，杜瑾至为叹服，认为宋代杨辉及当朝金陵杜文高、江宁夏源泽、金台金来朋等名家，算法固然不错，但藏头露尾，俱以逢巧之法而证之，不够灵活通变，以致后人学之甚难。惟王文素以通玄活变之术，断成讲义，使人易学易懂。王文素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也指出：算学是“普天之下，公私之间，不可一日而缺者”。他认为，对于算家，切不可以“六艺之末而忽之”。于是，“留心算学，手不释卷，三十余年”。嘉靖三年（1524年），年已60的王文素倾其毕生精力编成《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全书共42卷，203条，117诀，1267问，分订12册。这是一部优秀的应用数学之作，内容之丰富，科学性之强，胜过明代钱塘吴敬《九章算比类大全》、安徽休宁程大位《直指算法统宗》。王文素所著《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具有如下4个特点：一是包罗面广，实用价值高。不仅全面继承了前人的算学成就，并有所创新，如将“身前因”改进为“身前乘”，发展了“归总还零”除法，创造了“众九相乘”、“实位相同”等新法，对传统的开方法有所改进，并在立体图形的插图画法上，率先采用了现代轴图法中常用的正等测图法。此外，书中还可看到当时的税收征管法等内容，介绍了简捷速成计算法。所以王氏所著是一部比较全面的应用数学之作。二是深入浅出，通俗易学。全书中有释义、解题，并有绘图及算学口诀。三是校正了过去算学著作中的一些错误之处。四是珠算内容丰富，算法新颖，在明代诸多珠算书中处于高水平。

山西票号对平码银色的利用，更体现了他们发达的数量意识。

当时货币，周行白银，因此用以称量白银的平码，以及白银的成色，便最能体现数量意识在经商中的运用。但由于清政府对金融市场缺乏有力监管，各地平码银行遂各行其是，千差万别。关于平码，时人即称：“甚至同一地方，其货币称量所用之权衡有至数十种者，通国殆不下数千。”而银色同样多种多样，例如，官方通用“纹银”，在北京，便又有“松江银”、“马店儿松江银”与之并行，成色各不相同。在其它地区，也各有主要流通银种，如天津为“化宝银”、上海为“豆规银”、汉口为“估宝银”、广州为“番银”，等等。针对这种情况，山西票号创立了自己的平码标准，用来与各地平码进行对比赛种平码，被称为“本平”。本平的创立，扫清了开展汇兑业务的障碍，有了本平，才能够通过折合，将各地不同的平码统一起来，使从不同地区收缴的银两有一个统一的权衡。这不仅实现了汇兑业内部记账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确保了收兑的银两与兑取的银两重量一致，使得票号与客户交易公平，两不吃亏，从而使票号发展壮大成为可能。

汇通天下

首开中国票号业先河、成为中国银行业鼻祖的是享誉世界的平遥日升昌。提起日升昌，人们总是以“汇通天下”来形容它。相传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话说日升昌票号自雷履泰创立以来，经营红火，买卖越做越大，分号迅速扩张，遍布全国20余个重要商埠和重镇码头。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近代中国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求和，不得不发文行省加派赔款银两。当时日升昌票号总经理雷履泰看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当机立断，命令川、陕、豫、鄂、湘等内陆行省分号伙友尽快了解所在地汇解赔款银两的时间、金额、汇往口岸等情况，并要求及早与承办藩府取得联系，主动揽做这笔大买卖。不想这件事惊动道光皇帝。一日道光皇帝上朝了解各省汇解银两情况，得知一个叫日升昌的山西票号竟凭一纸汇票变成了白花花的银子。经大臣奏称解释，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便夸道：“好一个日升昌，竟能汇通天下。”消息很快传到京都日升昌分号。从此日升昌北京分号写为“京都日升昌汇通天下”，名声大震。全国各地的殷实商号和地方官吏更加信赖日升昌，遂常把大宗汇兑业务交日升昌票号办理。到日升昌票号步入鼎盛阶段，设立的分号增加到35个，同时与外国来华设立的银行，如英国汇丰、麦加利，美国花旗，俄国道胜，德国德华，日本正金等银行也经常发生业务往来，日升昌票号汇通天下也真正名副其实了。

票号的出现，使中国金融业在存、放款的基础上，又具备了汇兑的功能，这就使近代银行业务在中国金融机构全部具备，从而使其拥有了更为浓郁的近代银行色彩。

山西票号通过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获得丰厚的利润，令其它各种商业经营活动自叹不如。作为山西票号“天字第一号”的日升昌资本为36万两，分成30股，每股1.2万两，达蒲李家在光绪年间已拥有全部股份，而当时日升昌最多的一次分红每股为1.2万两。这就是说，仅此一次，李家就可将其投入的全部资本收回。而在生意兴旺的光绪年间，日升昌曾结账分红七八次之多，每次李家都有30万两上下的白银进账，六七十年间就获得200万两以上白银，获利之丰可想而知。“蔚字五联号”的蔚丰厚票号，创办之初，每年获利除了开支之外，只余三五千两。而到了光绪年间，利润剧增近百倍，每年达20万两白银。4年一个账期，每账每股可分红利1万两左右，财东侯氏一次即可获得白银20多万两。其它如蔚泰厚、天成亨等票号也不示弱，每账分红每股少者七八千两，多者1万多两。因此每次账期结算分红，每个字号都能给财东介休侯家送去几十万两白银，用4匹高头大马拉车送往北贾村侯府。一个账期“蔚字五联号”拉到侯府的白银不下120万两，“蔚字五联号”都是道光十四年（1834年）创办，到20世纪一二十年代才歇业，侯家从5家票号获得的总收入大约在白银1000万两以上，这还不包括从利润中转入资本公积金的“厚成”那一部分。乔“在中堂”商业金融集团麾下的大德通票号在票商精英、总经理高钰的出色经营下，成为票号发展后期业绩最为突出的一家票号。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结账分红时，每股分红高达1.7万两，比每股资本还高出一半，乔“在中堂”光这一次就分得白银40多万两。

汇费是票号的主要收入，指替人汇兑银两所得的费用，票号把汇费称作汇水。汇费的收取并无固定标准，而是由主客根据“各地银色之高低，路途之远近，银根之松紧，汇兑之逆顺（指顺汇，逆汇），数目之大小”而商定。另一方面，还要看顾客与票号的关系如何。“普通时候，在交通便利的通都大邑，每千两仅需二三两的汇水，若是交通不便的地方，每千两的汇水达二三十两，时或高至七八十两。新疆每千两汇水多至百两。三帮（指平遥、祁县、太谷）之中，平帮的汇水，往往比祁太两帮略低。”如蔚长厚票号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五月给福建汇兑海军费用到京，每百两得汇水为5两3钱。光绪十九年（1893年），蔚丰厚票号为江西省汇解京款15,000两，得汇费375两。日升昌票号张家口分号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往太谷汇兑，每千两收汇水4两；往苏州汇兑，每千两收汇水4两；往河口汇兑，每千两收汇水10两。如果得空期长，票号则可少收汇费。

山西票号盈利如此之丰，还来自得空期收入、平色余利和存放款利息差额，除了金融行业本身获利能力较强外，更充分利用了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与危难政局，广开进财之路，获得超额的金融利润。其获利渠道之多，恐怕连西方金融家也会妒羡不已。

密押制度

票号用以汇兑款项的主要凭据是汇票，亦名汇券。普通汇款，以庄票使用最多，其手续是汇款人将款交给票号，由票号开具汇票，交给汇款人，汇款人将此汇票交给收款人，收款人即可持此票向汇票中指定的票号取款。

在票号产生以前，我国虽早已有汇票流通，但因其没有一套完善的制度而不能被广泛使用。平遥票号的产生，才开始了我国比较成熟完善的汇兑制度。晋商经过不断摸索，创造了一种密押制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做了精心设计，从而保证了异地汇款所用汇票真实可信而不致被造假汇票者冒领汇款。

因为票号的兑付都实行“认票不认人”的制度，汇票上写上银两数额后即可到异地提取现银，所以汇票的防伪性极其重要。汇票的关键是在一纸“票”上。从目前留存的汇票可以看到，汇票基本是折纸形式的，有四个折面，规格呈长方形，高约23公分，宽约10公分。在第一个折面印有“券”字和其它内藏匠心的图样。聪明的票号经营者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各票号的汇票都盖有各自的印章。汇票折纸里还夹印着各票号名。日升昌票号的汇票就夹印有“昌”字。协同庆会（汇）票是在湖南印制的，看起来不过是个折纸，也没有花纹格式，可是纸里暗印的有“协同庆”3个字，汇票的印制和各分号使用都有严格的数量控制。如平遥县蔚泰厚的汇票纸，以绿线红格，由平遥一处印，各分号均用总号之纸，如坏了一张，必须寄到总号备数。除此之外，他们还各有自己的绝招。

一是由专人书号汇票，其笔迹要通报各分号，并让各分号都能熟辨。如果更换了书写汇票的人，首要的工作就是通报各分号其笔迹。这方面也体现了中国书法的绝妙，因为用毛笔来模仿笔迹而要达到以假乱真是极其困难的事。故此，后来中国兴起银行业后，虽汇票和支票都改为钢笔填写，但经理签字仍用毛笔。

二是创造了以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即用汉字作为签发汇票银两数目的10个数字及一年中12个月和每月30天的代码。这种代码各票号都各自编设，而且要不断变更。我们不妨举几例来观其奥妙。全年12个月的代码为：“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每月30天的代码为：“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代表银两的10个数目分别是“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或“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万千百两”的数字单位分别由“国宝流通”4个字代替。假如票号在6月20日为某号汇银4000两，它的暗号代码就是“取人城宝通”。这些密码既有一定的含义，朗朗上口，容易记忆，又保密性强，由此可以看出票号经营者的聪明才智。

三是为保证商家汇款不致遗失，票号按商家的要求，还采取了“讨保交付”和“面生讨保”的办法。凡商家要求票号必须保证其汇款不遗失时，票号即在其汇票上盖有“讨保交付”的戳记。此种汇款，交付时必须取得商保。“面生讨保”则是在取款人生疏的情况下才要保。

对于遗失的汇票，票号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办法。有些地方如在京师、保定，多为登报声明；在天津则报知商会局，并在海关边署、巡警总局、商务总会备案；在汉口、重庆则通知当地分号料理，并报告当地政府、商会总会，同时照会驻当地各国领事。

票号的保密制度保证了票号与顾客双方的利益。历史上未曾出现过款项被人冒领之事，因而保证了票号的社会信誉。也正因票号管理制度的严格，汇票在“见票三五日兑付”后便将“汇票即焚”，因此很难得有使用过的汇票能够保留下来让后人看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账簿制度

晋商创立票号之前，就创造了民间商业会计核算方法——龙门账。

这是一种将民间商业中的全部经济事项，按性质、渠道，划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分别设立账目核算的科学方法。所谓进，是指全部收入；缴，是指全部支出（包括销售商品进价和各种费用等支出）；存，是指资产并包括债权；该，也称欠，是指负债并包括业主投资。当时的民间商业，一般只在年度终了办理结算（即现在的决算），就是核实和整理一年的经营成果，以便向业主作交代。年结，就是通过“进”与“缴”的差额，同时也通过“存”与“该”的差额平行计算盈亏。如果“进”大于“缴”，就有盈利；否则，就有亏损。它应该与“存”、“该”的差额（即盈亏）相等。这四大类的相互关系，可用公式表示为：进-缴=存-该

每当办理结算时，便可运用上述会计公式来验算两方差额是否相等，并据以确定当年盈亏。相传傅山将这种双轨计算盈亏、并检查账目平衡关系的会计方法，形象地称为“合龙门”。“龙门账”也由此而得名。

龙门账可能是我国会计的开端，其“合龙门”至今仍是科学会计原理之一。山西票号创立之后，业务内容增多，为了加强账务管理，其账簿的设置更为复杂。据一位票号研究者的考察，山西票号的各类账簿，其数量多达16种，而且组织完备，登记详密，各有功用。主要有万金账（东伙开办时合同、股利分配等）、流水账（借贷、汇款、杂支、汇费、利息，与各庄来往汇款）、老账（就流水分类账）、浮记账（即活期存款）、汇兑账、存款账、放款账及各地往来总账、本埠往来总账等。

大德通票号的账簿，分为流水账、老账、现金账、浮记账四种。

流水账：各项交易，均须于此账内先加分录，然后过入老账，故可称为各种账目之原始账，如同银行簿记之日记账。而账内抬头之下分上下两方，上方记载收入，下方记载付出。

老账：即依流水账各个抬头，分别记载的一种账簿。该账包含全部财产变动的综合情况，因此据以可知财产状态及营业损益。此账名称虽多，但也不外入出老账与收取老账两种：入出老账专载营业上的损益，即银行的损益部分；收取老账，表示营业上对内对外的一切资产与负债，收即银行债务部分，取即银行资产部分，入出老账合计的余额，即等于收取老账的余额。如要清抄，入即新收，出即开除，而收取即是实在，其余额即银行的纯益金。

现金账：为核计库存而设，凡逐日出入现款，必须登记此账，其收付合计的余额，即本日库存之数。

浮记账：为省时间而设，因当年票号极盛时代，逐日交易，事务过繁，如往来存款一种，增加特多，如果逐宗记入流水，再由流水抄入老账，只有二三个司账员绝不能胜任，于是为提高工作效率，才设立这种账簿，将往来存款及同仁（即同行）暂记等项，不过流水，直接登入此账，待月终结算时，只将收取两方之合计数，一笔移转于流水账。

但上述账簿中，又可分为若干种，例如流水账下分为银流水宝账、钱流水宝账；此外还有万金账、钱来往宝账、银来往宝账、各铺来往账、外该借贷账、收借贷账、各路存户汇项账、汇银宝账、收出满加账、出入平色宝账、收贴费现利捐项银账、未到期票项宝账、外庄入本账、应支账、辛金衣资账等等，名目繁多。

山西票号复杂的账簿，是其特殊的管理方式以及当时经营环境的产物。例如，分号员工一切花销，几乎均由票号垫付，然后再予清结，这就需有专门账簿记录；再如，当时银两、制钱并行，而两者间兑换比率又不固定，同样需要备有专门账簿记录。此外，汇兑、放贷，名目不同，也需要分别记录。复杂的经营内容，必然需要严密的账务管理，而严密的账务管理，使各种交易自然处于一目了然的状态，也就为总号审核分号业务，从而控制整个票号，提供了基本条件。

酌盈济虚，抽疲转快

所谓酌盈济虚，抽疲转快，是指在总分号之间、各分号之间调度资金，增加放贷，扩大利润的做法，这是晋商货币资本经营中的重要办法。

山西票号各分号在营业中，经常会出现现金盈绌和行为疲快的矛盾现象：有的地方现金多余，银根松，利率低，款放不出去，资金闲置；而另一些地方则现金不足，银根吃紧，利率上升，无款可放，支付困难。这是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和经济运行频率不同而造成的。举例来说，在重庆地区由于官盐起运纳税的原因，每逢四、七、十月，市场交易最为旺盛，银根也因此最紧。而在北京市场，则每年春季交易最旺，银根最紧。此外，如生产茶叶，一般三四月份上市，棉花产地，一般八九月份收获，届时都会带动当地市场的繁荣，致使银根偏紧。所以，当甲地银根偏紧之时，乙地往往银根偏松。而这种观念，恰恰成为票号供以赢利的一个机会。

为了尽可能盈利，票号必须在各分号之间调度款项。否则，不仅不能放款生息，而且盈余地客户向短绌地汇款的业务也做不成。因为该地无现银可以付出。这时按时应当调动现银，但费用高昂，而且需费时等待。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的办法就是“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用现银多的地方的钱去接济短绌的地方。具体办法是通过异地顺汇和逆汇的办法，实现抽疲转快，平衡资金市场供求，扩展业务。如京师分庄盈，库伦分庄短，库伦可主动吸收向京师的汇款，在库伦收款，京师付出，此叫顺汇；也可以由库伦分庄先贷款给当地的商人，允在京取款购货，京师先付出，库伦后收进，叫逆汇。这样不仅平衡了两地现银盈绌，也多赚了贷款和汇款的业务收入。这种做法要求各分号间及时通报业务，互通信息，这是晋商发达的一个重要诀窍。

然而，各地出现盈绌，即使酌盈济虚，少量的现银调运还是不可免的。为了保证银两调运，山西商人自设镖局，武装押运。有的考证，镖局鼻祖乃山西神拳张黑五。不论张黑五是何时代人，但山西人设立的镖局最多确是事实，这是与商业运现分不开的。北京、张家口、蒙古三岔河多处有山西人经营的镖局。运现之外，晋商发展了汇兑，还有“克钱”、“拨兑”以及“谱拨银”、“城钱子”等多种信用工具和融资方法，发行了凭帖（本票）、兑帖（汇票）以及汇兑的其它形式如上帖、上票、壶瓶帖、期帖等等，这些商业票据和银行票据，实际上与货币无多大差别。可见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的发展，创造了多种信用流通工具，这些工具又反过来促进了金融贸易的繁荣和发展。清代中期，凡是山西商人活跃的地方，多数都出现了钱市。每日清早各钱商集聚在固定地区，进行货币与资金交易，并由钱业行会组织管理，操纵行市和汇水，这种钱市实际上具有了现代金融交易的某些特征。“酌盈济虚，抽疲转快”，致使资金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获得最大的收益。

（责编 岩春）